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思与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展主义是一种在二战以后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意识形态。它以经济增长为中心，认为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与政治发展的先决条件；它预设了工业化与民主化的先后发展顺序，认为随着经济增长和民主制度的巩固，所有社会矛盾与问题将迎刃而解。然而，发展主义向发展中国家作出的承诺，即便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东亚发展型国家也没有全部兑现。发展主义不但没有缓解第三世界国家日益扩大的贫穷与不平等，而且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伴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东亚发展型国家和地区这一昔日的成功典范被日益视为今天的问题根源，发展主义与发展型国家日益成为反思和批判的对象。
一、从自由发展主义、修正的发展主义到发展型国家
二战以后，伴随着一大批亚非拉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建立现代主权国家，“发展”与“现代化”成为世界的主题。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与现代化进程中，无论是作为学术研究的理论范式，还是作为行动实践的政策范式，“发展主义”成为一种主导性意识形态。
二战后早期的发展主义理论与实践主要来源于美国的自由发展主义理念。美国将自身视为现代性充分发展的典范，并在冷战背景下试图扮演一种弥赛亚主义角色，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灌输甚至强加美国式的发展模式与现代化道路，即经济、政治、社会均衡发展的自由发展主义路径。①自由发展主义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与政治发展的先决条件，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动力，工业化一旦启动，必然带来现代化和经济增长，而经济的持续增长“最终会带来社会和政治的积极变化、社会的更加富裕、中产阶级的壮大、民主化的实现”②。这种发展主义的首要特征和基本内涵是经济发展主义。与经济发展主义相应的是滥觞于启蒙运动的“进步主义”，“自进入工业时代以来，几代人一直把他们的信念和希望建立在无止境的进步这一伟大允诺的基石之上。他们期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征服自然界，让物质财富涌流，获得尽可能多的幸福和无拘无束的个人自由”③。在韦伯的现代化理论中，进步主义意识形态可进一步概括为“理性化”，在这一理性化进程中，随着人类科技知识的发达，人类可以实现对自然的控制、道德的进步以及财富的巨大增长，相应的理性化进程将导致传统的政治与社会组织形式转变为现代化的官僚制和民主制形式。④由此，发展与现代化被认为是必然的途径，任何反对或抵抗发展的行为不但是愚昧的而且是徒劳的；发展主义承诺了社会问题的一个总体性解决方案，所有发展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妥善解决，发展主义告诉我们贫困问题的解决完全就是一个技术问题。⑤
但是，20世纪5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实践，严重冲击了这种发展主义信念。自由发展主义远非一种普世性的现代化模版，它只是美国特殊政治历史和文化的产物。在此背景下，20世纪60年代有学者提出了“修正的发展主义”理论。亨廷顿指出，早期发展主义理论关于“政治发展”的假设认为，在工业化之后将出现一个民主化进程，但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或发展而言，秩序与稳定是更重要的因素，没有一个还算像样的政体，发展与现代化是不可能的，产生于美国独特政治文化的国家形式并不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与发展。⑥这种认识尤其适用于非洲新独立国家的政治现状，在那里，种族冲突、军事对抗、政权更迭等现象的日益激烈严重制约了它们的发展与现代化。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的冷战背景下，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挟裹之中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面对自由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两种工业化与发展模式的路径选择，它们更倾向于后者，但与其说倾向于后者，还不如说倾向于欧洲大陆的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模式，即认为一种积极的干预主义国家是发展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⑦基于这一现实，“修正的发展主义”理论应运而生。修正的发展主义并没有放弃早期发展主义的理论内核即经济发展主义，但是认为最低限度的国家建构与旨在匡正市场失灵的国家干预是第三世界国家实现发展与现代化目标的根本保障。
