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阶段宏观经济政策因应：缘自增长目标与民生目标协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标论文,因应论文,现阶段论文,中国论文,民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将努力凸显出以增长保民生、以民生促增长的协同发展路径，协同增长目标和民生目标是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旋律。这表明2008年次贷危机冲击后中国宏观经济的调控将从最初“保增长”的短期被动调控逐步过渡到强调“增长与民生协同”的长期主动调控。这一转变也意味着2010年已处于“常态化”增长路径中的中国宏观经济的增长动力将发生变轨，宏观经济由复苏期进入转型期。在经济增长模式期望步入“投资少一点、消费多一点、顺差(储蓄)少一点”的“黄金律”增长路径时，短期宏观政策却遇到了“控通胀、去泡沫”和“稳增长、防下滑”的两难选择，而破解“两难”选择成为短期和中长期宏观政策的着眼点。
2011年作为“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一方面，“收入倍增计划”、“保障性住房工程”、“社会安全网构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减税计划”为代表的“民生工程”加速启动；与此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区域增长规划”效应将延续和提速;这些因素将形成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的上行力量。另一方面，“平衡贸易战略的推进”、“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持续”、“结构性调整力度的提升”、“进口通胀压力的凸显”、“发达经济体复苏缓慢”以及“国际资本移动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将形成宏观经济的下行力量。上行和下行力量的相互交织决定了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将面临复杂环境，需通过寻求增长与民生协同的机制来破解“控通胀、去泡沫”和“稳增长、防下滑”的两难格局，这需更加积极的民生偏向的财政政策来对冲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组合。
一、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总体判断和预测
归纳起来，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有10个方面值得重点关注：一是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会出现实质性放缓。投资维持高位运行、出口处于常态化，区域以及“增长目标与民生目标的协同效应”确保经济增长不会出现实质性放缓。二是考虑到食品、大宗商品价格、相对宽松的流动性、电价改革、“刘易斯拐点效应”、保障房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等因素，以及翘尾因素，2011年中国通货膨胀将呈现“前高后不低”的态势，复杂的通胀因素带来中国经济中通胀压力的“中期化”，但经济不会出现滞胀。三是期望消费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边际第一要素，但存在明显的隐忧，并极有可能受挫。四是“民生工程”、“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区域增长规划”效应等因素将使投资继续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经济存在重回2007年之前增长模式的潜在风险。五是“平衡贸易战略”的推进以及发达经济体复苏缓慢导致2011年贸易顺差大幅下降。六是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加码和持续”和“保障性工程”大力推进、住房需求刚性以及投资性需求“惯性”之间的相互博弈将持续；中央政府要民生、地方政府要土地财政、开发商要利润，三大主体目标函数的不一致性决定了房地产市场价格调整将进入“疲劳期(时间较长)”，而价格调整的“疲劳期”也预示了房地产市场不会“硬着陆”。七是受“官员绩效考核指标的变化”、“刘易斯拐点效应”和“结构性调整的强化”等因素的影响，东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将出现下滑，中国经济的增长极将加速向中西部漂移。八是前期刺激计划的惯性、投资的高位运行以及制造业为主的全球分工，使得结构性调整困难较大。九是短期宏观政策将在“控通胀、去泡沫”与“稳增长、防下滑”两难中进行抉择；而汇率政策将在“控通胀”、“调结构”、“稳出口”、“控热钱”等相互冲突的目标中进行权衡，一个工具与多个目标之间的不匹配问题加剧。十是“控通胀、调结构”的压力以及反危机刺激性周期的告一段落，中国经济正式进入“次高速”增长期，以内需为主的新一轮增长周期开始启动。
上述10个方面决定了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将具备长期动力和短期动力相互交织、“多空”力量相互对冲的特征。依据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对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预测如下(见表1)：
第一，在“基数效应”和“转型冲击”的作用下，2011年中国经济增速将出现适度回落，预计全年GDP增长9.63％。
第二，综合考虑到食品、大宗商品价格、相对宽松的流动性、电价改革、“刘易斯拐点效应”、保障房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等因素，以及翘尾因素，全年CPI将达4.7％。
第三，在通胀高企和居民收入不可能出现跳跃性增长的态势下，居民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年增长率预计为17.1％。
第四，在“贸易平衡战略”、结构性调整与新规划效应、保障房工程的相互作用下，投资将继续维持高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全年增长率预计为24.6％。
第五，在“促进口、稳出口”的贸易平衡战略下，出口全年增速预计为22.4％，进口增速预计为29.5％，全年顺差预计1250亿美元。
二、中国宏观经济当前的基本态势与问题的提出①
在增长动力变轨引致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进程中，中国宏观经济将面临一系列的不确定性因素，使得2011年上半年的中国宏观经济一方面延续2010年的某些运行特征，另一方面又呈现出一些新的运行特征。这些新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第一，2011年1季度GDP同比增速9.7％，连续三个季度同比增速基本保持不变(见图一)，消费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而“平衡贸易战略”的推进加速了中国经济逐步、主动进入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次高速”时期。
图一 GDP季度同比增长率(％)
2011年第1季度GDP环比增长率为2.1％，考虑到2008年反危机刺激计划的逐步退出，这一增长态势表明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得到进一步强化。2011年第1季度，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60.3％，拉动GDP增长5.9个百分点。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率是44.1％，拉动GDP增长4.3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是负的4.4％，拉动GDP负0.5个百分点。
第二，产出缺口不大，但CPI压力很大，居民物价满意度指数下滑，并处于历史低位。
2010年实际GDP增速较为平稳，达到10.3％，与过去10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相当；而且从2011年1季度的短期趋势来看，实际GDP增速与潜在GDP增速之差很小，只显示出轻微的下行趋势(见图二)，但由于较为严重的社会贫富差距和较高的恩格尔系数，中低收入阶层对通胀的承受力下降，带来了居民物价满意度指数下滑，并处于历史低位(见图三)。
图二 中国国民收入绝对缺口与相对缺口：动态预测
图三 CPI季度同比增长率(％，右轴)和居民物价满意指数
2011年2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50个城市进行的2万户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居民对物价满意度仍不理想，当期物价满意指数16.8％，比上季度下降0.5个百分点。但居民对未来物价上涨预期有所缓和，未来物价预期指数72.2％，比上季度下降0.5个百分点。
