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数量”到“数量+形”——汉语空间量构式的历时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数量论文,汉语论文,空间论文,量构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在现代汉语中，要表达长、宽、高、深以及厚度、大小、粗细等空间量时，有两种不同语序的空间量构式①：
A式：“形+数量”（如：长三丈、宽三丈、粗三尺）
B式：“数量+形”（如：三丈长、三丈宽、三尺粗）
重量的表达与此平行，如“重三斤”、“三斤重”。比较而言，A式出现频率低，用法有限制；B式使用频率高，用法比较自由。邢福义（1965）、陆俭明（1989）、李宇明（1999）、智红霞（2007）对此曾有讨论，王海棻（2006）对古汉语的度量表达曾进行过专门描写，但总体来看，关注这类问题的成果还比较少，更没有见到从历时演变的角度对其源流进行探索的。
本文注意到，A式是先秦已见的老构式，B式是唐代以后出现的新构式，那么，新老构式的消长过程是怎样的？新构式是如何语法化或构式化的？既然已有老构式，新构式为什么还能得到发展并最终趋于取代老构式？下面试图对这些问题加以探索。
一、上古、中古时期的A式
1.1 上古时期，A式用例已很常见，尤其像《周礼·考工记》、《墨子·备城门》之类涉及工程营造的章节中。如：
（1）轮人为盖……部广六寸，部长二尺。……部尊一枚。弓凿广四枚……凿深二寸有半。（《周礼·考工记》。盖，车盖；部，盖斗；尊，高；枚，十分之一寸；凿，卯眼。）|六尺有六寸之轮，轵崇三尺有三寸也。（同上，轵，轴头。）
（2）百步为橹，橹广四尺，高八尺。（《墨子·备城门》）
1.1.1 从构成看,“形+数量”的“形”通常是单音节正向形容词，如上举“广、长、尊、深、崇、高”，此外还有“博、厚、修、袤、重”等。如：
（3）车人为车，柯长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周礼·考工记》）|堂修七寻。（同上）|庐广十尺，袤丈二尺。（《墨子·杂守》）|石重千钧以上者五百枚。（《墨子·备城门》）
有的“形”表面是双音节的，如“高广”、“广运”、“广袤”等，其实是两个“形”并列，代表不同的计量维度。如：
（4）十步拥穴，左右横行，高广各十尺，杀。（《墨子·备穴》）|句践之地……广运百里。（《国语·越语上》）|从某至某，广袤六里。（《史记·楚世家》）
《说文·衣部》：“南北曰袤，东西曰广。”《国语·越语》韦昭注：“东西为广，南北为运。”不过当两个维度涉及纵横而又在同一平面时，往往与面积相关，容易成词。
在“形”的位置没有发现“短”等负向形容词，即使说明负向意义也用正向的“形”。如：
（5）客曰：“人长之极几何？”仲尼曰：“僬侥氏长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之，数之极也。”（《国语·鲁语下》）
“短之至也”是说最矮，但具体矮到什么量，仍要说成“长三尺”而不是“短三尺”。而问话中的“长之极”是指长度（高度）的两极，兼指最长（高）和最短（矮）。可见，A式中正向的“形”其实并不表示正向属性，而是显示维度，如“长”指长度（或高度），“厚”指厚度，未必具有长（或高）、厚的属性。整个A式的构式意义在于计量大小，而不在于描写属性。至于为什么用正向的“形”而不是负向的“形”，是因为正向的“形”更具有感知上的显著性，比负向的“形”“更能引起注意或更值得注意”（沈家煊，1999：180）。
“形+数量”的“数量”一般是由基数词加单位词构成的数量结构，如上述“七寻”、“一围”等。其中基数词是“一”时可以省略，如“长丈”即“长一丈”。
1.1.2 “形+数量”的句法结构有不同的分析，吕叔湘（1984[1966]：342）认为现代汉语的“形+数量”是形容词带数量补语，陆俭明（1989）认为是主谓结构。从历时语法的角度看，看作主谓结构更为合适。因为：
第一，如前所述，“形”并不表属性，已经名词化。
第二，这种意义的“形”可以充当主语、宾语和限定性定语。如：
（6）舆人为车，轮崇、车广、衡长，参如一，谓之参称。参分车广，去一以为隧。参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后，以揉其式。以其广之半为之式崇。（《周礼·考工记》）
“轮崇”、“车广”、“衡长”等于“轮之崇”、“车之广”、“衡之长”，“崇”、“广”、“长”分别指高度、宽度、长度，做主语；“参分车广”即三分车之广，“广”做宾语；“广之半”即宽度的一半，“广”是限定性定语。
第三，“形”前可以受代词“其”修饰，“数量”前可以受状语修饰。如：
（7）辐长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周礼·考工记》）
（8）陛高二尺五，广长各三尺。（《墨子·备城门》）
第四，“形+数量”可以与“形+谓词性表量成分”对举，如：
（9）堑中深丈五，广比扇，堑长以力为度。（《墨子·备城门》）
“深丈五”与“广比扇”（宽度与门扇相同）并列。“比扇”及接下来的“以力为度”（沟的长度根据人力大小能挖多长就多长）都是谓词性成分，做谓语。那么“丈五”也应该是谓语。
