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型安全模式与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外交论文,战略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1）08－0047－18
2010年，美国提出了“重返亚洲”的战略；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规模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① 这两者并存显然并不是偶然的巧合，中国学者意识到这将极大影响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那么，美国的亚太战略会出现什么新变化和特征？中国还能像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那样具有稳步拓展的机遇吗？中国应该如何理解并塑造周边安全环境？本文试图从战略角度，对美国的亚太战略进行新的解读，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性选择做出初步的分析。② 笔者认为，美国的亚太战略已进入了第三个阶段，③ 即更具有动态性和网络化的雁型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美国与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将更加面对面的交锋，美国亚太战略的制定将以对中国的关系为基础。为此，中国周边外交的模式和可供选择的工具都要进行革新。笔者主张以地区为中心，以动态的方式构建中国地区战略，积极应对美国亚太战略的转型和中国周边环境的新变化。
一 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模式与争论
从冷战开始到21世纪初期，美国亚太安全战略大致经历了“轴毂（hub-and-spokes）”模式和“扇形模式”这两个阶段，并各自具有明确的模式。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模式并非是替代性关系，而是逐步累积的，后者的形成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拓展而来的。战略与政策的继承性大于变革性，这是美国国际战略的一个突出特点。
第一个阶段是冷战时期的“轴毂”模式。在“冷战”时期，中外学术界对于美国以双边同盟为主的亚太安全战略存在极大的共识。这一模式的特点是，美国以双边方式组建军事同盟，美国是中心，同盟之间缺少深入的互动。该模式的缘起是二战后亚太局势的变革，新中国成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改写了远东的地区安全局势。1951年，美国先后与菲律宾、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签订了双边军事同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同澳大利亚外长和新西兰外长的会晤中，用“轴毂”这个比喻向他们阐述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构建。此后，有关“轴毂（hub-and-spokes）”模式的论断逐渐传播开来。美国之所以在欧亚大陆构造不同的地区安全模式，是因为美国在亚洲还试图约束亚洲盟友，不让它们成为进攻性的国家，以免把美国拖入不必要的冲突或者战争。在当时的美国决策者看来，约束亚洲盟友的最好方式是通过双边形式进行。④
第二个阶段是冷战后至今的“扇形”模式，在“轴毂”模式的基础上增加了多边经济合作。这一模式的提出者是老布什政府时期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A.Baker Ⅲ）。1991年，贝克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体系比喻为一把展开的扇面。他说：“这把扇面的基地在北美，向西辐射。它的骨干是美日联盟与合作。向北一条射线是与大韩民国的联盟。向南，另一条射线延伸到东盟国家。再向南，一条射线伸展到澳大利亚……把这些射线连接到一起的纤维组织是以亚太经济合作形式展现的共同经济利益。”⑤ 在这个战略中，美国首次增加了多边合作，多边安全对话作为加强联盟体系的一个补充提高了美国的灵活性。
在克林顿政府期间，由于美国强调经济第一，因此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安排中出现了军事和经济双管齐下的局面。在此阶段，中国并非是美国亚太安全战略升级的首要因素。支持这一论点的依据是，美国亚太政策的变革主要针对日本当时提出的“雁阵战略（flying geese strategy）”，美国并不希望建立由日本主导的“东亚经济圈”，转而积极支持亚太经合组织的建立和发展。⑥ 现今的奥巴马政府也强调多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克林顿政府时期用多边主义对付崛起中的日本的翻版，美国试图获得地区秩序建构的领导权。⑦ 不过，与日本在应对霸权国约束的结果不同，中国参与多边主义无需承担当年日本作为美国盟友所需的义务和责任。
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亚太战略出现了两个方面的变化：第一，出于全球性反恐战争的需要，对华关系在其亚太安全战略中的地位稳步上升。2005年，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B.Zoellick）认为，美国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2006年，中美双方开始了经济战略对话。然而，从布什政府的第二任期开始，九一一事件在美国亚太战略中作为干预变量的作用逐渐下降，遏制区域内新兴势力的传统思想回归美国战略决策界。对中国崛起的关注成为美国制定亚太战略的重要考虑，甚至是首要因素。戴维·兰普顿（David M.Lampton）认为，美国对华关注的范式已经从“虚弱的中国”转向“强大的中国”。⑧ 小布什政府极大地拓展了对话议题，试图塑造中国的政策选择。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有学者建议美国奥巴马新政府应该继续维持布什时期的对华政策。⑨
第二，美国亚太战略的安全安排越来越受到批评，美国学界认为这一模式需要进一步的革新。其原因在于，全球化和地区主义的进展（特别是安全领域地区合作、对话机制的扩展）导致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下降，美国不能通过“轮毂模型”来治理亚洲秩序。⑩ 进一步而言，地区作为美国帝国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不是冷战时期单向度从美国辐射至双边同盟，而是呈现出复杂的互动关系。(11) 实际上，早在2001年，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前司令丹尼斯·布莱尔（Dennis C.Blair）就建议美国需要转变传统的“轴毂模式”，以网络化的方式重建亚太安全秩序，主要的原因是像中国、俄罗斯、印度等“不满意的大国”将改变地区安全。(12)
