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局势转圜下的安倍对朝政策与日朝对话前景
徐万胜 吕春燕
[内容提要 ]冷战后日朝两国的政府间对话主要围绕着邦交正常化、历史清算、朝鲜核导问题、“绑架问题”等政策议题展开。安倍晋三2012年执政以来，对朝政策日趋强硬，甚至不惜采取拒绝对话、以压促变的政策立场。但在2018年半岛局势急速转圜的情况下，安倍政府主张“压力先行”的对朝政策陷入困境，导致日本几乎完全被排除在有关各方为实现半岛无核化的对话与合作进程之外。安倍政府不得不转而谋求实现日朝对话并采取了国际协调等政策调整举措。安倍政府实现日朝首脑会晤的前景预期是存在的，但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对话来改善日朝关系，则受到多重因素制约，并将对半岛地缘政治产生复杂影响。
[关 键 词 ]安倍政府 对朝政策 日朝对话 绑架问题 朝鲜核导问题
日本与朝鲜是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邻国，日本政府的对朝政策是影响日朝关系及半岛局势发展的重要因素。自2012年12月执政以来，在朝鲜核导问题发酵以及半岛局势紧张的背景下，日本安倍晋三政府的对朝政策更加趋于强硬，主张“压力先行”，采取了各种对朝制裁措施，从而导致日朝间开展对话的可行性不复存在。然而，随着2018年朝鲜与中国、韩国及美国之间系列首脑会晤的渐次展开，安倍政府的对朝政策在半岛局势转圜下陷入困境，不得不进行政策调整加以因应。可以说，半岛局势转圜为日朝关系改善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作为对话的象征，安倍政府致力于早日实现日朝首脑会晤，但能否就此改善双边关系并有助于半岛局势的缓和进程，尚存有诸多变数。
一、日朝对话的演变脉络及其政策议题
冷战时期，分属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日本与朝鲜处于敌对状态，两国间不存在外交关系，政治外交接触几乎是空白。
总之，小学语文教学应特别注重语言文字运用的训练。在我们的语文教学中，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对当前语言文字运用的误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更为扎实的方式进行语言文字运用的训练。
冷战终结一度为日朝关系的改善带来转机，始于1990年的日朝邦交正常化谈判，成为日朝对话的发端。1990年11月至12月，日朝两国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了三次邦交正常化谈判的预备性会议，确定了邦交正常化的基本议题。从1991年1月至1992年11月，日朝双方共进行了八轮邦交正常化谈判，但在历史清算、核检查等议题上矛盾重重，未能达成任何协议。有研究指出，“本来20世纪90年代初是改善日朝关系的绝好时期”，“实现邦交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日本政府高层由于缺乏长远战略，错过了一次改善日朝关系的绝好机会”。[注] 丁英顺：《战后日韩、日朝关系》，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102、103页。
由于1993年至1994年间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作为美国遏制朝鲜的关键一环，日本随之中断了与朝鲜的邦交正常化谈判。此后为了重启谈判，日本联合执政三党代表团于1995年3月和1997年11月两度访问朝鲜，并发表了意向性联合声明。然而，1998年8月朝鲜试射一枚飞越日本海上空的“人造卫星”(日方认为是“大浦洞”导弹)，日本再次采取了中断邦交正常化谈判等对朝制裁措施。
2018年，以朝鲜派代表团赴韩参加平昌冬奥会为发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相继与中韩美三国实现了首脑会晤。其中，2018年4月27日，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板门店韩方一侧的“和平之家”举行会晤，双方共同签署了《关于实现半岛和平、繁荣及统一的板门店宣言》(简称《板门店宣言》)。6月12日，金正恩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加坡举行会晤，并签署了联合声明。9月19日，金正恩与来访的文在寅共同签署了《9月平壤共同宣言》，双方就早日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加强南北交流与合作、努力把朝鲜半岛建成永久和平地带等达成一致。在半岛局势急速转圜下，安倍政府主张“压力先行”的对朝政策陷入困境，日本被“孤立”于半岛局势缓和进程之外。