1.1.3 作为主谓结构的“形+数量”可独立成句，或充当主谓谓语句的谓语部分②，如上述诸例，偶可充当定语。如：
（10）广五百步之队，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凡四千人而足以应之。（《墨子·备城门》）
（11）田常乃选齐国中女子长七尺以上为后宫。（《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前例“广五百步”做前置定语，后例“长七尺以上”做后置定语。
1.2 中古时期空间量的表达方式与上古相同，汉译佛经和中土文献均如此。如：
（12）假使之然，高三尺之堂，蓂荚生于阶下，王者欲视其荚，不能从户牖之间见也，须临堂察之，乃知荚数。（《论衡·是应篇》）
（13）大王之都城，长四百八十里，广二百八十里。……其城下基深三仞，高十二仞。城上楼观高十二仞，柱围三仞。（后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佛说长阿含经》卷三，《大正藏》1册No.1）
“形”可以连用，仍然是从两个维度加以计量：
（14）后檀石槐乃案行乌侯秦水，广袤数百里，停不流，中有鱼而不能得。（《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书》）
略有变化的是，上古表示宽度的“形”用“广”、“博”，六朝出现了“阔”，不过，这只是词汇变化而不是语法变化③。如：
（15）航长一丈，阔六尺。（《古小说钩沉》（上）据《太平广记》所引《大业拾遗》）
总之，从先秦到唐代以前，汉语空间量的表达方式几乎一直没变，只有“形+数量”（A式）；没有“数量+形”（B式）。
二、唐宋时期的A式与B式
唐代出现了“数量+形”（B式），这是一个巨大变化。但是，如表1所示，唐五代主要语料中仍然还是“形+数量”（A式）的天下，“数量+形”用例少且受到限制。
2.1 先看唐五代的A式。A式的用法与此前基本相同，但也有值得注意的变化。
第一，“形”的位置出现了由正负向形容词词素构成的复合词，用于表示单一维度。如“广狭”等于“广”，表示广度，这与此前的“高广”表示两个维度不同。如：
（16）广狭八九丈，湾环有涯涘。浅深三四尺，洞彻无表里。（白居易《玩止水》，《全唐诗》卷445）
这种变化与前述“阔”替代“广”一样只是词汇替换而不牵扯结构变化，不过，既然较新的词汇形式能够进入A式，说明该式仍然充满活力。
第二，“形”的位置偶有单音节负向形容词，如：
（17）青松高百尺，绿蕙低数寸。（白居易《齐物二首》，《全唐诗》卷430）|小树低数尺，大树长丈余。（白居易《东坡种花二首》，同上，卷434）|大者粗十围，小者细一指。（杜牧《送沈士赴苏州，李中丞招以诗赠行》，同上，卷520）
A式是早已成熟的格式，自先秦以来就只用正向的“形”，但是上例“高、低”相对，“低、长”相对，“粗、细”相对，无论正向还是负向的“形”，都具有一定的属性意义。这类例子见于唐诗中，而且很少见，也许是为了协律或通过对比来强化表达效果，是临时的语用操作。
第三，出现了与A式形同而实异的另外一类“形+数量”，其中的“形”不是表示维度，而是表示量的增加或减少，是动词，做谓语，其后的“数量”可以看作宾语。如：
（18）山河再阔千余里，城市曾经一百春。（许棠《成纪书事二首》，《全唐诗》卷604）
“再阔千余里”意思是再增宽千余里。可见，从结构到意义这类“形+数量”都与A式不同，可记作C式⑤。对C式的形成及演变需另文讨论。
2.2 再看唐代的“数量+形”。目前共发现55例，如：
（19）别来几多时，枝叶万里长。（李白《上云乐》，《全唐诗》卷162）
（20）寄言燕雀莫相啅，自有云霄万里高。（李白《观放白鹰二首》，同上，卷183）
（21）有山万丈高，有江千里阔。（白居易《寄微之三首》，同上，卷433）
（22）行行驱马万里远，渐入烟岚危栈赊。（李绅《过荆门》，同上，卷480）
（23）枝上三分落，园中二寸深。（白居易《惜落花》，同上，卷449）
（24）腊雪一尺厚，云冻寒顽痴。（杜牧《雪中书怀》，同上，卷520）
（25）黟邑桃源小，烟霞百里宽。（许坚《小桃源》，《全唐诗补编》）
这些用例是不是典型的B式尚值得讨论。典型的B式应该与典型的A式一样，是已经语法化了的空间量构式，只用于计量大小，而不在于描写属性。而上述“数量+形”还有可能是临时组合，尚未规约化，其中的“形”可能还具有属性意义。因为：
第一，唐代的“数量+形”几乎都用于谓语部分（共53例），还可以看成并列的连谓结构，“S+数量+形”大致等于“S+数量”+“[S]+形”，如“枝叶万里长”大致等于“枝叶万里”+“[枝叶]长”。如此则“形”有正向意义。
第二，“形”可以与其它性质形容词对举，如：
（26）洞庭与青草，大小两相敌。混合万丈深，淼茫千里白。（白居易《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全唐诗》卷431）
“千里白”是“千里”和“白”并列，共同对主语“洞庭与青草”加以描述。那么，“万丈深”也可能是“万丈”与“深”并列。
第三，表示负向意义时可以用负向的“形”，如：
（27）堂下何所有，十松当我阶。高者三丈长，下者十尺低。（白居易《庭松》，《全唐诗》卷434）
（28）初地无阶级，余基数尺低。（李群玉《法性寺六祖戒坛》，同上，卷569）