第三代发展主义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兴盛于80年代和90年代初。这种理论虽然坚持认为经济增长是发展与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但更强调第三世界国家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最低限度的国家建构与限于匡正市场失灵的国家干预已不足敷用。发展不仅要求国家匡正市场失灵，还要求国家积极干预生产投资甚至主导、驾驭市场，没有国家计划理性指导的市场经济或者遵循美国式自由市场政策，就造成贫困与不平等的不断扩大，并为发展与现代化付出过高的经济成本。⑧显然，第三代发展主义理论来自于对东亚经济奇迹的肯定以及对拉美现象的反思。与这种发展主义理论相对应的是一种被查默斯·约翰逊称为“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的现代化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既不同于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同于自由主义模式，是一种既尊重私有产权又遵循计划理性的资本主义模式：以工业化为目标，在持续发展的意愿下，由国家主导、驾驭甚至替代市场，基于国家精英的官僚理性之上的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和国家计划等。经济发展主义、国家合作主义、经济国家主义、权威主义国家构成了发展型国家的主要特征。实际上，在有关东亚成功经验的讨论中，始终存在着新自由主义与发展型国家两种理论范式的持续交锋，当前者将东亚经济奇迹归因于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力量之时，后者将它归功于国家有效的计划理性、市场指导和产业政策。如果说新自由主义解释范式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尚有一席之地，那么发展型国家解释范式则在80年代中后期逐渐成为主导性话语。
作为一种成功的发展模式与现代化道路，第三代发展主义理论与发展型国家范式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广受青睐和积极仿效的模式。而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以来，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风靡全球，其理论与政策范式成为国际组织在全球事务中实施政策规制的主导范式。在新自由主义以及实施其政策范式的国际机构看来，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不利于发展，国家的缺席也许会使经济取得更大的成功，尽管高度的国家干预确实是过去东亚经济成功的主要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干预应该无所不在，更不能以此为借口抵制自由化改革⑨，发展型国家应该尽快废除建立在国家、银行与商人的相互勾结以及受到严格管制的市场之上的经济体系，否则将无法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继续保持经济繁荣增长。⑩与此同时，“治理与善治”议程的兴起也给发展型国家带来了不断增长的政治民主化压力。“经济自由化”与“政治民主化”是发展型国家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一直承受着的巨大挑战。(11)而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导致了自由发展主义范式的复兴。由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民主化、去国家化、去规制化等构成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被认为是发展与现代化唯一正确的道路。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经济自由化”战略在尼加拉瓜、阿根廷、玻利维亚、津巴布韦、后社会主义国家、中东等国家和地区的失败与不良后果，最终证明新自由主义作为唯一正确答案是20世纪90年代一系列事件尤其是发展型国家危机招致的最糟糕、最危险的反动。(12)
沃勒斯坦指出，在华盛顿共识与发展型国家之后，在发展主义与全球化之后，人类社会陷入了未来是什么的思考困境之中。(13)作为昔日的成功经验、今天的问题根源，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发展型国家都是简单然而无用的做法，批判地检讨发展主义与发展型国家的得失或可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起点。
二、发展主义与发展型国家的得与失
“发展型国家”表征着一种不同于西方经验的发展模式，它表明发展与现代化的道路可以是多元的，并不是所有采取相似历史道路的国家都朝向相似的目的论目标。(14)与其主要特征相对应，发展型国家的积极效应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经济发展主义。这表现为经济增长是压倒一切的优先目标，国家扮演主导或驾驭市场的角色，致力于构建一个生产主义、精英主义的社会。在东亚国家和地区，“由发展、生产力和竞争力定义的经济发展，构成了国家优先考虑的目标”，它“通过对任何平等和社会福利不作出承诺，避免了目标冲突”(15)。同时，政府并非消极地支持市场力量这只看不见的手，而是积极地引导经济增长，尤其是通过自上而下的理性计划以及特殊的产业政策。(16)政府在驯服国内外市场力量并使之服从国家经济利益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府理性地、有意识地培养出某些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并通过这些产业带动全国经济快速发展。
(2)国家合作主义(紧密的政商合作)。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成就都依赖于官僚机构与企业之间的紧密合作，在这种关系中，企业家不承受单独追求企业短期经济效益的压力，因而有足够空间考虑国家长远利益。它们铸造了一个“共享发展”的契约，这个契约把商业、劳动力、消费者和政府联合在一个合作计划中，从而确保了发展战略的成功。(17)国家严密控制私人领域的经济活动，私人经济领域仅仅是作为国家经济社会政策的传导器而发挥作用。
(3)经济国家主义。这种“经济国家主义旨在通过国家计划实现合理化，它并不排斥市场，但强调市场的运转必须受国家计划的指导”(18)。它包括精干的官僚队伍、官僚机构的相对自主性、统治权和治理权相分离以及官僚理性等因素。这些因素使得发展型国家可以避免掠夺性行为和资源浪费，抵御近视利益和各种社会集团的寻租行为，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把自身与特殊利益相隔绝，发展和实施一种国家发展计划。(19)