在小泉纯一郎内阁执政期间，日朝关系的发展虽曾取得一定进展，但邦交正常化谈判仍难以实现突破。2002年9月17日，小泉首相实现了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与朝鲜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举行会谈并发表《日朝平壤宣言》，主要内容包括：双方决定恢复邦交正常化谈判；日本对殖民统治表示深刻反省和真诚道歉；日本承诺将向朝鲜提供经济援助；两国将相互放弃对战前存在的国家和个人财产请求权；两国确认将遵守有关朝核问题的国际协议；朝鲜表示将冻结导弹发射的期限延长到2003年以后，等等。关于日本国内最为关注的“绑架问题”，朝方正式承认绑架日本人事件为朝鲜军方所为，并向日本通报了具体情况。同年10月，日朝两国在吉隆坡举行第12轮邦交正常化谈判，主要就“绑架问题”与核问题进行了磋商。2004年5月22日，小泉首相再次访问朝鲜并举行首脑会谈，日方承诺向朝鲜提供援助，以换取先期返日的五名被绑架日本人家属也返回日本。2006年2月，日朝两国在北京举行第13轮邦交正常化谈判，但依旧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此后，邦交正常化谈判被无限期搁浅，日朝两国政府间对话也时断时续，以“断”为主，且对话议题主要集中于“绑架问题”。其中，2008年8月，日朝两国在沈阳举行政府间对话，双方达成有关对“绑架问题”重新实施调查的协议，但其后朝鲜又暂缓了“绑架问题”调查委员会的建立。2012年8月和11月，日朝两国又分别举行了处级官员和司局级官员的政府间对话。
2012年12月上台的安倍晋三内阁致力于在任期内解决“绑架问题”，起初曾摸索开展日朝对话。2013年2月，日本外相岸田文雄称：“在对付朝鲜时需要既展开对话，又施加压力。”[注] 《日本称要对朝施压对话并重》，搜狐网，http://news.sohu.com/20130301/n367494100.shtml[2018-07-29]。 4月，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宣布，朝鲜如果要与日本展开对话，前提条件是必须停止发射导弹，并启动无核化计划。[注] 参见《日本提出与朝对话条件 停止发射导弹启动无核化》，中国新闻网，http://www. chinanews.com/gj/2013/04-15/4730916.shtml[2018-08-01]。 5月，内阁官房参事饭岛勋出访朝鲜，向朝鲜政府高层介绍了安倍政府有关解决“绑架问题”、朝鲜核导问题等的政策方针。2014年3月，在中断一年零四个月后，日朝两国在北京举行政府间对话，双方就“绑架问题”、日本对朝经济制裁等议题展开磋商。同年5月，日朝两国在斯德哥尔摩就政府间对话的指导性原则达成协议，朝鲜承诺对在朝的日本人进行一次全方位的再调查，以此换取日本减轻对朝单边制裁。但是，2015年4月，为了抗议日本搜查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简称“朝总联”)及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提及“绑架问题”，朝鲜决定停止有关“绑架问题”的再调查，并解散了负责调查的特别委员会。
在朝鲜于2016年1月和9月连续进行第四次、第五次核试验之后，安倍政府不断扩大对朝制裁范围，更加倾向于对朝施加“压力”，日朝两国政府间对话完全陷入停滞。与以往不同，在日朝对话完全陷入停滞的情况下，安倍政府反而更加强硬地主张较之于朝鲜核导问题，应优先解决“绑架问题”。例如，同年4月9日，安倍首相在国民集会上发表演讲，称解决“绑架问题”是本届政府最为重要的议题，把应对这一问题作为优先事项。[注] 首相官邸「最終決戦は続いている 制裁と国際連携で全員救出実現を！国民大集会」、 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actions/201604/09rachi.html[2018-12-15]。 同年12月2日，安倍首相又发表讲话，认为绑架人质事件是安倍政府面临的最重要议题，日本最优解决这一问题的立场不会改变，从而导致日朝对话进程不同步于半岛局势缓和进程。[注] 首相官邸「拉致問題に関する四大臣会合」、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actions/201612/02kaigo.html[2018-08-17]。
目标诉求之二，安倍政府力图对朝自主外交并防止“被美抛弃”。如前所述，2018年，安倍政府的对朝政策在凸显日本严重依赖美国的基础上却难掩日美协调裂痕，因此，日本国内对美国特朗普政权的同盟政策是担忧且持有异议的。例如，日本防卫大学教授神谷万丈表示：“在这样一位总统治下，美国在亚洲的那些盟国，包括日美同盟在内，不得不担忧自己将被如何对待”，“日本一方面要为有能力应对东北亚国际格局变革强化日美同盟，另一方面也需要对特朗普可能在日美同盟政策上突然变脸做好‘B计划’，在外交和安全战略上提早准备”。[注] 神谷万丈「トランプ氏の同盟政策を憂う」、『産経新聞』2018年7月12日。
迄今为止，在日朝对话演变脉络中，两国政府主要围绕着邦交正常化、历史清算、朝鲜核导问题、“绑架问题”等进行磋商。日朝对话的政策议题具有综合性、复杂性，其进程不仅受到来自两国国内因素的影响，更是受到国际环境特别是美国对朝政策的制约。例如，在日美同盟框架下，“冷战后的日朝邦交正常化不是单单以日本的国家利益为依据”，“而美国的利益需求是将日朝邦交正常化谈判作为美国与朝鲜沟通的第二渠道和解决朝核问题的一种外交工具，在核问题上从外交领域向朝鲜施加压力”。[注] 徐万胜等：《冷战后的日美同盟与中国周边安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02、103页。
【文化说明】人发怒、尴尬时脸涨得通红，和turkey的红色有可比性，由此该习语转喻“（因发怒、尴尬等）满脸通红”。
二、半岛局势转圜下的安倍对朝政策困境
后经一系列外交努力，2000年4月至10月，日朝双方又进行三轮邦交正常化谈判，但在历史清算、朝鲜核武器开发与导弹试射、“绑架问题”[注] “绑架问题”系指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朝鲜特工人员绑架日本人到朝鲜的遗留问题。在2002年小泉首相访问平壤之际，朝鲜正式承认绑架13名日本人，表示“遗憾”并送回5名遭绑架者及其子女、交回8名已故遭绑架者的遗骨和遗物。日本则认定朝方没有提交8名日本人命运的确切证据，并认为共有17名日本人遭绑架。 等议题上意见对立，依旧未能达成协议。