例（27）正负对举，量大的用正向的“形”，量小的用负向的“形”。这与前述例（17）一样，可能还是临时组合。
第四，唐五代“数量+形”的出现频率较低，且限于韵文，除唐诗外仅变文中有1例，也出现在韵文部分（即例（29））。韵文的句法安排有时可能会为了协律而做出临时调整。
尽管如此，已经规约化的典型的B式唐五代已经出现，一个明显的语义鉴别标志是用正向形容词表示负向意义：
（29）昔有瞿师长者，身长三尺已来。……我佛哀愍之故，也现三尺身形。……长者身材三尺长，寻常羞见法中王。……也逞三尺同其类，大小高低恰相当。（《敦煌变文校注·妙法莲华经讲经文（四）》）
（30）秦筑长城比铁牢，蕃戎不敢过临洮。虽然万里连云际，争及尧阶三尺高。（汪遵《长城》，《全唐诗》卷602）
例（29）瞿师长者之所以“羞见法中王”，就是因为身材矮小，于是佛才变成与他一样的身高。显然这里的“三尺长”并不是说明身材高，其中的“长”不具有正向属性意义，只表明维度。“身材三尺长”大致等于“身材三尺”而不同于“身材长”。例（30）意思是修长城不如修德，长城万里比不上尧阶三尺。“三尺”与“万里”对比，是为了言其量小（台阶低矮）。
还有一个句法标准，即“数量+形”做宾语。通常形容词是不能做宾语的，当“数量+形”充当宾语时，就有可能是一个整体而不宜再看作可拆解的连谓结构。《全唐诗》有2例：
（31）小侄名阿宜，未得三尺长。头圆筋骨紧，两眼明且光。（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卷520）|学飞未得一尺高，还逐母行旋母脚。（王建《雉将雏》，卷298）
“得”有到、及义，如《敦煌变文校注·丑女缘起》：“不得三五日间，此女当时身死。”上述“未得三尺长”、“未得一尺高”即不到三尺长、不到一尺高。
此外，唐代以前，询问空间量时，是用与A式相对应的“形+疑问代词”，如《楚辞·天问》：“增城九重，其高几里？”唐诗中出现了“疑问代词+形”的疑问句，如：
（32）一石沙，几斤重？朝载暮载将何用？（白居易《官牛》，《全唐诗》卷427）|借问承恩者，双蛾几许长？（皇甫冉《婕妤春怨》，同上，卷249）
2.3 宋辽金时期仍以A式为主，B式十分少见。本文调查了常见的口语性较强的语料，《景德传灯录》、《二程集》、《三朝北盟会编》等文献中只有A式而没有B式。《全宋词》中有A式36例，B式29例。B式仍以做谓语为常（共26例），偶尔做宾语（共3例）。如：
（33）画图恰似归家梦，千里河山寸许长。（辛弃疾《鹧鸪天·送元济之归豫章》，《全宋词》1898页；唐圭璋编，中华书局，1965版，下同）
（34）日脚才添一线长。葭灰吹玉管，转新阳。（王炎《小重山》，同上，1857页）
（35）浮世事，能有几多长？（朱敦儒《望江南》，同上，852页）
前一例整个语境表达的是负向意义，因此“寸许长”是典型的B式。后两例是“数量+形”做宾语，例（35）“有+B式”后来成为很常见的搭配（详4.1）。这两例也都是典型的B式。
日脚才添一线长≈日脚才添一线≠日脚才添长
浮世事能有几多长≈浮世事能有几多≠浮世事能有长
宋金时期其他文献中的“数量+形”如：
（36）清明已过十余日，华雨阑珊方寸深。（《五灯会元》卷19）
（37）有人欲造大舟，不能计其所费，问之，张云：“可造一小舟，以寸折尺，便可计算。”后又有人欲筑绍兴围神庙墙，召匠计之，云费八万缗。其人用张法，自筑一丈长，算其墙可直二万，遂以四万与匠者。（《朱子语类辑略》卷8）
值得注意的是（37）见于《朱子语类辑略》，而且充当宾语，是典型的B式。这是散文中较早的B式例。
此外，《董西厢》有5例B式而没有A式，而且大多做定语。不过《董西厢》可能有元人改动之处，并不能完全代表金代的语言（太田辰夫，1958）。如：
（38）尺半来厚花茵铺矮榻，百和奇香添宝鸭。（《董西厢》卷3）|觑着一丈来高石阶级褰衣跳。（同上卷8）
三、元明清时期A式的衰落与B式的繁荣
元明清时期，B式大量出现，所占比例越来越大，相应地A式所占比例越来越小。本文统计了14部常见语料，共找到A、B两式731例⑥。其中，元代A式64例，约占77%，B式19例，约占23%；明代A式164例，约占32%，B式352例，约占68%；清代A式13例，约占10%，B式119例，约占90%。表2很直观地反映了这种消长过程。当然，由于语料性质的不同，也呈现出一定的不平衡性，具体统计数据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到：元代总体上A式多于B式，但古本《老乞大》只有B式，共6例。如：
（39）俺那里井不似这般井，这井是砖甏的井，至小有二丈深。俺那里井都是石头垒的，最深杀的没一丈，都是七八尺来深有。（古本《老乞大》）
这很容易让人把B式与阿尔泰语言的影响联系起来，然而在受阿尔泰语影响更为明显的直译体文献《元代白话碑集录》、《元典章·刑部》中却没有B式，只有A式。可见B式的来源及使用频率未必与阿尔泰语言的影响有关。
《全相评话五种》有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建安虞氏刊本，一般认为是元代讲史艺人讲说的底本，其中以A式为多，共40例，B式仅12例。该书文白夹杂，A式多可能是存古，明显证据是25例“长+数量”中有23例是“身长+数量”，这是在描写人物时的一种比较程式化的表述，其中“身长”有凝固成词的趋势。如：