自冷战结束20年来，主导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战略是如何支配全球，(13) 但实现这一战略的成本巨大。为了在美国呈衰落态势时还能有效维护国家利益，美国学者建议奥巴马政府回到美国在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所采用的离岸平衡战略的道路上来。该战略认为，美国实际上不可能阻止大国的崛起，不管是联盟内部的大国（或集团）还是联盟之外的新型势力，采取离岸平衡既可以减轻美国的负担，又可以增强大国之间的合作。(14) 离岸平衡战略认为，欧洲、东北亚和中东是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三个关键性地区，美国应该确保这三个地区内不出现任何支配性力量。当上述三个关键地区遭遇到区域内霸主的崛起时，首先考虑利用地区内力量进行制衡，然后才考虑由美国出场收拾残局。例如，在东北亚地区，由于区域内力量无法制衡中国，美国应该扮演主要角色。而在这三个关键地区之外，只使用经济和外交手段。(15)
关于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与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异同，中外学术界的观点并不一致。对此存在争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全球战略与亚太战略不一致，美国的东亚战略并不服从于美国的全球战略。美国部分学者认为，奥巴马政府明确反对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其原因不仅在于党派的纷争和管理风格的差异，更重要的是，美国的权势在下降。小布什选择的是民主、军事力量、市场化和保守的美国领导力，而奥巴马恰好与之针锋相对，强调的是稳定、裁军、规制与积极的全球外交。(16)
但在美国的亚洲政策上，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其延续性强于变革性。小布什政府寻求的是“建设性、公正与合作性”关系，而奥巴马政府倡导的是“积极的、合作的与全面的”关系。美国的目标仍然是确保美国的战略优势、最终阻止中国超过美国对该地区的影响。它们唯一不同的是，奥巴马政府取消了单边主义。(17) 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在2010年6月参加新加坡香格里拉会谈时认为，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还在演进之中，但不管有何新倡议或者发生何种重点的变化，强化美国对亚洲的参与以及联系是不会改变的，美国将继续深化盟友和伙伴关系。(18)
美国在亚太地区存在的最大理由是，继续维持与亚太地区超乎寻常的经济联系。(19) 从中长期来看，随着中国维持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及“金砖五国”等新兴市场力量的兴起，亚洲对美国的重要性还将上升。亚洲经济力量的上升，特别是中国在2010年取代日本成为亚洲经济“老大”的地位之后，亚洲与美国的关系正进入新的阶段。比如，关于全球再平衡的讨论，尽管“脱钩论”的说法不那么实际，但美国市场对维持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以及可行性却下降了，这一点对于判断美国亚太战略的真正走向至关重要。
另外一个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化也降低了美国盟友对美国的依赖性(20)。随着亚洲国家在经济上越来越趋向于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美国也越难以通过调整国际经济关系来增强国际竞争力。例如，美国很难像1985年那样通过“广场协议”来改变美日经济关系，从而提升美国产业的出口能力。美国赤字增多表明，市场力量要大于政府的调节能力。在军事安全上，尽管美国比冷战时期更为强大，但经济上其盟友却越来越少地依赖美国。也就是说，美国的安全力量并没有有效转化为经济能力，美国将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能通过压迫盟友调整其经济权力。这对目前处于经济困境中的美国来说尤其如此，因此，奥巴马政府第一年的主要议题就是，尽可能联合国际力量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柔软的身段降低各国对美国的反感。
二 雁型安全模式
中国崛起是21世纪前半期亚洲地缘政治经济的大事件，对国际战略研究自然也会产生深远影响。对美国战略家和决策者来说，如何判断和把握中国崛起，使之不冲击以美国为首的既有国际秩序是头等大事。(21) 就美国而言，从来还没出现过有哪一个国家能在经济和军事上都成为其对手的潜力。在冷战时期，经济上的对手是盟国，安全上的对手是苏联。但是，随着中国、印度的崛起，上述政经分离的战略需要革新。(22) 同样，对中国的战略学者和决策者而言，鉴于美国政治经济权势的影响力和其在亚洲的历史基础，如何准确研判美国的亚太战略，也同样至关重要。
如果从中国的角度而不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待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战略，(23) 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中国本身就成为了美国制定亚太战略的首要因素，这与此前美国对华关系处于美国亚太战略之下不可同日而语。(24) 实际上，“中国因素”正成为一个单独的变量冲击周边国家，美国对华战略很有可能位居美国的亚太战略之上。结合中国因素来看待美国亚洲的盟友及重要伙伴，美国同盟体系内部的层次性特点就表现得比较突出。
关于美国亚洲安全体系的层次性研究，美国、日本以及部分中国学者最近已经对此有所涉及。美国兰德公司2008年的一份报告把在亚太地区与美国关系十分紧密的国家分成了三组：澳大利亚、日本和新加坡属于第一组，菲律宾和泰国属于第二组，第三组是韩国。(25) 日本学者在2009年也提出了亚太安全的三层次架构：第一层次主要是同盟和基于同盟之间的安全合作，第二层次主要是功能性合作，第三层次主要是一些地区性安全结构。(26) 中国学者的此类分析则出现得更早，基本也分为三个层次：美国与盟国的双向关系、盟国间的合作以及多边安全机制等。(27) 王义桅把美国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新秩序概括为伞型结构，“美国的新亚太秩序是一种伞型结构：美国位于伞尖，美日同盟是伞柄，美韩、美澳、美新、美印、美中为伞骨，基于共同战略、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的三环机制为伞边、经济贸易投资网为伞布，遮挡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28)
