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新诗诗人大学时期之唐宋诗词教育及其功能——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华大学论文,北京大学论文,新诗论文,唐宋论文,为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12（2011）03－0037－10
一、唐宋诗词：民国时期大学教育之重要内容
大学教育是中国新诗诗人获得唐宋诗词教育和修养的重要途径。中国古典文学一直是大学中文系最重要的课程，而唐宋诗词不但是中文系中国文学史类课程的主要内容，且出现大量专门的唐宋诗词类选修课。例如北京大学的国文门分为文学史及文学两科，1918年教授会制订的教授案对这两科的教学方法和内容分别做出了具体规定。明确“习文学史在使学者知各代文学之变迁及其派别”，“习文学则使学者研寻作文之妙用，有以窥见作者之用心，俾增进其文学之技术”。[1]与此相应，课程的设置也由文学史和文学（特别是诗文曲赋）两大类构成。从1918年的课程表中，可以看出当时国文门各教授的教学概况和早期的课程安排：①
不但中文系如此，其他文科院系也开设中国文学史以及唐宋诗词之选修课。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大学教育系教学大纲规定，凡教育系学生除了主修基础英语、中外通史以及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之外，必须选修国文、英文等八个辅系之一的课程。其中国文的课程中就有《中国文学史》（一、二、三、四）和《诗经》《唐诗》《唐宋词》等与唐宋诗词相关之课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与外国语言文学系的课程设置。中文系简规规定：“本系分语言文字学及文学组。一二年级生宜遍习各组之门径学科，以为专攻之准备。至二年级以上，应各就性之所近及力之所能勉者，于二组中择其一为专攻之学科，而兼习本系其他课程，以为之辅。此外，本系学生应能多习史学、哲学、外国语言文学各系课程。”② 在《中国语言文学系课程一览》中有关诗歌的课程为《中国文学史概》（胡适讲授）、《中国声韵学概》（魏建功讲授）、《中国文学史》（一）（郑奠讲授）、《中国文学史》（二）（三）（罗庸讲授）、《中国文学史》（四）（胡适讲授）、《词及词史》（罗庸讲授）、《戏曲史》（顾随讲授）、《诗论》（朱光潜讲授）、《诗经》（罗庸讲授）、《楚辞》、《汉魏六朝诗》（罗庸讲授）、《唐诗》（罗庸讲授）、《宋诗》（未定）、《唐宋词》、《元明散曲》（未定）、《现代文艺》（废名讲授）、《话剧实习》（陈绵讲授）、《作文》（一）（附散文选读）（缪金源讲授）、《作文》（二）（韵文实习）（本年停）、《作文》（三）（新文艺试作）（冯文炳讲授）、《作文》（古文）（缪金源讲授）、《中国文学专题研究》（胡适、马裕藻、罗庸、郑奠讲授）、《英国文学史》（梁实秋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讲授）。③
由此看来，即使到了新文学课程已经进入大学课堂的情况下，中国古典文学课程依然在北京大学课程体系中占据着绝对优势的地位，新文学课程只不过是点缀而已。在中国古典文学课程中，诗歌类课程占据着半壁江山，而其中涉及唐宋诗词的课程就有《中国文学史概》（胡适讲授）、《中国声韵学概》（魏建功讲授）、《中国文学史》（二）（三）（罗庸讲授）、《词及词史》（罗庸讲授）、《唐诗》（罗庸讲授）、《宋诗》（未定）、《唐宋词》等。《课程纲要》对于《词及词史》一课的介绍是：“晚唐迄南宋之词，论其演变，约得三期：一曰教坊乐府，二曰诗客曲子词，三曰文士雅词。研究词史者，当于教坊乐府探词调之由来，于客曲子词明词体之渐变，于文士雅词辨家数之异同；而后令引近慢之轨迹可明，周吴姜史之渊源可识。金元而降，乐谱既亡，雅词独盛，虽变而愈上，而本原日淹，无与乐章，仅供品藻而已。本课程意在就史迹之探求，作艺事之欣赏，庶源流优绌，彼此互明。”④ 《汉魏六朝诗》一课的纲要：“约举名家，期于精读。本学年拟授六家：（一）曹植；（二）阮籍；（三）陶潜；（四）谢灵运；（五）鲍照；（六）谢朓。”⑤ 此外，《专题研究·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则有胡适的“杨万里的诗”专题讲授。⑥
新文学进入清华大学课程体系始于1928年。此年，朱自清开设过新文学课程，杨振声也演讲过《新文学的将来》[2]，并于次年在燕京大学讲授“现代文学”[3]。1931年朱自清介绍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课程：“也还是旧的方面占大部分；新的只有当代比较文学，中国新文学研究，新文学习作（高级作文的一部分）三种。现在觉得习作一项为重要，下年度想定为必修科，并加重分量，这样于我们的目的，将更合适些。”[4]“当代比较文学”即杨振声主持开设的“当代比较小说”，自杨振声走后，长期处于停开状态。而“新文学习作”也仍然是选修课。1936年，王瑶曾抱怨道：大学一览（按：指《国立清华大学一览》）里所列的七八十门课程中，虽有“新文学研究”和“习作”两门涉及“近代文学”，但只是空留其名，“也有好几年没开班了”。⑦