(一)安倍政府“强硬”的对朝政策滞后于半岛局势缓和进程
目标诉求之一，安倍政府力图推动“绑架问题”并提升执政业绩。与朝鲜核导问题相比，“绑架问题”是日本社会最为关注的议题，也是安倍政府对朝政策的首要议题，关乎安倍政府的执政威望和民意基础。
(二)安倍政府的对朝政策协调难以掩盖日美分歧
安倍内阁的对朝政策，一贯注重在同盟框架下保持日美间政策协调。事实上，从2017年底开始，美国特朗普政府内部就已开始探讨不设前提条件的与朝对话。此后，在半岛局势缓和进程中，日美两国政府虽然尽力保持协调以求“一致对外”，但仍难以掩盖彼此间的政策分歧。例如，对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018年4月20日正式宣布朝鲜不再进行任何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废弃朝鲜北部核试验场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发文称，“这对朝鲜和世界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期待我们的峰会”，而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却表示，日本对朝鲜停止核试验和洲际导弹发射的承诺并不满意，认为现阶段并非缓解压力的时机，主张日本继续对朝鲜施加最大压力。[注] 「小野寺防衛相『北朝鮮への圧力、緩める時期でない』」、http://www.asahi.com/articles/ASL4P2GL7L4PUTFK005.html[2018-12-20]。
在美韩首脑会晤后，基于暂停美韩联合军演的前景预估，2018年6月14日，日本防卫相小野寺五典在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通电话时，对于特朗普总统暗示未来有可能压缩或撤出驻韩美军一事表示担忧，强调“驻韩美军在东亚的安全保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马蒂斯则表示“没有考虑压缩规模等”。[注] 「在韓米軍、縮小検討せず=米国防長官が小野寺防衛相に」、http://www.news.infoseek.co.jp/topics/180614jijix137/[2018-12-20]。
如今，这般忧伤的感觉总是挥之不去，萦萦绕绕在停尸间惨白的天花板上方，病房的呻吟声中，急诊大厅川流不息的人群里像秃鹰一般机敏狡黠地盘旋。
另外，日美两国在联合国组织内的对朝政策协调也存有分歧。例如，针对2018年11月1日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通过的由日本主导的废除核武器决议，日美两国意见对立，特朗普总统曾在表决前要求日本删除“强烈敦促朝鲜签署及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这一措辞。这反映出自身不支持批准条约的特朗普政府对CTBT所持的怀疑态度。但日本基于对朝核问题重大性的考虑，拒绝了美方的要求。[注] 参见《美不要求朝鲜签署CTBT 日美对核试验态度不一》，共同网，https://china. kyodonews. net/news/2018/11/7626658fb8fc-ctbt-.html?phrase=%E6%9C%9D%E9%B2%9C&words=%E6%9C%9D%E9%B2%9C[2018-11-13]。
(三)安倍政府的对朝政策路径严重依赖美韩
经济上，为呼应美朝首脑会晤所取得的成果，2018年6月13日，日本政府即宣布愿意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承担朝鲜无核化进程的部分初期费用。6月16日，安倍首相在读卖电视台节目中表示：日本为了朝鲜完全无核化，除了拟对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费提供支持外，也将探讨承担相关费用，有可能设立相关国家通过出资等合作形式的国际性框架。他就日本的资金协助指出：“我们将因无核化而获益，必须考虑到这一点。[注] 「非核化で首相『日本が費用負担するのは当然』」、https://www.yomiuri.co.jp/feature/TO000301/20180616-OYT1T50046.html[2018-12-22]。 ”
诗人向远处山顶跋涉途中，曾经响彻谷底的歌声已鸦雀无声，由此催生出诗人意欲把少女歌声留存心中的愿望。笔者在前文关于视听对抗的论述中把“我把歌曲还记在心上”作为诗人不自觉地充当歌声繁殖载体的表征，但由于语境的转换，诗人的侧重点从繁殖歌声的状态转为所繁殖的歌声本身。诗人的举措似乎有意在心中延续盖尔语声音及其所代表的凯尔特文明。这个看似合乎常理的情节却逃避了一个重要问题：对盖尔语不甚了解的诗人又该用何种语言或方式为少女代言？如果把该问题放置在后殖民视域下就会发现文本的话语指涉。
