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神经器官”——读恩格斯晚年关于“头足倒置”与金融危机的论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晚年论文,论述论文,器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引发了全世界向马克思主义求教的热潮，社会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有责任把它引向深入。我觉得，很值得重新学习的是恩格斯晚年的著作。当时西方已进入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恩格斯阐释了正在成为市场主宰的金融市场及其危机，也涉及对未来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些问题，特别是集中在1890年10月27日致施米特的信中，蕴含了他精辟的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对“最近20年的历史”（即19世纪70年代后）① 的研究成果。这对我们认识国际金融危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金融制度），是一把锐利的锁匙。
一、“头足倒置”是发达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
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阶段，形成发达的市场经济，金融市场伴随垄断组织的壮大空前活跃，伦敦、纽约、巴黎、柏林、维也纳、苏黎世等西方重要城市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经济现象。当时崇尚马克思主义的康特拉·施来特（后来转向修正主义立场），想以苏黎世金融市场解释整个经济问题，求教于恩格斯。恩格斯运用辩证法从深层阐释了带规律性的东西，并介绍了他的亲身体验（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从事证券交易活动）。
恩格斯首先指出，从表象上看金融市场乃是经济运行的倒置反映。“经济的、政治的和其他的反映同人的眼睛中的反映完全一样，它们都通过聚光透镜，因而表现为倒立的影像——头足倒置。只是缺少一个使它们在观念中又正过来的神经器官。金融市场的人所看到的工业和世界市场的运动，恰恰只是金融和证券市场的倒置的反映，所以在他们看来结果就变成了原因。”“这些先生们想用金融市场的危机来解释一切，而这种危机本身多半只是一种征兆。”② 实质上，金融危机不过是整个经济深层次矛盾的一种被倒置的反映，不能为表面的现象所迷惑，应当从深层上认识金融市场与经济制度的内在联系。
接着，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了决定因素的序列：生产决定贸易，贸易决定金融，但同时又形成一个逆向的反作用链条。“凡是存在着社会规模的分工的地方，单独的劳动过程也都成为相互独立的。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但是，产品贸易一旦离开本来的生产而独立起来，它就循着本身的运动方向运行，这一运动总的说来是受生产运动支配的，但是在单个的情况下和在这个总的隶属关系以内，它毕竟还是循着这个新因素的本性所固有的规律运行的，这个运动有自己的阶段，并且也对生产运动起反作用。”③ 这段话是讲生产与贸易（市场）的作用与反作用。然后，就是金融与贸易的关系：“金融市场也是如此。金融贸易同商品贸易一分离，它就有了——在生产和商品贸易所决定的一定条件下和在这一范围内——它自己的发展，它自己的本性所决定的特殊规律和独特阶段。此外，金融贸易在这种进一步的发展中扩大到证券贸易，这些证券不仅是国家证券，而且也包括工业和运输业的股票，因而总的说来支配着金融贸易的生产，有一部分就为金融贸易所直接支配，这样金融贸易对于生产的反作用就变得更为厉害而复杂了。”④ 后一段是贸易（市场）与金融的作用与反作用的链条。
我们可以将这三个层次的作用与反作用链条绘作一个图示：
如果将这个平面图示立体化，就显现出市场经济的运行结构，即商品生产单位及消费单位（市场主体）、流通关系总和（市场本身）、宏观调控这三个基本层次，而金融是介于第二、三层次之间：
金融之所以处在第二、三层之间，是因为它是价值形态的独立组织，具有两重属性，既承担宏观调控的职能，又是金融贸易（包括作为经营货币的企业银行和各种证券及衍生品交易）的主体。前者属于调控功能，后者属于盈利性活动，它本身也需要宏观管理。恩格斯的这个思想，列宁在20多年后做了进一步发挥，把金融视为“旧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⑤，凌驾于整个经济之上，并起一定的支配作用。
对于金融对生产和商品市场的反作用，恩格斯将它同国家等上层建筑放在一起论述，形成“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正如在货币市场中，总的说来，并且在上述条件之下（指生产的最终决定作用，而金融等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引者），是反映出，当然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一样”⑥，政治领域的斗争也同样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各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经济运行。后来，毛泽东在讲到矛盾的主要方面转化时，提出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起决定性作用。历史事实证明，市场经济愈发达，价值形态支配商品形态的作用就愈大，金融的反作用表现的反作用也就愈大，并且形成一个庞大的多层次多形式非常活跃的独立市场。所以，“头足倒置”就成了发达市场经济的一大特征。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表现得十分明显，像列宁所指出的那样：“银行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中心，是整个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神经中枢。”