清华大学国文系之中国古典文学类课程则不断强化。根据“创造新文学”的目标，从1928年起，其各年级课程安排大致如下：一年级的课程是“普通科目及历史的根底”，即全校共同必修科，加上一门《中国文学史》。二、三年级是“泛滥于各体研究”，规定必修上古至近代的文选（共三门课）、诗、赋、词、戏曲、小说等各体文学课程，并先后开出过选修课《乐府》《歌谣》《诗经》《楚辞》《唐诗》等。在二、三年级还有文字学、音韵学、古书词例、中国音韵沿革等必修课和修辞学、校勘实习、目录学等选修课。从1933年度起，中文系课程表作了较大修改，增开了《国学要籍》一类必修与选修课。《国学要籍》包括诗经、论语、孟子、史记、庄子、荀子、韩非子、楚辞、文选、杜诗八门课，任择三门必修。另外尚开出选修课左传、墨子、淮南子、汉书、吕氏春秋等课。[5]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国文系的这种课程设置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当时联大中文系规定，中文系一、二年级学生上基础课，选一门社会科学、一门自然科学、一门第二外语。三、四年级以后分组，一组为语言组，攻读训诂学、古文字学、中国音韵学、中国语法等；一为文学组，攻读中国古代文学，如诗经、唐诗、宋词、宋诗、战国策研究等。那时只有杨振声开‘中国现代文学’，沈从文开‘语体文习作’。”[6]222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一些讲得好的课程不仅在本系“叫座”，还吸引了其他院系的学生乃至教师来旁听，如“唐诗”这门课先后由陈寅恪、罗庸、闻一多担任讲授，许多外系的同学都曾慕名来选修。此外，朱自清的“陶潜诗”、闻一多的“诗经”、罗常培的“语音学”、罗庸的“杜甫诗”、魏建功的“中国音韵学史”、刘文典的“温李诗”等课程也都各尽其妙，很受欢迎。[7]35－36西南联大解散后，杨振声还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专任讲授现代文学课程，中国现代文学列入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文学组的招生简章的考试范围，一些新文学研究方面的选题也出现在学生的毕业论文中。但就总体而言，回京复校后的北京大学中文系，课程仍是以“古”为重，语言文字组的学风继承了清代朴学的衣钵，以文字音韵学为主、训诂与校勘为辅，文学组的课程则多重考辨，新文学课程近于点缀。唐宋诗词在当时的北京大学课程中，不乏名师名课，如俞平伯讲的“清真词”和旧诗体课与游国恩极富创见的楚辞课格外受到学生们的推崇。[7]42－43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作为新文学运动之中心，新文学进入其课程体系尚且步履艰难，新文学在民国时期其他大学课程体系中之境遇就可想而知了。正如叶圣陶所指出的：“中文系所学习研究的，往往上自皇古，下迄明清，民国以来的东西不谈。有少数中文系开了‘新文学研究’的课程，就成为嘲讽的资料，好像文学史到了明清可以永远绝笔了似的。”[8]
二、“创造我们时代的新文学”：唐宋诗词之教育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古典文学类课程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中文系占据绝对统治地位，但其课程目标与教育功能却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如陈平原所言，“文学教育”作为一种知识生产的途径，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时代的文学走向。教育理念变了，知识体系不能不变；知识体系变了，文学史图景也不可能依然故我。大学里的课程讲授，与社会上的文学潮流，并非互不相干：对于文学史的叙述与建构往往直接介入当下的文学创造。⑧ 新文学兴起之前的传统文学教育的功能，不但在于建构文学史知识体系，还承担着培养学生的文学创作能力的功能。那么，中国古典文学是否能够承担起这两个功能呢？尤其是在新文学获得成功之后，大学中国古典文学教育之功能逐渐成为当时大学中国文学教育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20世纪20年代初，文学革命先锋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学的态度发生了分化，尤其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文学改良派，在此前的文学革命中就极力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寻找到“白话文学”作为其建设“国语”文学的资源，并以之论证了白话文学的历史合理性。