（40）至今乃十一岁，身长五尺，心有英烈。（《新刊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
明代总体上B式多于A式，不同文献的差异如《水浒传》中A式多于B式，而《西游记》中B式占绝对优势。在《西游记》中双音节“形”有117例，包括反义并列结构“长短、宽窄、高下、深浅、浅深、远近、厚薄、粗细”以及同义并列结构“宽阔”等，这些双音节的“形”没有一例用于A式。如：
（41）那箱儿有八寸高下，一尺长短，四寸宽窄。（《西游记》73回）
明代的A式在频率减少的同时，用法上也在逐渐失去灵活性，表现出程式化、凝固化的趋势。一方面，使用语境有了限制，常用于类似例（40）的人物描写，常用于文言场合；另一方面，句法上也趋于变成一个整体，如副词不是加在“数量”前而是加在“形+数量”前：
（42）适间有白马一匹，约长丈余，不知那里来的。（《醒世恒言》32卷）
试比较此前的A式：
（43）于屋瓦下得一瓢，长约丈余。（唐·张读《宣室志·卢虔》）
清代文献仅统计了三部小说，都是B式占绝对优势。如《儿女英雄传》中B式有38例之多，A式仅1例：
（44）这人生的身高六尺，膀阔腰圆。（21回）
总体来看，除了文言场合或用于列举清单、程式化的人物描写等特殊场合外，到清代中期以后口语中大概很少用到A式了。
四、B式的句法功能与结构
4.1 B式在频率增加的同时，句法功能也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如果不是通过量的统计，可能很难发现。表4是上文所涉语料中B式的句法功能统计，其中明代部分例子多，仅统计了语言相对保守的《忠义水浒传》，据此也足以看出B式的功能变化。
通过统计可以发现：
第一，B式做谓语的功能逐渐萎缩。唐宋时期做谓语是B式的主要用法，到了清代三部小说中仅有1例，且没有量词，不太典型：
（45）平儿道：“究竟这镯子能多少重？原是二奶奶说的，这叫做‘虾须镯’……”（《红楼梦》52回）
第二，B式做定语从《董西厢》开始，此后越来越多，明代的《忠义水浒传》占37%；到清代三部小说占52%。如：
（46）左手拿着擦的镜亮二尺多长的一根水烟袋。（《儿女英雄传》4回）
第三，B式做宾语唐宋时期仅有零星用例，元明清时期所占比例很大（约47%），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做“有”的宾语。如：
（47）就鬓角儿边不用梳鬅头，那头发便够一指多厚。（《儿女英雄传》15回）|原来这枝梅花只有二尺来高，旁有一横枝纵横而出，约有五六尺长。（《红楼梦》50回）
4.2 B式句法功能的上述变化不是孤立的，它反映了B式句法结构和性质的变化。谓语用法的减少、宾语和定语用法的增加是B式谓词性减弱、名词性增强的表现。
关于B式的结构和性质，邢福义（1965）早有论及。不过，邢先生认为现代汉语的“数量+形”是谓词性结构，其中“形”是形容词而非名词。理由是：（a）可用在“才……呢”、“已经……了”的格式中；（b）可以充当定语、谓语、补语，一般不能充当主语、宾语；（c）数量部分可以用“多”来提问，不能用“多少”来提问⑧，并且可以用“这么、那么”去替换。从历时考察来看，邢先生的结论更适合于早期的通常做谓语的非典型的B式（可记作B1式），与宋元以后通常做宾语和定语的典型的B式（可记作B2式）相去较远。
首先，在“才……呢”、“已经……了”格式中，并不是只能嵌入形容词或以之为中心的谓词性成分，“三尺、三天、初三、副教授”等处在量级斜坡（scalar cline）上的名词或名词性短语都可以嵌入这两种格式，如“才三尺呢”、“已经三尺了”，“才副教授呢”、“已经副教授了”。“才三尺高/宽/长/深呢”与“才三尺呢”相比，只是多了明确的维度标记而已。
其次，就句法功能而言，（i）唐五代的B1式中，“形”确实有可能是形容词做谓语，但元明清以后B2式已经语法化，做谓语的“数量+形”与做谓语的“数量”一样是名词性短语，如：
（48）有一条涧，东西三百步阔，南北到一百里长。（《至治新刊全相评话三国志》）
去掉“阔”句子仍然成立，此时“三百步”做谓语。不能因为“三百步”做谓语就说它是谓词性短语。（ii）名词和形容词都可以做定语，但一般来说前者是限定性的，后者是描写性的。做定语的B式只用于计量或限定而不在于描写，如例（46）“二尺多长的一根水烟袋”意义与“二尺多的一根水烟袋”相当，而不同于“长的一根水烟袋”，可见做定语不等于说它是谓词性结构。（iii）如前所述，元明清时期B式做宾语很常见，邢先生说B式一般不能充当宾语是因为他对宾语有不同的处理。他认为在“雪最浅的地方，也有五寸多厚”中，“‘有’的意义有点特别，它是用来表示对度量的估计的”；在“那棵树长了八尺高了”中，“八尺高”是补语。本文认为，既然“有”前可以受副词修饰，如例（47）的“约有五六尺长”，“有”就可以看作动词，它与“约有五六尺”的“有”没有区别。即使其后的“数量+形”不是典型的名词性结构，也只能看作“有”的宾语。至于把“八尺高”处理为补语还是宾语，是语法体系问题，在此不必讨论，但是不管处理为补语还是宾语，既然“那棵树长了八尺高了”也能说成“那棵树长了八尺了”，那就不能据此说明“八尺高”一定是谓词性结构。当然，“数量+形”可以充当更为典型的补语，在我们统计的语料中仅有1例：