第三，工业增加值增长率虽处于正常态势，环比上涨，但累计同比出现放缓态势(见图四)。同时，反危机刺激性周期的结束和成本上升使得工业企业利润增幅放缓(见图五)。
第四，消费名义增速有一定程度放缓，考虑到通胀率的实际增速明显放缓。但由于基数效应和前期刺激性消费计划存在一定的透支效应，消费下滑基本符合预期(见图六)。
第五，房地产价格调整进入“疲劳期”，在严厉的调控和保障房预期压力下，商品房价格涨幅放缓，并在局部地区出现价格下降态势，但到2011年5月，房地产价格仍未出现明显的“拐点”。从2011年3月各地陆续公布的“限价”目标来看，几乎全部成了“涨价目标”，个别城市的涨价目标甚至超过10％。但在严厉的调控和居民购房预期反转的条件下，部分城市房价出现下降或涨幅趋缓的态势，但到5月并未出现明显“拐点”(见表2)。
另据中国指数研究院对100个城市的全样本调查数据，2011年5月全国100个城市住宅平均价格为8819元/平方米，较上月上涨0.53％，环比增速高于4月0.40％。其中76个城市价格环比上涨，3个城市与上月持平，21个城市房价环比下跌。环比涨、跌幅在1％以内的城市数量共有67个。与上年同期相比，全国100个城市住宅平均价格上涨5.12％，其中36个城市房价涨幅介于5％至10％之间，23个城市房价涨幅在5％以内，13个城市住宅价格同比下跌，跌幅皆在4％以内。中国指数研究院的100个城市住宅价格数据表明，2011年以来房价出现了连续五个月环比上涨，房价调整仍未出现“拐点”，房地产调控呈现“疲劳期”的特征，将持续较长时间。
第六，发达经济体复苏缓慢以及国内高通胀、调房价等紧缩性政策的刺激下，消费者信心指数出现了明显的波动(见图七)；与此同时，宏观经济景气一致指数和预警指数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见图八)，意味着经济转型对经济主体预期的冲击力度开始显现。
第七，货币供应量增速明显下滑，预计2011年M2全年基本维持16％的增长目标，达到16.5％。信贷在整个社会融资中的比重进一步下降，社会融资额将成为货币政策监控的核心指标。2002年以来，信贷占全社会融资额的比例基本呈下降趋势(见图九)。从2011年1季度的融资额来看，同比下降了7.1％，仍达到4.19万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比例为53.5％。融资结构进一步多元化。据央行对2011年1-4月的统计，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票据融资在内的融资方式目前已经超过社会融资总额的40％。
图九 2002年以来中国融资结构变化
更广义货币(国内融资总量加上国外融资总量)三月移动平均与CPI同比增长率趋势一致，社会融资额将成为货币政策监控的核心指标(见图十)。
图十 更广义货币(国内融资总量加上国外融资总量)三月移动平均与CPI同比增长率(％)
第八，人民币升值和人民币区域化进入“双提速”期。按照预测，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全年将升值4％～5％，高于2010年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升值3％的幅度。另一方面，人民币区域化进程加快。自由贸易区、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和货币互换、离岸金融市场等人民币市场建设的提速，标志着人民币区域化开始从结算、支付功能逐步扩展到投融资功能。
与此同时，2011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也延续了2010年的某些重要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PMI指数虽然有所下降，但到5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仍为52.0％，环比下降0.9个百分点，同比下降1.9个百分点。可以看出，PMI指数已连续27个月处于临界值50以上(见图十一)，这表明中国制造业总体上仍处于增长态势，但增速趋缓。
图十一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
第二，反危机重工化复苏带来经济的重工业化趋势在延续，但两者有收窄趋势(见图十二)。
图十二 重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和轻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
第三，房地产投资未见下滑，保障房和商品房的“双轨”运行决定了中国房地产业在整体上将进入一个战略转折期，但房地产投资依然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之一。2011年1-5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8737亿元，同比增长34.6％。其中，住宅投资13290亿元，增长37.8％，房地产投资仍然非常强劲。2003至今房地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均比例达到23.6％(见图十三)。随着2011年的保障性安居工程任务必须在10月31日前开工建设，房地产投资依然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之一。
图十三 房地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
第四，财政收入增长依然保持了大幅增长态势，但增幅有下调趋势。依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11年1-5月全国累计财政收入46820.06亿元，同比增长32％。其中，中央本级收入24459.11亿元，同比增长29.7％；地方本级收入22360.95亿元，同比增长34.6％。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41896.23亿元，同比增长30.8％；非税收入4923.83亿元，同比增长43.1％。从财政收入走势看，受2011年年初进口大幅增长以及部分上年末收入在2011年初集中入库等因素影响，2011年1-2月全国财政收入增长36％，3、4月全国财政收入增幅分别回落至26.7％、27.2％，5月扣除汇算清缴集中入库企业所得税较多特殊因素后，全国财政收入增长25％左右。
第五，工业产品销售率处于正常态势(见图十四)。
图十四 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当月)(％)
第六，在发达经济体复苏缓慢和“平衡贸易战略”的双重作用下，净出口呈现出剧烈的短期波动，但累计增长率相对平滑，进出口、进口和出口累计同比增长率处于常态化区域。由于世界经济不会二次探底以及《服务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的推出②，出口形势不会太悲观，但贸易平衡战略会带来顺差的大幅度下降。考虑到2009年的低基数和2010年的进出口的高增长，从2011年1-5月的累计数据来看，进出口、进口和出口累计同比增长率处于常态化区域(图十五)。1-5月，进出口总值14017.9亿美元，同比增长27.4％。其中出口7123.8亿美元，同比增长25.5％；进口6894.1亿美元，同比增长29.4％。累计贸易顺差229.7亿美元，同比减少35.1％。预计经常账户顺差/GDP大约维持在1250亿美元左右的水平，顺差的下降是由贸易平衡战略主动导致的。
以上新旧交织的十四个方面的特征，使得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五大重大问题：第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出现实质性放缓吗；第二，全年通胀会出现什么样的特征；第三，房地产市场会出现“硬着陆”吗；第四，结构性调整困难吗；第五，汇率政策是控制当前通胀的重要手段吗？要回答上述问题，必须探究增长目标和民生目标的协同方面以及风险和不确定性。
三、寻求增长目标与民生目标协同的表现
第一，中央对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指标的变化，意味着过去节能指标、就业、收入增长等更能反映民生问题的指标被忽视的趋势将得到扭转，在体制上为民生目标提供了预期和行动指南。各项指标基本分级到县级层面，地方政府业绩考核指标的变化，尤其是干部考核指标。民生权重加大将改变整个政府官员的促民生政策行为，具有长期效应。从2011年1-5月全国财政支出情况来看效果显著(见表3)。
