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型都市农业发展与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兴起相关性分析——基于“小毛驴市民农园”社区支持农业（CSA）运作的参与式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园论文,相关性论文,农业发展论文,群体论文,市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都市农业是指分布在都市内部及其周围地区或者大都市经济圈内，紧密依托城市、服务城市的农业；是以绿色生态农业、观光休闲农业、高科技农业、高效益农业为标志，以园艺化、设施化、工厂化生产为手段，以都市市场需求为导向，融生产性、生活性和生态性于一体，优质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现代农业[1]；从区位上看，都市农业既存在于都市内部、又包括都市化地区与周边间隙地带，因此具有市场区位优势明显的特征；从功能上看，都市农业具有显著的多功能特征；从都市农业的消费群体来看，它有明确的城市指向，即城市需要决定都市农业的发展[2]。
温铁军指出，中国2007年把生态文明作为国家战略，意味着中国将主动摒弃传统工业文明的弊端，并在此基础上升华和发展为历史上更高级的文明形态；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展具有多功能性的现代农业，是农业领域应对中央战略改变的重要举措；随着2008年进一步把“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作为2020年农业发展长期目标，以往偏重规模化、产业化导向的，反生态的都市农业，就有了服从国家战略和长远目标、向生态化导向调整的客观必然性[3]。因此，本文所指生态型都市农业在一般地具备都市农业多功能性的同时更加强调其生态环保功能。
生态型都市农业是生态农业和都市农业的互补有机结合而成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结合而使过度耗能和污染的高碳方式的产业经济链条得以缩短的“短链”经济形式，它也是一种符合现代农业要求的集约化、设施化、多功能农业。除了具有生产功能、生态功能，还有农业文化体验和城乡互动的社会活动等诸多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功能。其中，内涵性具有的“绿色食品生产”和“生态环境建设”是其基本功能。
除了具有都市农业的功能以外，生态型都市农业具有“净、美、绿”的特色，有利于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存环境；它还是一种开放型、多样化的农业；它将现代农业技术与传统农业技术有机结合，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密切配合，区域开发与小流域治理高度统一，生态保护与建设和环境治理与管理相提并论，解决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融合，实现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高度统一和可持续发展。
现有研究基本上涵盖了都市农业发展的理论和问题、背景和功能、组织形式和生产特点、政府相关政策。有关都市农业发展的背景分析中，学者指出，发达国家都市农业是在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高度城市化的弊端和人们对城市环境在文化、教育、生态、休闲等方面的要求成为新型的多功能农业发展的动力来源[4][5]；而拉美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都市农业发展则缘于社会危机，如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国的城市化导致城市就业机会不足，贫民集中，则贫民获取收入和食物的来源成为都市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力[6]。我国都市农业的发展从背景来看更加接近发达国家，而上述学者的分析虽然指出城市化和市民对农业的多功能需求带动了都市农业发展，但是未对都市农业需求主体——市民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本文以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CSA运作参与式试验研究得到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总结经验、分析数据，提出日益壮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将成为生态型都市农业的需求主体，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探讨了中等收入群体兴起和都市农业发展的相关性。
二、中等收入群体兴起与生态型都市农业发展相关性的理论与实践
（一）中等收入群体定义及特点
西方中产阶级理论所说的“中产阶级”（Middle Class），是指收入处于中间水平，拥有住房、汽车等一定数量的财产或资产，受教育程度比较高，有相似的价值观和独立的意识形态的群体。
