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尔德笔下的伦敦：艺术与社会的空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尔德论文,伦敦论文,笔下论文,艺术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尔德是一个出色的城市作家。伦敦是他的诗歌和小说中经常描绘的对象。但是王尔德笔下的伦敦和以往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城市有所不同。我们找不到狄更斯式的忠实和客观的描写和淋漓尽致的细节。王尔德更多地受到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他侧重表现作家对城市生活的主观感受，波德莱尔在《巴黎的忧郁》中也绘制了一幅城市生活的画卷：乞丐、娼妓、吸毒者、落魄艺术家以及涌动的人群和车水马龙这样一幅混乱的、非理性的街景。但是联结和编织这些生活细节和人物的是诗人的内心感受，是他的感觉、印象、联想和绵延的思绪。王尔德是象征主义作家的热情读者，他在监狱中开出的书单上还列上了波德莱尔、玛拉美、梅特林特和赫斯门斯的作品〔1〕。 王尔德的城市体验是通过一系列心情沉重、情绪绝望的人物形象表达的，城市生活的种种细节都转化为主体的感受。主体性框架的城市生活，是王尔德以及后来的现代主义作家如乔伊斯、伍尔夫和艾略特等人的基本写作模式。读者是通过作家的变色镜看到和感觉到城市生活的律动。
王尔德历来对客观世界加以贬斥。对他来说，生活只是一种蹩脚的艺术。他在《谎言的衰落》（1889）一文中嘲笑了现实主义作家梅瑞狄斯对生活的客观描写，王尔德描述的则是感觉化的城市，一切都与感知的主体密切相关。在他的作品中，现实生活经过主观感觉的转化成为意象，其音响、色彩均诉诸于读者的感官。这是对城市生活的审美化，其目的是完成唯美主义的艺术理想，即超越现实。
但是王尔德笔下的伦敦也是一个交织着种种物质生活因素的“社会空间”，它的意义不仅仅限于这些审美的意象。王尔德作品中的人物所体验的生活反映了伦敦两个不同的侧面。一方面，王尔德建造了一座“象征的森林”，在这艺术的空间我们感受到各种形象对感官的冲击。另一方面，被艺术形式所排斥的现实却仍然以这种方式呈现出来。艺术手段毕竟不能掩盖生活的全部内容，伦敦不可避免地渗透和掺杂了社会因素与物质因素。王尔德的城市体验徘徊于审美性与社会性之间。他的描写既有田园诗意又有生活气息。他的小说人物试图逃避黑暗现实却仍然拥抱这一现象。
一、伦敦的夜晚：街道中的象征意象
在唯美主义盛行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城市生活在王尔德的作品中首先以田园诗般的形式出现。在其早期诗歌中，伦敦呈现出一幅幅印象主义风格的画面：色彩绚丽，五光十色，景象闪烁。王尔德在字里行间掺杂了许多艳丽的形象，以唤起视觉艺术的效果。在一组叫作《印象》的组诗中，诗人就着力于突出景物如歌如画的特点，刻意模仿印象主义画家惠斯勒的伦敦风景组画《夜曲》：
兰色和金色的泰晤士河夜曲
在灰色中渐渐和谐
装满褐色干草的驳船
驶出码头，驶向清冷
黄色的雾从桥上向下蔓延
直至房屋的墙角
又变成一片片阴影，而圣·保罗教堂
象是泛现于城市上方的水泡〔2〕
这是一幅黄昏的图画，画面由暖色变为冷色。泰晤士河、圣·保罗教堂和伦敦桥等景物交织在一片红色斑斓的背景之中。其中“黄色的雾”使我们想起T·S·艾略特的《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是充满现代感觉的意象。
实际上，这样的城市景象代表了唯美主义的审美方式和观察生活的原则。世界被压缩在艺术家的视觉范围之内。王尔德1883年在伦敦的一次讲演中说，艺术家“不能等待生活变成如画的风景，而要以绘画的方式观看生活”〔3〕。遵循这一艺术原则， 王尔德在《渔夫和他的灵魂》这篇童话故事中创造了一个东方城市的形象。在这座城市中，我们看到的是狭窄的街道，“象蝴蝶一样”飘动的灯笼，形形色色的东方人物及其有异国情调的生活方式，在这里我们听不见现实生活的喧哗与骚动，一切都被高度艺术化的形象所取代。这种审美倾向使王尔德归属于早期现代主义的艺术潮流之中，对风格的渴望，对形式美的追寻，对感觉和印象的崇尚，这些都使王尔德笔下的城市生活充分地美感化了。