第二，消费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新规划和新举措带来的消费支点将会逐步得到释放。一是贸易规划将刺激消费的增长。据悉，《国内贸易发展规划(2011-2015)》这一国家级规划正在编制和完善。规划旨在扩大消费需求，规划愿景是到201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力争比2010年翻一番，超过30万亿元。这意味着消费品零售总额将以每年超过3万亿元的增幅递增，消费市场空间将大幅扩张。二是减税计划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将在下半年得到体现。据测算③,与2010年相比，提高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约减少个人所得税收入990亿元；调整工薪所得税率级次级距，减收约100亿元。个人所得税收减少约1100亿元，考虑到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对于提升消费有一定的作用。三是收入倍增计划将提升消费。按照政府工作报告，2011年居民实际收入增长不低于7％，加上4.7％的CPI。名义收入增长不低于11％。如果能够维持这一增长速度，名义收入倍增计划基本可以实现。四是从预期来看，消费意愿出现低位反弹。据央行2011年2季度的调查数据，居民未来收入信心指数55.3％，与上季基本持平，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仍不乐观，但也未出现下滑。在当前物价、利率以及收入水平下，83％的城镇居民倾向于储蓄(其中，41％偏好“投资债券、股票、基金等”变相储蓄，42％偏好“储蓄存款”)；而1季度85.8％的城镇居民倾向于储蓄(其中，44.2％偏好“投资债券、股票、基金等”的变相储蓄，41.6％偏好“储蓄存款”)；2季度17％的倾向于“更多消费”，而1季度只有14.2％的倾向于“更多消费”，消费意愿出现了低位反弹。
第三，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将刺激消费的增长。一是财政支出结构改变了反危机时期以基建投资为主的建设财政性质，开始向民生支出。2011年中央财政民生开支安排一共达到10510亿元，比上年增长18.1％，其中中央财政的教育支出2963.5亿元，增长16.3％，医疗卫生支出1727.58亿元，增长16.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414亿元，增长16.6％，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1030亿元，增长34.7％。文化体育等方面的支出374.4亿元，增长18.5％。
从2011年1-5月份的全国财政支出情况来看，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完成4792.54亿元，同比增长46.3％；教育支出完成4707.81亿元，同比增长25.7％；农林水事务支出完成2776.05亿元，同比增长39.4％；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完成2380.73亿元，同比增长42.8％；医疗卫生支出完成1794.79亿元，同比增长57.7％；住房保障支出完成734.17亿元，同比增长59.9％。
二是社会安全网，包括救助计划等的实施也将刺激消费的增长。从研究来看，社会保障模型的计量结果显示：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社会救助增加1元钱，居民的人均消费增加0.42元，而职工的平均工资每增加1元钱拉动的人均消费为0.31元。[1]这个结果可能表明，同样增加一元钱，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补助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拉动消费。福利救济模型计量结果显示：人均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最大，每增加1元的人均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带来约0.58元的消费支出，比社会保障支出模型中增加1元资助带来的消费效应高约0.16元，社会救助对消费的拉动作用大于工资性收入对消费的拉动作用。依据相关研究④，保障性住房的实施也将增加居民消费600亿元左右。
对比国外社会救助的情况，我国政府公共支出所占比重还相当低，有广阔的提升空间，不缺乏工具(见表4)。从2003年的数据来看，与OECD国家平均值的20.7％相比，中国社会公共支出所占比重只有4.3％。一般来说，政府的支出结构可以看作是政府的支付意愿，政府的公共支出占政府开支的比例也相当低，只有17.8％。
第四，房价问题被提高到政治高度，部分城市房价的“去泡沫化”有利于降低高房价带来的社会“分裂效应”和不平等效应，房价适度下调换取楼市回暖是开发商的理性选择。依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2010年年底，全国100个城市住宅平均价格为8564元/平方米；而当年中国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这就是说一套90平方米的住宅，相当于三口之家13.4年的可支配收入，过高的房价/收入比已成为中国经济中的重大社会问题，房价适度下调是开发商的理性选择。
一是房地产地产行业已开始进入去库存时期。2011年1季度136家上市房企存货达9865.14亿元，同比大增40％。其中招商、金地、万科、保利四家企业1季度的存货分别为407.79亿元、522.45亿元、1508.52亿元、1270.61亿元。如按2010年的销售数据计算，静态地看，要消化这些存量，这四家公司分别需要35.51个月、32个月、35.69个月、42.48个月。
二是投资趋势和融资渠道出现了明显的背离，开发商资金面在持续恶化，很难支撑到市场反转。首先，房地产开发投资数据维持高位增长，在库存增长和信贷紧缩的背景下，意味着开发商资金面在持续恶化，开发商延迟推盘只会拉长行业调整时间，难以支撑到市场反转。2011年1-5月房地产企业自筹资金的比例上升到38.61％，接近历史高点，国内信贷则下降到接近历史低点，为17.95％(见图十六)。其次，投资趋势和融资渠道出现了明显的背离，开发商资金面在持续恶化(见图十七)。
图十六 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中自筹资金和国内信贷的占比(％)
图十七 房地产企业开发投资总额增速和本年资金来源合计增速(％)
三是住宅供地的增加进一步推动地价的下降，推动城市住房价格的下调。从5月12日国土资源部公布的2011年全国住房用地计划来看，与2010年全国住房用地供应计划(18.47万公顷)和实际供地量(12.63万公顷)相比，2011年达到21.80万公顷，分别增加18.5％和72.6％。其中，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和中小套型商品房用地计划是17.13万公顷，占住房用地供应计划的78.6％，比上年提高2个百分点。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计划是7.74万公顷，占住房用地供应计划的35.5％，与2010年计划(6.58万公顷)和实际供地(3.24万公顷)相比，分别增加17.6％和138.9％。即使全年住宅供地仅完成了计划的70％，实际供地也将增长21％，会带来土地价格的下降。
四是居民盼房价下降的意愿强烈，购房意愿继续下降。央行2011年2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居民对物价满意度仍偏低，房价过高仍是居民对物价满意度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74.3％的居民认为当前的房价“过高，难以接受”。未来1季度购房意愿的居民占14.6％，比上个季度下降0.8％。居民购房意愿下降(见图十八)。
图十八 中国居民购房意愿的变动
第五，保障性住房融资渠道有保障。在目前可见的相关制度落实和土地出让收入与上年持平的假定下，资金缺口比例大约在18％左右，约2500亿元。更可能的情况是，如果考虑到2011年土地出让收入下降30％，那么资金缺口将达到3300亿元左右，资金缺口比例大约为23％。但如果考虑到央企的进入或提高土地出让收入或允许企业发债用于保障房建设，2011年保障性住房的资金有保障。
一是在资金总量上，从中央政府的资金安排来看，从2008年廉租住房保障资金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后，当年中央财政安排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达到181.9亿元；2009年达到550.56亿元；2010年达到992.58亿元，2011年计划支出1030亿元。从银行贷款来看，2011年1季度，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新增651亿元，比年初增长40.1％，高出同期房地产开发贷款比年初增速34.8个百分点；假设1季度的规模不变，全年银行发放的保障房贷款仅有2600亿元左右的水平。国家开发银行宣布2011年将发放1000亿元的保障房贷款。目前可见的融资渠道大体上为4000亿～5000亿元，可以涵盖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1.3万元～1.4万亿元的1/3。这说明需要有大约8000亿元的资金需通过其他方式进行融资。
二是依据现有公布的信息，剔除政府已有的明确资金来源，资金缺口大约也是8000亿元左右。经济适用住房和两限房(限套型面积、限销售价位)近200万套，建设资金主要由社会机构(包括开发商)通过市场运作，存在5000亿元左右的资金；各类棚户区改造房400万套左右，需要资金5000亿元左右，其中政府主导的棚户区改造，中央将提供400亿元左右，省、市县也要拿出一定的资金；由工矿企业和被改造的职工筹集的，大约有3400亿左右，这部分的缺口大约1000亿元。公共租赁住房近220万套，投资方式多元化，大约2000亿元左右的缺口。
