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兹涅茨假说及中国地区差距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假说论文,中国论文,差距论文,实证研究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04)01-0001-05
1 库兹涅茨假说的理论分析
1975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S.Kuznets)在研究人均财富差异（公平问题）与人均财富增长（发展问题）之间关系时，首次提出公平与发展遵循倒“U”型曲线规律。库兹涅茨在其经典论文《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1955)中表述：“在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极为快速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不平等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不平等缩小”，这就是著名的“库兹涅茨假说”(S.Kuznetshypothesis)最早提法，学术界亦称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在对该假说进行实证研究时，又通常将其表达为几何形式：以人均财富为横坐标，以人均财富差异为纵坐标，在人均财富较低时，随着人均财富的增加，人均财富差距逐渐增大，当差异达到临界最大值之后，再随着人均财富的增长，则人均财富差异呈现逐渐下降趋势，整个变化过程呈现倒“U”型曲线的特征。该假说实质上揭示了人均财富积累与社会分配之间对应的内在基本规律，也提示了财富累积对社会分配机制所带来的内在冲击与影响。
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理论发表之后，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然也不乏争议。库兹涅茨本人以美、英等发达国家的统计资料为基础，得出发达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经历了先恶化后改善的过程，同时，又横向对比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收入分配情况，发现发达国家收入分配公平程度优于发展中国家。著名经济学H·钱纳里(H.B.Chenerv)、M·赛尔奎(M.Syrquin)等对该假说基本持赞同意见，并且在其研究中吸取了库兹涅茨的研究成果，H·钱纳里在《以增长进行分配》一文中，提出“只有通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才有足够的东西供分配”的观点(1974)；而持异议者认为“为了发展的利益漫漫下流，直到达到最穷困阶层，要等待几个世代，这从人性上是不再能接受的，从政治上说是不负责任的”。在理论上，著名发展经济学家S·C·帕特赖克(S.C.Patnaik)指出该曲线存在重大缺陷；在实证研究中，杰克逊(Jackson)等人在《区域差异：美国1960～1990年的经济增长》一书中并没有验证出倒“U”型曲线的结论。费尔茨(G.S.Fields)等根据对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对倒“U”假说提出了否定，认为即使在早期阶段也不必然伴随着收入平等恶化，亚洲“四小龙”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不但没有恶化，反而改善了。联合国发展规划署在《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早期经济增长必然与收入分配的恶化相联系的早期观点证明是错误的……这些假说已被经济增长与收入平等之间的正相关的最近证据证明不成立。”在我国学术界，关于公平与发展问题的研究与争议往往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所以一直很敏感，争论也比较激烈。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实研究员等人认为“库兹涅茨假说”在中国不成立，而南开大学的陈宗胜教授等人则认为“库兹涅茨假说”在中国是成立的。
目前学术界之所以对库兹涅茨假说存在较大的争论，其根源和实质在于对该假说成立的隐含条件认识存在分歧。实质上任何假说其成立或发生作用，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笔者认为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所揭示的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普适性的规律，但是它成立要满足三个隐含的基本前提条件：第一，经济发展是否具有较高的自由度。从经济体制方面来说，只有在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或区域，经济发展具有较高的自由度，库兹涅茨假说才可能成立，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或区域不可能出现；第二，政府是否能够成功地担负起“道德人”的角色。在人均财富积累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政府要能够担负起“道德人”的角色，适时地实施积极、有效的宏观干预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手段，库兹涅茨假说才能成立，否则人均财富差异将随着人均财富的增加而扩大，而不会出现人均财富差异逐渐缩小的特征；第三，经济增长是否仍处于一个长波周期之内。在一个经济增长周期之内，国家或区域经济增长要先后经历发动、起飞和成熟阶段，人均财富增长与人均财富差异遵循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假说。如果不是在一个长波周期之内，而是在跨两个长波周期之内，则不可能呈现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特征。
目前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家、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经济社会改革的具体操作者仍把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作为实施国家或区域经济社会的“梯度发展战略”、“雁式发展战略”、乃至诠释不平等和生产贫困的重要理论依据。尤其是在该倒“U”型曲线中，由人均财富差异临界点所标识的这种“阶段性”，为评估一个国家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供了最基础的宏观理论判据。例如，现代化理论的系统学研究方向把该倒“U”型曲线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是否实现现代化的宏观理论判据之一。该宏观判据指出如果人均财富差异仍然处于倒“U”型曲线左侧，即随着人均财富的增加而公正水平仍在不断恶化，就不可能认为这个国家或区域已步入了现代化的轨道。
2 库兹涅茨假说的实证分析