不过进入九十年代之后，这幅城市图画的瑰丽色彩逐渐黯淡了下来，正如《印象》中的那条驳船，由黄昏驶向暗灰色的傍晚。在这一阶段的作品中，王尔德的人物都投身于伦敦的夜生活中。他们在阴暗的街道上徘徊、踌蹰，感受着城市的混乱，倾听着嘈杂的声响。《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的道林·格雷，《阿瑟·塞维尔勋爵的罪行》中的阿瑟·塞维尔，以及批评论文《谎言的衰落》中穿插的小故事的主人公“海德先生”都有同样的城市体验。田园诗的城市形象已经转换为振摄人心的恐怖意象。
作品人物在街道中徘徊是表现都市生活体验的一个基本模式。城市的街道、两旁的建筑在人物的面前都现出一副陌生、黑暗的景象，甚至有时候如“魔鬼般”可怕。在《道林·格雷的画像》中，读者看到一个踽踽独行者，一个脆弱的、孤独的、常常被陌生的人群所惊吓的人。他憎恶丑陋的环境和各种刺耳的尖叫声。一天，道林·格雷看过演出，从剧院出来，投身于伦敦的夜幕之中：
他不知道他走到了哪里。他只记得他穿过灯光昏暗的街道，走过拖着巨大阴影的拱门和面目可怕的房屋。女人们粗鲁的说话声和尖利的笑声追随着他。醉鬼们从他身边走过，象怪诞的猴子一样自言自语。
他看到相貌奇特的小孩在院门口的台阶上挤作一团，听见从黑洞洞的院子里传出的尖叫声和咒骂声〔4〕。
伦敦的这一街景让人不寒而栗。道林·格雷无目的地游荡，心中充满了困惑与恐惧。他在昏暗的街道中迷失了方向。他加快脚步，试图逃离这一场所，回到温暖、舒适的住所。
德国学者诺伯特·科尔（Norbert Kohl）在《奥斯卡·王尔德，一个保守的反叛者的作品》（1989）一书中指出，“自然主义作家会就此机会倡导一种社会批判，而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幅飘忽不定的印象主义的画面。可以说，现实的贫困生活已被缩减为离奇的想象。”〔5〕的确，夜幕下的城市生活已被转化为意象，一种被T·S·艾略特称之为具有象征功能的情境：“一系列客体，一种情境和一系列事件构成的链条。”这种描写所表达的不完全是客观现实生活，而更多的是作者的思想感伤状态，是主观对客观的感受。
这一原则体现在王尔德所有描写城市的作品之中。城市的形象融合了许多意象，所表达的是孤独行人的绝望情绪。对具体事物描写总是和某种抽象观念有关。因此，对生活的体验超越了生活的物质层面而转向了人的情感，具体的细节为个人情绪所渲染，从客观世界呈现出一个感觉的主体。正如雷蒙·威廉姆斯在《乡村与城市》（1973）一书中指出，“在现代的‘象征主义’中，客观事物的凸现和孤立是观看者主体孤立的结果。”〔6〕马歇尔·伯尔曼（Marshall Berman）在评论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时也说，诗人忧郁的内心感觉必然使他转向城市的阴暗面，促使他观看大街小巷中苦难与贫苦的景象。他的诗歌天才“与某种特殊的现实结合了起来，那就是巴黎的日常生活、夜生活、街景、咖啡馆、阁楼与地下室。”波德莱尔诗歌中的种种城市形象，如移动的人群、中世纪的贫民窟、四处游荡的穷人等等都获得了“客观对应物”的艺术力量。它们传达出现代作家内心的苦痛与焦虑，传达出一种“文化的绝望”〔7〕。查尔斯·查特威克（Charles Chadwick）在《象征主义》（1971）一书中则用“黑色的绝望”来概括现代文学中的这一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尔德笔下的伦敦也具有同样的特点。他所描绘的极具表现力的城市意象同样也传达出作者对现代城市生活的痛苦意识，而且表达了作者对现代都市的批判态度。
不过王尔德的伦敦还表达出作者关于人在现代城市中的位置的思考。作品人物的痛苦与绝望的情绪总是与主体性丧生的意念相关联。这一点在短篇小说《阿瑟·塞维尔勋爵的罪行》中更为明显。这里不仅有粗鄙的市民、尖锐的叫喊和迷宫般的街巷等城市意象，而这些诉诸视觉与听觉的意象与更为深层的城市体验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塞维尔的迷失方向的感觉。黑暗中的叫喊加深了这种困惑。夜幕下的街道就象是一张黑色的网，他无法主宰自己，是那样无能为力。他心中充满迷茫和恐惧，象是舞台上一只机械的“木偶”：