在西方社会工业化过程中，伴随着中产阶级的成长，莱德勒、伯恩斯坦等研究者就已经认识到了中产阶级在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性[7]。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以美国经济、社会结构在20世纪中期的重大转型为基础，阐述了新中产阶级即“白领”的性格特征及在社会结构中所发挥的功能，即所谓“政治后卫”与“消费前卫”的概念，提出工业发达的西方国家已经出现了一个包括政府部门的中级行政官员，国营和私营垄断企业中的中级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以及其他领域中的专业技术人员等所组成的新的群体——“中产阶级”[8]。19世纪末20世纪中叶，以经济和技术变革为背景，一些西方学者如丹尼尔·贝尔都在相关论述中表述了中产阶级具有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的社会功能的观点[9]。
李路路、李升结合西方对中产阶级的研究指出，现代社会是中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当一个社会中产阶级达到一定规模时，其价值观成为社会所认可的主流价值观，其文化也成为社会的主导文化，它便在社会结构中表现出相当的稳定性功能，缓和上下层之间的矛盾冲突。简而言之，中产阶级在社会发展中充当着社会结构的“稳定剂”、社会矛盾的“缓冲层”及社会行为的“指示器”[10]。
当前国内学术界对什么是中等收入者大致有四种意见。一是以收入标准为主、生活指标为辅，即中等收入者主要是指个人有稳定的中等收入、同时生活水平达到一定指标的社会群体。二是根据区域人均收入划定，即中等收入者一般以一定区域人均收入水平为标准线来确定。三是以收入来划定，中等收入者的收入应当高于平均收入水平，起点标准应稍高于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职工年平均工资水准，是多数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实现的。四是国际参照标准，即中等收入者收入水平应适当贴近国际平均的中等收入标准线。
本文所说的中等收入群体，在国内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体系中，它已不是马克思主义就所有制关系意义上说的阶级，而是收入水平在一定时期内和同一地域范围内与全体居民的中等收入水平相当的那部分城乡居民[11]，是指社会上具有相近的自我评价、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心理特征的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阶层，在我国又称“中产阶层”、“中间阶层”，或“中产者”、“中等收入者”等等。总的来说，我国目前意义上的中产阶层是一个既有中国特点又与“国际接轨”的概念。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中产阶层是一群相对富有，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高质量的生活，对社会主流价值和现存秩序有较强的认同感，并且为全社会收入中等水平的群体。他们正在成为今后20年中国全面小康社会的主流公民[12]。
（二）中等收入群体、环保运动和绿色消费需求
美国20世纪60～70年代发生的环境保护运动，发轫于反对核污染和化学污染，由《寂静的春天》而深入，以1970年“地球日”示威运动为标志。它对美国和世界历史特别是环境保护史的影响绝无仅有。美国环保运动有着强烈的社会历史背景，它与届时美国社会结构的演变和社会运动的助力有着紧密的关联。其中一个原因是战后美国科技进步、经济繁荣，人们生活富庶。随着美国社会的日益中产阶级化，旅游、休闲与娱乐成为人们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人们开始追求“生活质量”，对工业社会和环境的观念发生了一些变化。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使人们不再单以消费品的数量来衡量生活水准，而对环境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渐渐地环境的自然的美学价值得到了社会更充分的理解；同时，公众使环境也与健康联系在一起[13]。
环保运动的主要成员是上层中产阶级，或者简单说为中产阶级[14]。Herry等也通过研究一个很大的户外组织Pacific Northwest的会员，指出环境保护是“上层中产阶级的社会运动”[15]。同样，Devall对美国历史最久的环保机构莎拉俱乐部（Sierra Club）的研究也表明：上层中产阶级会员是俱乐部主要的组成者① [16]。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中等收入群体日益成为环保运动、劳工运动等社会自立运动的主力，各种非政府组织的蓬勃发展也体现中等收入群体的兴起。这个趋势，在中国刚刚开始表现。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等收入群体开始形成并在社会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据《草根组织媒体工作手册》② 统计，中国现有环境保护组织110家左右，其中90％左右为环保NGO，这些环保NGO都有中等收入群体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其中个别环保组织则完全由企业家组成③。此外，中等收入群体引领的绿色消费也在一定程度促进环保运动④。