三是从地方政府资金来源来看，而按国家规定，各地应将土地出让净收益的10％以上用于住房保障。2010年土地出让收入是2.9万亿元(指财政数据)，假定地方政府完全按此规定行事，大约可以得到2900亿元，那么资金缺口大约还有5000多亿元。但从2011年1季度的数据来看，随着房地产调控的深入，商品房成交量的大幅度下滑，可能带来全国主要城市土地出让收入同比出现至少30％的下滑⑤，那么如果全年按照这一比例，大约还有5700亿元的资金缺口。
四是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还有以下几条渠道：其一，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扣除计提住房公积金贷款风险准备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管理费用后，作为建设廉租住房和公租房的补充资金。2010年全国公积金增值净收益，用于廉租住房建设的有50多亿元，2011年会有进一步提升，但绝对数不会增长太多。其二，发行地方国债。比如2011年中央代地方发行的2000亿元的国债当中，地方要优先用于保障性住房，特别是公共租赁住房建设(我们假定全部用于保障性住房工程)。其三，用公积金贷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试点工作，2010年计划了400多亿元。
五是考虑到上述所有资金来源之后，保障性住房的资金缺口大约还有2500亿元左右。尽管还存在进一步拓展财源的渠道，如试点房产税的重庆和上海，已明确将征收到的房产税用于住房保障；此外，可以利用直管公房拆迁补偿款、廉租房和直管公租房的租金收入等。但由于这些渠道资金来源规模太小，因此，全年保障性住房缺口大约在2500亿元左右。如果考虑到土地出让收入的下降，这一缺口大约在3300亿元左右。
六是央企大规模介入保障性住房将是解决资金缺口来源的重要来源。2010年国资委要求78户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退出房地产业务，但2011年5月3日，国务院国资委要求各央企把积极参与保障性住房开发建设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途径，进一步加大对保障性住房开发建设的投入力度，通过多种途径参与保障性住房开发建设。2010年仅中国建筑、中冶集团、中房集团、保利集团等11家央企，承担了全国13％的保障性住房开发建设任务。由于央企有土地(工业用地转化为保障房开发用地成本低)和资金优势，央企的保障房依然有较高利润。如果央企和地方国有企业积极参与保障房建设或提高土地出让资金用于保障房建设，最近又允许企业发债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因此，2011年保障性住房的资金有保障。
第六，从就业来看，区域产业转移将为东西部劳动力就业带来新的机会和新的消费增长点。一是区域产业转移加速了不同区域经济的收敛性(见图十九)和农民工工资的趋同性[3]。中西部地区工资增幅大，和东部绝对差异不大，农民工工资的趋同趋势进一步强化(见表5)。
图十九 中国各个地区经济收敛趋势
二是产业区域内转移的趋势使中西部地区第一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将成为吸纳劳动力就业的重要部门，东部吸纳就业的优势将体现在服务业上(见图二十)。
图二十 2001-2009年不同区域、不同产业GDP增长对就业的弹性(年度均值)
第七，中小企业信贷增速的快速上升对于保就业和促增长有积极作用，但要防止信贷紧缩政策下的逆转风险。2011年1季度，金融机构响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号召，把信贷资金更多地投向实体经济，特别是“三农”和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增速达到48.7％，比全部贷款增速高30.8个百分点；涉农贷款新增额占全部新增贷款的32.2％，同比提升2.8个百分点。但在紧缩的背景下，要通过对中小企业贷款的税收优惠和存贷比的适度放宽，以防止政策的逆转。
四、寻求增长目标与民生目标协同进程中的五大风险与不确定性
第一，2011年中国通货膨胀将呈现“前高后不低”的态势，CPI同比增速达到4.7％。本轮通胀是成本推动和前期刺激性计划超额货币投放的负作用共同导致的，通胀性质复杂化和长期化，使得本轮通胀调控至少具有“中期化”特征。
一是季节性因素以及国际市场不确定因素导致部分农产品，尤其是肉禽、蔬菜等农产品价格的大起大落，粮食价格的上涨以及非食品价格的上涨压力不减，短期为通胀压力依然严峻。2011年1-5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5.2％，而5月的CPI高达5.5％。由于翘尾因素和非食品价格的环比上涨的趋势，通货压力依然严峻(见表6)。
从国际粮食价格来看，粮食价格将保持高位运行。2011年5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232点，与4月修订后的估计数相比下降1％，但比2010年5月高出37％。国际谷物和食糖价格下跌，造成该指数5月的平均值略有下降，全部抵消了肉类和乳制品价格的上涨，油料价格基本未变。2011年以来，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保持在231点以上(见图二十一)。
二是2011年下半年大宗商品总体上不具备持续上涨的实体需求基础和进一步的流动性推动基础，大宗商品价格基本维持在次高位运行，进口通货膨胀的压力依然存在，但下半年会减轻。
首先，在流动性宽裕的背景下，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刚性需求和大宗商品价格的顺周期特征在国内企业缺乏定价权的背景下进一步被放大。2001-2007年中国铜矿的年均自给率只有14.5％⑥，目前铜的年消费量占世界25％。铁矿消费占世界铁矿消费在2009年更是高达50％以上(见图二十二)，铁矿石对外依存度接近70％。原油对外贸易依存度超过50％，2010年达到55％。在缺乏定价权的条件下，中国进口的这些大宗商品价格涨幅远高于国际市场的涨幅(见表7)。
从中国海关公布的主要商品进口量值数据来看，2011年1-5月，铁矿砂及其精矿进口数量同比增长8.1％，但金额增长了59.6％；原油数量同比增长了11.3％，但金额增长了45.9％；未锻造的铜及铜材进口数量下降了25.3％，但金额仅下降了4.4％(见表8)。
此外，依据英国石油(BP)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数据，2010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中国的能源消费量占全球的20.3％，超过了美国19％的占比。中国因素带来的“一买就涨”特征明显。
其次，海关进口价格编制指数显示，总体进口通胀压力依然存在(见图二十三)。
图二十三 中国进口商品同比和定基(上年)价格指数变化趋势
三是资源垄断和资源税开征促使要素价格回归等因素使通胀或将长期持续，在边际意义上促使PPI进一步推动CPI的上涨。自2010年6月1日新疆率先实行资源税改革，对原油、天然气资源税实行从价计征，税率为5％。2010年底资源税改革扩大至西部12个省区市。2011年油气资源税税率拟由试点时的5％提升为5％～10％，但考虑到通胀压力暂缓实施。如果按国际油价100美元、资源税率10％测算，则每吨原油的资源税可高达500元人民币。图二十四显示企业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的变化趋势。
图二十四 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上年=100，当月)
四是尽管存在流动性回收趋势，但融资结构的变化以及结构性调整的要求，中国经济中的货币增量部分有所下降，M2增速回落历史平均区间，但流动性存量将依然保持充足。首先，从M2增速与GDP增速之差来看，2011年1-5月两者差距基本回归常态化(见图二十五)。其次，从M2/GDP比值来看，中国经济的M2/GDP比例基本处于上升态势，2010年达到历史高点，比例达到182.4％(见图二十六)。最后，从银行表外业务(见图二十七)来看，银行表外业务的扩展使得融资的多元化与创新化进一步发展，扩大了社会融资总量[4]。
图二十五 M2增速与GDP增速之差的历史趋势
图二十六 中国经济中的M2/GDP(现价)历史变化(1991-2010)
图二十七 2010年商业银行各基础资产发行理财产品的期数
数据来源：Wind资讯
“银信合作”是指银行通过信托理财产品的方式“隐蔽”地为企业提供贷款。2011年前4个月，信托公司共计发行集合类房地产信托项目222个，募集资金720亿元。一些信托公司的产品，如“资金集合信托”、“股权投资集合信托”、“城市发展基金信托”、“特定资产收益信托”还不在上述统计范围内。如果加上这些产品，房地产信托资金量恐怕还要翻倍。为能顺利从信托公司融资，房产公司承诺的回报率普遍在20％以上，盈利被削薄，在严厉的房地产调控背景下，风险则被进一步放大。另据中国信托业协会公布的一份数据表明，截至2011年3月底，银信合作理财产品规模达1.5万亿元。