⑦ 后来，邓小平进一步总结了历史经验，认定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⑧ 对于现代金融配置资源与调节经济的积极作用必须充分肯定，要引导它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金融市场的两重性做了论述。例如，有价证券交易“不创造任何东西”⑨，证券价格的变动“只是财富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⑩，“在交易所里转手的剩余价值是已经存在的剩余价值”(11)。但就其常态而言，总的是“对再生产起着有利的影响”(12)，它能促进流通，促进财富从一个钱袋向另一个钱袋转移。“交易所朝着集中的方向改变分配，大大加速资本的积聚，因此这是象蒸汽机那样的革命的因素。”(13) 关键在于善于利用它的有利因素，抑制它的负面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这封长信中，明确地论及金融危机的独立性及其影响。他说：“事实的确是这样：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从属的作用，甚至根本不起作用。”但是，他反对“用金融市场的危机来解释一切”，认为这种观点是“否认工业危机来源于暂时的生产过剩”。(14) 这就告诉我们，金融危机既有一定的独立性，又根植于生产领域暂时过剩。对于金融危机，必须从资本主义经济过剩的根本矛盾上去寻找，不能把它视为一种孤立的现象。可以说，金融危机正是“头足倒置”一种负面表征，在发达市场经济越来越突出的进程中，需要倍加关注，因为这种危机本身多半只是一种征兆，更深层更严重的危机还在后头。这就告诉我们，研究金融危机，不能简单地就金融论金融，而要深入到经济运行的整体。
二、资本主义最新阶段将“头足倒置”推入“倒宝塔”式的畸形险境
从发达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来看，由政府实施对市场宏观调控、“两只手”匹配，包括发挥金融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即恩格斯所说的“头足倒置”现象是一种常态。然而，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矛盾的发展、大资本家无限贪婪的驱使，使得金融无限膨胀，以至变为倒宝塔式的畸形状态，势必先由金融危机引发整体经济危机。对于这种资本驱动的趋势，恩格斯也在此文中做了论述。
他在指出“金融贸易对于生产的反作用就变得更为厉害而复杂”之后，接着说：“金融家是铁路、矿山、钢铁厂等的占有者。这些生产资料获得了双重的性质：它们的经营时而应当适合于直接生产的利益，时而应当适合于股东（就他们同时是金融家而言）的需要。关于这一点，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北美的铁路。这些铁路的经营完全取决于某个杰·古尔德、万德比尔特等人当前的交易所业务——这种业务同某条特定的铁路及其作为交通工具来经营的利益是完全不相干的。”甚至在英国长达几十年耗费巨资进行竞争，“这些竞争的主要目的仅仅是为了让握有股票的金融家便于经营交易所业务。”(15) 这就是说，金融家的经营活动已经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需要，为追逐的无穷的货币财富，加劲地推动经济的虚拟化。正如马克思所形容的，资本家“的灵魂渴求货币这唯一的财富，就像鹿渴求清水一样”(16)。恩格斯讽刺他们的心态：为了发财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17) 金融巨头把交易所变成了赌博场，以至“乘人之危、趁机发财”(18)，由此就会引发支付链条断裂的货币危机。
当金融离开实体经济之后，金融功能及其流通形式就发生了变化。原本生息资本的公式为G—G′，实际上是省略了中间实体资本的增值的公式（G—W—G′）。但发展到巨大金融寡头垄断市场的层面，它们就不愿再费那个事了，干脆从事“钱生钱”的大勾当，一串一串的“金融创新”使G—G′成了买空卖空的连锁交易，脱离创造价值的实体运动，脱离价值决定价格的根基，像断线的风筝一样在空中飞舞。为了缓解有效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不足的矛盾，美国采取寅吃卯粮的借贷消费的方式，储蓄率几乎等于零，而且以债务形式表征了巨大负值，次贷危机盖源于此。次贷的利率高达24％，吹起38％的房地产泡沫，百家银行以金融创新的链条竞相分享这块蛋糕，到头来居民和多数中小经营者捞回的是一场空。最终像恩格斯所论述的那样：“在危机中，社会性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剧烈地爆发出来。商品流通暂时停顿下来；流通手段即货币成为流通的障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生产力起来反对已经被它超过的生产方式。”(19)
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已经不是作为发达市场经济常态的“头足倒置”，而是货币成为流通的障碍，市场经济的运行结构成了随时崩塌的倒宝塔。这种金融与实体经济脱离越来越远，形成虚拟化——泡沫化的进程，构成资本主义发展、蜕化的总趋势。我们应当像恩格斯所说的分析金融发展的特殊阶段，从几百年的事实出发就此作一个历史的分析。(20)
如果说20世纪初列宁曾作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判断，那么今天我们应当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实际出发，作出新的判断：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蜕变的最新阶段，简称“虚泡帝国”。纵览历史，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迄今大体经历了4个大的发展阶段：（1）原始积累资本主义（前后大约300多年），其生产力的技术基础是手工工场方式，金融还处于胚胎之中；（2）自由资本主义（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70年代后），其生产力基础是机器为中心的初级工业化即产业革命的扩展，金融经济初具规模，各种金融工具一一问世；（3）金融与产业结合的垄断资本主义，包括私人垄断与国家垄断（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中叶），其生产力基础是电气化、石油化为支持的规模化的工业经济（即深化的工业化），金融业开始居于主导地位；（4）高度虚拟化走向泡沫化的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20世纪中叶至今），其生产力基础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现代化手段，而与信息技术结合的金融资本同实体资本脱离得越来越远，以美国主导的高度集中、超级虚拟化的垄断资本主义控制、剥削全世界，导致泡沫经济破裂引发世界大危机。