中等收入群体的绿色消费特征与生态型都市农业内涵存在多重契合。生态型都市农业注重农业多功能性，强调“绿色食品生产”和“生态环境建设”等基本功能。而大量的研究表明，购买绿色和有机食品等生态农业产品的人更加关心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他们的家庭收入和学历都比较高，是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日本有80％的人认为“使用农药、化肥是致癌的主要原因”，75％左右的人注意“买没使用过农药、化肥的水果和蔬菜”[17]。除了生态农产品，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选择到郊区、到乡村度过周末。至2007年底，北京全市实际经营的农业观光园达到1302个，观光园总收入13.1亿元，农业观光园和民俗旅游户接待人数达到2614.4万人次[18]；据民意调查，日本都市农业在为都市人提供休憩娱乐场所方面，发挥了以下几方面的作用：一是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二是满足都市人体验农业需要；三是能够体验农业、了解农业、理解农业、发展农业；四是加强市民与农民之间的交流；五是利用空余时间进行适当的劳作，有益于增强体质；六是为孩子们提供学农基地，可以了解农业知识，增强热爱农业的信心[19]。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正在扩张，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研究指出，我国目前中产阶层的规模约为总人口的23％左右，在大城市当中，这一比率还要高[20]；马丽娟认为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时间虽然短，但其数量规模约为3亿，较西方一般发达国家大很多。他们的工作、生活，甚或于他们的喜好，都显示出新社会群体的特征；中等收入群体主要特征是其收入处在社会中上水平，一般拥有优厚的薪金，富有的个人财产，较高的个人文化素质，丰富的生活内容[21]。在地域分布上，中等收入群体从20世纪90年代多分布于直辖市、沿海发达地区及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及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大城市和中等发达城市）。
三、CSA运作与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参与式研究
（一）CSA的概念、发展背景及现状
社区支持农业（CSA）是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的缩写，在英文里的这个表达具有社区与农业互助的含义，是生态型都市农业与中产收入人群结合、互动的典型模式，在欧美日韩台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广泛兴起。
对于社区的含义，Hillery指出人们至少可以从地理要素（区域）、经济要素（经济生活）、社会要素（社会交往）以及社会心理要素（共同纽带中的认同意识和相同价值观念）的结合上来把握社区这一概念，即把社区视为生活在同一地理区域内、具有共同意识和共同利益的社会群体[22]。社区所要支持的农业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一般来说，具有健康、安全、环保的生产过程；第二，产品是本地化的，新鲜的。社区支持农业CSA要求社区的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建立一种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公平互信（如定价、保证有机种植）的关系。
社区支持农业于20世纪70年代初最早出现在德国、瑞士和日本，80年代出现在美国。1971年在日本，由一群关注家人健康、食物安全和环境保护的主妇组织起来直接到乡村地区与愿意转变耕作方式的农户结合，由消费者群体预付给生产者一年的费用保证农户的收益，而农户则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健康生产，这种方式叫做Teikei，是共识或一起合作的意思。几乎是在同时期，在欧洲的瑞士、德国也出现了这种市民和农民直接对接的产销关系。1985年一个德国人将这个理念带到了美国，1986年，美国的两家以CSA理念运作的农场正式对外开放。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在美国有接近5000家以CSA方式运作的农场。这个过程与发达国家同期出现中产阶级为主的“逆城市化”趋势完全吻合。由于生态环保理念的传递，现在CSA在欧洲、美洲、澳洲及亚洲都有了一定的发展，逐渐被大众所接纳。
CSA的核心理念是强调生产者和消费者共担风险和共享收益，而且强调重视整个食品体系出现的问题，比如生产环节的化学品的过量施用、过度包装、长途运输、过度加工等，因此倡导“本地生产、本地消费”。当前，CSA模式可以说是为遭遇各种利益集团羁绊而障碍重重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农业”的建设提供了一条新思路[23]。
（二）小毛驴市民农园案例介绍
小毛驴市民农园（以下简称“小毛驴”）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部，是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和北京市海淀区农林委员会共建的产学研基地孵化出来的一个现代农业项目，园区占地130亩，土壤和水源经过专业机构检测，符合有机种植标准。
小毛驴市民农园在种植模式上坚持生态农业种养相结合的模式，营运模式上采取CSA模式，并在运营方式上尽可能体现市民参与和农业的多功能性及正外部性。
2009年4月小毛驴市民农园正式对外招募CSA份额成员。第一年共招募到54个份额成员，其中17户是劳动份额成员，37户是配送份额成员。2010年成员数量已经增长到660户，其中劳动份额120户，常季（6－11月）配送份额280户，冬季（12－5月）配送份额260户。劳动份额是指小毛驴提供一块30平方米的农地以及工具、种子、水、有机肥等物质投入和必要的技术指导等服务，市民完全依靠自身劳动投入进行生态农业耕作和收获。劳动份额的费用1500元/期，租期为1年。配送份额是指由农场工作人员统一规划种植蔬菜，定期供应给份额成员的形式。供应频率为每星期一次，每周蔬菜品种不少于3种，分为20周配送到门；半年的配送到家的份额费用为2000元，农场自取为1400元，并增加了两个市区的取菜点，取菜点取菜为1700元。