(4)权威主义国家。国家与社会是垂直统治的关系，但通过正式与非正式组织的有机网络为中介，家庭和公民社会处于权威主义国家的严密控制之下。权威主义国家在与工人阶级或资产阶级等社会集团的关系中处于支配地位，从而可以按照国家长远发展目标制定出合理的发展战略并贯彻执行。(20)在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下，权威主义国家被认为是推动经济增长、维护社会稳定、实现“民族复兴”所必须付出的代价。(21)
总的来说，发展型国家的合法性来自于后发国家的两个普遍信念：首先，“一个巩固的权威主义框架是市场运行的必要前提”(22)；其次，“一个国家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越迟，需要国家干预来推动资本主义积累成功的要求就越强烈”(23)。发展型国家积极效应的充分发挥，造就了东亚经济奇迹，东亚模式的巨大魅力也使其可复制性的地域限制似乎一下子被彻底克服。然而，即便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发展型国家的弊端及其不良后果就已显现。
(1)经济发展主义导致经济与社会发展严重不平衡。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动力之源，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会逐步提高社会标准、实现政治民主，这是“(经济)发展主义”根深蒂固的教条。在这种意识形态的作用下，社会建设被要求服务于经济发展，社会政策屈从于经济政策，社会保险基于投资导向，为经济发展融资。社会保障或社会福利从未被发展型国家当成一种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事业，其福利模式是一种“生产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24)。在这种模式下，政府的社会投入保持着较低的水平，而且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不完善的。其结果是，东亚发展型国家和地区呈现出“高水平经济增长与低水平社会福利并存”的独特社会景观。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其社会支出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分别为27.96％和30.58％，远远少于其他发达国家的支出水平。(25)而作为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并称为第二代亚洲新兴工业国的泰国，在1986年到1996年的10年间年均GDP增长9.2％，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26)
(2)紧密的政商合作与经济国家主义导致了“国富民贫”或“帕尼林哈”现象。在发展型国家，紧密的政商合作与经济国家主义导致了官僚精英的结构性腐败以及政商勾结的垄断经济结构，大部分人民并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果实。在这种体制下，国家二次分配的主要部分都流向了高收入阶层，得益于社会福利计划的主要群体大部分是商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工资收入者。(27)贫穷、不平等与政商勾结的内在联系，同样可以从巴西的所谓“帕尼林哈”现象中发现。拉美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其原因既在于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更在于经济的低速增长，这种现象可以被称之为“低增长贫困”(28)。然而，巴西的贫穷与不平等可能更在于“帕尼林哈”的存在。所谓“帕尼林哈”实际上是指称一种垄断者的联盟，发展成果被帕尼林哈利益集团完全左右，而社会的大多数人并未受益，从而造成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即所谓的“拉美陷阱”(29)。这表明，任何国家，无论其经济增长速度如何，只要存在着垄断利益集团，那么，社会公平就是不可实现的。
(3)权威主义国家严重阻碍了政治发展。国家主义与权威主义政体尽管有效地保障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也有效地动员起民族大众对国家发展战略的支持，但除个别国家(如日本)外，大部分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却历尽坎坷。卡罗瑟斯指出，资本主义首先需要的不是民主，而是稳定和秩序，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如果国家建构的第一阶段是建立强大的国家政权，那么第二阶段则是建设一个民主国家。显然，权威政体在第一阶段能够鼎定乾坤，却很不适合于第二阶段的任务。(30)强大的权威政体也逐渐成为进一步获得经济增长和推动民主建设的主要障碍，民主制度的缺位“为官僚的腐败提供了更多的滋生空间……一个行政权力不受民主监控的体制蕴含着各种危险”(31)。可以说，民主制度的缺位正是出现垄断利益集团的原因之一，而垄断利益集团的存在又正是社会不平等持续扩大的原因之一。
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发展型国家的经济成功形象瞬间坍塌。新自由主义者指责发展型国家过度的政府干预、金融部门自由化不足是危机的根源所在。相反，发展型国家的支持者们却认为，危机的真正根源正是金融部门的过度自由化和去规制化。事实上，亚洲金融危机，既有在缺少良好监管和规制的前提下，追求快速的金融自由化和资本项目开放的问题，也有刚性的汇率制度、广泛的道德危机以及合作管理和金融交易缺乏透明度的问题。(32)然而，即便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发展型国家范式也不是后发国家唯一的成功典范。20世纪90年代智利的经济成功表明，同样是奉行发展主义战略，并不一定要求类似于发展型国家的高度计划理性和市场管制才能获得经济增长。智利奉行贸易自由化的出口导向增长战略，国家干预则遵循市场导向的调节机制，生产投资的动力主要来自于私人企业的利润追求，而类似于卡特尔的工业行会组织不但能够起到匡正市场失灵的作用，还能有效平衡私人竞争、充当总资本家的角色，甚至能够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智利的经验表明，当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都是不可避免的时候，关键不在于自由化与国家干预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在于如何在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基础作用的同时，寻求国家最恰当的干预政策。(33)