五是收入倍增计划将加剧“刘易斯拐点效应”的作用，劳动成本刚性上涨将通过“工资-物价螺旋”机制成为推动物价上涨的中长期因素。首先，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年龄结构显示：中国目前0～14岁人口占16.60％；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于判断未来中国经济驱动力至关重要。目前的数据确认中国至少触及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窗口即将关闭。其次，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状态来看，2011年1季度全国101个城市的供求状况继续呈现出劳动力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态。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比去年同期上升了0.03。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比去年同期上升了0.03(见表9)。
六是基础设施投资是推动通胀的长期重要因素之一。2008年在保增长和促就业的压力下，政府出台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根据公开信息，4万亿投资中住房保障0.4万亿元，农村建设0.37万亿元，节能与碳减排0.21万亿元，基础设施建设1.5万亿元，社会事业0.15万亿元，产业结构调整0.37万亿元，汶川灾后重建1万亿元。投资到新建住宅和基础设施的总投资额高达3.25亿元。投资带动了钢铁、水泥等行业的新一轮爆发式增长。
在反危机的大规模基建投资的许多在建项目仍需投入大量资金的情况下，2011年1-5月，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422760亿元，同比增长16.5％。2011年新一轮大规模政府投资扩张计划又开始实施，如1000万套保障房建设；铁道部确定基本建设投资规模6000亿元；“十二五”规划确定未来5年投资十几万亿来发展7个战略产业；2011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规划了10年“4万亿”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
来自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的信息，“十二五”期间，全国交通基本建设投资总规模约6.2万亿元，比“十一五”期间总投资略有增长。“十一五”期间，为实现反危机、保增长的目标，全国完成了基本建设投资约4.7万亿元，是“十五”期间的2.5倍。
上述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导致现行体制下各级政府基建投资的冲动，难以控制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和地方政府债券融资。基础设施的建设是推动通胀的长期重要因素之一。
第二，消费连续几个季度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边际要素，在被寄予厚望的同时存在明显的隐忧，以消费扩内需的战略可能受挫。
一是消费者信心指数和消费者满意指数处于低位，预期消费出现了不确定性。中国居民当前收入感受指数和未来收入信心指数从2009年的低点开始攀升，2011年1季度与2010年1季度基本持平。但从更长一点的时期来看，当前收入感受指数和未来收入感受指数2010年到2011年第1季度的季度平均值分别为52.34和52.52，明显低于2005-2007年的60.21和61.05；这说明居民当前收入感受和未来收入信心指数还没有恢复到历史上的较好水平。2011年2季度央行的调查数据也表明，居民当前收入感受为54.1％，比上季度回落；未来收入信心指数分别55.3％，比上季度略有下降，反映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仍不乐观(见图二十八)。
二是城镇居民可支配实际收入增速度略有放缓趋势，农村居民现金实际收入止住下滑态势，2011年1季度出现了明显增长(见图二十九)。但考虑到近几年县以下的社会零售商品销售总额只占全社会零售商品销售总额的20％，城镇居民可支配实际收入增速略有放缓的趋势将影响消费的增长。
图二十九 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的变化趋势
三是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速存在放缓的趋势，考虑到通胀因素，实际增速放缓的幅度更大。受收入信心指数尚未恢复到正常水平、通胀压力不会立减、刺激性消费政策的逐步退出、房地产持续的严厉调控等因素影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速存在放缓的趋势。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1年1-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6.9％，实际增长只有11.7％。同比实际增速下降4.2个百分点(见图三十)。
图三十 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实际增速变化(％)
资料来源：依据WIND数据，作者采用名义同比增速-CPI同比增速计算得到。
四是商品房销售的大幅度下降对下游产业的销售已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2011年1-5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仅增长9.1％。名义同比增幅下降13.4个百分点，实际增幅同比下降16.1个百分点(见图三十一)。
图三十一 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累计％)
房地产销售的大幅度下滑对相关产业的消费产生的负面影响显著。与房地产行业紧密相关的装修、家具、家电等消费品批发销售增速明显下降。2011年1-5月，建筑及装潢材料零售累计增速25.3％，名义增速同比下降了3.3个百分点，实际增速同比增速下降6.1个百分点；家具零售名义累计增速26.9％，同比增速下降10个百分点，实际增速同比下降12.7个百分点；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零售的名义累计增速21％，同比增速下降8.8个百分点，实际增速同比下降11.5个百分点(见图三十二)。
图三十二 批发零售贸易业与住房有关的几类商品销售增速(累计％)
五是中国经济中城乡收入差距、行业工资差距、总体收入差距扩大并不存在明显的逆转因素。
首先，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扩大。依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之比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8∶1扩大到2007年的3.33∶1。
其次，从行业收入差距来看，依据2010年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证券业的工资水平比职工平均工资高6倍左右，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达11倍。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从2003-2009年的行业差距来看，行业收入最高与收入最低之比也达到4.5倍左右(见图三十三)。而2006-2007年最高和最低行业工资差距，日本、英国、法国约为1.6～2倍，德国、加拿大、美国、韩国约为2.3～3倍。
图三十三 中国行业收入最高与最低之比以及最高与平均水平之比
进一步来看，依据计算⑦，2003-2009年间，金融业的职工人均工资增长率最高，年均增长率高达21％。远高于GDP的增速。不同行业间的职工人均工资是一个比较易于度量的指标。在考察期内，人均工资的增长较为平缓，而且增长率在行业间差距较大。2009年人均名义工资比2003年提高了133％，同期名义GDP增长了154％，整体上看，人均名义工资的增长低于名义GDP的增长。分行业看，采矿业(2003至2009年名义工资增长179％)、金融业(212％)和批发和零售业(167％)的名义工资增速超过了同期名义GDP的增长率154％，其他大部分行业的工资增速都低于GDP增速。另一个角度看，研究发现工业部门工资总额在增加值中的份额逐渐降低，而利润的比重逐渐增加。从某种程度上说，利润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是以工资的缓慢增长为代价的(见图三十四)。值得注意的是，工资增长较快的行业全部是垄断行业或重工业，其吸纳就业的容量都比较低，而且就业比重愈来愈低。工资增速超过GDP增速的3个行业的就业人数占就业总数的比重在2003年为7.4％，这个比重2009年下降到7.1％。也就是说，在2009年的就业人员当中，只有其中7％的劳动者的工资增速不低于GDP增速，这可能就是大部分人没有感受到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考虑到企业内部管理人员和车间工人工资的差距，能这个数字还比较保守。
图三十四 中国制造业企业1998-2008年间企业员工收入占企业工业增加值比重趋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库。