对美依赖的另一表现，就是安倍政府的对朝政策只能“随波逐流”般追随美国特朗普政府。2018年5月，在有关美朝首脑会晤的决策过程中，不论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公开信的方式宣布取消会晤，还是很快又决定举行会晤，安倍首相均只能表示支持。9月25日，安倍首相在与文在寅总统的会谈中被告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此前的韩朝首脑会谈中表示“愿意在恰当的时候与日本对话，探索改善关系”。而安倍在韩朝首脑会谈前曾拜托文在寅将解决“绑架问题”的重要性及自己对日朝关系的想法转告给金正恩。[注] 参见《韩总统告知安倍称金正恩表示“愿与日本对话”》，共同网，https://china. kyodonews. net/news/2018/09/8481d7271d45.html?phrase=%E6%97%A5%E6%9C%9D&words=%E6%97%A5，%E6%9C%9D[2018-09-30]。
据介绍，近三年瓮福农资公司将瓮福新品成功推广至神州大地，“DAP+”、磷酸二氢钾、聚磷酸铵等新型肥料在江苏、新疆、内蒙古等15个省（自治区），针对小麦、棉花、马铃薯、葵花、苹果等30多种作物开展了试验示范，试验总面积上万亩。秉着认真科学的态度，每个试验示范均进行了全过程跟踪。测产结果显示，瓮福新品在作物上的表现都超出预期，在广大农民朋友心目中建立了一流的口碑，同时也更加坚定了广大合作伙伴与瓮福一起做新品的信心。
(四)安倍政府的对朝政策诉求无法得到充分体现
在2018年半岛局势缓和进程中，安倍政府虽在各种场合反复提及日本的政策诉求，但因被排斥在首脑会晤之外而无法得到充分体现。例如，安倍政府始终主张朝鲜应以“完全且可验证、不可逆的方式”弃核，但无论是在韩朝《板门店宣言》、还是美朝联合声明中，有关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的表述只有“完全无核化”。此外，尽管韩美两国都在与朝鲜的首脑会晤中代为提及了“绑架问题”，但朝鲜政府在美朝首脑会晤后仍然坚持“问题已经解决”的固有立场，看不出丝毫变动迹象。并且，尽管安倍政府的对朝政策诉求得到了盟友美国支持，但日美两国在对朝关系的各项议题上都存在优先度的不同或态度上的“温差”。因此，美国是否会全力协助日本实现其利益诉求，尚难预料。例如，美国不可能将“绑架问题”排在最优先顺序而置半岛无核化目标于次要位置。
考核共分3组，以在辣椒中分别添加敌敌畏等7种农药为样品(表1)，对样品进行盲样检测考核，并设置空白对照。检测按NY/T 761-2008 《蔬菜和水果中有机磷、有机氯、拟除虫菊酯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多残留的测定》中的方法进行。每组精确称取2份辣椒样品并进行编号，每份25.00克。利用安捷伦7890B气相色谱仪对有机磷农药中的敌敌畏、氧化乐果、甲基对硫磷共3种参数和用6890N气相色谱仪对有机氯农药中的乙烯菌核利、联苯菊酯、氯氰菊酯、氰戊菊酯共4种参数进行检测。
上述种种，导致安倍政府在半岛局势缓和进程中发挥作用的空间狭窄，影响有限，日本几乎完全被排除在有关各方为实现半岛无核化的对话与合作进程之外。
三、安倍对朝政策的调整举措与目标诉求
在美韩首脑会晤之后，安倍政府在多领域采取了对朝“示好”举措，以适应形势变化并释放其对朝政策调整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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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朝首脑会晤之后，安倍首相多次表示他本人要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主张开展日朝对话。其中，在美朝首脑会晤刚刚结束的2018年6月12日晚，安倍首相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电话会谈之后，表示“得到特朗普强有力的支持，日本决心与朝鲜直接面对面解决(绑架问题)”，明确了日本改走对话路线的方针。[注] 「米朝首脳会談 安倍首相、日米首脳電話会談後の発言詳報『北朝鮮が完全な半島非核化を確約した意義は大きい』」、https://www.iza.ne.jp/kiji/politics/news/180612/plt18061223170046-n1.html[2018-12-21]。 6月18日，安倍首相在参议院决算委员会的会议上表示：“日朝关系也要重新开始，我要迈出打破有关绑架问题互不信任局面的这一步”，“最终我一定要与金委员长面对面举行日朝首脑会晤”，正在慎重考虑举行会晤的时机。[注] 「安倍晋三首相『最後は私が金委員長と向き合う』拉致問題解決 日朝首脳会談に意欲」、https://www.iza.ne.jp/kiji/politics/news/180618/plt18061815070011-n1.html?utm_source=yahoo%20news% 20feed&utm_medium=referral&utm_campaign=related_link[2018-12-23]。 8月12日，安倍首相在演讲中再度表示：“在美朝首脑会晤中特朗普总统已将我的想法明确传递给了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但最后我本人要与金正恩委员长面对面，我国必须自主地解决问题。”[注] 「長州『正論』懇話会設立5周年記念 安倍首相講演(3)『拉致問題は私自身が金正恩氏と直接向き合い、わが国が主体的に解決』」、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180813-00000554-san-pol[2018-12-15]。
为谋求改善日朝关系以及早日实现包括首脑会晤在内的政府间对话，安倍政府正在通过采取各项措施来调整其对朝政策。
(一)安倍政府采取对朝“示好”举措
半岛局势转圜特别是美朝首脑会晤的实现，迫使安倍政府不得不调整其对朝政策，谋求转向日朝对话的政策轨道。
