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温州与台湾的航运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温州论文,台湾论文,航运论文,近代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55(2010)02-0026-09
DOI:10.3875/j.issn.1674-3555.2010.02.004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正如《乾隆温州府志》所概括的那样：“南控闽峤，北接台明，西为括苍。”[1]38温州南与福建相接，北与台州、明州（宁波府）相邻，西面是广大的内陆。从该府志“瓯郡数县，倚山滨海，为浙东控，接八闽要地，列城相望，襟江带溪，形势雄壮”[1]60的描述也能看到，就整个浙江省范围来说，温州地处浙东南沿海，在地域交流和海上交通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自古以来在中国大陆的海上联系和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浙江沿海航运的主要港口之一。
1924年，日本的一则领事报告这样写道①：
温州和宁波、福州等都位于南中国东海岸，既是上海、香港的中间港，也是浙江省南部唯一的开放港口，其开港可以追溯到1877年4月英中之间的条约。开港之初，有很多外国船出入，对其繁盛怀有极大的期待。其后渐渐与这种期待相偏离，通商贸易进步不大，贸易额远在其他港口之下，迄今为止一直作为中国商人的小贸易港。邦人逐渐对此地产生兴趣，三井洋行、岩井洋行等纷纷开设新的店铺，现在的温州港已经不单单是中国商人的贸易港，也是本邦商人的输出港之一。
温州港1877年（光绪3年）开港通商，受到外国的极大重视。但是，受地理条件等方面的限制，作为中国沿海贸易港的地位日趋下降。进入20世纪后情况有所变化，温州逐渐成为受三井洋行等日本商社关注的贸易港。
另一则领事报告对温州的地理环境进行如下描述②：
温州作为南中国东海岸的开放港口，占据着瓯江的咽喉，从河口到商港的距离约八十里，在此有二、三浅濑。
此外，还对温州的交通情况进行了汇报③：
与南船北马的说法不同，温州与内地的运输几乎全部依赖水运。瓯江是当地唯一的交通路。温州运往内地的商品也是依靠民船。……内地运河四通八达，交通便利。……到达近海各港的汽船比较少，但是戎克④贸易较盛。1922年，与汽船的出入数1900艘相比，帆船多达6800艘。
由此可见，当时的日本领事认为，从温州的地理状况来看，不论是本地还是外界交通，最适宜的方式是水运，尤其是利用帆船与其他地区相往来。
因此，对于温州来说，水运和海运是最重要的交通手段。本文从此入手，阐述温州与清朝统治时期和日本占领时期的台湾之间航运关系的变迁。
一、温州与清朝统治时期台湾的航运关系
1846年（道光26年）1月1日到6月30日的6个月中，从福建福州入、出港的帆船航运纪录中，有592艘戎克船被记录在册[2]124。表1是1845年7月1日到1846年6月30日一年间福州入、出港的帆船数量[2]132-133。福州入港戎克船中宁波出发的约占68%，与此相对，福州出发的帆船有62%驶向宁波。其次就是莲河，入港占26%，出港占13%，位于第二位。再次就是入港船占2%、出港船占12%的泉州，入、出港都排在第三位。显而易见，在福州的沿海贸易中，最重要的港口是宁波。
从福州和温州的航运关系上看，仅有4只入港船，数量极少。