（49）那人生得八尺来长，淡黄骨查脸，一双鲜眼，没根髭髯。（《忠义水浒传》35回）
该例“八尺来长”充当状态补语。虽然如此，“八尺来长”仍有可能是名词性的，因为其后三个小句都是名词性的。其实状态补语这个位置更适合谓词性成分，A式填进来比较合适，如（50a）；B式要进来的话最好用“有+B式”，如（50b）。这也暗示了B式的名词性特征：
（50）a.叫声“长！”他就长的高万丈。（《西游记》3回）
b.在房里离地跳的有三尺高，大放声号哭。（《金瓶梅词话》62回）
第三，在B式中大量的反义复合词“长短、宽窄、高下、深浅、远近、厚薄、粗细”等能够出现在“形”的位置，说明这些“形”不是表示正向或负向属性意义的形容词（否则就自相矛盾了），而是表示维度的名词。
由此可见，虽然B1式可能是谓词性的连谓结构，B2式中的“形”也不同于普通名词，多少遗留有一定的属性意义⑨，但是，从历时的角度看典型的B式（即B2式）是名词性的偏正结构，属于数量短语修饰名词化了的“形”。
五、B式的来源
B式作为一个后起的典型的空间量构式，一个全新的形式语义匹配，其来源和语法化机制是怎样的？有三种可能值得关注。
5.1 可能之一：B式是A式移位的结果
A式与B式的此消彼长表面上造成了一种语序变化，即从“形+数量”变为“数量+形”，这很容易让人觉得B式是通过移位由A式演变而来。下述事实似乎也支持这一结论：
其一，A式是主谓结构，通常在句子中充当谓语，而B1式也可以看作谓语，两者句法功能相同。如：
（51）a.古甓团团藓花碧，鼎渫寒泉深百尺。（陆龟蒙《庆封宅古井行》，《全唐诗》卷621）
b.亭边古木昼阴阴，亭下寒潭百丈深。（卢肇《题绿阴亭》，同上，卷551）
其二，B1式最早出现在唐诗中，唐诗为了协律临时调整句法位置是比较常见的，如王维“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归浣女”、“下渔舟”是主谓倒装，本应该是“浣女归”、“渔舟下”（王力，1979）。那么，“数量+形”也可能是为了押韵、对仗由“形+数量”倒装过来的。
但是，B1式虽然做谓语却是连谓结构，而不是倒装的主谓结构；“浣女归”之类是名词做主语，动词做谓语而构成的典型的主谓结构，是松散的句法组合，因此可以移位；而“深百丈”是名词化的“深”做主语，数量短语做谓语而构成的非典型的主谓结构，是早已形成的规约化的句法组合，不容易移位。至于后来的B2式，更不可能由A式移位而来，因为B2式是名词性偏正结构，通过移位很难把一个主谓结构变为偏正结构。
因此本文认为，从产生过程看，B式不大可能是通过A式移位而来，移位最多只是演变后的表面结果而不是路径或过程。
5.2 可能之二：B式是“数量+之/的+形”的省缩
由结构松散的“数量+之/的+形”省去其中的定语标记“之/的”，即可得到一个结构紧密的“数量+形”。先秦时期就有“数量+之+形”，六朝以后仍然可以偶尔看到，明清语料中还出现了“数量+的+形”。如：
（52）夫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极其深。（《庄子·秋水》）
（53）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树生泰山之阿，上有万仞之高，下有不测之深。”（《世说新语·德行》）
（54）见一龟板，约有三尺之长，犹带血肉。（《警世通言》卷27）
（55）那山岩有百余丈的高，扣之，声就是钟磬一般的响。（《醒世姻缘传》24回）
“数量+之/的+形”可以做主语、“有”的宾语，属于名词性的偏正结构，这与B2式大体切合。那么，B2式可能是直接由“数量+之/的+形”省缩而来。但有两个困难：首先，虽然与B2式切合，但却与B1式难以切合，B1式几乎全部充当谓语，除非B1式另有来源。其次，省缩要受频率因素的制约，要求源构式要有足够高的使用频率，只有高频使用的表达形式才有可能成为省缩的输入端，但是“数量+之+形”和“数量+的+形”，在历时语料中都极为罕见。
5.3 可能之三：B1式源于唐诗特定的糅合句式，B2式由B1式重新分析而来
在唐宋数百年间为什么B1式只见于韵文而不见于散文？唯一的可能是，它当时还不是实际口语中的一个固定搭配，只是诗词中临时的句法创新。唐诗为了协律可以移位，可以有许多临时性的特殊的句法组合，对此王力（1979）有详细的总结。在诸多临时性的句法组合中，有一种是把两个主谓结构糅合成一个连谓结构。如：
（56）a.杨柳萦桥绿，玫瑰拂地红。（温庭筠《握柘词》，《全唐诗》卷581）
b.绛纱垂簟净，白羽拂衣轻。（卢纶《和太常王卿立秋日即事》，同上，卷276）
c.月临朱戟静，河近画楼明。（钱起《奉和宣城张太守南亭秋夕怀友》，同上，卷238）
d.宝地乘峰出，香台接汉高。（卢照邻《游昌化山精舍》，同上，卷42）
“杨柳萦桥绿”是“杨柳萦桥”和“杨柳绿”的糅合，“玫瑰拂地红”是“玫瑰拂地”和“玫瑰红”的糅合，其余类推。
如前所述，B1式总是占据谓语位置，可以把其中的“数量”和“形”看作并列的连谓结构，分别对主语加以表述，一个表度量，一个表属性。如果从来源的角度看，它们与（56）诸例类似，是“主语+数量”与“主语+形”的糅合。如“枝叶万里长”是“枝叶万里”与“枝叶长”的糅合，“寒潭百丈深”是“寒潭百丈”与“寒潭深”的糅合。