在日朝政府间对话陷入停滞的情况下，高度关注半岛缓和进程的安倍政府，不得不严重依赖美韩两国的外交路径来表达日本的利益诉求，削弱了日本对朝政策的自主性。由于未能确保与朝鲜的官方对话渠道畅通，安倍政府唯有在一系列的首脑会晤及电话会谈中反复向美韩两国提及日本的主张，希望对方代为向朝鲜转达，并依赖美韩两国政府反馈相关信息。例如，在实现韩朝首脑会晤后的2018年4月29日，韩国总统文在寅与安倍首相举行电话会谈，称其向朝方提及了“绑架问题”，安倍则表示感谢。在同年4月17日与6月7日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中，安倍首相也多次向特朗普总统提及“绑架问题”等日朝关系议题，期望美方予以协助。5月，“绑架问题”担当大臣加藤胜信还专门前往美国，请求美方予以协助。
军事上，自2018年6月29日起，日本政府降低了自卫队对朝鲜试射弹道导弹的警戒监视级别，将“不间断警戒态势”改为“在24小时内完成拦截态势部署”的待命状态。鉴于美韩联合军演已经暂停，这也是日本在美朝首脑会晤后作出的应对，官房长官菅义伟当时就表示：“可以明确的是，不知何时就会有导弹飞向日本的状况已经不存在了。”[注] 「北朝鮮ミサイル警戒を緩和 日本政府、常時展開を解除」、『朝日新聞』2018年7月2日。 不过，日仍认为情况会随时发生改变。
外交上，自2018年7月1日起，日本外务省将管辖朝鲜半岛的“东北亚课”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原负责韩国的“第一课”，另一部分为新设的专门负责对朝事务的“东北亚第二课”，将对朝外交事务提升至与韩国对等地位。此举目的在于分散业务并推进职员的工作方式改革，为包括首脑会晤在内的政府间对话的正式展开做准备，为实现半岛无核化、解决“绑架问题”而强化外交应对体制。
(二)安倍政府摸索与朝接触对话
由于日朝间缺乏对话渠道，安倍政府摸索在国际场合与朝鲜代表进行接触并传递信息。例如，2018年6月14日，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的国际会议“乌兰巴托对话”上，日本外务省参事官志水史雄与朝鲜代表进行了短暂接触，向其传递了日本政府的基本立场。2018年8月3日，在东盟地区论坛部长会议与会者的欢迎晚宴上，正在新加坡访问的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与朝鲜外相李勇浩进行了短时间接触。河野传递了基于《日朝平壤宣言》解决绑架、核导问题，清算“不幸的过去”，实现邦交正常化，然后开展经济合作的想法。[注] 「日朝外相が短時間の接触 首脳会談の用意、河野氏伝える」、https://www.asahi.com/artcles/ASL8366MGL83UTFKo1S.html[2018-12-05]。 2018年9月26日，河野外相又与朝鲜外相李勇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以双方就座的形式举行了约20分钟的会谈。除了上述外交正规渠道接触以外，安倍政府还通过相关情报渠道与朝接触。据报道，2018年7月和10月，安倍政府的内阁情报官北村滋与朝鲜统一战线策略室长金圣惠，分别在越南和蒙古进行了秘密接触。[注] 参见《日朝情报机关曾于本月上旬在蒙古秘密接触》，共同网，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8/10/50abf1b5f128.html?phrase=朝鲜&words=朝鲜[2018-10-20]。
当然，上述外交接触由于时间短暂而难以展开深入交流，但可以看出安倍政府调整对朝政策的积极姿态，并为摸索建立日朝直接对话渠道而做铺垫。
(三)安倍政府保持对朝问题国际协调
安倍政府的对朝政策，始终注重与美韩两国保持密切合作，并力争获取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持。
“他们三个大仙儿，”克里斯蒂娜依次指了指皮特、德鲁和莫莉，“实际上，白娘胎里爬出来就整天凑在一起。我特别讨厌他们。”
在美韩首脑会晤后，安倍政府注重与国际社会共同推进半岛无核化进程，并多方争取国际社会对“绑架问题”的关注与支持。其中，2018年7月初，日本外相河野太郎相继访问文莱、奥地利、波兰三国，在与对方会谈中均提及朝鲜问题，强调了全面解决“绑架问题”和朝鲜核导问题的重要性。8月2日，河野太郎与韩国外长康京和在新加坡举行会谈，双方确认为实现朝鲜完全无核化展开紧密合作，日方还就解决“绑架问题”寻求韩方的协助。8月4日，河野太郎又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新加坡举行会谈，随后日美两国外长与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共同举行了日美澳部长级战略对话，三方确认了合作促使朝鲜实现完全无核化的方针，并要求立刻释放日本人绑架受害者在内的被拘禁在朝鲜的“所有外国人”。[注] 《美日