那么，温州的戎克船到底与什么地域的交流最为频繁呢？首先，我想分析一下温州与台湾的航运关系。根据清代末期有关台湾海关的资料，高雄、淡水和基隆等港口入、出港戎克船数量见表2、3和4。1881年（光绪7年），淡水入港的大陆戎克船分别为⑤：福州（124艘）、泉州（112艘）、三沙（45艘）、头北（34艘）、宁波（30艘）、金山（25艘）、温州（24艘）、厦门（23艘）、上海（16艘）、南澳（5艘）、天津（3艘）、海山（3艘）等，帆船总数为444艘。这444艘戎克船所运送的货物没有特定的货物产地，从写有“猪”、“4000担”可知，大量大陆产的猪被运往台湾⑤。
China，The Martime Customs，Decennial Report，1882-1891有关温州的记载：
约有60艘戎克船航行于此港与北部港口之间，主要是台州、宁波、上海、镇江港。5艘属于温州，30艘属于宁波，2艘属于台州。而且温州和南部港口间的贸易也通过多艘福建戎克船，主要是和福州、厦门、台湾之间。1891年使用的戎克船运行如下：宁波所属的戎克船航海148次，台州所属的航海251次，温州所属的航海20次，福建所属的航海25次。从这里输出的货物有茶、纸、木炭、棒、竹制品、家具和纸伞，输入货物主要是原棉、谷物、粗制陶器、椰枣、菌类、百合花以及杂物等。
可见，温州与台湾的航运主要依靠福建商人的船舶来运输。
1886年的日本领事报告对中国沿海以及温州的帆船贸易这样描述⑥：
清国的地理形势外有东南部的大海，内有扬子江、黄河、运河等大小数条河流贯通，水运颇为便利。南北人民互通有无，不管是城市还是偏远地区，财富都因运输之使得以均衡。根据对其漕运情况的调查，虽然现今与外国的贸易日益兴盛，海运业取得较大进步，但是南北各地之间的物产都用汽船运输尚有困难，所以，各产地的货物运往市场仍然依靠清式中国帆船。因此，清国各地人民的日用诸品都是通过帆船来运载的……从台州、温州到宁波的帆船搭载木炭、明矾、猪、蜜柑、制席用料、低档雨衣等，归程搭载药种、棉花、棉花饼、油等。
可见，温州帆船航运的主要目的地是浙江北部的台州和宁波。而且，根据前面介绍的英文海关资料，台湾也是目的地之一。
二、温州与日本占领时期台湾的航运及贸易
（一）戎克船与温－台航运
迄今为止，有关以温州港为基点的戎克船航行的资料比较少，但是可以参考日本外务省的一些记录来分析当时的情况。1913-1922年出入温州港的戎克船数量见表5⑦。从表5可以清楚地看到，与温州港交往最为频繁的是江苏各港，其次是福建和浙江省内的宁波、乍浦以及与温州较近的平阳、乐清等港。与此相对，除了香港的少数船只，也有不少台湾的航船出入。
以温州为基点的帆船航运方面，还可以参考1914年（民国3年）的调查资料⑧：
温州是海上航行民船的基地，这里的戎克船由于汽船航路的开始而稍显衰微，但是现在仍然很兴盛，弥补着汽船的不足。在温州、宁波、乍浦及台州之间航行的叫做“乌走”，运载量有五千担、二千担或一千担等，大、中、小各种合计约三十艘，每艘一年航海十次。在温州、福州、兴化、泉州、石码及漳州等之间往来的称为“南船”或者“闽船”，船体较小，一般有二、三百担的搭载能力，有二百余艘，每年往返五、六次。经由宁波、往来于上海间的叫做“舟夹板”，船体黑色，约二千担乃至四千担的运载能力，共五艘，一个月往返一次。主要运输石油和木材。此类货物由于汽船运费高多采用民船。
此外，此书也有关于温州与台湾间航海状况的记载⑨：
驶往台湾的民船称为“校船”，有二千五百担的运载能力，有定期船十艘，临时船二、三十艘，每艘一年往返五次。温州、台湾间的航海比较安全，如果冬季刮北风的时候，从瓯江口白岩直线到达淡水或者基隆只需要几天时间。夏季刮南风的时候，依靠帆的操纵，先到福建省三河湾，再到淡水，需要十天时间。