从社会的贫富差距来看，依据测算，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平均Gini系数为0.30(见图三十五)，中国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若考虑到城乡差距，收入差距将更为明显。城镇月收入低于3000元的职工全国比例高达65.8％(见图三十六)，如此高的比例暗含了高收入群体的增收以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能力受损为代价。
图三十五 2009年中国各省城镇Gini系数
图三十六 中国各个省份月收入低于3000元的职工比重
六是最终消费增速慢于经济增速，居民总体上对分享增长的感受不足，“无感”增长成为制约经济进入“黄金律”增长路径的核心障碍[5]。1990年以来，中国GDP总量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消费支出总额也在增长，但其增速明显慢于经济总量增长速度，并且两者增速之差有逐年扩大的趋势。1990-2009年，人均GDP的平均增长率为5.64％。同一时期，人均消费增长的平均增长速度为3.68％，而且在1998年、1999年、2001年、2002年和2003年五年中出现负增长。1990-2009年的20年间，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在16年里面高于人均消费增长速度(见图三十七)。经济总量和最终消费增长速度的差异形成了GDP不断增加经济中用于消费的份额却不断下降的状态，居民总体上对分享增长的感受不足。
图三十七 中国人均GDP增速与人均消费增速之差(1990-2009)
七是从长期来看，“十二五”期间的“收入倍增计划”是形成“内需”的长效机制和关键机制，但居民要素分配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弱势地位短期中难以有大的改观。依据“十二五”规划发展的收入增长目标来看，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年均增长7％以上。尽管在数字上明确规定收入增幅超过GDP增幅，但GDP是以7％的增长率为基础的。但如果从过去的经验来看，规划的经济目标增长率要显著低于事后的实际增长率(见表10)，那么当GDP增长10％时，居民实际收入是否也高于10％？
比较各国劳动者工资占GDP的比重——分配率。在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分配率普遍都在55％～65％之间，如日本1999年分配率为54.18％，美国2000年分配率为58.31％，德国2000年分配率为53.84％，英国2000年分配率为55.27％。中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在12％～16％，如果再加上工资额30％的福利，则在15％～20％。如果居民收入不能够超过实际GDP的增长率，那么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下滑的态势就不可能得到逆转。
八是民生领域供需矛盾突出，尤其是医疗等部门的供需矛盾以及环境污染已成为影响人力资本累积和消费增长的长期因素。
首先，在医疗资源需求持续大幅上升的同时，医疗资源供给却没有对此作出反应，相对增长较慢甚至出现下降，从而导致供需缺口日益增大(见图三十八)。“看病难、看病贵”就变成了困扰全社会的问题，也构成了人们无感增长的源泉。
图三十八 医疗供给和需求两侧1998-2008年平均增长率变化(％)
其次，30年高速增长的负面后果之一就是废气、废水等污染，以及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日渐严重，并造成较为严重的负面后果：(1)二氧化硫污染物排放总体快速增长。从整体上看，1995-2007年，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出现波动性增长趋势。其排放总量由1995年的14050210吨增加到2007年的21399804.6吨，增加了52.31％，13年来的年均增长率为3.57％。(2)二氧化碳排放量快速增长。中国1980年排放二氧化碳14.6亿吨，仅占世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7.89％；1980-2007年的27年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占世界排放总量的比例不断攀升，到2007年，这一比例达到历史最高，为21.01％，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排放二氧化碳最多的国家，排放总量为62.83亿吨。(3)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增多，给国民健康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威胁，直接影响了居民人力资本的累积。数据表明，中国每年发生的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次数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动大，1995年全年共发生1966次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到2000年达到极大值，共发生了2411次。但从2001年开始，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次数总体趋势在逐年递减，至2006年全年仅发生842起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从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的结构来看，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固体废物污染这三项构成了主体，占90％以上。另外，水污染次数与大气污染次数与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次数变化趋势相一致。不难理解，如此严重的污染给人们的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阻碍了人力资本的改善。而为了预防和治理这些污染造成的后果，又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和时间，造成严重的浪费。
第三，结构性转型困难较大，依靠行政性的结构性调整来降低能源强度不是最佳办法，更好的办法是通过技术进步和市场手段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一是前期刺激计划带来的重工化复苏的惯性加重了结构性调整的难度。反危机刺激计划投资中的80％投向了基础设施和新建住宅，带来了以重工业强化为特征的经济复苏，这种结构具有惯性(见图三十九)。2011年1-5月，轻、重工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4.4％，重工业增加值增速依然高于轻工业增加值增速1.5个百分点。
图三十九 重工业增加值与轻工业增加值增速之差
从用电量来看，依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公布的数据，2011年1季度，全国工业用电量为7896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72.4％)，同比增长12.1％，增速比2011年1-2月加快了0.8个百分点；其中，轻、重工业用电分别增长11.4％和12.3％。制造业用电量增长12.6％，比1-2月加快2.9个百分点。其中，五大高耗能行业用电量同比增长11.3％，比1-2月加快了1.6个百分点；而这五个行业用电量合计占制造业用电量比重62.3％，比1-2月提高了0.5个百分点。用电量数据表明中国依靠重工业拉动经济增长的惯性仍在，结构调整困难不小。
二是基础设施的庞大投资规划和制造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重工业快速增长的趋势难以改变。而基础设施的快速扩张使得产能过剩问题不成为实质性问题。
未来几年3600万套保障房建设、铁道部确定今年基本建设投资规模6000亿元、“十二五”规划确定未来5年投资十几万亿来发展7个战略产业、2011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的规划了10年“4万亿”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交通运输部规划“十二五”期间全国交通基本建设投资总规模约6.2万亿元。在这样的投资结构和中国制造业大国的条件下，可以得出的判断是，基础设施的快速扩张使得产能过剩问题不成为实质性问题。
从目前的数据来看，高耗能行业投资增速略有加快。2011年1-4月，六大高耗能行业完成投资8271亿元，同比增长13.7％。其中，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投资分别增长21.1％和22.2％；电力、热力的生产与供应业投资增长4.2％⑧，而电力投资的下降是带来今年中期“电荒”的重要原因。