》， http://www. yonhapnews. co.kr/bulletin/2018/08/04/0200000000AKR20180804036800073.HTML?from=search[2018-12-21]。 8月8日，安倍首相与访日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举行了有关朝鲜问题会谈，强调“为促使朝鲜采取具体行动，一致认为国际社会必须彻底坚持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措施”。[注] 「安倍首相、国連事務総長と会談 北朝鮮問題や核廃絶協議」、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180808-00000046-asahi-pol[2018-12-10]。 11月15日，安倍在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举行的会谈中强调，在朝鲜问题上必须完全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并寻求新加坡在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上给予合作。[注] 《安倍与新加坡总理会谈将就朝鲜问题紧密合作》，共同网，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8/11/fbea7925143b--.html?phrase=%E6%9C%9D%E9%B2%9C&words=%E6%9C%9D%E9%B2%9C[2018-12-20]。
值得关注的是，安倍政府很有可能效仿韩国文在寅政府，通过开展日朝间的文化体育交流来促进双边关系改善。2018年11月，日本政府批准担任朝鲜奥委会主席的体育相金日国入境，出席在东京举行的奥运会相关会议。作为单边制裁措施之一，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持有朝鲜国籍护照者入境。但着眼于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举办，允许朝鲜部长级高官入境，为日朝关系的改善寻求更多机遇。对于安倍政府而言，力争早日实现日朝首脑会晤，既是其对朝政策调整的实际举措，也是其对朝政策调整的目标诉求，还是近期最为核心的目标诉求。但是，实现包括首脑会晤在内的日朝政府间对话，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形式”或“路径”，安倍政府调整对朝政策还有着更为本质性的目标诉求。
或许是基于对朝政策“强硬”姿态的内在惯性，2018年1月26日，安倍首相在国会听证会上仍然主张与朝鲜对话没有意义。随后，针对4月朝韩首脑会晤的前景，安倍政府坚持对朝实施制裁的固有“强硬”姿态。例如，同年3月初，安倍首相指出“正因为对朝制裁取得成效才有了对话的动向”，要求朝鲜必须明确承诺“完全、可验证且不可逆的无核化”，重申朝鲜表达弃核意愿和拿出具体行动是对话的前提；防卫相小野寺五典也强调“日美韩合作为迫使朝鲜放弃核与导弹计划将压力提升至最大限度的姿态不变”。[注] 《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称希望日朝首脑会谈，安倍要求维持施压》，澎湃网，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20893[2018-12-09]。 同年4月28日，针对朝韩首脑会晤达成的“通过完全弃核实现半岛无核化”的目标共识，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却表示：“即使实现朝鲜弃核，但在数千名从事核开发的科学家存续期间，一旦情势发生变化就能够重新进行核开发。[注] 「麻生太郎財務相『北朝鮮核放棄でも科学者がいれば開発再開できる』」、http://www.sankei.com/politics/news/180428/plt1804280012-n1.html[2018-12-29]。 ”上述系列“强硬”发言明显地滞后于半岛局势缓和进程，日本未能适时把握住变化机遇。
进入2017年以后，安倍政府的对朝政策甚至采取了一种拒绝对话、以压促变的政策立场。2017年5月30日，安倍首相在与韩国总统文在寅的电话会谈中表示，朝鲜近来多次进行导弹试射活动是不能容忍的举动，认为目前不是重启对话的时机，以免对话被朝方利用。[注] 《文
》， http://news.donga.com/3/all/20170530/84640968/2[2018-12-25]。 同年9月20日，安倍首相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表示：“我们必须以一种全面、可以核实和不可逆转的方式，使朝鲜放弃所有的核及弹道导弹计划。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对话，而是压力。”[注] 首相官邸「第72回国連総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一般討論演説」、http://www. kantei. go.jp/jp/97_abe/statement/2017/0920enzetsu.html[2018-12-02]。 同年11月17日，安倍首相在日本众参两院全体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一开始就提及朝鲜问题，反复强调要通过向朝鲜施加压力来迫使其变更政策的考虑。[注] 「安倍晋三首相所信表明演説力点は北朝鮮対応と国会論戦」、http://www.sankei.com/politics/news/171117/plt1711170023-n1.htm l[2018-11-20]。
白志英(1993-)，女，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型材料物理及应用. Email:1814334490@qq.com
目标诉求之三，安倍政府力图参与半岛事务并占据主动地位。21世纪初期以来，日本作为相关方一直参与解决朝鲜核导问题，但却在2018年半岛局势缓和进程中处于“局外人”地位。对此，安倍政府积极设法调整对朝政策，防止日本被边缘化。