从理论上来说，可应用“各态历经理论”(ergodichypothesis)对“库兹涅茨假说”进行验证。各态历经理论认为：“在一个相对足够的空间范围内，同一区域在不同时段的发展状态（时序谱）可以从同一时间不同区域的发展状态（空域谱）中获得识别，反之亦然。”“各态历经理论”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测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和操作手段，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预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在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中，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时序谱”，即从原始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知识社会等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规律，可以从当代全球（相对足够大的空间）不同国家发展阶段所表现出的“空域谱”中得到很好地印证与阐释。也就是说“时序谱”中某种缺失，有可能从“空域谱”中得到启示和补足；同样，“空域谱”的某种破损，亦有可能从“时序谱”中得到启迪和弥补。“时序谱”与“空域谱”之间相互联系、相互识别、相互补充，如同一只飞鸟的双翼，共同支撑着社会发展预测理论体系。实质上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社会经济问题时，早已在自觉的应用这一理论假设，马克思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依据“各态历经理论”对“库兹涅茨假说”进行验证有两种基本方法：一是空间截面分析法，又称“空域谱分析法”，即把同一时期世界各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与其收入水平进行比较，看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收入分配是否比中等收入国家较为平等，即倒“U”型曲线是否存在；二是时间序列分析法，又称“时序谱分析法”，即通过观察各国的长期变化情况，看看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是否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因此要研究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是否符合库兹涅茨假说，一种办法是进行横向对比，即空间截面分析法，测度收入高的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比收入低的国家是否更不平等；另一种办法是观察发展较快国家或地区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是否仍然在不断地扩大。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也日益呈现扩大的趋势，研究中国地区差距产生、发展的内在规律，寻求发展与公平的平衡点与结合点，不仅仅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更是中国政府关注，并力求解决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采集了中国1978年到1998年的20年间，东部12个省、市、区与西部10个省、市、区经济发展数据，以对中国公平与发展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假说进行验证。
表1 1978～1998 中国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
人均GDP 经济密度
经济总量
年份 差异倍数 差异倍数 差异倍数
东部人均／
东部密度／
东部总量／
西部人均 西部密度西部总量
1978
1.74 14.67 3.50
1979
1.75 14.70 3.50
1980
1.80 15.12 3.60
1981
1.83 15.48 3.69
1982
1.81 15.35 3.66
1983
1.78 15.13 3.61
1984
1.83 15.54 3.70
1985
1.87 15.90 3.79
1986
1.89 16.06 3.82
1987
2.02 17.05 4.25
1988
1.97 16.64 3.97
1989
1.97 16.64 3.97
1990
1.83 15.60 3.72
1991
1.90 16.00 3.81
1992
2.02 17.19 4.10
1993
2.21 18.76 4.47
1994
2.31 19.50 4.65
1995
2.37 19.80 4.63
1996
2.30 17.25 4.11
1997
2.32 17.38 4.14
1998
2.34 17.48 4.17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首先，笔者采集第1组数据：研究1978～1998年中国东部与西部地区人均财富(GDP)的差异随人均财富(GDP)增长之间对应关系，以对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进行验证。这里所谓的人均财富是特指按人平均的GDP总量。如图1所示，随着时间的递增（隐含条件是人均社会财富，即人均GDP是逐年递增的），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人均财富的差异程度呈现逐渐增加趋势，但是仍处于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左侧。
其次，笔者采集第2组数据：研究1978～1998年中国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经济密度的差异随人均财富增长之间对应关系，以对库氏倒“U”型曲线进行验证。这里所谓的经济密度是指单位国土面积所具有的经济总量，其单位是GDP（元）／面积（平方公里）。如图2所示，在改革开放20年中，中国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经济密度的差异倍数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
图1 中国东西部地区人均财富差异的倒U形曲线
图2 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密度差异的倒U形曲线
最后，笔者采集第3组数据：研究1978～1998年中国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经济总量的差异随人均财富增长之间对应关系，以对库氏倒“U”型曲线进行验证。这里所谓的经济总量是指GDP总量。此种差异同样具有递增的特征，与前述的第1组和第2组数据相似，也存在着递增的趋势，如图3所示。
图3 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总量差异的倒U形曲线
通过对以上3组数据分析，表明中国东部与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与公平关系基本符合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规律，并且中国东、西部地区之间财富差异仍然处于倒“U”型曲线左侧，尚未达到临界转折点，表明中国东部与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差距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笔者认为通过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扶贫攻坚计划的有力推进，将会进一步加快中国东、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差异指数从倒“U”型曲线左侧向右侧的转变，从而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更快的迈入“双赢”的理想门槛之内。
3 积极寻求“发展与公平”之间的平衡点和结合点的思考