三是效率提高是降低能耗的第一要素，强制性的结构调整对于降低能耗的作用有限。这从另外一个层面说明了中国仍处于工业化阶段，强制性的结构性调整的难度很大[6]。
研究表明，1995-2007年间全国能源强度变化趋势和分解结果如下：将1995年作为基年，2007年的能源强度为1995年的58％。效率指数和结构指数分别为1995年的65％和90％。也就是说，如果能源效率在1995-2007年间没有改变，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得能源强度在2007年下降到1995年的90％；如果经济结构在1995-2007年间没有变化，能源效率的变化使得能源强度在2007年下降到1995年的65％(见图四十)。
图四十 能源强度下降带来的节能量(以1995年能源强度为基准)
第四，国际短期资本流入、主要经济体在增长乏力和通胀可忍状态下的延迟加息因素以及贸易摩擦等政治经济因素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带来了出口下降风险和汇率暴露风险，并在劳动成本刚性上涨的压力下加速了产业向外转移的风险，形成对国内区域内产业转移的替代风险，并将带来就业的压力。
一是资本流动加剧汇率升值的压力。在经济前景不明朗时的高波动会加剧风险，新兴市场相对稳健的基本面和更强劲的增长潜力吸引了热钱的快速流入，从而带来新兴市场国家的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目前包括美国、欧盟、英国、日本在内的金融市场上约有50万亿美元的资本市场投资资金，其配置在新兴市场的资产比例为3％～7％。未来该比例上升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有4850亿美元的新增资金流入新兴市场。
2011年1-5月，人民币兑美元升值超过2％，国际短期投机资本是带来升值压力的重要因素。2011年以来，我国外汇占款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如果按照公式“国际短期投机资本=外储增加-外商直接投资额-外贸顺差”粗略估算，那么2011年1季度进入我国的国际短期投机资本接近1680亿美元。
二是汇率暴露风险压力日趋增加，汇兑损失快步攀升。汇率暴露风险压力日趋增加，汇兑损失快步攀升。人民币升值正在影响国内企业的净利润，而随着人民币升值的步伐加快，出口型企业的财务损失在加大。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3月27日，在已公布年报的900余家上市公司中，671家公司出现了汇兑损益。这些公司总体汇兑损失了13.93亿元；而在2008年、2009年，这些公司的总体汇兑损失分别是1.79亿元和6.55亿元。人民币持续升值，将使公司面临更高的汇兑损失风险。另据广交会组委会统计，截至2011年5月4日，本届广交会出口成交368.6亿美元，与上届秋交会相比增长5.8％；到会采购商超20万，再创历史最高。然而，实现了到会采购商和出口“双增长”背后，出口企业担心汇率和政策调整，加上成本持续上升，在缺乏议价能力的情况下，只能接短单。汇率每变化1个百分点，对成本的影响可能达到5％，这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来说是无论如何也消化不了的。本届广交会中国出口商品虽然价格普涨，但普通商品涨幅仅在5％～10%，汇率暴露风险日趋加大。
三是从中国对东亚的贸易顺逆差结构来看，中国主要在劳动密集产品上拥有贸易顺差，而在资金技术密集的产品上基本是贸易逆差，人民币过快升值和“刘易斯拐点”效应的重叠会放大劳动密集型行业向外转移的速度。
从表11可以看出：中国在0类、1类、6类、8类中主要是贸易顺差，在2类、3类、4类、5类、7类中主要是贸易逆差。可见中国主要在劳动密集产品上拥有贸易顺差，而在资金技术密集的产品上产生贸易逆差。
四是从产业内贸易来看，无技术创新复苏进程决定了未来数年全球分工大格局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人民币过快升值和“刘易斯拐点”效应的重叠会加速产业内贸易的向外转移，带来整体上的就业压力。从中国工业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来看，机械及运输设备(SITC)1997年之后一直维持在0.8以上(见图四十一)。
图四十一 中国工业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指数
注：工业制品包括5类-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6类-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7类-机械及运输设备，8类-杂项制品。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按SITC分类的九大类商品进出口贸易额整理而得，其中2010年的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
依据环球资源公司2010年末调研385家采购中国制造的国际买家的情况来看，为应对人民币的强势升值，有54％的受访买家计划加大从其它国家的采购，其中57％指出印度将是主要选择。2011年5月25日，《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2011》表明，有66％和46％的受访企业对2011年劳动力成本预期和原材料成本预期持悲观态度，但同时79％的受访企业对其行业在中国今后的发展持乐观态度。调查显示，38％受访者选择2011年到中国投资，比上年下降1个百分点；35％选择西欧，比上年下降3个百分点；29％选择中东欧，比上年增长5个百分点。
第五，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形势整体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刺激经济的重要性要高于反通胀的重要性，在增长乏力和通胀压力的权衡中将选择延迟加息。
一是美国经济呈现缓慢改善的态势，实体经济的复苏步伐要明显快于房地产市场的改善。但在就业无显著改善和房地产市场的低位盘整的态势下，美国经济复苏尚需时日。
(1)美国就业状况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失业率依然维持在9％左右的高位(见图四十二)。
图四十二 美国经济中的失业率(季节调整)(％)
(2)美国新屋库存恢复至正常水平。尽管影响美国楼市短期销售数量和价格的因素众多，但美国新屋价格跌至上轮楼市泡沫膨胀之初(2002年)的水平，不动产财富在居民净财富中的比例已经远低于金融资产财富(见图四十三)，美联储2011年6月9日的报告显示，美国家庭的房地产价值从2010年第4季度的18.47万亿美元进一步缩水到2011年第1季度的18.12万亿美元，美国房地产市场短期内走出低谷的可能性很小，但在目前的低利率水平之下，不可能继续大跌。依据地产跟踪(Realty Trac)的数据，美国5月丧失抵押赎回权的房产数量环比下降2％，年比下降33％，止赎行为跌至42个月的新低，为近几个月以来量价齐跌的美国楼市带来了一丝曙光。有研究表明，由于美国经济周期的75％可以用房地产周期来解释，因此，房地产市场的低迷无疑会放缓美国经济的复苏步伐。
图四十三 美国居民不动产和金融资产占其净财富的比例(％)
(3)美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在上升(见图四十四)、消费者信心指数有轻微反弹迹象(见图四十五)、私人消费也在缓慢回升。
2011年5月美国消费者信心环比提高，食品和能源价格的下降刺激了美国人的消费热情。密歇根大学2011年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从4月的69.8上升至5月的74.3，达到三个月来的最高位。
(4)从美国耐用品新订单数量来看，起伏不定。2011年1-2月环比下降1.1％；2-3月环比增长4.4％；3-4月份环比下降了3.6％，但新订单的金额基本维持上升态势(见图四十六)。
(5)从美国制造业生产水平来看，基本呈现了缓慢复苏的趋势，除2011年4月由于南部飓风带来的生产下降外，基本处于正增长态势(见图四十七)。
美国商务部2011年6月13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1年第1季度，美国制造业企业销售总额环比增长7.1％；同比增长14.2％；税后利润总额环比增长6.9％，同比增幅高达30.2％。这些数据显示美国的制造业处于复苏状态。
因此，总体上，美国经济基本处于缓慢复苏的态势，实体经济的复苏要好于房地产业，美国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小。
二是美国的核心通货膨胀率仍处于可接受范围，处于通缩无忧、通胀可忍的状态。在消减财政赤字的背景下，美国经济的宏观政策将出现财政紧缩、货币总体宽松的基本态势以维持缓慢的经济复苏。刺激经济的重要性要高于反通胀的重要性。预计美联储的2011年下半年的货币政策将继续维持数量型宽松，但下半年的复苏可能导致美联储在年底前小幅加息。
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2011年6月结束，美国经济的增长势头仍不够强劲。从5月份的数据来看，美国核心CPI涨幅达到5年来的最高水平，剔除食品与能源价格的核心CPI，环比上涨了0.3％，是2006年以来的最大环比涨幅；同比涨幅则达到1.5％，但距离2％的目标仍有一定的空间。