四、日朝对话的前景预期及其地缘影响
进入2018年下半年，安倍政府内部正在对实现日朝首脑会晤的时机与场合进行评估，并着手相关准备工作。在此前的2018年4月，朝鲜劳动党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了“与周边国家积极对话”的方针，由此设立了“对日谈判组”。因此，日朝两国首脑在国际场合举行会晤或是安倍首相访问朝鲜的前景预期是存在的。
但是，即使实现首脑会晤，日朝两国能否通过对话取得关系突破并构建“新的日朝关系”，从安倍政府对朝政策的视角来看，仍将受到多重因素制约。
(一)日朝对话将受到安倍政府的优先事项“绑架问题”制约
在日朝对话的一系列政策议题中，日本仅是朝鲜核导问题的参与方或利益攸关方，唯有“邦交正常化”和“绑架问题”属于日朝双边关系范畴。这样，对于日本政府而言，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决定“绑架问题”与“邦交正常化”的优先排序。近年来，安倍政府一贯采取“不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就没有邦交正常化”的对朝逼迫方针，但朝方则坚称“绑架人质问题已经解决”，双方立场严重对立。对此，日本国内也有人主张安倍政府应该改变策略，“绑架问题”不应成为日朝两国开展对话、建立新关系的障碍。2018年7月17日，日本综合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所理事长田中均在东京发表演讲，认为“局面已经改变。现在首先应该做的是传达有意推进邦交正常化谈判”，主张日本应当在正常化谈判中提出“绑架问题”。[注] 参见《日本前外务审议官：日本利用对朝鲜批评声提升安保能力》，环球网，http://w.huanqiu.com/r/MV8wXzEyNTI0ODE0XzEzOF8xNTMxOTY0Mjgw[2018-12-20]。 另一方面，在朝鲜似乎无意就“绑架问题”作出新让步的情况下，朝鲜能否向日本提供可以信赖的调查结果，将成为影响日朝关系进展的关键。
(二)日朝对话将受到安倍政府的日本军事大国化路线制约
在安倍政府执政框架下，日本的军事大国化进程明显加速，但这是以“朝鲜威胁论”为外部借口的。特别是在2017年9月，安倍政府利用“朝鲜威胁”，打着“突破国难”的名义，解散众议院重新举行大选，以对朝强硬姿态来巩固执政基础。为应对“朝鲜威胁”，安倍政府连续多年增加年度防卫预算，加强导弹防御能力建设。2018年8月7日，日本防卫相小野寺五典与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布朗在防卫省举行会谈，双方确认将密切关注朝鲜核导问题的发展动向并保持防卫合作。同年8月17日，日本防卫省为实现再创新高的2019财年5.3万亿日元的防卫概算要求而展开磋商。其中，由于列入购买陆上“宙斯盾”反导系统的相关经费，预估要比2018财年增加1000亿日元以上的防卫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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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半岛局势，日本防卫省认为在美朝首脑会晤后，来自朝鲜的威胁并未发生变化，将继续采取强化导弹防御态势的方针。[注] 「防衛費、5兆3千億円超で調整=概算要求、過去最大更新へ」、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180817-00000092-jij-pol[2018-12-23]。 安倍政府此种基于国内考虑来应对朝鲜问题的政治手法，必然加剧日朝之间的不信任感，而不时招致朝鲜舆论批评。2018年7月31日，朝鲜朝中社刊发题为《日本的政治需求的产物——“朝鲜威胁论”》的评论，批评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和平的煦风中，采取固执不合时宜的对朝敌视政策，继续鼓吹“威胁论”的老调。[注] 
，http://www.kcna.kp/kcna.user. article. retrieveNewsViewInfoList.kcmsf#this[2018-12-25]。 8月6日，朝中社又刊发题为《不要耍小计谋》的评论，批评日本对朝一边倒的打压政策和插手朝鲜半岛事务的不良居心。[注] 《
》，http://www.kcna.kp/kcna.user. article. retrieveNewsViewInfoList.kcmsf#this[2018-12-26]。
2018年12月，安倍内阁在新版《防卫计划大纲》中再次强调朝鲜“核与导弹能力没有发生本质变化”，认为“朝鲜的军事活动，对日本安全产生重大且紧迫威胁，也严重损害地区及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并为此提出日本要构建“综合导弹防空能力”。[注] 「平成31 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について」、http://120.52.51.14/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9/pdf/20181218.pdf[2018-12-30]。 这也必将进一步损害日朝间的安全互信关系，更加不利于日朝对话的展开。