概括起来说，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表现了7个方面的新特点：（1）资本主义发展更加不平衡，形成了美国独霸世界的格局（苏联解体前曾有两霸相争），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绝对领袖和国际宪兵；（2）美国以无比强大的综合实力为后盾由美元霸权取代一般的国际货币关系，通过与实体经济相脱离的虚拟经济主导全球化，剥削广大发展中国家，表现了后殖民主义的新形式；（3）垄断最先进的技术，并与虚拟资本紧密结合，强化金融的流动性与连锁性；（4）通过跨国公司组织推进实体产业转移，以新形式垄断国际商品市场与技术市场，并与国际金融寡头紧密结合；（5）以虚拟经济支撑军事优势，利用核武器与空间技术控制全球，美国军事力量布满大半个世界，尤其抢占战略资源地域；（6）以新自由主义和“民主价值观”作为统治意识，并作为战略政策在全世界强力推行，竭力对所有的国家进行颠覆、渗透；（7）由超级的经济虚拟化导致整体泡沫化，由金融危机引发经济危机，并通过各种方式转嫁于世界各国。其中最主要的经济特征，则是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虚拟经济主导国内与世界经济。这是资本主义发展前几个阶段所不完全具备的，并且使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强势由顶点转入下坡路。
就美国而言，大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的经济实力超过了所有国家，成为经济发展最快、科技进步水平最高、由巨大垄断资本集团支撑和操纵的强国。它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特殊的机制，以软硬两手盘剥世界。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不仅本土上未遭受重创，而且大发横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0％，等于其他一切国家的总和，黄金更占世界的3／5。正是凭借它的强大无比的经济实力及与之匹配的军事实力，在20世纪40年代完成了由“经济强国”和“金融帝国”的嬗变，标志性事件就是1944年7月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确定了美元霸权。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12月正式签订协议，形成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双挂钩”机制），美元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建立了长期为美国控制的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从此，美国国内货币与世界货币成为一体，美国可用美元支配全世界，国内出现了“去工业化”和证券化浪潮。这一国际金融超级垄断资本主义走向高度虚拟化、泡沫化，在60多年的嬗变中大体经过了4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45—1970年），主要特点是同黄金挂钩的美元主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金融与实体经济仍有较多的结合，虚拟经济渐占主体地位，形成外汇市场；第二个时期（1971—1980年），主要特点是美元同黄金脱钩，并发生石油危机与“经济滞胀症”，发生多次美元危机；第三个时期（1980—2000年），主要特点是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特别是金融自由化，虚拟资本大幅膨胀，美国利用美元纸币盘剥世界，多次转嫁经济危机，制造多起金融风暴；第四个时期（2001年至今），主要特点是迅猛扩大的虚拟经济使得经济泡沫超速膨胀，最终破裂，美国发生了80年来最大的一次金融危机，波及全世界。
上述60多年的历史表明，美国经历了一个从“经济强国”变“金融帝国”再变为“虚拟经济——泡沫经济王国”的嬗变过程，金融资本从与实体经济结合蜕变为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的庞大金融经济体系，成了以虚拟经济为主体的经济泡沫酵母，进而扩展为整体的泡沫经济。这是一个利用金融——虚拟资本和泡沫经济操纵市场、控制世界大发其财、最终泡沫破灭的进程。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21)