宣传方面，主要针对北京中等收入群体受教育程度较高以及对于商业化宣传的有机食品不够信任的特点，通过组织消费者参观、到社区直接与消费者沟通、与北京市各环保组织合作组织活动以及网络内部邮件的形式宣传。宣传的方式都是基于尽可能减少小毛驴与外界分散的市民对接的交易成本，而是直接和已经有一定组织形式的主体对接或者利用网络低成本宣传。在两年的运作过程中也体现出来，这样的宣传方式可以比较容易取得消费者的信任和支持。
CSA运营管理分为种植管理和CSA服务管理两方面。小毛驴的工人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当地农民，另一部分是实习生⑤。日常种植管理主要由小毛驴雇佣的当地农民完成，为了确保蔬菜的品种和质量，需要合理分配地块和安排种植，工人主要依照农时历进行种植管理；CSA服务管理主要由小毛驴的管理层和实习生完成，内容包括配送、制作简报、份额成员交流等。周末是CSA劳动份额成员前来劳动和市民参观小毛驴的时间，据估计，小毛驴从对外开放至今已经接待游客8000人左右。
（三）小毛驴CSA成员特征分析
2009年8月小毛驴市民农园对CSA运作进行中期评估，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小毛驴市民农园的37户普通份额和17户劳动份额成员进行了回访，收回有效问卷40份。
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小毛驴份额成员的职业主要集中在企业管理人员和高校教师；人均年收入主要集中在5－10万元，占比达60％；小毛驴CSA试验参与影响因子调查中得分较高的主要集中在：家人健康饮食相关的需求、对环境的关心和体验自然的需求、绿色消费理念、支持农场和当地农民；份额成员对2009年小毛驴CSA运作的总体满意，符合和超出预期的比例达到75％。
2010年又选取了200位CSA配送份额会员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共回收问卷175份，其中有效问卷143份。所获得的统计信息如下：
人口特征方面，从性别上看，CSA女性会员数量远超过男性会员，其中女性会员114位，占79.72％，男性会员29位，占20.28％。年龄组成中，143位会员的年龄主要集中在30到50岁之间，其中31至40岁的会员有93位，占65.03％；41至50岁之间的会员27位，占18.88％。学历方面，最高学历集中在大学本科以上，占据总体样本的90％，受教育程度偏高，其中本科66人，占总体的46.15％；硕士以上（包括硕士）63人，占总体的40.06％⑥。家庭月收入方面中高收入家庭居多，其中5001－10000元之间37位，占25.87％；10001－15000元之间30位，占20.98％；15001－20000元之间24位，占16.78％；高于20000元的共计47位，占总体样本的将近三分之一。
这些统计结果都充分体现了中等收入群体的共同特征。
四、结论
小毛驴市民农园CSA运作能够在短短的两年运营时间内收到社会不同群体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各级政府、学者、大学生、媒体以及消费者广泛参与，这都与中国日益增加的中等收入群体对生态型都市农业的需求离不开的，同时也是世界各国城市化过程中都会出现的中等收入群体逆城市化的过程的体现。中等收入群体对农业的需求日益偏向农业的生态环保、自然健康等非生产功能，为农业与服务业结合创造了机会，也更能结合农业的多功能性。
国际经验表明，生态农业的发展不仅需要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支持，还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发育市民合作组织并进行良性引导。在我国，农业产业化导向是与产业资本扩张阶段的客观需求结合的，其中已经形成的地方政府与各种利益集团占有稀缺农业资源导致“精英俘获”的机制作用，使得文件上确立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农业”碍难推动。为此，只有引导市民参与式的都市农业，才能推进大城市郊区的农业进行生态农业转型，这样，通过着力打造成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结合体，实现农业多功能性，就可能创造郊区农民增收的条件。
注释：
① 74％的被调查人都至少有4年大学的学位，39％都有更高的学位。同时，有49％的男性受访会员的工作分别是物理学家、律师、大学教授、工程师。
② 《草根组织媒体工作手册》，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和德国伯尔基金会共同组织编写，2008年11月。
③ 完全由企业家组成的阿拉善治沙协会是一个既从事生态环保事业又通过组织建设凝聚企业家力量的中国特色的“环保政治化”组织。
④ 环保NGO绿色和平的食品与农业项目组曾经针对转基因食品进行调查，发现达利集团某款产品含有转基因成分。2008年12月，绿色和平发起网上行动，让广大网友共同参与，呼吁达利集团尊重消费者的选择，停用转基因原料，并承诺未来也不使用转基因原料。几天内，达利集团邮箱爆满，绿色和平将未发送成功的邮件通过传真发送，12月20当天就有超过2280名消费者给达利集团发送了停止使用转基因的呼吁信。资料参考：http://www.greenpeace.org/china/zh/news/dali－ge。
⑤ 小毛驴实行实习生制度。面向全国高校和NGO团体招募对生态农业和csA运作感兴趣的实习生，已招募6位实习生，其中2位本科在读，2位已经本科毕业，1位来自环保机构，1位来自农村合作社。
⑥ 据北京2010统计年鉴显示，北京市本科文凭拥有者23.2％，研究生及以上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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