与上述视角和判断不同的是，本文旨在突出中国的地位，即不从美国中心角度出发把中国概括为美国战略体系的一部分，而是以中国为中心，审视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笔者认为，美国对华关系并不处于美国亚太战略之下，而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制定以对华关系为目标，挟亚太以制衡中国是美国战略的手段。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11年初的演讲中指出，“将我们与中国的关系牢固地置于一个更广泛的区域框架中，因为这与亚太地区的安全同盟、经济网络和社会联系网密不可分”。(29) 把美国亚太战略变迁和美中关系作为对等，强调其对中国周边外交的影响是本文思考的重心。(30) 基于此目的，我们将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安全新战略命名为“雁型安全模式”。(31)
笔者认为，自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美国亚太战略历史性地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在美国的带领下，亚洲的地区安全秩序正在形成一种以美国为领头雁的“雁型模式（flying geese model）”。在这种模式中，第二梯队是美日、美韩同盟。尤其是美日同盟被置于首要位置，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接触的“基石”，而美、日、韩三边存在着形成军事同盟的迹象。“雁型安全模式”的第三梯队是美国与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等盟国的关系（可参考表1对美国在东亚盟国驻军的数量）。(32) 第四梯队是美国与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关系，第四梯队的显著特点是以地区为平台呈现出网络化发展趋势，这也是美国塑造亚洲地区秩序的最广阔依托。
与“轴毂”模式、“扇形”模式相比，雁型模式突出了如下几点：其一，日本的地位相对下降；其二，韩国对中国周边安全的影响力要大于澳大利亚；其三，第四梯队体现出来的地区主义权重上升，各国之间的多层联系突出；其四，模型具有动态性。具体的分析如下：
第一，日本在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中地位相对下降。与美国亚太战略的第二阶段相比，加上近年来日本经济实力的下降，日本的战略意义也在下降。在希拉里·克林顿若干次重要的外交演讲中都体现出美国重视日本这位盟友的一贯姿态，突出强调日美关系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基石。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希拉里的外交辞令背后存在这样一种前提，即美国、日本是世界第一大、第二大经济体。(33) 但是中国于2010年8月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额超过日本之后，这种前提已经不存在。希拉里在2010年9月和10月有关美国对外政策以及亚洲政策的两次重要演讲给全球舆论的印象是：中国具有独特的全球影响力，而日本的地位呈下降态势，在某种程度上只能与印度旗鼓相当。(34)
第二，鉴于东北亚安全形势是中国安全环境中的最薄弱环节这一判断，韩国在美国同盟体系中的地位要高于澳大利亚。笔者认为，美国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突出了韩国的地位，而澳大利亚的地位大致上相当于泰国、菲律宾等正式盟友。这一判断与1996年美国国防部长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的论断——日本和澳大利亚分别为美国亚太同盟的北南支柱——不可同日而语。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美国亚太政策调整之所以增加中国的压力，其中一个原因是“中美两国为了维系地区稳定与和平，不得不动用大量的财力与物力来控制突发事件，避免危机升级。不论是朝核问题，还是东北亚地区的岛屿和领海纷争，一旦这些问题升级，就必然会把中美两国牵扯其中。”(35) 澳大利亚与中国并不直接接壤，但与中国的邻国接壤，它对中国周边外交的影响无法和直接接壤的韩国相比。如果引入历史视角，澳大利亚对中国周边安全的影响则更少一些。当前，在南北关系成为影响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与否首要因素的态势下，韩国的地位相当重要。中国要确保东北亚的安全，韩国就成为突破口之一。
此外，近期美、日、韩的动向表明，形成三边军事联盟的倾向正在增强。(36) 虽然这种局势并不一定是针对中国，但任何在东北亚地区形成军事集团的趋势对中国而言都是威胁。长期以来，美日同盟的重要性就超过美韩同盟，美日、美韩同盟的关系类似于欧洲的美英、美德的关系。(37) 需要注意的是，与日本不同，韩国曾经三次派出军队协助美国海外军事行动，包括参加越南战争、海湾战争以及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中，韩国派兵规模上仅次于美国和英国。韩国承担驻韩美军的费用约占韩国GDP的0.08％，而日本为驻日美军所承担的费用占日本GDP的0.05％。(37) 自2003年8月启动“六方会谈”以来，韩国在东北亚安全环境中的地位已经上升。自美国的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美、日、韩“铁三角”三边合作有了更多实质性进展。(38) 以中国为中心考虑，特别是考虑到近几年东北亚局势的发展及其对中国产生的巨大安全影响，可以说，美韩同盟在东北亚地区安全居中的地位正迅速上升。如果美、日、韩三方的军事协作进一步增强，那么美韩同盟就基本处于与美日同盟对等的地位。按照格雷汉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项观察，军事力量的增加会影响美国使用武力的决策。(40) 美国频繁在东亚显示其武力的存在，对中国而言威胁是现实存在的。
第三，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超出克林顿时期的范围，更加重视多边主义，地区内同盟和伙伴国家间的联系也日益密切（参见表2）。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奥巴马政府此次亚太战略调整的特点是强调制度霸权建设，双边同盟出现了网络化趋势，周边安全环境的内涵已经从军事安全延伸至非传统安全领域。(41)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数次重要演讲中均指出，东盟作为地区内自创的多边制度是地区安全的支点，美国将大力加强与该机构的联系。“雁型模式”的第四梯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将越来越呈现出崛起的状态，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和印度这样的非中华文明圈的国家崛起。正如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预测的，印度尼西亚认为其是一个独立的海上帝国，而越南的历史是抵抗中华帝国权威的历史。这意味着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连同印度有可能比日本更能抗衡中国，抵挡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秩序。(42)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我们就很容易理解美国的奥巴马政府为何强调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地位。同盟体系对美国依然很重要，但就将来而言，美国所看重的伙伴关系更加成为平衡中国的力量，特别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是不属于中国文化圈的两个拥有独特影响力的国家。