由上述分析可知，目前中国社会公正水平仍处于倒“U”型曲线左侧，还没有跨越临界转折点，实现由左侧，即公平与发展的“两难”区间，向倒“U”型曲线右侧，即公平与发展“双赢”区间的转移。在这里可以这样来理解“双赢”与“两难”，我们不妨把公平与发展比拟成两个利益竞争主体，则公平与发展之间的自由竞争必然会出现3类结局，即“双赢”、“两难”和“双输”。“双赢”类似于利益双方协调、合作，同时实现发展水平提高与公平程度增加“双丰收”，“双赢”是人们最渴望达到的理想境界；“两难”则类似于一方淘汰另一方，其结果是要么以牺牲公平来换取发展，要么以牺牲发展来换取公平，公平与发展二者不可兼得；“双输”类似于双方两败俱伤的竞争结局，利益双方均不可能获得公平程度的提高，也不可能实现发展水平增加。由于目前中国正仍处于发展与公平的“两难”境地，二者之间矛盾冲突异常地尖锐，常常使得决策者、管理者在权衡熟优熟后时，面临着十分艰难的选择，这种压力会迫使他们倾向于企盼实施两全其美的“双赢”战略，从而导致他们不能正视中国客观存在的实现情况，进而空谈实施“双赢”战略是如何地好。不少学界同仁也从学理上去论证实施“双赢”战略的可能性，笔者认为这种所谓“既要马儿跑的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双赢”战略是典型的乌托邦式幻想。从“两难”到“双赢”的转变，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如果决策者、管理者对此缺乏足够的、清醒的认识，在重大战略决策或重大社会实践活动中，可能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甚至造成灾难性后果。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揭示的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普适性的规律，我们可以去充分地认识、把握和利用它，但是不可能去改变这一规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我们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既然“两难”境地不可避免，那么，这就要求我们具有前瞻性的、战略性的眼光，在发展与公平之间做出痛苦的选择，去灵活的把握两者之间结合点与平衡点，务实地研究如何通过制度安排、政策选择和培育环境条件，特别是借鉴发达国家的一些典型经验，充分发挥中国的“后发优势”与“比较优势”，成功地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促使尽快实现由发展与公平的“两难”区间到“双赢”区间的顺利转换。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无疑这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带来的必须结果。根据国际经验，目前中国在人均GDP仅为1000美元情况下(2002)，与跨越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临界转折点所要求的人均财富水平还相差较大，预计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还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对此我们在心理层面、思想层面和政策层面等诸多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虽然国内一些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就从道义的角度，慷慨陈词，针砭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扩大带来的时弊，但是至今差距仍在扩大。笔者认为只有牢固地坚持邓小平同志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方针不动摇，埋头苦干，加快发展，在提高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之后，才有缩小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物质基础，这也才是理性与务实之举。但是，世界一些国家的发展实践也已经表明，即使具备了较高人均财富基础，如果政府不实行积极的、有效的干预政策，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临界转折点也不会自发的出现，社会不公正程度还会不断地扩大。前世界银行行长R·S·麦克纳马拉曾指出：“过去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国民收入增加并没有对穷人起显著程度的影响，贫穷问题深深根植于制度构架之中，特别是根植于制度内部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分配之中”(1972)；“增长不是公平地达到穷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里，迅速增长伴随着更大的收入分配不当”（1973年）。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迅速起飞和体制快速转轨阶段，要在人均财富较低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的“双赢”，必须对区域发展实施积极的、而且是有效的国家干预才行，这就意味着政府作为“道德人”角色功能的加强，而作为“守夜人”、“经济人”和“裁判员”角色与地位的进一步削弱。中国政府要能够成功地担负起“道德人”这一角色，必须迅速提高政府的汲取财政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和强制能力等，特别是迅速提高表征政府能力高低的核心能力，即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反应政府汲取财政能力高低最主要的指标有两个：一是政府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二是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前者反映政府动员汲取的社会资源占总的社会资源的份额；后者反映中央政府动员汲取的社会资源占总的社会资源的份额。根据世界银行统计，1996年中国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经常性收入）占GDP的比例仅为5.5%，世界平均是26.6%，中国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而低收入国家这一比例达到了14.4%，中等收入国家是17.9%、高收入国家高达28.7%。1996年中国中央政府支出仅为GDP的8.0%，世界平均是29.8%，中国约为世界平均水平1/4，而低收入国家这一比例达到了17.4%、中等收入国家是19.9%、高收入国家高达32.12%。由此可见，在中央政府的汲取财政能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即使在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的支持与引导下，要想迅速地缩小我国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也是极其困难的。所以，加快体制与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快速提升政府的汲取财政能力，是中央政府应当优先考虑的政策选择。只有以中央政府强大的汲取财政能力作为后盾，才能从容构筑经济安全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危机快速反应体系，积极地寻求发展与公平的结合点与平衡点，以保障中国在人均财富偏低的情况下，尽快实现由发展与公平“两难”区间到“双赢”区间的顺利转换。
收稿日期：2003-0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