可见，在后发国家，要实现经济、社会与政治的协调发展，必须认识到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国家建构与民主化之间固有的张力，并在此基础上动态地修正、重塑彼此的关系。
三、超越新自由主义与发展型国家
检讨发展型国家的得与失，我们并没有得出新自由主义的结论。事实上，在“9·11事件”后，全球性的恐怖主义活动引发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政府纷纷调整内外政策，对外加强国土安全，对内则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力，国家权力甚至侵入到过去被认为是纯粹私人的许多领域。作为一种理论反映，重新思考国家、国家建构在发展与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成为重要议题。曾因提出“历史的终结”而名噪一时的自由主义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其2004年的新著《国家构建》中开始提倡建构强有力的国家，指出“国家构建是当今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命题之一，因为软弱无能国家或失败国家已成为当今世界许多严重问题(从贫困、艾滋病、毒品到恐怖主义)的根源”(34)。“国家建构”日益被视为后发国家实现经济增长与政治民主的关键前提，这尤其体现于“民主顺序说”之中。
“民主顺序说”是一些论者基于非洲国家的民主化和现代化进程而提出的。在这些论者看来，非洲的失败经验表明，国家建构是一个首要问题。不首先巩固政权，就难以巩固民主和实现经济增长，甚至最初步的现代工业化。(35)与此同时，他们肯定了东亚“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马克·拉维纳指出，国家建构首先指建立一个政治秩序，二战以后在美国占领下的日本并没有被完全废除权威政体，宪政建构也没有依据美国模式，存在着长期的一党执政(自民党)，这些都有利于政治秩序的巩固，这样的权威政体很快实现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复苏，并最终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民主转型。(36)基于上述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民主顺序说”得以提出。马尔库斯·考克斯认为，宪政鼓励所有政党政治参与，而这可能为创建一个有能力在其领土范围内有效行使职能的国家制造障碍。在社会冲突严重的波黑，民主宪政转型不但激化了社会冲突，导致政局动荡并严重削弱了国家，而且刺激了民族主义分裂运动。这导致国家既不能实现快速经济增长，又不能巩固公共权威，反过来更不利于最终的民主宪政目标。因此，国家建构要优先于经济增长和民主宪政建构。(37)
就经济增长而言，通过国家建构建立起一个强国家是前提。因为“即使是缩小公共所有权范围的新自由主义目标(私有化、市场化)，强大的国家(依据能力)也比弱小的国家执行得更有效”(38)。国家的自主性是强国家的首要特征，也是保证国家能力的关键前提。由于国家缺乏自主性，很多后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俄罗斯在转型中演变成“俘获型政府”，经济政策制定常常服从于经济寡头的利益。(39)就民主建设而言，没有完成国家建构、确立起一个稳固的国家政权就草率推动民主化政治转型，这既不合时宜，又反过来影响到民主政治的稳固和完善。在所谓“第三波”民主化进程中的许多国家，最后都重新遭遇了国家建构问题。(40)实际上，无论是“国家建构论”还是“民主顺序说”，都是从另一面对“发展型国家”成功经验的某种重新肯定。这也可从发展型国家理论家罗纳德·赫林对所谓“印度失败的发展型国家”的批判中得到佐证：在印度，过于发达的民主政治成为经济发展的束缚，而且国家与资本之间尽管相对但却没有能力使其就范，因此，发展型国家即使不是增长的必要条件，它也可能是一个充分条件。(41)
印度与俄罗斯的经验教训，意味着无论是“俘获型政府”还是国家无力克制资本，都不能实现经济增长与民主发展，因此建立一个强国家是必要前提。但必须指出的是，强国家不等于权威主义国家，强调国家建构不等于复制一个发展型国家。
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种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超越发展型国家”声音逐渐兴起。它首先肯定国家主义在战后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奇迹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同时指出这种角色迫切需要修正。国家替代市场、国家主导市场的模式已被证明存在严重缺陷，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接受新自由主义式的市场观和国家观，更不意味着极端地强调去国家化、去规制化。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国家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一个主要机制，仍然需要发挥关键性作用；而相比于过去的强政府干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必须得到保证。超越发展型国家，也就是要重塑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相应地，发展型国家必须转变对待公民社会的态度，推动并激发社会，将自组织和公民直接参与当作目标，实现分权和民主化。唯有分权才能激活经济竞争力，唯有民主化才能防止腐败和政商勾结。同时，发展型国家的分权和民主化进程，也不意味着它应当变成一种没有能力的国家，而是意味着一种权力转型，它原来的权威主义权力被削弱，但国家的“基本能力”，即“国家通过社会中的商议和合作进程来渗透社会，组织社会关系和实施政策的能力”(42)却必须得到增强。