嘉兴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主要是农户，农户间流转的比例高达66.54%，明显高于农户与农村合作社、企业等的流转比例。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城镇居民、科研机构、事业单位等也参与了农村土地流转，成为推动农村土地流转、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发展规模农业的新兴力量。
(三)日朝对话将受到安倍政府的对美依附型同盟战略制约
长期以来，在日美同盟的战略框架下，日本政府的对朝政策以及日朝关系的发展，始终受到美国对朝政策的制约。历史表明，一旦美朝关系出现紧张，日朝关系发展往往也要受阻或是倒退；相反，如若美朝关系出现缓和，日朝关系也可能取得进展。此次安倍政府调整对朝政策，在相当程度上是受美国特朗普政权对朝政策转变的逼迫，具有严重的对美依附性。因此，安倍政府能否实现日朝对话并取得成果，也将受到美朝关系缓和进程的制约。
进入2019年，相对于日朝对话的前景不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已于2月底举行了第二次首脑会晤。此次首脑会晤虽未能达成任何协议，但美朝间仍将继续进行磋商。3月2日，美韩两国又决定停止代号为“关键决断”和“鹞鹰”的年度大型联合军演，改为举行规模小、期限短的“同盟”联合指挥所演习，半岛局势缓和进程得以持续。这些都将导致安倍政府实现日朝首脑会晤的现实紧迫性更加突出。
最后，日朝对话将受到安倍政府的对韩外交纷争态势制约。尽管安倍政府的对朝政策路径严重依赖韩国，但其对韩外交却处于一种纷争不断的不稳态势，不利于营造日朝对话的外部氛围。一方面，在对朝政策上，安倍政府在半岛局势转圜进程中始终把对朝制裁摆在最前面，而文在寅政府则通过居中斡旋来致力于推动局势缓和与实现半岛永久和平，二者之间存有明显分歧。另一方面，安倍政府在历史遗留及现实安保问题上的对韩政策主张，也不时导致日韩双边关系产生摩擦。其中，2018年11月21日，针对韩国政府宣布将解散此前依据《韩日慰安妇协议》设立的“和解与治愈基金会”，安倍政府表示强烈不满并指责韩方不遵守双方的有关约定。11月29日，针对韩国大法院裁定日本三菱重工向二战期间被强征的11名韩国劳工受害者作出赔偿一案，安倍政府则认为该判决违反了1965年《韩日请求权协定》，并召见韩国驻日大使李洙勋提出抗议。2018年12月底以来，安倍政府又控诉韩国舰艇使用“火控雷达”锁定了海上自卫队巡逻机，并要求韩方道歉，而韩国方面则予以否认，并指责日本巡逻机低空飞行威慑韩舰。 上述系列事件的持续发酵导致2019年初的日韩关系骤然趋冷：2019年1月28日，安倍首相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首次只字未提其对韩外交路线；1月15日，韩国国防部在2018年版《国防白皮书》中删除了有关“韩日两国共有自由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基本价值”的表述。显然，龃龉不断且处境严峻的日韩关系恐近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改观，这就意味着双方在对朝政策上的相互支持与合作是有局限的。
因此，在面临多重因素制约的情况下，日朝对话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推动双边关系改善，亦将对日本在半岛事务中的地位与作用产生复杂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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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想之一，日朝对话仍是时断时续、议而不决。这虽然在短期内为安倍政府参与半岛局势缓和进程提供了渠道，但长期来看，反而将更加损害日朝之间的政治互信，导致日本在半岛局势缓和进程中陷于“孤立”。假想之二，日朝两国通过对话，在朝鲜重启“绑架问题”调查与日本对朝提供经济援助等方面取得进展。这将有利于提升安倍政府的执政业绩，也有利于半岛局势的持续缓和，并为日本推动朝鲜核导问题的彻底解决提供良好氛围。假想之三，日朝两国通过对话实现邦交正常化。这在美朝关系正常化之前是小概率事件，但却意味着日本在半岛事务中占据主动地位，有利于扩大日本参与东北亚地缘政治博弈的回旋空间，转而为推动美朝关系发展提供渠道。
展望未来，安倍政府调整其对朝政策，或许能够实现包括首脑会晤在内的日朝政府间对话。但是，安倍政府迄今为止的对朝政策调整举措均停留在“战术”或“策略”层面上，并未进行实质性的战略调整，其“朝鲜威胁论”的老调也有悖于半岛局势的缓和进程。同时，在面临重重阻碍与困难的情况下开展日朝对话，越需要安倍政府拿出更多的政治智慧与勇气。否则，日朝关系的改善仍将任重道远，远远滞后于半岛局势的缓和进程。
[作者简介 ]徐万胜、吕春燕，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洛阳邮编：471003)
[中图分类号 ]D8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484(2019)02-0112-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军事学)项目“美日韩情报合作及应对策略研究”(编号：16GJ003-151)
[责任编辑：杨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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