文学革命获得成功⑨，胡适便随即倡导“整理国故”并展开了一系列的文学活动。胡适应教育部举办国语讲习所邀请，用八周时间编写出《国语文学史》讲义，并分别于1922年暑假及年底在第三、第四届国语讲习班演讲。此年暑假，他还应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邀请在南开大学暑期学校讲“国语文学史”。讲义于1927年公开刊行，这就是胡适的《国语文学史》。次年，胡适取《国语文学史》唐代之前的内容加以修订，由新月书店出版《白话文学史》。与此同时，胡适选注唐宋白话词，编为《词选》，作为高中国语课用书，于1927年初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民国时期翻印数十版，影响深远。实际上，胡适的这一系列文学活动彰显出一种新的中国古典文学教育观念——古典文学教育不但承载着以知识传承的方式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命脉的功能，而且还能为“创造我们时代的新文学”提供艺术借鉴。
胡适的中国古典文学教育观念在当时的大学国文系教学中获得了回应。俞平伯20世纪30年代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诗词类课程，其教学活动如下：
（1）20世纪20年代末，手书自填词《南柯子·用清真韵·咏秋海棠》，赠徐志摩。此词后收入《古槐书屋词》，题目为《南柯子·和清真》。[9]120－121
（2）1930年10月1日，作《词课示例》引言，说明为配合在清华大学讲授作词之法，特作《词课示例》，将自填词十四首略附解释，“以供初学隅反之资”。《词课示例》后收入《燕郊集》。其中的十四首词又收入《古槐书屋词》。[9]128
（3）1930年，在北京大学教共同必修课“中国诗名著选”，附实习。继续在清华大学讲“词选”课，并与朱自清、杨振声合开“高级作文”课，俞平伯专授“词”习作课。[9]131
（4）1931年1月31日，填词《浣溪沙·和梦窗》两章，后收入《古槐书屋词》。2月2日夜，填词《浣溪沙·和梦窗》（莫把归迟诉断鸿）一章，后收入《词课示例》。[9]134
（5）1932年9月上旬，新学年（即1932至1933年度）开学，被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聘为教授，讲授南唐二主词、《清真词》和“词”习作课。[9]149－150
（6）1932年11月1日，旧体诗《失题》发表在《现代》杂志第2卷第1期，署名“萍”。后收入《俞平伯旧体诗抄》。[9]151
（7）1934年9月，选好《读词偶得》附录词作品一百零八首，另作选词《凡例》一篇，一并交清华大学印讲义。[9]17011月，《读词偶得》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叶圣陶题封面。书中收入《释温飞卿词五首》《释韦端己词五首》《释南唐中主词二首》《释南唐后主词五首》《释周美成词七首》，附词选一百零八首。书前有作者自撰的《缘起》。1935年3月，《读词偶得》由上海开明书店再版。[9]170，173，176
（8）1935年1月16日，据《华北日报》报道：清华大学国文系毕业论文题目及研究导师均已公布，华粹深的论文《词调之变迁》和陶光第的论文《清真词之源流》均由俞平伯指导。[9]174
1928年，杨振声出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在中国文学会成立大会上阐述了其办学理念：
我们参考国内各大学的国文系，然后再来定我们的宗旨与课程，那自然是最逻辑的步调了。不过，难说得很，譬如，有的注重于考订古籍，分别真赝，校核年月，搜求目录，这是校雠目录之学，非文学也。有的注重于文字的训诂，方言的诠释，音韵的转变，文法的结构，这是语言文字之学，非文学也。有的注重于年谱传状之核博，文章体裁之轫演，派别门户之分划，文章风气之流衍，这是文学史，非文学也。以上这几种，都可以包核在国文学系，但这不过是研究文学之方法，不是研究文学之宗旨。那么研究文学的宗旨是什么？简单一句话，是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⑩
杨振声对当时大学国文系的文学教育方式及功能设定有殊多不满，“所谓研究者，特别注重于研究文学表现上之艺术”，并指出：“既是要创造新文学，为什么反而注重研究旧文学呢？因为我们文学上所用的语言文字是中国的，我们文学里所表现的生活、社会、家庭、人物是中国的。我们文学所发扬的精神、气味、格调思想也是中国的。换一句话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必须研究中国文学，我们要创造的，也是我们中国的新文学，不过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新文学罢了。”[10]