就社会建设而言，东亚国家和地区也逐渐从选择主义、生产主义的福利模式转向建立普遍主义的社会福利体制。在强化社会职能的过程中，东亚政府普遍加大了社会福利制度法制规范的建设，逐渐从自助(储蓄)和传统的家庭支助以及由大型企业和公私合营机构提供有限的住房、医疗、职业福利等，转向政府提供广覆盖和高水平的制度化社会保障。(43)然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发展型国家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或重建的最终出路，不在于选择普遍主义还是选择主义，而在于选择发展主义还是其他战略；社会保障体制对于解决贫困与不平等问题的作用非常有限，发展主义正是其根源。(44)
必须指出，反思发展主义意识形态还需要树立和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二战以后，任何一种版本的发展主义理论，任何一种现代化与工业化模式，无论是成功的范式还是失败的例子，都没有认识到后发国家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变进程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为一个隐喻，发展主义意味着尽可能的“开发资源，获得利润”(45)。澳大利亚就是因奉行发展主义造成生态严重破坏而受到诸多批评的国家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发展主义的作用下，澳大利亚政府在西部的小麦带制定了各种国家计划，以开发土地资源、提高土壤生产力。而由于集中于小麦产业并过度开发和灌溉土地，导致该地区其他种植业大量荒废，自然植被逐渐破坏，土地日益盐碱化。由于显见的经济增长，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主义与国家主导产业政策的诸多弊端，短期的经济利益付出的是环境的破坏与发展的不可持续等巨大的代价。(46)这种情形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更为严重。
注释：
①Thomas A.McCarthy,"From Modernism to Messianism:Liberal Developmentalism and American Exceptionalism",in Constellations,No.1,2007,pp.3-4.
②霍华德·威亚尔达：《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5页。
③弗罗姆：《占有还是生存》，三联书店，1989年，第3页。
④Dani W.Nabudere,"Beyond Modernaization and Development,or Why the Poor Reject Development",in Geografiska Annaler,No.4,1 997,pp.204-205.
⑤William Easterly,"The Ideology of Development",in Foreign Policy,Jul/Aug 2007,p.32.
⑥Samuel P.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
⑦Dani W.Nabudere,"Beyond Modernaization and Development,or Why the Poor Reject Development",in Geografiska Annaler,No.4,1997,p.209.
⑧Marcus Kurtz,"State Developmentalism Without a Developmental State:The Public Foundations of the 'Free Market Miracle' in Chile",in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No.2,2001,p.2.
⑨J.M.Page,"The East Asian Miracle:an Introduction",in World Development,No.22,1994,p.624.
⑩Chris Dixon,"The Developmental Implications of the Pacific Asian Crises:the Thai Experience",in Third World Quarterly,No.2,1999,p.440.
(11)Jude Howell,"Reflections on the Chinese State",in Development and Change,No.2,2006.
(12)William Easterly,"The Ideology of Development",in Foreign Policy,Jul/Aug 2007,p.31.
(13)Immanuel Wallerstein,"After Developmentalism and Globalization,What?",in Social Forces,No.3,2005.
(14)T.J.Pempel,"The Developmental Regime in a Changing World Economy",in Meredith Woo-Cumings edited.The Developmental State:East Asia's Political Economies Reconsidered.Ithaca and London:Comell University Press,1999,pp.141-142.
(15)Ziya Ohis,"The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in Comparative Politics,October 1991,p.lll.