有关温州与台湾的航运关系，该书中还有如下记载⑨：
在温州，根据船舶种类的不同，其系船码头也有所不同。东门外街是戎克的碇泊场。旧时台湾没有归于我国管辖之前⑩，这里与台湾贸易繁盛，戎克业也很发达，其后渐渐衰退，对温州的繁荣也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以下是两则不同来源的日本占领台湾之初淡水海关的有关资料：
去年有2932艘中国戎克船，运来25037吨各种各样的中国制品，多为猪、木材、纸，都是从福州、漳州、泉州来的（货物）。[3]
中国沿岸的厦门以南、汕头等地与本岛来往的清式中国帆船，到达淡水、基隆等北部港口的较少，南部诸港为多。与此相对，泉州、温州等厦门以北诸港到达北部的为多，到达安平等南部诸港的较少。(11)
由此可见，在日本占领台湾之初，从淡水入台的大陆产品都是利用清式中国帆船从浙江温州和福建福州以及漳州、泉州运送而来。这几个地方位于淡水的对岸，帆船所载货物主要是猪、木材和纸等。从厦门以南的汕头等港出发的船只大都驶至台湾南部的安平等地，而到达淡水、基隆等台湾北部港口的船只大都来自泉州和温州。
（二）温－台间的生猪贸易
1897年2月17日的《台湾新报》有《猪疫炽盛》（［豚疫熾盛］）的报道：
根据昨日的电报，十四日晚，从厦门到淡水入港的清式中国帆船，输入生猪九十五头，其中三十四头得猪瘟死亡，此外，还有数头生猪患病。
该报1897年2月19日登载了《淡水的猪疫》（［淡水の豚疫］），不仅再次报道了厦门船的情况，同时也报道了温州船所发生的疫情：
本报十七日以《猪疫炽盛》为题，报道了十四日晚从厦门到淡水入港的清式中国帆船所输入的九十五头生猪中，有三十五头病死。现在，根据淡水某人的详细报告，十四日午后六点入港的戎克船柴顺号，十三日下午两点从清国南方温州的坎门出发，搭载九十五头生猪及一百只鸡。其中十一头猪在航海过程中病死，三十五头在淡水入港时死亡，还有二十一头于前天十六日到昨天十七日这段时间病死。因此，台北县派出殖产科的大熊嘱托等人，在昨天和今天施行了取缔消毒法，防止传播他处。
1897年3月10日的《台湾新报》又有一则《淡水猪疫》（［淡水豚疫］）的新报道：
根据电报，七日从清国温州到淡水入港的戎克船金泽号搭载的生猪中，发现有三头患病，随即采取隔离消毒。
这些关于猪瘟疫的报道，同时也是温州往淡水输入生猪的具体案例。
清末温州的乡土资料《瑞安乡土史谭》中也有运输猪的记载[4]：
猪，闽人售去，贩至台湾。
这则史料也可以看作本文论述温州是入台生猪输出区之一的另一佐证。
温州和台湾的航运及贸易关系还可以通过1898年5月6日在台北创刊的《台湾日日新报》的有关报道来分析。
1898年5月7日的《台湾日日新报》中《白米□□》（［白米□□］）有以下记载：
……忽然微落闻系温州帆船，当时载来猪只，并载些白米。
这则报道如实地反映出大陆生猪是台湾重要的肉食来源。
大陆所产的生猪在利用帆船运往台湾的过程中也会发生一些状况，比如，运输环境恶劣致使有些生猪死于航途。如何处理这些病死猪成为新问题。1898年7月23日该报报道《检查毙猪》（［検查斃豚］）：
台北人民，尔来略知洁净之法，所以住居街市者，绝少养豚。唯村庄人惯养面，已现就当地之豚，以充民食，不敷宰割，故航海诸帆船，从温州、头北等处运载豚畜。闻载豚者皆有带盐，在船如逢豚毙，不甘投弃水中，恐亏厥本，乃将毙豚割碎藏诸盐，里号曰咸肉，俟入港时即为发售。如现时，各港口创设隔离所，专为预防豚疫，起见，恒恐人民食之病气易生无如。诸船商但知图利值，有毙豚仍旧为咸肉。兹访闻去十二日，有帆船柯德金号自头北，渡台入淡水口，私将所载咸肉贩卖，有人密告水上警察，会同台北县兽医，到船检查，果属豚疫，遂行消毒之法。以船商如斯计利，不关卫生之道，其狗狯可胜言哉。