正是循着这一思路，清华大学中文系提出“学与术并重”，在重视给学生以广泛的基本知识的同时，还强调给学生以写作与文艺创作的训练，强调在“练”中“学”。教师对学生的习作也严格认真地加以指导与启发。如朱自清在讲授“古今诗选”一课时，曾用《古诗源》作古诗教本，要求学生逐本背诵，在课堂上默写，并要求学生拟作古诗，他字斟句酌地去修改。在“歌谣”与“新文学研究”课中，给学生指定很多参考书，要学生每周作一次读书报告。[11]尤其是到了西南联大时期，这一教学理念贯彻到了课堂教学中：
由于昆明常遭空袭，朱自清和几位教师移居城外北郊梨园村。这学期他向学生开讲“宋诗”，所用课本是他从吕留良等《宋诗抄》中精选编成的，题名为《宋诗抄略》，铅印本，没有标点和注释。宋诗是他下过很深功夫的一门学问，所以讲解十分详细精辟，也十分生动。10月12日上第一节课，只见他一登上讲台，便在黑板上写下了两首七律，一首是刘长卿的《送李录事兄归襄阳》：
十年多难与君同，几处移家逐转蓬。
白首相逢征战后，青春已过乱离中。
行人杳杳看西月，归马萧萧向北风。
汉水青云千万里，天涯此别恨无穷。
再一首是苏轼的《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君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他问学生对哪首诗感到熟悉，然后就从这两首诗入手，讲解唐宋诗的区别。他告诉学生，这两首诗都是讲离别的，但韵味不同，前者就是抒发感情，后者则讲出了一些道理，因此可见唐诗主抒情，宋诗主说理，唐诗以《风诗》为正宗，宋诗则以文为诗，即所谓“散文化”。[6]219－220
如此着力于诗歌韵味的讲解，实际上已不单纯是一种文学史知识的简单传授，而是蕴含着深厚的文学审美趣味之辨析，其“创造我们时代的新文学”的教育理念是极其明显的。这一教育理念自然而然地导致了一些学生的古典诗词创作兴趣，如1928级清华大学中文系学生林庚在清华学习期间，就模仿唐宋诗词，创作了不少的旧体诗词。林庚上朱自清先生的诗选课，朱先生讲课时教学生分韵赋诗，林庚分得麻字韵，在课堂上创作了《佩弦先生诗选班上得麻字韵倡一绝》：“人影乱如麻，青山逐路斜。迷津欲有问，咫尺便天涯。”[12]正是清华大学的这种诗词选读课，激发了林庚旧体诗词创作的激情，写出了不少旧体诗词，其创作发表情况如下：1931年《文学月刊》1卷1期：《临江仙》《更漏子》《谒金门》《采桑子》；1卷2期：《浣溪沙》《菩萨蛮》《忆江南》《卜算子》；1卷3期：《南乡子》《虞美人》《清平乐》《采桑子》；1卷4期：《捣连子》《点绛唇》《蝶恋花》《减字木兰花》（以上均署名林庚）。1932年《清华周刊》第526期：《捣连子》《采桑子》《水晶廉》《相见欢》（署名静希）。[13]
这种旧体诗词的训练不但为林庚后来的诗歌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影响了其新诗的审美特征。林庚谈道：“1928年，我考进清华大学，上的是物理系。后来我自己发现，我还是对于文学最感兴趣。到二年级时，就转到中国文学系了。开始写一些旧体诗、词、曲，但是越来越觉得，古典诗词，已经发展到那样高的地步，就是写得再怎么好，也不过怎样像古典诗词而已，不可能有你自己。于是就改写新的现代诗。加上当时民族矛盾很尖锐，也不可能沉醉于古典之中。我的发表在《现代》上的第一首诗《风沙之日》，就是出于对现实的一种不满，那里太荒凉，太死寂，实际上完全是个‘边城’，感到压抑，那个苍白的太阳，是二十世纪的眼睛的意象，就是这种现实的感觉，与那种脱离现实的现代诗是不一样的。这样我就开始写起新诗来，一发而不可收拾。”[14]
林庚后来也在大学里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和诗歌课程，他说：“在我的诗选班上，有过很多学生，他们本来都会写新诗，并且都很有希望可以把新诗写好，读了一年诗选之后，他们的新诗写不出来了，问他们为什么？则笑而不答，一打听，原来他们在做旧诗了，于是我向他们要了旧诗来看，则又各有小注，这一首是仿古辞的，那一句是学杜甫的，我说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学古人呢？他们很坦白的问我：‘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读古诗呢？’……除了这部分学生之外，还有一部分学生他们仍然自命是新诗人，可是诗写得愈来愈旧，什么‘孤雁’啊，‘断肠’啊，‘一腔热血’啊。‘白发萧萧’啊都渐渐地来了，我想他们迟早也是要做旧诗的，正如过去许多写得非常白话的前辈诗人都渐渐又写了旧诗一样……”[15]
三、中国现代新诗诗人对唐宋诗词之阅读与模仿
（一）笳吹弦诵：中国现代诗人对唐宋诗词之阅读
除中小学以及大学教育外，部分中国现代作家出于对唐宋诗词真诚的喜爱，主动地阅读唐宋诗词甚至模仿唐宋诗词，创作旧体诗词。郁达夫几乎不做新诗，但对旧体诗却情有独钟，认为：“中国的旧诗，限制虽则繁多，规律虽则谨严，历史是不会中断的。过去的成绩，就是所谓遗产，当然是大家所乐为接受的，可以不必再说；到了将来，只教中国的文字不改变，我想著着洋装，喝着白兰地的摩登少年，也必定要哼哼唧唧地唱些五个字或七个字的诗句来遣兴，原因是因为音乐的分子，在旧诗里为独厚。”[16]新诗创作方面卓有成就的新诗诗人陈梦家也曾说：“我们自己相信一点也不曾忘记中国三千年来精神文化的沿流……我们血液中依旧把持住整个中华民族的灵魂；我们并不否认古先多少诗人对于民族贡献的诗篇，到如今还一样感动我们的心。”[17]