印度力量的崛起或许也反映在印度学者对亚洲地区秩序的新期望中。印度战略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am Chellaney）认为，中美双方对亚洲地区秩序的理解存在显著的差异，中国寻求一个多极世界、单极亚洲的格局，而美国需要的是一个单极世界、多极亚洲，印度和日本追求的是一个多极的世界与多极的亚洲。(43) 如果印度力量的崛起保持目前的速度，那么很可能过去100多年亚洲地缘竞争的中心将向西偏移，从中日两强之争过渡到中国、日本、印度的三国之争。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目前正在考虑的安全地区化问题也可能是中国下一个阶段面临的问题。
美国“雁型安全模式”反映出东亚地区存在着“三个世界，五种安全”的安全环境。(44) 亚洲地区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这些国家面临的问题、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战略目标不尽相同，对国家安全的需求也呈现出差异性。通常，发达国家把安全视为外部因素，而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还面临着政局不稳、制度不成熟以及民族国家建制不完善等内部风险。美国亚太战略“雁型模式”的出现，尽管其最大的目标是制衡中国，也可以说是为了适应地区内多种安全需求的现实。换句话说，美国通过对地区安全秩序的重构要达到两个方面的目的：一方面制衡中国，另一方面增强美国的存在感。
总体来看，美国亚太秩序的“雁型模式”具有的多层架构和动态性特征是其突出的特点。美国亚太战略出现“雁型”的变革，大致上符合大西洋两岸国际政治的一个规律：即弱小一方偏向于通过多边方式影响强大的一方，但大国通过多边主义控制小国并无多大的效应和效率，更愿意用双边方式实现意图。(45) 美国权势在东亚地区的衰落是美国在该地区重拾多边主义的一项重要原因。从根本上讲，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反映了亚洲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地区内数个大国崛起的趋势。数个大国同时崛起，从理论上讲存在着区域内大国协调的可能性，几个大国联合起来就能够提供公共物品，而未必需要区域外力量。(46) 那么，美国在东亚地区采用所谓“对冲”或者“两面下注”的策略将受到挑战，区域内大国可能并不希望美国的深度介入。
三 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选择
在经济领域，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超越日本所构造的东亚雁型分工秩序。从经验来看，融入地区经济分工秩序是主导战略，但策略上是沿海地区先行与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先行，具体而言是由南而北的开放序列以及从纺织业、家电业到电子产业的升级。有学者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东亚已经在电子产业上形成了多中心布局，日本以往在东亚主导某一产业发展的局面已被打破。(47) 由于缺乏支持进一步开放国门的战略能力和意愿，日本并没能像历史上的英美那样成长为世界强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迅速上升。按市场汇率计算，中国GDP总量在2007年超过德国，在2010年超过日本，目前大致为美国GDP总量的40％（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为美国的69％）。(48)
中国能否仿效在经济领域超越日本主导的雁型分工秩序，在周边安全环境的塑造过程中超越美国主导的雁型安全模式呢？与经济上超越“雁型”分工秩序时需要明了各国的比较优势一样，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安全领域中国周边国家的位置。前文已经指出，美国“雁型安全模式”的出现是因为美国认识到，在亚太地区存在着多种威胁，这其中包括传统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大国崛起以及非传统安全意义上的跨国性安全问题。客观地说，这些问题并非都是因为美国介入才出现，其根本原因是，在一个部分全球化的世界中，中国周边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安全需求等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
2010年，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复杂化，除了美国以“雁型”方式重返亚洲，亚洲国家各自的安全需求不同之外，中国本身的变革也是一项重要的因素。尽管从大的方面来看，中国的周边政策尤其是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并没有多大改变，但中国对自己的利益诉求增多了，渐渐从参与地区跃升到塑造地区环境。也就是说，中国地区战略的主动性和影响力要大于其国际战略对周边局势的影响。那么，我们至少可以为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性选择提供两点标准：第一，动态的过程。(49) 第二，中国本身是周边环境的一部分。(50)
从上述两项标准来看，在关于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性选择，目前有如下几种判断：
第一种是体系层面的应对之道，即构建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协调性框架”。最近几年，中国、日本、美国这三个当代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已经发生转变。(51) 在2004年，中美贸易超过中日贸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在2006年中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新中国第一次在贸易上与美国形成了迎面相撞的强强局面，国际贸易的战略缓冲地带正在消失。在日本舆论界，也不乏日本更加依赖东亚、而东亚却不再依赖日本的声音。(52) 作为这种经济格局的反映，中美、中日之间的战略对话已经举行过多轮。从国际经济秩序的角度考虑，中国必须重新协调国际化的国内利益，充分挖掘与头号强国的共同利益。