从深层上看，这种严重“倒宝塔”式的虚拟化、泡沫化经济，不仅整体上扭曲了市场经济的运行结构，而且使得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尖锐化，彻底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金融作为价值形态独立化的市场组织形式，最终它的运行要为价值规律所裁决。金融市场的危机，根植于实体的矛盾，是无法摆脱铁的价值规律所支配的。目前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始于房地产泡沫破裂，价格极其严重地偏离价值，最后被迫回归价值，出现次贷危机，导致全面金融危机再进一步引发经济危机。实际上，今天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正是马克思所讲的“货币危机”(22) 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表明金融特别是虚拟资本一旦过大地超实体经济所能容纳的量，社会经济就变成巨大的泡沫（虚拟资本本来就含蕴大大小小的气泡），一旦价值回归（泡沫破裂）便会造成巨大危害，在宏观调控层次上发泄巨大无比的负效应。专家估计，美国金融——虚拟资本造成的虚假财富达600万亿美元（相当于其GDP的50倍之多），包括国家债务近8万亿美元，居民债务10多万亿美元，银行债务50多万亿美元，财政赤字上万亿美元，金融衍生品所产生的面值300—400多万亿元，大大超过了实体资本（在美国国内实体经济仅占GDP的3％）。这已经大大超出市场经济所能容纳的限度，整个经济都建立在比之沙滩更虚的泡沫上，从根本上违背了铁的价值规律，整个市场经济的运行结构正由宝塔变成倒宝塔。
目前激化的矛盾交错及其表现形式，将美国为首的当代资本主义推向国家金融的超级垄断，经济虚拟化、泡沫化具有时代特征，表现了现代资本主义演变的一种趋势。美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正逐年下降，20世纪中叶占一半，20世纪末降为30％上下，近几年只有20％多（2007年按现汇算为25％，按平价算约为20％上下），但其金融资产却占世界总量的40％，表明它主要靠金融支持它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2007年贸易逆差为8538亿美元，在国际收支中经常性账户收支盈余为负7386.4亿美元，资本账收支盈余（即非金融性资本交易）为负23.2亿美元，金融账户收支盈余为6798.4亿美元。这表明它的金融性收入大抵可弥补贸易逆差的80％以上。而在其GDP中，实体经济创造的份额在下降，1950年为61.78％，到2007年为33.99％，下降了27.79个百分点，其中同期的制造业由27％下降为11.7％，下降了15.3％；而同期的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则由11.37％上升为20.67％，占1／5（其虚假的面额要大十几倍）。有的专家系统研究美国60年的历史，发现金融、房地产、社会服务等加在一起占其经济总量的70％以上，而汽车、化工、机械、装备等制造业仅占13％。目前美国GDP与虚拟资本的比例大体为1∶36，其中有70％左右的泡沫。这种实体经济的下降与虚拟经济的无限扩大的情形，表明美国整体经济结构急剧走向超级虚拟化。列宁说过：“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23)，“金融利益或投资利益统治着商业利益”(24)。在20世纪中叶之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美国跨越式地成为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即把金融与工业的结合蜕变为脱离并统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世界，而与高科技结合，进一步引发由经济泡沫酿成泡沫经济，彰显了美国为首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和新手段。这也正是在新阶段上高度社会化与高度私有化的矛盾从深处酿成今天的国际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其经济的高度虚拟化、泡沫化和在世界的金融霸权在更高层次上表现了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成为世界最大的食利者，也凸显了美元霸权从强盛的顶点走向衰落的转折（当然，在相当时期内其实力仍然强大，仍然主导着经济全球化）。
此外，这种“倒宝塔”式的畸形不仅支配着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生活，就连军事的形式也起了变化。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动的战争已由大规模的世界战争变为连绵不断的局部战争与冷战、准冷战并存交叉，且与经济虚拟化——泡沫化密切相关。二战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发动了一系列局部战争，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两次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等，并在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置军事基地，在一些地区经常制造紧张局势和暴力动乱，进行多种形式的颠覆、渗透活动。20世纪90年代前处在冷战状态，90年代后维持准冷战的高压态势，战略重点逐步东移。其重要支点是发展核武器力量和高科技武器，包括“星球大战”，不断增强威慑力量与军事霸权地位。根据军事专家计算，美国2001—2007年累计多支出的军事费用15468万亿美元恰好与同期其财政赤字累计数目基本相等；同期的军费总开支36170万亿美元相当于2007年国债增加额（比2000年）的86.4％。这说明美国的军费实际依赖债券市场，进而推动了泡沫经济的扩展。比如，它在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消耗的军事费用8450亿美元与布什应对金融危机的资金8320亿美元大抵相当。这就显示了美国经济虚拟化、泡沫化同军事霸权的内在联系，加剧了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
三、遵循科学发展观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金融系统的“神经器官”
毛泽东多次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是照搬教条，而是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恩格斯的上述论析已经过去100多年，不可能给今天以具体的现成答案，但他的立场、观点和辩证方法却是我们分析现实资本主义矛盾的有力武器，并在当时就预示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25)，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的认识。关键是在实践中善于总结和升华。