他走进狭窄、令人难堪的小巷中去。两个涂脂抹粉的女人在他经过时嘲笑他。从一个黑暗的院落中传出一阵叫骂和击打声，接着就是一阵刺耳的尖叫。他在阴湿的台阶上走过，看到的是驼背的穷人和老人……。难道他们和他一样，也不过是一场怪诞剧中的木偶吗？〔8〕
塞维尔无法理解这样一座城市。这是一个危险而令人厌恶的地方，到处是不和谐的声音和冲突争斗。在迷宫般的街巷中他显得渺小而无能。周围的一切都充满恶意，他失去了身份和地位，伦敦和街道与他习惯的生活是那样不同，在这里塞维尔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他丧失了主体性，失去了一种统一的、完整的自我的感觉。这种城市体验实际上印证了乔治·卢卡契批判现代主义文学的观点。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人被转化为一系列毫无关联的经验的碎片”。王尔德的人物正是充分体验了破碎的生活和无关联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使他的个性解体，处在一种无身份或异化状态之中。
因此对这种“异化感”可以从社会层面上理解。伦敦不仅是一个“心理空间”，它还是一个“社会空间”。这种绝望、沮丧和恐惧的情绪以及主体分裂的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说代表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生活的总体感受。王尔德是1884年移居伦敦的。当时伦敦的人口在不断澎涨，城市的面积也不断扩展。据载，当时伦敦的人口已接近五百万人，工业化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还在吸引着更多的人到城里来谋生。这使这个城市的生存条件处在一种极其恶劣的状态之中。亨利·詹姆斯也在同一时期来到伦敦，他发现“伦敦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它既不舒适，也不令人惬意，它无法逃避人们的责难”〔9〕。
威廉·布思（WilliamBooth）在1890 年出版的《黑暗的英格兰及其出路》一书中有关于伦敦东区苦难景象的叙述。他发现伦敦贫民窟的生活状况如此令人震惊和窒息，他无法用笔墨表达他的思想。他引用了一段描写纽约贫民窟的报道来传达他对伦敦的感受。他写道，“在贫民窟呆上二十四小时，也就是一天一夜，那么你看到的苦难、贫困与堕落将使你终生改变对生活的看法。”〔10〕卡尔·贝迪卡（Karl Baedeker）在《伦敦及近郊》（1905）一书中则记载了外来劳力的拥挤状况。他说，从世界各地“涌入了大批的劳动力，无数脏脸和外国服装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画中景象”。他还嘲讽说，在伦敦看到的苏格兰人比在阿伯丁见到的还多，爱尔兰人比都柏林多，犹太人比巴勒斯坦多，罗马天主教徒比罗马多〔11〕。
这就是王尔德的伦敦所处的社会生存条件，不过王尔德从具体的事实中得出的是抽象的结论。对王尔德来说，昏暗的街道、可怕的贫民窟、迷宫般的房舍以及可怕的人群，这些都是无秩序、混乱的现代生活的组成部分，是社会的危险因素，他的象征手法充满了升华现实的力量，而他的人物只是试图逃避这个世界。下面我们将要看到，面对这种现实，王尔德及其同时代作家都在努力寻找出路。不过无论是逃避还是寻觅，无论是象征技巧的渗透还是艺术升华的热情，从根本上说都是对当时社会变革的反应。而主体性的丧失和对自我确定性的怀疑也是社会生活商业化以及工业化对艺术家的心灵产生冲击的结果。
二、伦敦的早晨：形象化的艺术空间？