正是出于对唐宋诗词之深切热爱，一些中国现代新诗诗人一直坚持阅读唐宋诗词。胡适虽不以诗为业，却酷爱诗歌，无论是早期在中国公学读书，还是在留学国外，阅读包括唐宋诗词在内的中国古典诗歌均为其日常功课。阴历1909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日记：“近仁书中附数诗见怀，一为集韦苏州句五言一首；一为集山谷句绝句六首。集山谷句尤佳，录其四如下：‘胶胶扰扰梦神游，颇忆平生马少游。安得风帆随雪水，明珠论斛煮鸡头。’‘紫燕黄鹂俱好音，少年有功翰墨林。海南海北梦不到，几日归来两慰心。’‘夜雨何时对榻凉（时闻有湘鄂之行），坐令合眼梦湖湘。百书不如一见面，不用书来细作行。’‘但知家里俱无恙，且作人间鹏鷃游。何时清扬能觌面，来依绛帐马荆州。’后三首天衣无缝，尤为佳构。”[18]91910年一月初五日：“阅《说诗乐趣》二卷。”[18]151910年二月十日：“严伯经先生来，此君为苏州自治局课员，与仲实相善，今来见访，其人似工诗词，见予案头《义山集》，亟称其版佳。予遂以赠之，其人大喜。”[18]281910年五月初四日：“是日，亦无心习科学，圈读周美成《片玉词》一卷。”[18]331911年4月9日：“晏起。读《杜诗》。”[18]831911年6月11日：“读《王临川集》。”[18]104胡适阅读面非常广泛，但其阅读的诗歌不外英语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涉及《诗经》、陶渊明、谢灵运以及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王安石等诗歌，由此可见其并非泛泛而读，而是有计划地系统地阅读。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并不仅仅止于阅读这些古典诗歌，而且经常诗兴大发，写作了大量的旧体诗词。胡适对于唐宋诗词的阅读，无疑对其旧体诗歌创作以及后来的新诗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
俞平伯出身于书香世家，四岁便开始由其长姊俞琎教其诵读唐人诗句。[9]3此后除诵读四书五经等国学经典以及《红楼梦》等古典小说外，便笳吹弦诵，毕生不辍。17岁上北京大学，便在黄侃指导下于正课以外熟读周邦彦《清真词》，研习词学。俞平伯谈及其与《清真词》的因缘：“民国五年六年间方肄业于北京大学，黄季刚师在正课以外忽然高兴，讲了一点词，从周济《词辨》选录凡二十首，称为‘词辨选’，讲义至今尚存。季师盛称周氏选录之精，又推荐各书，讲录于下：源流——张炎《词源》，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附《词辨》中）；作法——万树《词律》，叶申芗《天籁轩词谱》；选本——张惠言《词选》，董士锡《续词选》，周济《宋四家词选》及《词辨》，冯煦《唐五代词选》《花间集》《绝妙好词》；专集——柳永《乐章集》，周邦彦《清真集》，姜夔《白石道人歌曲》，吴文英《梦窗甲乙丙丁稿》，目虽至简，而的当难改，可谓要言不烦矣。”[9]黄季刚偶然为之的词课，却引发了俞平伯与唐宋词一世情缘，不但阅读不辍，并时有创作。叶圣陶为《俞平伯旧体诗钞》所写序言说：“我们少时都先读《诗经》，后读唐宋诗，并且习作唐宋诗，到了‘五四’时期才写新体诗。”[20]
由于清华学校的文学课程并不注重诗歌，闻一多就个人制订学习计划，用两年时间学习从先秦到清代的诗歌。他既背诵李商隐那充满感情色彩的诗，也背诵陆游那爱国情感丰富的诗。同时闻一多开始写比较传统的中国文学批评，如词话，他赞美李白，欣赏庄子，还写关于苏武、李陵等人的故事。[21]闻一多赴美留学学的虽是美术，但却对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唐宋诗情有独钟，在其书信中述及其阅读唐宋诗的情况，如1922年6月22日闻一多致梁实秋的信中写道：“作《义山诗目提要》，又研究放翁，得笔记少许。暇时则课弟、妹、细君，及诸侄以诗；将欲‘诗化’吾家庭也。”[22]361922年8月致父母信：“现已作就陆游、韩愈两家底研究，蝇头细字，累纸盈寸矣。”[22]49
徐志摩在阴历1911年四月二十一日日记中抄写了岳飞《满江红》。[23]189四月二十六日日记：“西湖丛话（录《西湖报》）：袁子才素赏如皋顾秀才诗。后至如皋，顾感二十年前知己，欣然款接，宴饮西窗，出新诗示之，《西湖》词云：‘白沙堤外荡舟行，烟雨空漾画不成。忽见斜阳照西岭，半峰晴雨半峰晴。花坞斜连花港遥，夹堤水色淡轻绡。外湖艇子里湖去，穿过湖西十二桥。’”。[23]191四月二十八日日记又抄写《何满子》词一首：“半夜一声风笛，天涯万里樯乌。我在客中还送客，酒阑梦境模糊。柳绿最经攀折，春归曾不踟蹰。 岂为看山入剡，先拼采药归吴。屈指关山明月影，随君作伴征途。次日怯歌南浦，他时同访西湖。”[23]192徐志摩《府中日记》前十几页抄写了一些旧体诗词，如《独游严岛泊岩窗旅馆夜坐听雨》《渡江作》《巢邑舟次寄椒圃》《柬佩卿兄》《大梁谒宗留守祠》《书感》《感怀和友人韵》等。[23]202－206