以美国为主导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所发生的严重金融危机及其向实体危机的扩散，从反面给我们更多的教益。既要借以认识与把握现代资本主义的阶段性特征和缺少“神经器官”的痼疾，更要进而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的阶段性特征和运行规律。恩格斯当年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头足倒置”现象缺少一个使它们在观念中又正过来的神经器官。可以由此引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应当安置并且不断完善这种“神经器官”的。他多次讲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有可能变为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有可能认识和运用经济规律(26)。虽然那时还无法预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运行，但我们可以结合现今的实际加以创造性地运用。
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神经器官”应当是什么及其如何运用呢？邓小平回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27)。胡锦涛同志在总结30年改革开放历史经验时进一步指出：我国“形成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制度”(28)。再具体化，可以把科学发展观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或曰“灵魂”。
在这方面最大的障碍是“市场迷信麻痹症”，对市场经济中可能发生的风险认识上模糊，行动上迟缓，措施上乏力，以为市场本身就有自我调节能力（或曰“自组织”能力），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着滑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危险不清醒，尤其对于新自由主义缺乏警惕性。所以，应当从根本上揭示两种市场经济的区别与联系。事实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具有共性与个性这两重属性，共性是它们之间的联系，个性则是它们的区别。在日常交往（尤其是大量的交易）中人们往往注重共性即连通性，而忽视差异性。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驾驭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有很大的难度：一是市场经济具有多元性、多变性、短期性、分散性、周期性、国际性；二是经济体制还有许多障碍；三是我们缺乏经验；四是西化影响的冲击。即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尤其在初级阶段）一些缺陷和失误也难以完全避免变质的危险，弄得不好也存在着滑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能，也会出现两极分化。现在出现的一些经济、社会问题已经说明这一点，我们应当树立忧患意识。比如，经常有两种倾向交错干扰：或者主张控制过死，捆死市场；或者推崇完全放任，纯靠自发。目前看来，西化的影响不可小觑，那种把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对立起来，继而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分割开来的思潮日益突出，不时冲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许多矛盾由此而发）。许多人往往把完全的自发性等同于市场经济的优势，这是一种误解和陷阱，必须从理论上加以澄清。除了他们反映的一些利益集团的意愿之外，单从思想方法上说是盲目崇拜西方，以西方“主流经济学”马首是瞻。其手法也有一个偷换概念的小技巧，就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装，先去掉“社会主义”之睛，再冠以“自由”之帽，魔术般地改变了事物的性质。其公式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自由市场制度”。这样便完成了一种嬗变：把本来作为手段的市场经济变为社会基本制度的根基，把运行的形式变为追随西方制度的内容，抹杀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为私有化、自由化大开绿灯。因此，我们在深化改革开放中必须认真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方向，澄清“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之类观点的误导。
经验证明，对市场放开容易，安置和优化“神经器官”难，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地运用“两只手”匹配还缺乏一套成熟的经验。再从认识过程上说，人们往往先接触表象，最多到具体的技术操作层面，浅尝辄止，很少从深层上探究市场经济的“神经器官”，注重“无形的手”，忽略“有形的手”，不了解市场经济发展总过程的阶段性特征。事实上，恩格斯讲的这个“神经器官”是今天所处的市场经济高级形态须臾不可离开的。历史地看，诚然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运动体制是富有活力的，但也有重大缺陷。