其他同时代的城市作家也和王尔德一样，把拥挤的人群、黑暗的街道看作是危险的社会因素，在描写这些丑陋的城市形象的同时，他们也在寻找并试图提供解决方式。乔治·吉辛和H.G.威尔斯对乡村风光的向往是一种系统的逃避城市的模式。作为对城市生活最有力的批判者之一，吉辛保留着一种对昔日生活的缅怀，一种深切的希望，把乡村看作是拯救和洗刷人类心灵的场所。吉辛不断说明他喜爱乡村远甚于城市。在1885年写给他兄弟的一封信中，他说他希望“一年中能有六个月生活在真正的乡村，在浑然秋色的笼罩下享受在茅舍中阅读荷马的乐趣”。〔12〕同样，威尔斯在《托诺·邦盖》中也把乡村英格兰的井然秩序作为社会理想。他把农村称为“封闭的、完整的社会系统”。因此，从城市生活中退却，乡村便成了自我拯救的场所。无论城市中工业文明和商业化如何发展，农村这一理想的避难所总是体现了一种“遥远的希望”。
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侦探记》则提供了一种与上述作家完全不同的拯救城市的方式。柯南·道尔崇尚的是理性和智慧，是强有力的规范城市生活的秩序。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熟悉的孤独的行人的形象被一个善长推理，掌握着“科学”分析方法的智者所取代。福尔摩斯熟悉伦敦的每一条街道；他可能通过罪犯鞋上的泥土判断他来自何处；他可以通过烟灰知道香烟的品牌。他是一个精力丰富、无所不知的人，是一个因果关系的热情发现者。雷蒙·威廉姆斯在《乡村与城市》中指出，福尔摩斯侦探是“一个重要的、通晓一切的人物：一个能够拨开迷雾找到出路的人，一个可以洞察伦敦的错综复杂的街道的人。 ”〔13〕在柯南·道尔的作品中，对昔日的缅怀，对乡村秩序的崇尚，俨然让位给一个精明强干，头脑清晰的思维主体。他代表着超越现实黑暗的理性，是一个社会秩序的捍卫者，也是向混乱挑战并取得胜利的人。
然而王尔德对城市侦探并不感兴趣，乡村对他来说也并非理想的选择。他说，“人只能在城市中写作，把乡村（的图画）挂在墙上。”〔14〕王尔德的理想是室内空间，他特别推崇惠斯勒设计的“孔雀厅”，一个具有浓郁东方色彩的艺术空间。在《道林·格雷的画像》的开始，王尔德就描绘了巴兹尔的画室，说它具有日本风格。在实际生活中，王尔德努力把美学原则应用于房间的布置。在牛津时，他买四个很大的青瓷花瓶，并说“希望与它们般配”。移居伦敦后，他仍把住所装饰得具有东方色彩。此外，他还经常评论其他人的房间设计，他的一个朋友伊莎贝拉·菲尔德（Isabel Field）在一本回忆录中记载，王尔德访问旧金山时，有一些青年艺术家邀请他参观他们的画室，这间画室也经过精心的装修，刻意模仿东方风格。王尔德一进来便说，“这才是属于我的地方，这正是我所需要的气氛。”其实王尔德的兴趣已经超出纯粹的形式主义范围。他把室内空间看作是自我实现的场所，是重建主体性的手段之一。
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歇拉尔（Gaston Bachelard）在《空间的诗学》（1958）一书中把空间与人的存在问题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无论室内与室外空间都是与人对存在或不在的体验相关联的。他说“哲学家涉及外与内时都是通过存在与不在这种角度进行思考的”，他认为室内空间与室内物品尤为重要，他说房间“是人的第一个世界。在置身于世间之前，人首先置身于房间这个摇篮之中”。房间中的物品不仅具有装饰和审美的意义，它们也具有构造“自我”的作用：“我们存在于它们之中犹如它们存在于我们之中一样。”〔15〕王尔德的室内空间的社会意义也正在于此，它为人提供了一个艺术化的生存场所。这一场所与混乱无序的城市生活，与外在的使人丧失主体性的现实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种对比在王尔德的作品里贯穿始终。室内空间总是为孤独的夜行者提供一个避难所，与城市街道中那种恐惧、焦虑和迷茫的情绪相反，室内空间的体验总是与温馨、舒适和安全的感觉相关联。因而城市被看作是“自我”的坟墓，而住所则拯救人的灵魂。《谎言的衰落》中的寓言故事正是表达了这一思想。“海德先生”在城市的街道中迷失了方向，误入了贫民区，并被一群心怀恶意的人所包围：
他尽快跑开。但是人群紧紧地跟着他。最后他来到一家诊所避难。正好门是开的。他向助手解释了一下发生的事情。他给了一些钱人们才走开，总算解除了危机。正当他经过门口时，看到了铜牌上诊所的名字。这名字就是吉基尔（Jekyll）。〔16〕