第二种是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合作。有学者认为，近年来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开始呈现一种“五角星格局”：俄、美、日、印、东盟各占据五角星中的一角，中国位居五角的中心。(53) 以中国为中心思考周边地区，或者说中国本身塑造周边地区能力的增强，源于“在21世纪，中国是亚太地区的中心国、桥梁国、联系国”这样的判断，“无论是俄罗斯、日本、印度，都不能取代中国的地位，甚至美国也不能取代中国的地位”。(54) 陈东晓认为，“当前亚太秩序正经历的二战后第三次重建就主要围绕着中国而展开，中国的战略和政策将成为影响该地区秩序建设的关键因素之一。”(55) 这一判断延续了东亚地区作为中国战略展开的核心地带的解读，并且日益体现出东亚的未来取决于中国的战略走向这种自信。对中国而言，应以开放地区主义的态度扩大公共物品的提供。(56)
中国中心的战略是一种大战略，主要以主权、发展和安全三种利益为导向，是一种兼顾与平衡内外的战略设计。正如中国学者王缉思所指出的，一项深思熟虑的大战略必然突出中国国内的优先性。目前正在显现的四种特征意味着将产生一种新的大战略，这些征兆包括：（1）中国政府的安全观融合了经济、非传统安全、传统安全和政治利益的综合考虑；（2）中国对外政策将更少国家导向，而是越来越呈现为多边和问题领域导向；（3）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革新正在改变战略思想，更加注重社会内涵；（4）随着中国越来越注重软实力，其价值观将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就亚洲而言，它毫无疑问是中国的地缘战略中心，未来中国将更加向西发展，以利用欧洲的优势。(57) 也就是说，中国下一阶段的亚洲地区战略设计应该更加重视中国西部。
破解美国的“雁行模式”则须对各梯队国家安全需求进行划分。而这些国家与中国临近省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有相似之处，安全需求方面也大致类似。因此，中国以沿边的经济发展区域作为安全合作单位，与邻近国家在安全需求方面进行合作，从而逐步超越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雁行模式”。
按照世界银行2009年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995美元的国家属于低收入国家；996－3945美元之间的属于中等偏低收入国家；3946－12105美元之间属于中等偏高收入国家；12196美元以上的属于高收入国家。(58) 依此标准，中国东北地区、东部沿海、东南沿海都属于中等偏高收入省份，而西南和西北地区属于中等偏低收入省区。在与中国相邻的周边国家和地区中，东北亚地区属于中等收入偏高或者高收入地区，中国的西南和西北相邻地区基本属于偏低收入和中等偏低收入水平（参见表3）。
中国在周边地区安全的需求上既有美国的特征（威胁来源于国土之外），也有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影响安全的因素来自内部）。更加突出的是，中国将从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已经迈进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安全需求的升级非常明显。
目前来看，多种安全需求以经济发展区域为中心同时存在于一个整体的中国，它们分别是：（1）东北部，存在着传统安全威胁、非法移民与跨境民族等问题；（2）东部沿海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也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区域，存在着领海争端、资源能源通道与进出口通道的安全等问题；（3）西南部，领海领土争端、水资源、非法移民、毒品与跨境民族；（4）西部，国土广袤但经济发展程度低，存在着跨境民族、能源通道与三股势力等非传统安全问题。
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周边安全环境时，与中国接壤的东部与西部、北部与南部的差异过于绝对，但是如果以地区为中心，那么从东北亚到中亚、从北部到东南亚，安全环境的变革实际上是一个绵延的过程，存在着若干个等级制类型的地区安全环境。东北亚发生的局势变更既可以通过中国国土之外的力量影响东南亚、西亚、中亚，也可以经过中国内部的传递性直接影响到这些地区。
地区成为安全领域“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桥梁。从经济而非政治竞争的角度看，地区型国家的概念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流行于国际商业领域，其主要内涵是全球化的内核是以某些地区为中心的经济交流，而非整个民族国家边界的沟通。(59) 而中国改革早期的动力之一也是因为中国自1958年以来一直存在着以区域“块块”原则为基础的多层次、多地区的层级制组织结构，这种“M”型结构显著不同于苏联东欧的“U”型结构。(60) 地方竞争以及地方的活力成为理解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地方分权或者说县域竞争成了中国经济制度的重要特色。(61) 受此启发，最近中国外交研究界的一种新动向是分析外交事务上的分权问题，有学者认为地方外交以非正式制度的形式日渐推动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的进展，形成了一种“枝强干壮”的局面，这种多中心的治理结构更符合亚洲安全与合作的需求。(62)
正是在此基础上，以多个地区为中心的周边外交将是未来的一项战略性选择。在近代史上，中国存在着以陆上为重心还是以海上为重心的战略论辩。随着增进一国国力的资源多元化以及安全威胁的泛化，这种划分将逐渐失去依靠。判断究竟是海上重要还是陆上重要，这要看战略性资源的通道、安全威胁的等级以及替代性方案的可能性。此外，已经有论者指出，中国的地理位置和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基本决定了中国需要采取一种合作性参与战略。(63) 因此，从地区层次和问题领域来审视各个地区的安全等级秩序会更加有效。总体而言，中国的目标应该是塑造一个更加均衡的地区秩序，这个秩序既能容纳美国的利益，也能扩展中国的利益，同时确保周边国家从中国的崛起获得越来越多的利益。
四 结论
美国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是自冷战以来的第三次地区战略调整。从亚太战略的延续性来看，美国亚太战略逐步升级和扩展，从传统安全领域拓展至非传统安全领域，每一次战略的调整都站在前一次战略的基础上。从变革性来看，与“轴毂模式”以苏联为主要对手、“扇形模式”以日本为主要对手不同，此次“雁型模式”的展开是以中国为对象的。可以说，美国亚太战略的制定已经以对华关系为参考系，未来将越来越处于对华关系之下。与“轴毂模式”、“扇形模式”相比，“雁型模式”突出了如下几点：（1）日本的地位相对下降；（2）韩国对中国周边安全的影响力要大于澳大利亚；（3）地区主义权重上升，各国之间的多层联系突出；（4）模型的动态性体现出亚洲安全需求的阶段性发展。