这则报道主要围绕检查死猪，记载了部分生猪死于温州等港到台湾的运输途中，有的船户为了不亏本，不甘心将死猪弃于海中，而将其分割后用盐腌制加工，入港后作为咸肉进行出售。台湾方面发现了这类问题，于是加强隔离和检查。从这则资料可以看出，运送生猪的船户通常都准备盐，这样的事例是渐渐被发现的。这类事件是习惯性的违法行为被政府逐渐发现的案例。从这样的史料可以看出台湾对大陆产猪肉的需求程度，而且对探讨台湾饮食问题，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1899年1月10日的《台湾日日新报》有题为《猪价复起》的报道：
台北各处，屠场每日宰豚不少，兹就当地所饲畜，以充台人日食，甚是不敷。唯视泉州、温州诸口岸，陆续运来，方有可应用。若迟一二个月不来，则豚肉渐次昂腾固不待言矣。兹客岁十一二月间，帆船鲜到，豚肉因之而起价每龙银一圆，值买三斤六两而已。及十二月半后，帆船多运猪，入口维持价格渐低，一圆银买至五斤十二两。若二三日前，因运来之猪宰割甚多，未有复载入口，则市场肉价每一圆银，起至不上五斤。况此际旧历将近年终正豚肉昂贵，必更甚于从前可如。
从这则新闻报道可以看出，1899年台北的猪肉不能满足人们日常消费的需要。猪肉的价格和往来台湾的帆船有密切联系。来自福建泉州、浙江温州等地的运猪船数量减少的时候，猪肉的价格就会攀升。这如实反映了来台船只的多少、运送生猪的多少与台北猪肉价格的相关性。可以说，作为台湾地区的猪肉供给地，大陆的泉州和温州曾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台湾养猪业的兴起，虽然缓解了猪肉供求的不平衡，但是，仍然不能满足需求，泉州和温州仍然不断往台湾输入生猪。
1899年8月2日的《台湾日日新报》中《生猪销数》的报道是这样写的：
本岛土人家常食用，除鸡、鸭、蔬菜外，独以猪肉为正，牛肉一物，有食不食者，却不以供用酬客。近年来，本岛米谷杂粮，皆昂贵，而民家饲养生猪，顿觉减少，但各位置销售猪肉，皆仰给清国各口岸帆运而来。今询各海关汇积生猪进口册牍总数列下，二十九年由外输入生猪四万千四百四头，三十年十三万九千九百五十九头，三十一年十万三千五百六十八头，由昨年末调查，本岛饲养生猪四十万六千八百六十二头云。
可见，台湾的饮食结构中猪肉占有很高的比例，但是由于米谷的价格升高，生猪的饲养量减少。因此，利用帆船航运从大陆输入大量生猪。与此相对，1898年台湾本岛的养猪数量为404 862头。这样，从大陆运载来的生猪占20.3%，台湾本岛产量占79.7%。假定台湾本岛产量几年间变化不大，那么，1896年的输入量为9.2%，1897年的输入量为25.5%。可以说，大陆运往台湾的生猪数量大约占全部生猪量的10%-20%。
（三）温－台间的米贸易及航运关系
往来于温州和台湾之间的帆船，向台湾运送温州产的生猪，归航时携带台湾产的大米，这一点《台湾日日新报》中也有记载。该报1898年5月10日的《输米入港》报道：
台北米谷，自前月至今，价数渐次低落，近闻数日来尽是南风，如温州、福州诸帆船复接续入淡水港，皆有兼运糙……
1898年5月15日该报在《米价渐低》中也有类似报道：
台北米价算定实关搬运进出之多少矣。如来温州、福州等处诸帆船接续而至，皆有运配米谷，所以台北米价渐次低落。今又若泉州蚶江乡，有十余艘帆船在梧栖、鹿港载米，又经次第前来，则米□□□□□而益低矣等。
由于台湾大米丰产、米价低落，温州和福州的帆船纷纷来台运米。
1898年7月3日的《台湾日日新报》有《台米赴赈》的报道：
据土治后街船商行云，该行有船运米到温州港口，适值该处米缺民变，吵闹街衢之饥民在奉赴温州县衙署滋扰不休。