市场经济作为社会化的一种交换方式，其调节配置功能随着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已形成三种梯级（简单商品经济除外）：第一种，以私有资本主义制度为平台主要靠自发调节，犹如生物界单细胞生物的个体性自我调节，属于低级的、原始的经济调节和资源配置；第二种，以大资本所有制为主宰、以个体自发调节为主，加上一定力度的宏观调控体系，犹如生物界的多细胞生物既有细胞层的调节，又增添了体液调节，但不能从根上克服自发性的残畸，属于中级层次，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如此；第三种，在宏观总体调节下充分发挥微观调节功能，把市场和计划两种配置资源的方式结合起来形成合力，犹如生物界的高等动物除了细胞、体液的调节之外，须加上神经系统的总指挥，属于高级层次。事实表明，市场经济高级层次必须排除私有经济特别是大垄断资本对社会化运行的干扰，体现社会化生产力和社会化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依托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平台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健全“神经器官”，方可促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臻完善。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都是生产社会化规律的客观要求。全面地看，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积累的矛盾不可忽视，有的相当尖锐，需要用科学发展观澄清和排除西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干扰，统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继续优化（此处不作详述）。
就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来说，同样有它的二重性。在方法论上，有两点需要明确：一是处理好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突出特殊性；二是将基本制度层面与运作技术层区分开来，后者为前者服务，不能因借鉴国外金融运作的某些有益做法而改变基本制度。由美国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金融改革什么教训呢？最根本就是不能照搬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金融模式，不能走它的覆辙。从经济规律上看，金融的充分发展，是经济社会化的最高表现。它与信息经济一样，最容易流动并同其他产业组合。在现代，金融和信息的结合，成为宏观调控举足轻重的要素，同时带来的风险也非常之大。所以，金融在宏观经济中居于特殊重要地位，在现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把金融作为宏观调控、调控民生的基本手段之一。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有分析地借鉴包括美国在内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同时接受它的根本教训。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中必须走自己的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金融体系。从实践进程看，我国银行在许多外国银行绩效大滑的态势下却能获得30％的利润率，同时也要力避美国等一些国家的弊端，把现代金融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结合。新自由主义金融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金融自由化、私有化、过度虚拟化，导致泡沫化。我们在金融体制改革和经济运行中必须引以为戒。
由于根植的制度根本差异，我国金融市场体系不仅安置了“神经器官”，而且发挥主观能动性使之不断优化。简言之，这里要注重六个区别：（1）社会制度根本不同（不能私有化）；（2）金融主体的性质不同（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3）市场经济的类型与基础不同；（4）对待国际经济关系与经济全球化的立场和政策不同；（5）道德规制与操守不同；（6）领导力量不同（对中央银行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再具体说要研究下面几个具体问题(29)。
有效地建立健全整个宏观调控体系。按照“市场导向调控，调控导向市场”的双导向运动原理，需要给市场调节这只“无形的手”安上“神经器官”，犹如在这个自然的大调节器上装置电脑，使自发调节联结自觉调节。所谓信息政府、电子政府，就属于这一类型。这一反馈系统的基本框架就是在调节中枢—市场—企业三者之间装配信息反馈和控制的子系统及各种职能机构，有效形成输入—处理—输出的循环运动，在这个大系统中，按功能分有六个子系统：（1）输入系统；（2）处理系统；（3）输出系统；（4）商调系统；（5）中协系统；（6）微调系统(30)。对于金融来说，更需要强化风险预警机制。
强化金融监管体系。（1）继续清理整顿证券市场，进一步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在善始善终完成好各项清理整顿任务的基础上，及时发现和解决新的问题和风险隐患；继续加强上市公司监管，并着手研究连续三年以上亏损上市公司的退出机制；督促证券公司建立有效的内控机制，着力培育一批遵纪守法、管理严格的大型证券公司；彻底解决计算机系统问题，建立全行业信息系统安全管理机制。（2）进一步加强证券期货法制建设，提高依法管理的水平。进一步完善《证券法》为核心的证券法律、法规体系，加快出台各项配套法规规章；要加强证券期货监管人员的专业培训，健全稽查机构的设置，全面推行依法管理。（3）继续规范期货市场试点，进一步完善期货市场功能。要全面贯彻落实《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和四个管理办法，依法规范期货市场。要根据经济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期货市场功能。（4）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情况，完善有关法规，全面提高证券业素质。一要加快相关法规建设，严格各项管理；二是要努力强化证券业的自身素质，为提高证券业的对外开放水平创造条件。（5）进一步理顺三级监管的职责划分，充分发挥集中统一监管体制的优势。各级证券监管机构要树立系统监管意识，在坚持统一领导、明确分工、分级负责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在职责范围内开拓工作局面的有效途径。（6）完善和发展QFII（外资）制度，即完善外资进入我国证券市场的配套工作。（7）对于利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进行洗钱、诈骗活动，尤其要强化监管和制裁。