临时的句式糅合能否导致句法演变还要受许多因素的制约，比如是否有足够高的使用频率，是否符合句法发展的趋向，是否有进一步的后续演变等。如果B1式就此止步，就会像“杨柳萦桥绿”的命运一样，不会发展出后来的B2式。
那么，B2式与B1式是不是一脉相承？如果不是，则如前所述，二者各有来源。不过，我们倾向于二者一脉相承，认为B2式是通过重新分析由B1式演变而来。即：
分析为B1，“数量+形”是糅合的连谓结构，语义上是两个部分的叠加。句式意义可以从其组成部分推导出来，因而不是典型的空间量构式。分析为B2，“数量+形”还是做谓语，但整体是由数量短语修饰名词化的“形”而构成的名词性偏正结构（定中结构），语义上只用于表度量而不具有属性意义，其句式意义不能从其组成部分推导出来，是典型的空间量构式。
这一重新分析具有句法语义基础：1）“形”可以名词化，可以受数量短语修饰，从而可以构成名词性短语；2）名词性短语可以做谓语；3）虽然B2式本身不具有正向意义，但所在语境往往具有正向意义，多为夸张的环境，如“枝叶万里”，即使不说“长”根据情理也知道是够长的。
“数量+形”在谓语位置上重新分析以后，就成为一个规约化的名词性构式，其句法功能也相应地从做谓语扩展到做宾语、定语，甚至到清代的三部小说中，“数量+形”用例几乎全用作宾语和定语。
六、A、B两式兴替的动因
6.1 典型的B式在表达功能或构式意义上与A式相同或相通，尤其是充当相同的句子成分时更为明显，如做谓语的（57）、做定语的（58）、用于“的”字结构的（59）；即使句法功能不同时，通过一定的句法操作也能表示相同的构式意义，如（60），A式大致相当于“有+B式”。
（57）a.包着三卷天书，度与宋江。宋江拜受。看时，可长五寸，阔三寸，厚三寸。（《忠义水浒传》42回）
b.随即叫匠人来锯开，里面喷香，每块五寸厚，二尺五寸宽，七尺五寸长，与伯爵观看，满心欢喜。（《金瓶梅词话》62回）
（58）a.只可惜了一个头陀，长七八尺一条大汉，也把来麻坏了。（《忠义水浒传》27回）
b.看那白娘子时，也复了原形，变了三尺长一条白蛇，兀自昂头看着许宣。（《警世通言》卷28）
（59）今来要对付十数尾金色鲤鱼，要重十四五斤的……只是不用小的，须得十四五斤重的便好。（《忠义水浒传》15回）
（60）a.铸乌铜鉴数十面，其高五尺，而阔三尺，磨以成镜为屏。（《醒世恒言》24卷）
b.堂下一个大瓮，有七尺多高，瓮口有五尺多阔，满壅贮着清水。（《醒世恒言》37卷）
A、B两式在表达功能或构式意义上的相通性是此消彼长、构式兴替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已有现成的A式，为什么B式还能得到发展并最终趋于取代A式？
6.2 A式的衰落与B式的繁荣应该与相关的句法演变的类推有关：一个是数量名结构的历史演变，一个是平比句的历史演变。
王力（1958：240）指出：“在先秦时代，数词兼带天然单位词或度量衡单位词的时候，位置是在名词的后面的。……先秦只说‘马十匹’，不说‘十匹马’；只说‘帷幕九张’，不说‘九张帷幕’。”后来的学者对数量名的发展有进一步探讨，如贝罗贝（1998）、Sun（2001）、吴福祥等（2006）、张赪（2010）。综合已有成果可以知道：
（一）上古时期“名+数量”占绝对优势，其中的“量”在先秦时期主要是单位词，包括度量衡单位、容器单位等，汉代以后扩展到个体量词（或云分类词）。如：
（61）衣三领，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墨子·节用》）
（62）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橐它以万数。（《史记·大宛列传》）
“数量+名”先秦偶见，“量”限于临时转用的容器量词，如《论语·雍也》“一箪食，一瓢饮”，汉代以后扩展到度量衡单位词、个体量词。
（63）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64）乌孙多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马。（《史记·大宛列传》）
（二）中古时期“数量+名”得到迅速发展，但“名+数量”仍然占优势。在吴福祥统计的南北朝12部文献中，“口”、“头”等10个个体量词的使用分布是，“名+数量”159例，“数量+名”39例。（吴福祥等，2006）
（三）唐五代时期“数量+名”已经占绝对优势，在《祖堂集》和《敦煌变文校注》中，两式的分布是“名+数量”77例，“数量+名”344例（据张赪，2010：153）。
（四）“名+数量”是主谓结构，而“数量+名”是名词性偏正结构。
本文讨论的A式和B式在句法结构和演变结果上分别与“名+数量”和“数量+名”平行，那么，此前发生、唐五代时期仍在进行的“名+数量”与“数量+名”的兴替无疑会对A、B两式的兴替产生影响。
A、B两式的兴替还与摹状式空间量表达结构，进而与平比句的历史演变有关。前举例（9）“堑中深丈五，广比扇，堑长以力为度”有三个小句，分别从深、广、长三个维度对壕沟的空间量加以描摹，除了前一小句用A式外，后两小句是“形+谓词性表量成分”构成的摹状式空间量表达结构。汉语史上最常用的摹状式空间量表达形式是平比句，经历了一个从“形+如N”到“如N+形”，再到“N许+形”的兴替过程：
（一）上古平比句是“形+如N”（“如”代表像义动词，下同）。如：