戴望舒所上的鹾武小学的校长是位推崇国学的学者，要求学生不仅要读古诗文，还要临龙门贴，练太极拳；其所上的杭州宗文中学的校长反对新文学，思想保守，这种守旧的文学教育，中国古典诗词之习诵便是自然而然的了。除了宗文中学课堂上所教的“教科书中的古文诗词，戴望舒能够吸收到的文学营养，主要是从当时流行的林纾用文言翻译的外国小说和鸳鸯蝴蝶派主办的一些刊物中的得到的”[24]13。戴望舒、张天翼、杜衡、施蛰存、叶秋源、李伊凉、马天骥、孙泉昆等人“一方面在上海的《礼拜六》《星期》《半月》和杭州出版的《妇女旬刊》上发表作品，担任《癸亥》《莺鸣》《诤友》等刊物特约撰述人，另一方面出于对星社的呼应，他们在1922年9月间也组成一个名为‘兰社’的小型文学团体”[24]19。1923年元旦创办《兰友》，至1923年7月共出17期，其中所刊载的作品多为鸳鸯蝴蝶派式的诗文，其诗文风格之古典色彩极其鲜明。这种诗文创作无疑也是离不开对于包括唐宋诗词在内的古典诗词的阅读经验。戴望舒虽无日记书信可以证实其对唐宋诗词之阅读趣味，但其所写札记却有《读李贺诗杂记》、李绅《〈莺莺歌〉逸句》、《十七字诗之祖》等，如《读李贺诗杂记》有一段：“李贺箜篌引‘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两句，借月作喻，然吴质与月桂无涉也。按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云：‘旧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异书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树创随合。人名吴刚，西河人，学仙有过，谪令伐树。’据此，吴质当为吴刚之误。”[25]265戴望舒不但阅读古典诗词，而且还时有习作，其所作《御街行》词发表于1923年《波光》旬刊第2期：
满帘红雨春将老，说不尽，阳春好。问君何处是春归，何处春归遍杳？一庭绿意，玉阶伫立，似觉春还早。
天涯路断蘼芜草，留不住，春去了。雨丝风片尽连天，愁思撩来多少？残莺无奈，声声啼断，与我堪同调。[26]14
除此之外，戴望舒在20世纪20年代发表的许多作品，如《夜坐》《夕阳下》《寒风中闻雀声》《自家伤感》《生涯》《流浪人的夜歌》《凝泪出门》等等，无论是句法、韵律与格调均脱胎于中国古典诗词，有唐宋诗词之风神。如《夜坐》：
思吗？
思也无聊！
梦吗？
梦又魂消！
如此中秋月夜，
在我当作可怜宵。
独自对银灯，
悲思从衷起。
无奈若个人儿，
盈盈隔秋水。
亲爱的啊！
你也相忆否？[26]15
这种句式、韵味以及风神，均无出乎唐宋婉约词之范围。
冯至幼年便在家长的指导下，阅读《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家长不仅教孩子读，而且要求背诵。冯至喜欢《唐诗三百首》中的许多作品，如孟郊的《游子吟》、杜甫的《兵车行》《春望》《登高》、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孟浩然的《春晓》、贺知章的《回乡偶书》、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崔颢的《黄鹤楼》、张继的《枫桥夜泊》、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等。冯至在此后的书信往来中，唐宋诗词经常是信手拈来，1924年致杨晦信引用了孟郊的“萱草女儿花，不识壮士忧！”[27]5－61924年7月19日致杨晦的信中用了晏殊《珠玉词》中的《采桑子》：“林间摘遍双双叶，寄与相思。朱槿开时，尚有山榴一两枝。 荷花欲绽金莲子，半落红衣；晚雨微微，待得空梁宿燕归。”[27]11越到生命的最后，冯至对唐诗眷念也越深刻，经常涉及唐诗的话题：“以唐诗而论，清代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孙洙的《唐诗三百首》，由于选者比较公正，所选多脍炙人口之作，又能反映唐诗的基本风貌，所以流传至今，仍为爱好诗歌者所诵读。”[28]11－12
（二）旧体诗创作：中国现代新诗诗人对唐宋诗词之模仿
胡适的专业并非诗歌，但却对诗歌情有独钟，终身不辍。他早年不但坚持阅读中国古典诗词，而且喜欢与好友们诗词唱和，还时常抽暇研读诗话词话。
胡适1909年十二月三十日日记：“归途道经一旧书肆，适肆中相问答，闻其语为我徽音吐，询知为休宁人，金姓。遂人肆得《巾箱小品》四册、《读书乐趣》四册、《说诗乐趣》四册、《芸窗异草》十二册，以一元二角购之以归。《巾箱小品》乃辑诸书而成，今录其子目如下：《金冬心（农）画记五种》、《冬心斋研铭》九十六则、《郑板桥（燮）题画》、《唐诗酒筹》、《西厢酒令》、唐毓东（岱）《绘事发微》、沈房仲（心）《怪石录》、《唐六如（寅）才子文》、尤西堂（侗）《香奁咏物诗》。”还记道：“夜归，读《金冬心砚铭》一卷，计九十余种。砚铭之多，无如此君者矣。其文或颂或规，亦庄亦谐，要皆成一家言也。”且赋《岁莫杂感》律诗一首：“客里残年尽，严寒透画帘。霜浓欺日淡，裘敝苦风尖。壮志随年逝，乡思逐岁添。不堪频看镜，颔下已鬃鬃。”[18]11－121910年五月初六日日记：填《沁园春》一阕，题吾邑学子八人合影，录之：