在这里王尔德借用了史蒂文森《化身博士》中的双重人格的概念。我们知道，书中主人公在室内是堂堂君子，儒雅绅士，是“吉基尔大夫”（Dr.Jekyll）；而在城市的黑暗街道中，他则变成了“海德先生”（Mr.Hyde），是一个谋杀犯。王尔德对这一人物有自己的理解， 把他与室内和室外空间的体验联系了起来。在黑暗、丑陋的街道中，“海德先生”既焦虑又紧张。为了改变主体这种“不在”的状况，他试图逃离街区。室内空间才是他的灵魂的家园，在这里他能重获身份感和存在感。在同一篇文章中，王尔德写道，“我喜欢室内而非室外。在房间内我们感到处处得体，一切都从属于我们，为我们使用，使我们快乐。自我主义对人的尊严感来说是必需的，而它只是室内生活的结果。人一到户外就变得抽象，变得非个人化了；人的个性也就离我们而去。”〔17〕因此，王尔德对室内布置的重视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哲学思考。室内空间是他美学理想的代表。
虽然王尔德的晚期作品有强烈的逃避城市的室外生活和回归室内的倾向，但他并没完全放弃早年改造城市的审美理想。阿瑟·塞维尔和道林·格雷的游荡都结束于清晨，终止于考文特花园的某个“美的瞬间”。考文特花园是当时伦敦最大的鲜花、水果和蔬菜市场，这个地方成了塞维尔的避难所。塞维尔在狭窄的小巷中穿行，几乎“迷失在昏暗街道这张巨大的网中”。当他最终查出迷宫之后，天已破晓。他发现他置身于一个美丽的天堂——考文特花园。他看着那些令人愉快的面庞，想着远离了嘲弄他的人群，心情无比舒畅。他看到了鲜花和蔬菜在晨曦中的美丽形象：“在早晨的天空下堆积着碧玉般的蔬菜，衬托着粉红色的玫瑰花蕾”。〔18〕对于塞维尔，商业区成了一个审美的世界，他看到的是色彩丰富的形象，而非商品。正如他所言，这是“一个从夜间的罪恶中解放出来的伦敦”。〔19〕
道林·格雷也有同样的经历。在考文特花园，他也经过了一个从焦虑到解脱的过程：
拂晓时分他发现自己走近了考文特花园……巨大的马车装载着颤动的玉兰花从空旷的街道上出现。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花香，美丽的花朵好象对他是痛苦的解毒剂。〔20〕
这又是一个形象化的艺术空间。作品的人物不再以忧郁的目光看待这个世界，他的恐怖经历显得那么遥远，他的痛苦已经烟消云散。他在形象的世界倘佯，他的感觉不再破碎，他的身份重新得到确认。在这样一个美的瞬间，他的精神获得再生，他的灵魂得到升华。
在王尔德时代，奥斯曼（Baron Hanssmann）正在建设巴黎的林荫大道，但英国的城市规划者却认为这种大道不适合伦敦。《建筑师》月刊曾载文谈及此事：“如果我们在伦敦拥有这样惬意的大道，那儿我们中间就会出现大批的无所事事的闲荡者。”〔21〕因而伦敦的街道至今仍然狭窄、阴暗，象个迷宫。然而在王尔德的作品中，这种闲荡者的形象已经出现。正如法国的闲荡者是商业社会的产物，是以观看和浏览商品形象为乐趣的一族，王尔德的闲荡者也是与商品市场紧密相联。他们在审美化的街道上漫步，在艺术化的商品形象之间游弋，悠然自得，享受着感官的快乐。
但是这种观看本身不是单纯的审美范畴所能概括的，这不仅浸染了艺术的价值，也具有某种社会性含义。在商业社会，当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转化为形象。因此对商品的外观的追求势在必然。由于商品形象对人的塑造和建构的作用，人的感官，特别是视觉，也就渗透了资本主义的逻辑。在现代社会，纯粹的审美快感只是一种幻想，而康德关于审美与实用价值的对立也不复存在。审美价值与商业价值的融合是必然的趋势。〔22〕因此，当塞维尔和格雷由“黑色的绝望”转化为美感的愉悦时，这种转换不仅仅是在审美层面上得以实现。这种转化可以看作是当时无序的市场经济走向秩序化，商品转化为商品的形象这种大趋势的象征。王尔德的人物逃离了黑暗的街道，进入了一个美感化的艺术空间；但这一空间却无法与热烈的商业活动断然隔绝。他们驻足于美丽的形象面前，似乎发现了久违的艺术光环。但是这一形象世界正是商品世界所呈现出的最新面貌。而他们的感官享受也正是闲荡者观看世界与体验生活的一种方式。只是这种方式以隐蔽的形式出现，具有无意识的特点罢了。