美国雁型安全模式的形成一方面是出于应对中国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适应该地区存在的多种安全需求。中国是世界上周边邻国最多的国家，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呈现出文明和发展的多样性，从东北亚地区往东南亚再到西亚呈现出一个序列特征，东北亚地区发展水平较高。随着中国成长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对周边地区秩序的需求将从一个中等偏低收入向中等偏高收入国家的需求转变，甚至于发展到完全是一个高收入国家的安全需求特征。从这个角度讲，美国亚太战略的转型对中国设计周边新战略具有相当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不仅可以从沿边、沿海的角度考虑周边安全环境的变革，也需要以次区域为中心拓展国内国际互动的能力。我们的分析表明，中国东北部、东部沿海、东南部沿海地区与东北亚融合度更高，而西南、西北部由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低其安全需求与其相邻地区的关联性更高。
［收稿日期：2011-05-11］
［修回日期：2011-06-19］
注释：
① 按照市场汇率计算，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日本的106.5％，参见张宇燕：《政治算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期，第1页。
② 很多研究者注意到，冷战后，美国已成为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最主要的外部因素。其中，大部分观点是由现实主义主导的，它们认为美国逐步构建了不利于中国的“满月形遏制圈”。参见高子川：《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基本态势解析》，载《当代亚太》，2004年第1期，第9页；王子昌：《美国因素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影响》，载《当代世界》，2005年第4期，第9－10页；李向阳：《2010－2011年亚太形势回顾与展望》，载李向阳主编：《亚太地区发展报告（2011）：亚洲与中国经济模式调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2页。在判断美国是最大的外部因素时，相关学者也承认，美国可以发挥积极的因素，主要原因是中美之间拥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包括稳定地区局势和压制日本，参见罗会钧：《当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中的美国因素及其对策》，载《文史博览（理论）》，2008年第8期，第35－38页。
③ 前两个阶段是“轴毂（hub-and-spokes）”模式和“扇形模式”阶段。
④ Victor Cha,“Powerplay: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4,No.3,2010,pp.158-196.
⑤ 对这一模式的具体阐述可参考James A.Baker Ⅲ,“America in Asia:Emerging Architecture for a Pacific Community,”Foreign Affairs,Vol.70,No.5,1991,pp.1－18，引文见第4－5页，引文的译文转引自赵阶琦：《中、美、日安全关系与亚太安全合作机制》，载张蕴岭主编：《转变中的中、美、日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9页。
⑥ 李长久：《世界与地区新格局中的中、美、日关系》，载张蕴岭主编：《转变中的中、美、日关系》，第82－83页。
⑦ 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认为，奥巴马政府仍然延续了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自由帝国主义政策，并试图回到克林顿时期的大战略。参见John J.Mearsheimer,“Imperial by Design,” The National Interest,No.111,2011,p.30。
⑧ David M.Lampton,“Paradigm Lost:The Demise of‘Weak China’,”National Interest,No.81,2005,pp.73-80.
⑨ Thomas J.Christensen,“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China:Recent Lessons fo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32,No.3,2009,pp.89-104.
⑩ ［美］沈大伟：《中国、美国与正在演变中的亚洲秩序》，载《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12期，第49页；G.John Ikenberry,“American Hegemony and East Asian Order,”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58,No.3,2004,p.353；［印度尼西亚］尤素福·瓦南迪：《美国与东亚大国的关系：东南亚的视角》，载《美国研究》，2006年第1期，第97－104页。
(11) Peter J.Katzenstein,A World of Regions: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
(12) Dennis C.Blair and John T.Hanley,Jr.,“From Wheels to Webs:Reconstructing Asia-Pacific Security Arrangements,”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24,No.1,2001,pp.7-17.
(13) 影响美国对外关系主要有四种大战略思想：孤立主义、离岸平衡、选择性参与以及支配全球。
(14) Christopher Layne,“Offshore Balancing Revisited,”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25,No.2,2002,pp.233-248.
(15) John J.Mearsheimer,“Imperial by Design,” pp.16-34.
(16) Henry R.Nau,“Obama's Foreign Policy,” Policy Review,No.160,April 1,2010,http://www.hoover.org/publications/policy-review/article/5287.
(17) Mayang A.Rahawestri,“Obama's Foreign Policy in Asia:More Continuity than Change,” Security Challenges,Vol.6,No.1,2010,pp.109-120.
(18)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Remarks as Delivered by Secretary of Defense Robert M.Gates,Shangri-La Hotel,Singapore,Saturday,June 5,2010,http://www.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 speechid=1483.