画里园林，眼中人物，何似故乡？但相逢异地，相看一笑，无端回首，清泪淋浪。酿病轻寒，做愁梅雨，岑寂天涯日又长。还携手，倩写生青镜，图我昂藏。 凄凉对此苍茫，都念我尘寰作醒狂。是人间天上，寄愁长统，回肠荡魄，赋恨江郎。不朽功名，群贤事业，努力他年惠梓桑。吾衰矣，只旗亭觅句，绮席飞觞。[18]34
胡适对于古典诗词创作的热情在他留学美国时非但未曾减弱，反而更为浓烈。在美国，胡适不但仍然坚持阅读中国古典诗歌，而且接触到了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诗歌，阅读范围涉及《荷马史诗》以及弥尔顿、丁尼生等诗人作品。这些阅读活动，更加激发了其创作热情。1911年1月30日日记：“今日《五尺丛书》送来，极满意。《五尺丛书》（Five Foot Shelf）又名《哈佛丛书》（Harvard Classics），是哈佛大学校长伊里鹗（Eliot）主编之丛书，收集古今名著，印成五十巨册，长约五英尺，故有‘五尺’之名。今日有小诗一首：‘永夜寒如故，朝来岁已更。层冰埋大道，积雪压孤城。往事潮心上，奇书照眼明。可怜逢令节，辛苦尚争名。’”[18]631911年1月31日日记：“保民有母丧，以一诗寄之：‘雪压孤城寒澈骨，天涯新得故人书。惊闻孙绰新庐墓，欲令温郎悔绝裾。秋草残阳何限憾，升堂拜母已成虚。埋忧幸有逃名策，柘涧山头筑隐居。’”[18]641911年4月19日日记：“今日忽甚暖，大有春意，见街头有推小车吹箫卖饧者，占一绝记之：‘遥峰积雪已全消，洩漏春光到柳条。最爱暖风斜照里，一声楼外卖饧箫。’”。[18]871911年5月19日日记：“苦热不能作事，作诗一篇，写此间景物。兼写吾乡思。”[18]96其诗如下：
孟夏
孟夏草木长，异国方深春。平芜自怡悦，一绿真无垠。柳眼复何有？长条千丝纶。青枫亦怒茁，叶叶相铺陈。小草不知名，含葩吐奇芬。昨日此经过，但见樱花繁；今来对汝叹，一一随风翻。西方之美人，蹀躞行花间：飘飖白练裾，颤颤蔷薇冠。人言此地好，景物佳无伦。信美非吾土，我思王仲宣。况复气候恶，旦夕殊寒温。四月还雨雪，溪壑冰嶙峋。明朝日杲杲，大暑真如焚。还顾念旧乡，桑麻遍郊原。桃李想已谢，杂花满篱樊。旧燕早归来，喃喃语清晨。念兹亦何为？令我心烦冤。安得双仙凫，飞飞返故园。
1911年7月11日日记：“读Fosdick's‘The Second Mile’。此书甚佳。余在Pocono曾见此人演说三次。作《哭乐亭诗》成。”[18]116－1171911年9月8日日记：“昨夜译Heine小诗一首。作书寄君武。读《荀子》一卷，小说一卷，陶诗数首。写去国后之诗词为《天半集》。”[18]134正如朱经农在写给胡适的信中所说：“须知——足下未发明‘白话诗’以前，曾学杜诗（在上海做‘落日下山无’的时代），后来又得力于苏东坡、陆放翁诸人的诗集，并且宋词元曲，融会贯通，又读了许多西人的诗歌，现在自成一派；好像小叫天唱天戏，随意变更旧调，总是不脱板眼的。”[29]
在中国古典诗歌里，闻一多最喜欢《诗经》《楚辞》以及唐诗，这些诗歌成为闻一多诗歌研究与教学最重要的内容，尤其对于唐诗用力最深，因而真正对其诗歌影响比较大的还是唐诗。闻一多早期的旧体诗歌创作，喜欢模拟汉魏六朝的诗赋作品，如在1916年写有《拟李陵与苏武诗三首》《马赋》《松赋》《招亡友赋》等[30]274－279。除此之外，其旧体诗多为近体，较早的如闻一多在清华学校读书时所写的《读项羽本纪》：“垓下英雄仗剑泣，滛滛泪湿乌江荻。早知天壤有刘邦，宁学吴中一人敌？”[30]2751917年在清华学校《辛酉镜》上发表五言绝句《春柳》：“垂柳出宫斜，春来尽发花；东风自相喜，吹雪满山家。”[30]279又《月夜遣兴》：“二更漏尽山吐月，一曲玉箫人倚楼。为怕海棠偷睡去，多心蟋蟀鸣不休。”[30]280闻一多的旧体诗歌创作一直延续到其创作新诗之时，只是这时的旧体诗多为由兴而发，与亲友通讯时邮寄给他们。闻一多与梁实秋的通信里就喜欢引用一些自己创作的旧体诗：“来示谓我之诗风近有剧变。”然而变之剧者，孰过于此：——
废旧诗六年矣。复理铅椠，纪以绝句
六载观摩傍九夷，吟成
舌总猜疑。
唐贤都破三千纸，勒马回缰作旧诗。
释疑
艺国前途正杳茫，新陈代谢费扶将——
城中戴髻高一尺，殿上垂裳有二王。
求福岂堪争弃马？补牢端可救亡羊。
神州不乏他山石，李杜光芒万丈长。
天涯
天涯闭户赌清贫，斗室孤灯万里身。
堪笑连年成底事？——穷途吾命作诗人。
实秋饰蔡中郎演《琵琶记》，戏作柬之
一代风流薄幸哉！钟情何处不优俳？
琵琶要作诛心论，骂死他年蔡伯喈！[22]222－223
冯至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也酷爱唐宋诗词，经常将之寄予好友。1925年7月2日，冯至致杨晦信：“天上总是布着彤云，在几本诗集中，无意发现了许多去年或是前年，折下来的残花。本想做一首诗哀挽它们，哪知一说出口来，反倒成了词句，一加整理，俨然是《减字木兰花》的调子，抄在下边，你不要说我不长进，为骸骨的迷恋者呵！”[27]60同一信中还写道：“于是把这些花包在一起，封在一个信封里，又找出你寄我的红叶来，还有旁人寄给我的花瓣，另包一起，又填了一首《鹧鸪天》”[27]60，两首同分别为：