注释：
〔1〕The Letters of Oscar Wilde,edited by Rupert Hart- Davis,London:Rupert Hart-Davis,1962,p.522.
〔2〕The Complete Works of Oscar Wilde,edited by V yvyan Holland ,London :Collins ,1986 ,p.745.
〔3〕Oscar Wildc :Essays and Lectures,edited by Robert Ross ,London :Methuen,1908,p.209.
〔4〕同本页注〔1〕，p.76
〔5〕Kohl:Oscar Wilde:The Works of a Conformist Rebel,translated by David Henry Wils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184.
〔6〕Raymond Williams:The Country and the City,London:Hogarth,1985,p.246,first published by Chatto and Windus,1973.
〔7〕Marshall Berman: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London:Verso,1983,p.141,p.134.
〔8〕同前页注〔1〕，p.175－76。
〔9〕see Wolf von Eckardt,Sander L.Gilman and J.Edward Chamberlin:Oscar Wilde's London:A Scrapbook of Vices and Virtues,1880-1900,New York:Anchor,1987,p.97.
〔10〕William Booth:In Darkest England and the Way Out,London:Salvation Army,1890,p.159.
〔11〕Karl Baedeker:London and its Environs,Leipzig:Karl Baedeker,1905,p.106,p.172.
〔12〕George Gissing:Letters of George Gissing:To Membersof His Family,collected by Algernon and Ellen Gissing,London:Constable,1927,p.167.
〔13〕同前页注〔3〕，p.227,first published by Chatto and Windus 1973.
〔14〕同105页注〔2〕，p.xii.
〔15〕Gaston Bachetatd:The Poetics of Space,translated by Maria Jolas,Boston:Beacon Press,1969,p.212,p.7,p.xxxiii,first published in French in 1958.
〔16〕同105页注〔1〕，p.984.
〔17〕同105页注〔1〕，p.970.
〔18〕同105页注〔1〕，p.176.
〔19〕同105页注〔1〕，p.177.
〔20〕同105页注〔1〕，pp.76-77.
〔21〕see Wolf von Eckardt,Sander L.Gilman and J.Edward Chamberlin:Oscar Wilde's London:A Scrapbook of Vices and Virtues,1880-1990,New York:Anchor,1987,p.102.
〔22〕关于审美价值和商业价值的融合，参阅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页，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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