(19)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前司令蒂莫西·J·基廷（Timothy J.Keating）曾给出一组令人印象十分深刻的数据：在亚洲和美国之间的水路上有2 000万个集装箱，而欧洲和美国之间仅有1 500万个。此外，世界船运地位已经大规模转移到亚太西海岸，全球80％的制造能力位于中国、韩国和日本，仅仅在40年前欧洲还占有一半以上的份额。全球20个大型港口中，中国占了9个。通过马六甲海峡的原油占到东亚地区国家消费的95％左右。参见Timothy J.Keating,Remarks at the IFPA-Fletcher National Security Conference on Maritime Strategy,http://www.pacom.mil/web/sile_pages/commander/Keating%20Sp-
eech%202007－2.shtml。此外，在美国的前15大贸易伙伴中，有6个位于东亚；在前20个美国财政部债券的拥有者中，有8个在亚洲。其中，中国、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位列前十位。参见U.S.Senate,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Principles of U.S.Engagement in Asia,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Senate,One Hundred Eleventh Congress,second session,January 21,2010,p.2。
(20) Michael Mastanduno,“System Maker and Privilege Taker:U.S.Power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World Politics,Vol.61,No.1,2009,pp.121-154.
(21) 2011年1月14日，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在日本东京的庆应大学演讲时提到，尽管他不同意美国某些人说中国是威胁这一论断，但他再次强调，对美国和邻国来说，中国如何使用权力依然是个困惑。http://www.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 speechid=1529。
(22) G.John Ikenberry and Anne-Marie Slaughter,Fro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U.S.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Century,Final Paper of the Princeton 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The Woodre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Princeton University,September 27,2006。参与写作《普林斯顿项目》报告的专家将近400位，历时两年完成，这期间曾得到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以及奥尔布赖特的指导。报告组织者的意图是写一份类似于乔治·凯南关于美国冷战政策的规划。该报告认为，美国战略的基本目的是保护美国人民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目前参与该项目的数人已经在奥巴马政府内任职，比如库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等人。
(23) 比如有中国学者认为，应对美国“重返亚洲”，无论是选择对抗还是选择合作，都应当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参见黄仁伟：《关于美国战略研究的若干思考》，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7期，第4页。
(24) 有学者认为，美国亚太安全战略受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亚太地区秩序观以及对华战略三个因素的影响，但并未指出到底哪一个层次的因素更重要一些。参见吴心伯：《论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走向》，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1－8页。
(25) Evan S.Medeiros,et al.,Pacific Currents:The Responses of U.S.Allies and Security Partners in East,Asia to China's Rise,Pittsburgh:RAND Corporation,2008；从全球角度论述美国同盟关系的文献可参考Kurt M.Campbell,“The End of Alliances? Not So Fast,”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27,No.2,2004,pp.151－163，该文献从与美国关系的亲疏角度，把美国的盟友分成三组关系：其一，美国负有防卫义务的核家族，包括北约、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其二，扩展的成员家庭，包括新加坡、泰国等；其三，没有正式安全安排或者常规互动的朋友。但在九·一一事件后，又出现了新的变革，除第一类没有发生变化外，还出现了像印度这样的新朋友；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侧翼（flings）国家。其中，中国的发展最引人瞩目。
(26) 神保谦等：《亚洲太平洋的地区安全保障架构——地区安全保障的多层构造》（原文为日文《ァジァ太平洋の地域安全保障ァ一キテクチャ—地域安全保障の重層的構造》），东京财团政策研究2010年8月，http://www.tokyofoundation.org。
(27) 杨光海：《美国的东亚同盟体系：态势、趋向及意图》，载《国际论坛》，2002年第4期，第29－34页；杨文静：《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调整及其走向》，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8期，第22－28页。
(28) 王义桅：《美国亚太秩序观的新变化及其面临的挑战》，载《国际观察》，2009年第3期，第4页。
(29) Hillary Rodham Clinton,“Inaugural Richard C.Holbrooke Lecture on a Broad Vision of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01/154653.htm.
(30) 中国学者苏浩曾用哑铃模式来描述亚洲太平洋地区存在三种类型的安全合作模式，即与中国存有极大关联的大陆安全架构、东盟方式以及美国统领的同盟体系。这一分析突出了中国的独立性。参见苏浩：《从哑铃到橄榄：亚太合作安全模式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162页。
(31) “雁型模式”本来是用来描述日本经济发展战略的一种论断。有关其理论发展，参见Kiyoshi Kojima ,“A Macroeconomic Approach t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itotsubashi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4,No.1,1973,pp.1－21; Kiyoshi Kojima,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A Japanese Model of Multinational Business Operations,London:Croom Helem,1978; Kiyoshi Kojima,“The‘Flying Geese’ Model of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Origin,Theoretical Extensions,and Regional Policy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Vol.11,Issue 4,2000,p.385。
(32) 关于本文对美国与其军事同盟的分层次排序，与美国著名的国际战略学家罗伯特·阿特关于美国的核心安全承诺（即联盟关系）的划分不谋而合，他认为美国在东亚的核心安全承诺是美日同盟、美韩同盟，非核心安全承诺有美澳联盟、美菲联盟以及美台准联盟。参见［美］罗伯特·阿特著，郭树勇译：《美国大战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174页。
(33) 希拉里·克林顿于2009年2月17日与日本外相中曾根弘文（Hirofumi Nakasone）的会谈以及2010年1月12日在夏威夷会见日本外相冈田克也（Katsuya Okada）时都提到这一点。
(34) 希拉里于2010年9月8日在华盛顿对外关系委员会题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演讲中仅有3次提到日本，4次提到印度、巴西，而提到中国的次数达到10次。同年10月28日，希拉里在檀香山发表的题为“美国参与亚洲”演讲中，中国出现了12次，韩国9次，日本、印度各出现了7次。
(35) 滕建群：《论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载《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1期，第6页。
(36) 比如有论点认为“在美国的撮合下，日韩军事合作谈判是否会将东北亚军事格局导向一个多边军事同盟已引起本地区国家的关注”，参见王鸣鸣：《美国全力推行“重返亚洲”战略》，载《人民日报》，2011年1月16日第23版。此外，人民网国际频道于2011年1月4日报道，日本外务省要求韩国媒体更正对日本外相前原诚司的错误解读。前原诚司认为，“2011年需要重视的课题之一，是在安全保障领域营造日韩两国进行深入对话的环境”，而韩国媒体认为这番话是“希望与韩国在安全保障领域结成同盟关系”。参见《日本外务省称韩媒误报日外相“期待日韩同盟”》，http://world.people.com.cn/GB/13644050.html。美国的一家智库在2010年底的一份研究报告也呼吁建立美、日、韩的军事协作，一方面是应对朝鲜的政策变动，另一方面是管理中国的崛起。参见Abraham M.Denmark and Zachary M.Hosford,“Securing South Korea:A Strategic Alli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December 2010,http//:www.cnas.org。
(37) 石源华、汪伟民：《美日、美韩同盟比较研究——兼论美日韩安全互动与东北亚安全》，载《国际观察》，2006年第1期，第61－68页。
(38) Frances Rosenbluth,Jun Saito,and Annalisa Zinn,“America's Policy toward East Asia:How it Looks from Japan,”Asian Survey,Vol.47,No.4,2010,pp.586-587.