为谁烦恼？只缘花似相思好！梦影婆娑，折罢归时情意多。 双双飞燕，西风会把春光变。回首堪嗟，万念凋零如此花！（《减字木兰花》）
情脉凄凄梦渺茫，飘零揉损盛时妆。分明春夜清明雨，冷却重阳九重霜。 颜暗淡，泪琅琅。问伊留得几分香？“七分早逐年华散，只剩三分伴恨长！”（《鹧鸪天》）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新诗诗人的新诗创作均在青少年时代，一旦进入中老年，便经受不住“旧形式的诱惑”，逐渐转向旧体诗词的写作，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全国上下兴起了一股旧体诗词创作的高潮。正如郭沫若所说：“进入中年以后，我每每做一些旧体诗。这倒不是出于‘骸骨的迷恋’，而是当诗的浪潮在我心中冲击的时候，我苦于找不到适合的形式把意境表现出来。诗的灵魂在空中游荡着，迫不得已只好寄居在畸形的‘铁拐李’的躯壳里。”[31]新月派领袖之一的闻一多在经历了一段新诗创作的热潮之后，也逐渐变得冷静，认为：“大概诗人与诗人之间不拘现代与古代，只有个性与个性的差别，而个性的差别又是有限度的，所以除了这有限的差别以外，古代与现代的作品之间，不会还有——也实在没有过分的悬殊。”(11)
综上所述，唐宋诗词是民国时期大学教育的重要内容。相对于中国传统“诗教”，民国时期大学唐宋诗词之教育功能已发生根本变化，不仅肩负着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使命，而且还树立起了“创造我们时代的新文学”教育理念。当时许多新诗诗人正是在大学中接受了系统的唐宋诗词教育，通过阅读、模仿与学习，在对唐诗宋词的“诗美”因素与表意形式的吸收与转化的基础上，将之运用于自己的诗歌创作之中，从而影响了自己诗歌的文体选择与审美特征。
收稿日期：2011－02－13
注释：
① 《北京大学文科一览》（1918年），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② 《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民国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第71页，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③ 《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民国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第72－81页，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④ 《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民国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第86页，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⑤ 《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民国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第90页，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⑥ 《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民国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第90页，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⑦ 李钦（王瑶）《从一个角落来看中国文学系》，载《清华暑期周刊》第11卷7、8合期，1936年9月6日。
⑧ 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五章、第八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⑨ 其标志则是教育部令所规定的中小学采用白话文进行教学、编写教材等举措。
⑩ 《中国文学会启事》，载《“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28年12月5日。按：中国文学会为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师生共同组织和参加的团体。
(11) 闻一多《〈现代英国诗人〉序》，载《新生报副刊·语言与文学》第94期，1948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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