（65）绳长四尺，大如指。（《墨子·杂守》，引自魏培泉，2001）
“[绳]大如指”与“君子之交淡若水”同构，是通常所说的平比句，为主谓结构（太田辰夫，1958）。
（二）中古出现了语序不同的“如N+形”，“形”几乎只限于“大”（魏培泉，2001）。N后可以有后置词“许”，构成“如N许+形”。如：
（66）以雄黄大蒜等分合捣，带一丸如鸡子大者亦善。（《抱朴子·登涉》）
（67）取盐著两鼻中，各如鸡子黄许大。（《齐民要术》卷6）
（三）唐代“如N（许）+形”的“如”可以不出现，于是成了“N（许）+形”：
（68）合掌髻子蒜许大，此日方知非是我。（薛逢《老去也》，《全唐诗》卷548）
宋代以后“许”可以换成“来”、“般”、“样”等，也可以不出现；“形”从“大”扩散到“长”、“宽”、“高”等。如：
（69）一双眼争得环来大。（《刘知远诸宫调》卷1）
（70）万点星飞，两轮电转，五色圆光天样宽。（汪莘《沁园春》，《全宋词》2197页）
（71）七宝池塘波一派，莲华朵朵车轮大。（可旻《渔家傲》，《全宋词》2427页）
（72）可怜我这等冤枉天来高，地来厚，海来深，道来长。（元曲《生金阁》第四折）
据邢福义（2001）、张美兰（2002），这类“N+A”属于状心结构，不过在元明清语料中“N（许）+形”（“许”代表“许”、“来”等后置词）常常与本文B式并列，一同做宾语、定语。如：
（73）他腰围有篓来粗，肚皮有三尺高。（《忍字记》第一折，《元曲选》）
（74）这数十丈长、斗来大的东西，反缠死在尺把长、指头大的东西手里。（《拍案惊奇》卷3）
可见“N（来）+A”也可能已经重新分析为定中结构。不过，无论是状心结构还是定中结构，它与B式一样都是表示空间量的大小，不同之处在于B式是用数量直接说明大小，而“N（来）+A”是用实物来比拟大小。
既然“形+数量”与“名+数量”、“形+如N”平行，“数量+形”与“数量+名”、“N（许）+形”平行，那么“数量+形”的语法化自然会受到先已出现的从“名+数量”到“数量+名”、从“形+如N”到“如N+形”再到“N许+形”这类相关的句法演变的影响。
七、结语
汉语空间量构式从A式到B式的变化是一个构式兴替的过程。以往梅祖麟（1981）曾经谈到“词汇兴替”，指出：“句法结构不变，词汇中的新陈代谢就像接力赛跑，一个运动员跑累了，另一个接棒跑下去。”构式的历时变化也有类似现象，在总体构式意义相同或相通的情况下，一个表达式衰落了，另一个表达式又会接上来，最终新的形式语义匹配逐渐取代旧的形式语义匹配，这种变化可以称之为“构式兴替”。当然，构式兴替并不意味着老构式会彻底消亡。老构式可能会作为“化石”遗留在特定的语言场合，如本文的A式在有些场合如列举清单的时候仍然具有其独到的表现力；老构式也可能成为词汇化的一个源头，如“身高”当是由“身+（高+数量）”这类跨层结构重新分析而来。
B式由松散的，临时性的糅合到规约化的空间量构式，从连谓结构到偏正结构，从只能做谓语到可以做宾语、定语，从表达字面意义“数量+属性”到表达字面以外的意义“数量+维度”，这种从形式到语义的变化，是一个构式的语法化过程。以往的语法化研究中比较注意实词虚化问题，无论在理论探讨上（如语法化的原则，语法化的机制和动因等），还是在具体词汇项的语法化过程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而从构式的视角出发对一些结构式的产生过程加以研究，无论在理论思考方面还是在个案分析方面都较为薄弱。构式作为具有字面以外浮现意义的形式语义匹配，在历时发展过程中是如何从无到有的？既然是形式语义匹配，其形式层面和意义层面就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在构式的规约化过程中二者未必总是同步发展，有时形式已变而意义未必变化，如从具有惩处骂詈意义的特定把字句“把+你这NP+VP”到省缩句式“把+你这NP”（江蓝生、杨永龙，2006）；有时候意义已变而形式未必变化，如“连X+都VP”原来意义是包括X在内全都VP，后来形式没变，但却产生了预设义和隐含义（杨永龙，2011）。无论形式变化还是意义变化，其过程如何？机制和动因是怎样的？与已经揭示的语法化过程中的普遍机制和动因如重新分析、类推、语用推理等是否一致？构式演变与相关的虚词演变有怎样的互动关系？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思考和探究的。（杨永龙，2007）
最近几年，构式语法化或历时构式语法无论国外还是国内都开始受到重视，国外如No
l（2007），Traugott（2008），Bergs & Diewald（2008）等，国内如洪波、董正存（2004），江蓝生（2005，2008），江蓝生、杨永龙（2006），吴福祥、冯胜利、黄正德（2006），刘丹青（2007），彭睿（2007）、杨永龙（2011）等，从不同角度对构式语法化的理论或个案进行了探索。但是由于研究刚刚起步，悬而未决的问题还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亟需进一步加强。