台北的土治后街的船行将米运送到温州港口的时候，正值当地饥荒，饥民增多。该报1898年7月9日报道《台地米况》：
本岛产米饶富，人民恒藉以为营生。目下早稻收成期节，若以例年□之，本年自春初阴阳调和，五雨十风，则大有堪书米价，自应低落。讵料，现时犹复昂腾，细民不免粒珠之叹。推其原因，台米输出内地，既已全息，惟输出温州、宁波最多，盖该地方本年凶歉异常，饥民贪食如虎，悉赖他处米谷接济。所以温州、宁波轮船，搭载台米出口者日益多。然台北地方，受其波及岂浅鲜哉。闻目下温州、宁波埠头，台米每一斛价银六圆，即此亦可想见该地方饥馑之惨情也。
由此可见，1898年输入台湾产米谷最多的地方是温州和宁波。
1898年9月18日的《台湾日日新报》有一篇题为《稻江船数》的报道：
去年二月间稻江沿岸设立淡水税关，出入所至今年本月十日，福州、泉州、厦门诸船，入大稻埕港者有一千六百四十九艘，内本年一月至本月十日，入港七百三十四艘。而八月中入港者八十一艘，其所来之处，厦门三十七艘、福州三十三艘、宁波十艘、基隆一艘，所载之物，生豚、生鸡、土器、磁器、食盐、材木、鸡、鸭、卵等、烟草、盐肉、纸、酒、油之类。又八月中，大稻埕出港者五十一艘，往厦门二十艘、往福州二十七艘、往宁波四艘云。
运抵的货物主要是生猪和生鸡，为台北需求量较大的猪肉和鸡肉加工及消费提供原材料。
1898年12月11日的《台湾日日新报》有一则题为《稻江帆影》的报道：
大稻埕入津各帆船、多系对岸福州、泉州、温州、台州等埠船只，内中福、温两州较胜，泉、台州略少，而福州船载来者木材、器用类多。泉、温、台三州船载来者，日用杂货类，如生豚、腌肉、生鸡、鸡蛋、鸭卵、诸食品、酒类等项，或磁器，在台卸卖。在台载粉炭、豚牛骨、并内山土产积载归帆。船有大小不等，船员多少不一，而往返海道，平稳来去颇捷。在台滞留少则半月，多则二十天。此等船艘入淡水港门，一年之中，盛于夏秋，衰于春冬。今将本年自一月至十二月迄进港船数列左，一月七十二艘、二月四十三艘、三月八十七艘、四月八十九艘、五月九十五艘、六月百二十七艘、七月百十九艘、八月八十一艘、九月六十六艘、十月十九艘、十一月五艘云。
这也是关于从台北大稻埕港入港的大陆帆船的报道，具体记载了从福建泉州和浙江温州及台州的帆船航运情况。从该港的地理位置看，来航的帆船以福州和温州的居多。
但是，温州和台湾的航运中也存在一些障碍。如1900年8月12日的《台湾日日新报》中的《贸易障碍》一文中：
温州地方为对岸之旧开港场，如豚及红柑等输来本岛，而本岛输入于同地者物类孔多。未经内地人等住持贸易者，同地征收厘金税项，本岛人不知日清条约往往照数完纳之。此际有内地人某君，年年自台南地方载台湾糖输入同地，仍然欲征收税。某君拒之，不即完□□我条约可得主张其权利□由官吏□□之，遂致贸易不行，现在当道专办理是事云。
这样的报道也可说明温州和台湾两地的航运关系。日本领事报告有如下的介绍(12)：
商业区域从北门到西门，大街上布满杂货店、吴服店，税关、大清邮政局、招商局等皆在北门外，进行输出入贸易的问屋鳞次栉比，东门外也是商业繁荣，主要是福建人的批发商店，经营台湾砂糖的输入、烟草的输出。
当时温州府城东门外有很多福建人从事商业活动，这些福建人的经营基础主要依赖于与台湾的贸易。《台湾日日新报》和《通商彙纂》的记载相隔十年，但是用船舶从温州向台湾输送食用猪的可能性极大，这可以从“福建人的批发商店经营台湾砂糖的输入、烟草的输出”推断出来。
根据1898年5月31日《台湾日日新报》中《远商载德》的记载：
清国对岸船只其与我台湾贸易者往来如织，每月中国人船入港约以百计。但近来福建、广东等处海寇充斥，盗贼洋面劫掠，商旅咸切戒心，而清国官场废弛。