(39) 孙茹：《美日韩重整“铁三角”》，载《世界知识》，2009年第15期，第32－33页。
(40) Graham T.Allison,“Military Capabilities.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406,1973,pp.17-37.
(41) 郑迎平：《美国亚太安全战略新优势及对中国周边安全的影响》，载《太平洋学报》，2004年第2期，第56－63页。
(42) Samuel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London:Simon and Schuster,2002,pp.218－238,244；转引自Daniel Twining,“America's Grand Design in Asi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30,No.3,2007,p.84。
(43) Brahma Chellaney,“Asia's Changing Power Dynamics,”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chellaney4/English.
(44) 朱锋：《国际关系理论与东亚安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8页。
(45) Robert Kagan,“Power and Weakness,” Policy Review,Vol.113,2002,pp.3-28.
(46) 这方面的论述可参考Charles P.Kindleberger,“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Exploitation,Public Goods,and Free Rid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25,No.2,1981,pp.242-254。
(47) Michell Bernard and John Ravenhill,“Beyond Product Cycles and Flying Geese:Regionalization,Hierarchy,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 Asia,” World Politics,Vol.47,No.2,pp.171-209.
(48) 参见张宇燕：《政治算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期，第1页。
(49) 中国学者张小明认为，“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种动态现象”。此外，他并未将美国因素列为影响周边安全环境的中长期因素，原因在于美国因素已经是一个不用多说的事实，该文明显转向了以“中国周边”作为独立叙述和分析对象，突出了思考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时的中国中心地位。参见张小明：《影响未来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因素》，载《当代世界》，2010年第6期，第26页。
(50) 尽管这似乎是个不言自明的事实，但从学理上进行分析比较晚。“中国是构成自身所处综合环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参见张蕴岭：《如何认识中国在亚太地区所面临的环境》，载张蕴岭主编：《未来10－15年中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国际环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
(51) 描述这种关系转变的一个新概念是哈佛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于2007年前后创造的“中美国（Chimerica）”，参见Niall Ferguson and Moritz Schularick,“‘Chimerica’and Global Asset Markets,” International Finance,Vol.10,No.3,2007,pp.215－239。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弗格森本人也否认了这个概念，参见Niall Ferguson and Moritz Schularick,“The End of Chimeric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 10－037,2009,http://www.hbs.edu/research/pdf/10－037.pdf。
(52) 例如，日本《外交论坛》月刊2010年1月号刊登大和综合研究所常务理事原田泰的一篇文章，题为《日本经济夹在美国与中国之间该如何定位？》， http://www.cetin.net.cn/cetin2/servlet/cetin/action/HtmlDocumentAction? baseid=1&docno=408700。
(53) 李文：《东亚呈现“五角星格局”》，载《环球时报》，2010年11月17日。
(54) 朱听昌：《论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区域中心地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0年第1期，第86页。
(55) 陈东晓：《当前国际局势特点及中国外部环境的新挑战》，载《国际展望》，2011年第1期，第7页。
(56) 门洪华：《中国东亚战略的展开》，载《当代亚太》，2009年第1期，第54－67页。
(57) Wang Jisi,“China's Search for A Grand Strategy:A Rising Great Power Finds Its Way,” Foreign Affairs,Vol.90,No.2,2011,pp.68-79.
(58) 数据来源：http://data.worldbank.org/about/country-classifications。
(59) Kenichi Ohmae,“The Rise of the Region State,” Foreign Affairs,Vol.72,No.2,1993,pp.78-87.
(60) 钱颖一、许成钢：《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与众不同——M型的层级制和非国有部门的进入与扩张》，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3年第1期，第29－40页。
(61) 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更系统的论述可参见张军、周黎安：《为增长而竞争：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62) 苏长和：《中国地方政府与次区域合作：动力、行为及机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5期，第4－24页。
(63) 潘忠岐：《地缘学的发展与中国的地缘战略——一种分析框架》，载《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2期，第2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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