本文试图从汉语事实出发，以汉语史上空间量构式的演变为个案，对相关构式的语法化过程、机制和动因进行一些思考。本文注意到：1.）汉语史上存在着一个空间量构式的兴替过程，上古、中古汉语只有“形+数量”（A式），没有“数量+形”（B式），B式初见于唐诗但大多还可以看作连谓结构，同时已经语法化为典型的空间量构式，宋元明清时期B式进一步发展，A式逐渐萎缩。2）典型的B式是名词性偏正结构，是通过重新分析从唐诗中糅合的连谓结构语法化而来。3）B式能够语法化并最终趋于取代A式，与相关构式（数量名结构、平比句）历史演变的类推有关。
本文曾在第七届国际古汉语语法研讨会（法国罗斯可夫，2010.9）、第十四届全国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成都，2010.11）宣读，承蒙朱庆之、姚振武、王云路、方梅、赵长才、董秀芳、张丽丽、梁银峰等先生提出意见或建议，写作中与赵长才先生讨论尤多，谨致谢忱。
注释：
①李宇明（1999）把“计量事物的长度（包括长短、高低、深浅、远近、粗细等）、面积、体积（包括容积）以及事物间距离的量范畴”称为“空间量”。本文借用李宇明的“空间量”概念，并把表达空间量的形式语义匹配（form-meaning pair）称作“空间量构式”。同时，因为重量的表达与空间量的表达一致，本文也一并讨论。而面积、体积、容积的表达略为不同（刘永华，2010），此处暂不涉及。
②“名+形+数量”在语义上可理解为“名”修饰“形”，如“柯长”可以理解为柯（斧柄）的长度，而且当“形”和“名”都是单音节时，在韵律上也倾向于把“名形”读在一起，构成一个音步，因此“柯长三尺”似乎可以直接分析为“柯长|三尺”。后世的“身长”、“体重”能够成词应该与此有关。但是该格式中的“名”并非都是单音词。而且先秦表达度量时，还可以用“名+数量”直接描写，其中没有形容词。如《周礼·考工记》：“车有六等之数：……殳长寻有四尺，崇于人四尺，谓之四等。车戟常，崇于殳四尺，谓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于戟四尺，谓之六等。”（“常”，十六尺；“常有四尺”即二十尺。）其中划线的三句都是说明车上武器的长度，并列对举，前一句是“名+形+数量”格式，后两句都是“名+数量”格式。“名+数量”中只能说“名”是主语，而同样是作为描述的对象，“名+形+数量”中的“名”也应该是主语，而不是定语。
③该例时代不甚可靠，不过这种词汇变化从先秦到明清屡有发生，如唐代继“阔”之后又可以出现“宽”：“其宽廿余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这种变化如果不引起句法改变本文暂不讨论。
④统计所涉及的“形”有“长、高、深、广、阔、宽、厚、粗、远、重”等。
⑤吕叔湘（1984[1966]：342）早已注意过现代汉语的类似差异：“‘这根绳子长三尺’有两种意思：（a）跟一定标准或另一根绳子比较，长了三尺，绳子的全长不止三尺；（b）绳子本身的长是三尺，跟‘三尺长’是一样的意思。”不过，吕先生把这两种意思的“形+数量”都看作“单音‘形’带补语”，我们则把吕先生的（b）看作主谓结构，（a）看作述宾结构。
⑥该统计数据中包括了与A、B式相应的疑问句，如《儿女英雄传》：公子便问那老和尚道：“这里到二十八棵红柳树，还有多远？”不包括：1）用负向的“形”构成的“数量+形”。2）表示数量变化的C式，如原本《老乞大》8右：“我先番大都来时，你这店西约二十里来地，有一坐桥塌了来，如今修起来那不曾？早修起了也。更比在前高二尺，阔三尺，如法好有。”“高”、“阔”是动词，“更比在前高二尺”是说比原来高出二尺。3）已经凝固的熟语，如“长三丈阔八尺”意思是趾高气扬，《儿女英雄传》中共出现3次，例如卷97：“周景杨只管自己长三丈阔八尺的发作，不堤防被素姐满满的一盆连尿带屎黄呼呼劈头带脸浇了个不亦乐乎。”
⑦本文明清语料据“中研院”汉籍电子文献《近代汉语语料库》http://hanji.sinica.edu.tw/index.html。
⑧虽然如此，在方言中是可以用“多少”提问的，如上海话：“迭块肉有多少重？”、“伊块布有多少长短？”（参看徐烈炯、邵敬敏《上海方言语法研究》7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这一点蒙高顺全教授提醒。“多深”、“半尺深”、“那么深”似乎可以替换，但是“多红”、“那么红”却没有可替换的“半尺红”。因为“半尺深”是用于计量的，“那么深”是用于描写的，“半尺那么深”兼有计量与描写，“多深”既用于计量又用于描写。而“红”是难以计量的，故不可以说“半尺红”。
⑨偶能见到有的“数量+形”例仍具有比较明显的属性意义，如：《警世通言》卷40：“这个杵这个棍，欲其大，就有屋桷般大，欲其小，只如金针般小，欲其长就有三四丈长，欲其短只是一两寸短，因此名为如意。”这里的“三四丈长”、“一两寸短”，是分别用正向和负向的“形”各表正负向意义，与“数量+形”早期在唐诗中的用法类似。这种用法一方面是正反对照，修辞需要，另一方面也属于语法化过程中常见的保持（persistence）现象。以往我们常常注意到，某个虚词语法化之后，有时又表现出语法化之前的一些特点。构式的语法化也是如此，当一个构式规约化之后，有时仍然表现出规约化之前的一些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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