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在发达市场经济下虚拟经济是不可少的，但必须把握一个量度，既有利于活跃金融市场，又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并能有效控制和监管。包括人们热衷的股市在内也需要研究它的边际效用。在现实应当提倡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但一定要正确引导，“人人炒股”、“人人投机”是有很大消极作用的，甚至会造成重大社会问题。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要制止过度投机兴风作浪、利用各种手段诈骗金钱的活动，一定要防范各类经济泡沫膨胀为泡沫经济，一定要保持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
处理好与国际接轨同保持金融主权的关系。开放是必要的，但一定要适度，并要设置“防火墙”，防范国际金融风险，捍卫金融主权。美国的金融资产比我们高出几十倍，加上泡沫化的虚拟资本还要高达几百倍，犹如高悬在我们头上的巨大水库，一旦决堤溃坝那就必定陷入灭顶之灾。这种教训在许多国家已经发生，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用自己的“神经器官”去指挥防范。再进一步，随着我国实力的增强，要争取人民币国际货币的地位，抵消美元霸权。
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但决不能搞私有化、自由化（此处不再详谈），一定要创造出崭新高效安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制度。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00页。
⑤ 《列宁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0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01页。
⑦ 《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8页。
⑧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6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08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66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9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66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28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9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00页。
(1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2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44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615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7页。
(2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8－705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7－278页。
(22)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55、585、597－598页。
(23) 《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03页。
(24) 《列宁全集》第5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75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3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4、785页。
(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邓小平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63页。
(28)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求是》2008年第24期。
(29) 详见杨承训：《中国金融不能照搬美国自由化模式》，载《金融理论与实践》2009年第4期。
(30) 详见杨承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4－6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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