可见，19世纪末每月有100多艘戎克船到达日本占领下的台湾。假定每月有100艘帆船抵达台湾，那么以此类推，一年中将有1000艘以上的帆船到达，这决不是一个被夸大的数字。
到20世纪初，戎克船的数量显著减少，对温－台航运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01年3月12日的《台湾日日新报》的《内外实业》中有一部分题为《本岛的戎克贸易》：
汽船、帆船、清式中国帆船中出入数量显著减少的是清式中国帆船，也就是戎克船。这类中国帆船，主要出港地是泉州、厦门、福州、温州、宁波等地。
由此可见，日本占领台湾之后，到达台湾的帆船主要是来自于对岸的福建泉州、厦门、福州，以及浙江温州、宁波等地[5]。
三、小结
综合上述，虽然温州三面环山，在地理环境上有相对孤立的局限性，但是恰恰这样的地理环境使温州可以发展帆船航运，在海上交通方面发挥出自己的优势，特别是利用航海便利发展与台湾的航运关系。温州产米不多，一般情况下从米作丰富的台湾输入米谷，以补充本地产量的不足。在运输途径上，选择了运输时间短、货物装卸方便的帆船。
台湾民众日常饮食结构中猪肉占有一定比例，这些生猪中有较大一部分来自于温州等地，温州瑞安是向台湾输出生猪的主要产地之一。温州与台湾之间的交通和交往，在当时的条件下最适宜的就是利用被称为戎克的清式中国帆船。戎克船从温州到台湾北部的港口淡水、基隆，单程只需要一周到10天左右的时间，可以推断戎克船一个月可以在温州和台湾之间往返一次。此外，为了方便和台湾的贸易往来，温州东门外的埠头还设立了温（州）台（湾）航运的专门船行。直到20世纪初期，温州地区凭借帆船贸易的优势一直与台湾保持着较为频繁的海上往来。
收稿日期：2010-01-14
注释：
①横竹平太郎.温州通商事情//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各国事务关系杂纂：资料号B03050379400.1924年（大正13年）2月1日.
②横竹平太郎.温州通商事情ニ係ル件//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各国事务关系杂纂：资料号B03050378900.1924年（大正13年）2月1日.
③同上页注释②.
④清式中国帆船(junk).
⑤翁佳音，黄富三，林满红.清末台湾海关历年资料1867-1881：卷1[R].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1997.
⑥日本外务省领事报告《通商报告》明治19年（光绪12年，1886年）第2回第108-109页《清式帆船贸易概况》.
⑦数据来源于：横竹平太郎.温州通商事情ニ係ル件//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各国事务关系杂纂：资料号B03050378900.1924年（大正13年）2月1日.
⑧东亚同文会1919年5月编纂的《中国省别全志第十三卷：浙江省》第269-271页.
⑨同上页注释⑧.
⑩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定《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给日本.
(11)淡水税关1898年9月编纂的《明治三十年淡水港外四港外国贸易景况报告》第155-156页.
(12)《通商彙纂》第68号于1911年11月17日刊登的“在上海帝国总领事馆报告：浙江省视察报告：温州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