(16)Bob Jessop,"Beyond Developmental States:A Regulationist and State-Theoretical Analysis",in Richard Boyd and Tak-Wing Ngo (eds),in Asian States:Beyond the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London:Routledge,2005.
(17)Sherry Gray,"The Developmental State as (Non)Replicable Model",in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No.2,1997,p.298.
(18)Yongnian Zheng,Globalization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134.
(19)Vivek Chibber,"Bureaucratic Rationality an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No.4,2002,pp.951-955.以及Steve Chan,Cai Clark,and Danny Lam (eds.),Beyon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East Asia's Political Economies Reconsidered,Macmillan Press,1998,p.2.
(20)梁志明编：《东亚的历史巨变与重新崛起：东亚现代化进程研究》，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0页。
(21)Bob Jessop and Sum Ngai-Ling,Beyond the Regulation Approach,Cheltenham:Edward Elgar,2006,Chapt.6.
(22)Peter B.Evans,"Predatory,Developmental,and Other Apparatuses:A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on the Third World State",in Sociological Forum,Special Issue:Comparative National Development:Theory and Facts for the 1990s,No.4,1989,p.567.
(23)Bob Jessop,"Beyond Developmental States:A Regulationist and State-Theoretical Analysis",in Richard Bcyd and Tak-Wing Ngc (eds),Asian States:Beyond the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London:Routledge,2005,p.26.
(24)D.Holliday,"Prcductivist Welfare Capitalism:Social Policy in East Asia",in Political Studies,No.48,2000,pp.706-723.
(25)Aurel Croissant,“Changing Welfare Regime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Crisis,Change and Challenge”,in Soci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No.5,2004,p.508.
(26)Chris Dixon,"The Developmental Implications of the Pacific Asian Crises:the Thai Experience",in Third World Quarterly No.2,1999.
(27)Huck-ju Kwon,"Advocacy Coali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Welfare in Korea after the Economic Crisis",in Policy & Politics,No.1,2002,p.72.
(28)郑秉文：《拉美的“增长性贫困”与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载《中国劳动保障》2007年第7期。
(29)参看陈晓律：《警惕发展过程中的“帕尼林哈”现象》，《解放日报》2007年10月13日。
(30)Thomas Carothers,The "Sequencing" Fallacy,in Journal of Democracy,No.1，2007,pp.12-27.
(31)奥勒·诺格德：《经济制度与民主改革：原苏东国家的转型比较分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222页。
(32)Riordan Roett and Russell Crandall,"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Contagion,and Institutions:New Realities in Latin America and Asia",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No.3,1999,pp.271-283.
(33)Marcus Kurtz,"State Developmentalism Without a Developmental State:The Public Foundations of the 'Free Market Miracle' in Chile",in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No.2,2001.
(34)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页。
(35)Constance G Anthony,"Africa's Refugee Crisis:State Building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No.3,1991,pp.574-591.
(36)Mark Ravina,"State-Building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Early-modern Japan",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No.4,1995,pp.997-1022.
(37)Marcus Cox,State building and Post-Conflict Reconstruction:Lessons from Bosnia,http://www.reliefweb.int/library/documents/2001/bih_casin_31jan.pdf
(38)Juan J.Linz and Alfred Stepan,Problem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in Southern Europe,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p.13.
(39)赫尔曼、考夫曼：《解决转轨国家中的政府俘获问题》，载《比较》2003年第5期。
(40)Thomas Carothers,"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in Journal of Democracy,No.1，2002,pp.5-21.
(41)罗纳德·赫林：《嵌入式特殊主义：印度失败的发展型国家》，载禹贞恩编：《发展型国家》，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第383页。
(42)Ziya Onis,"The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in Comparative Politics,No.1,1991,pp.109-126.
(43)Huck-ju Kwon,"Globalization,Unemployment and Policy Response in Korea,Repositioning the State?",in Global Social Policy,No.2,2001.
(44)Sang Kyun Kim and Soo-Wan Kim,"Developmentalism in Korea:A Useful Tool for Explaining the Role of Social Security in the Reduction of Poverty and Inequality",in Asian Social Work and Policy Review,No.2,2008.
(45)Immanuel Wallerstein,"After Developmentalism and Globalization,What?",in Social Forces,No.3,2005.
(46)Quentin Beresford,"Developmentalism and its Environmental Legacy:The Western Australia Wheatbelt,1900-1990s",in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No.3.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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