三是欧元区经济增长出现了“南北分化”，总体态势存在反复。在通胀压力和“主权债务危机”有蔓延的态势下，欧洲中央银行在三大发达板块中率先加息，过快的货币政策反应也加重了债务国的债务负担，对市场信心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在债务压力、通胀压力和经济复苏不稳固的条件下，预计2011年下半年欧盟进入了财政紧缩和货币中性偏紧的政策搭配时期，加息步伐会放缓。
首先，欧洲债务危机有蔓延扩大态势。依据BLOOMBERG提供的数据，欧洲银行业2011年上半年需要约4000亿欧元的债务再融资，而欧洲各国政府需要5000亿欧元的债务再融资。数据显示，虽然希腊、爱尔兰以及葡萄牙加起来只占欧元区GDP总量的5％，但其银行体系却占用了欧洲央行2420亿欧元流动性的55％。
其次，意大利及西班牙为欧债危机的风险临界点。意大利背负欧洲各国最庞大的债务，达2万多亿欧元，而2011年1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季增长仅为0.1％。希腊主权债务CDS的余额为780亿美元，而意大利主权债务CDS总额达到2840亿美元。
再次，美国和欧洲面临国际货币和债务筹资“双竞争”的格局，欧洲资金的筹措存在困难。2011年8-9月是债务偿还的另一个高峰期。欧洲央行和各国政府将在三季度面临困难的融资问题，3季度已经成为观察欧债危机的重要窗口。
最后，从实体经济来看，金融信息服务商Markit2011年5月23日公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制造业扩张大幅减缓，2011年5月欧元区私营部门扩张速度降至7个月来最低水平，降幅超过预期。欧元区2011年5月综合产出指数初值降至55.4，2011年4月份为57.8。该指数高于50表明私营部门经济活动扩张。Markit称，欧元区2011年5月私营部门扩张速度与上年平均水平相当，但综合产出指数创下2008年11月来最大降幅。
四是由于能源价格的下降能够刺激经济中的消费，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已带来美国和欧洲进口通胀的压力。目前发达国家的通胀已经逼近2000年以来的均值，在通胀压力预期下，全球流动性在2011年下半年不会出现高增长。
研究表明，在2008年第4季度之前，全球流动性和大宗商品价格涨幅之间虽然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但是在2008年第4季度以后，这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显著增强。尤其是在全球流动性增速超过7％时，将会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的显著上升。考虑到QE2之后全球流动性增速的放缓，大宗商品更可能处于次高位运行[7](见图四十八)。
图四十八 全球流动性增长率与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同比增长率(％)
同时，即使在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下，维持或刺激增长态势的动机也将迫使这些主要经济体，尤其是美国的经济政策改变前期对大宗商品价格的态度，不会容忍大宗商品价格高涨带来的用新泡沫代替旧泡沫格局，大宗商品更可能处于次高位运行。
五是日本经济在灾后步入衰退，但灾后重建工作迫使日本宏观经济政策进入财政和货币“双宽松”的时期，并使日本经济在2011年3季度恢复生产，并在4季度出现正增长。
除物价变动因素并经季节调整后，2011年第1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下降0.9％，按年率计算下降3.7％。日本经济连续两个季度出现了负增长。依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地震损失占日本GDP的2.5％～4％，并可能使日本2011年的经济增长减少0.5％。但灾后重建工作有望提振疲软的日本经济。“日本经济可能不会出现V型复苏，但在目前财年的下半年中，很可能会感到复苏增强。
六在新兴经济体控通胀的压力下，经济增长速度会放缓。金融危机使发达经济体一度陷入通缩，目前通胀率虽然回升，但是通胀问题整体上来看并不是严重的问题，依然处于长期平均水平之下(见图四十九)；而新兴经济体在金融危机中的通胀率下降只是使其回到了长期平均水平左右，并没有出现通货紧缩现象，而此后通胀率的回升虽然还没有达到2008年的顶峰水平，但是已经成为了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因此，控通胀的压力将使得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放缓。
五、协同、风险与不确定背景下中国宏观经济态势判断
第一，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会出现实质性放缓，不会出现滞胀。
一是一些现行指标和同期的适度回落是在外部形式没有明显好转、国内控通胀和结构性调整的预期结果，这些指标阶段性的适度回落是正常的。从实际数据来看，二季度出现阶段性放缓是正常的。从PMI指数、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货运量、土地成交面积、进口增速、消费、库存/销售比例和工业增加值来看，这些指标显示了经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放缓。但如果进一步从前5个月的拉动GDP增长的因素来看，经济的基本面仍处于正常态势。从拉动GDP的三大要素来看，投资将继续保持高位增长，全年不会出现明显下滑，我们预测是同比增长24.1％；消费存在隐忧的同时，不至于悲观，预计全年增长17.1％；顺差维持在1300亿左右的水平(见表12)。
二是客观认识到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处于反危机刺激计划与新规划效应、内需填补外需的交替期，寻求增长目标与民生目标协同的政策效应会逐步放大，经济的政治周期效应明显，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不会出现实质性放缓。在综合考量经济上行和下行力量的对冲后，全年经济增长速度不会出现实质性放缓预测全年GDP增速达到9.63％。
第二，央行无法坚守全年4％的目标通胀率，全年CPI达到4.7％。综合考虑到食品、大宗商品价格、相对宽松的流动性、电价改革、“刘易斯拐点效应”、保障房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等因素，加上翘尾因素(1-5个月的翘尾分别为3.7、2.6、3.2、3.1和3.2个百分点，分别占当月CPI同比涨幅的75.3％、52.6％、59.4％、58％和58％)，2011年中国通货膨胀将呈现“前高后不低”的态势，预计全年CPI为4.7％。
第三，房地产市场不会出现“硬着陆”，2011年大城市商品房价格存在“去泡沫化”趋势，并在2～3季度会出现局部拐点，房价适度下降是换取楼市回暖的“最后一层窗户纸”。
一是房价调控是逐步“去泡沫化”的过程，尤其是部分城市房价的“去泡沫化”，但不能被理解为短期的房价急剧下跌。总体上，在2002年7月1日开始实行地土地招拍挂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经历了7～8年才形成目前的高房价(见图五十)，房价/收入比的不断扩大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和资源的“错配”，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也需要通过几年的时间去不断消化。降低房价收入比的最佳办法不能仅寄托于房价急剧下调，而是在长期中要依靠收入增加和房价降中趋稳的“双支柱”来逐步实现。
图五十 1998年后住宅销售平均价格(所有住宅的简单平均)(元/平方米)
二是要正确认识到房地产调控政策的目标是在强调民生目标的同时，把房地产对中国经济中的通胀、经济增长和银行体系的负面影响都降到最小状态。但中央政府要民生、地方政府要财政、开发商要利润，三大主体目标函数的不一致性决定了房地产市场价格调整显示出“疲劳期”的特征。
首先，新调整的居住类占CPI编制权重的约20％、2003年以来房地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约为24％，2007-2010年房地产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余额的年均比例为18.8％(见图五十一)。从钢铁行业的消费来看，2003年住房在中国的钢铁消费中接近30％(见图五十二)。
图五十一 房地产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的比例(％)
资料来源：依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各期的数据计算。
其次，从长期来看，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城市化率为49.68％。到65％～70％的城市化至少还有15年的时间。
再次，随着核家庭化的不断发展，家庭人口规模越来越小，会增加对住房的需求。依据六次普查数据，中国平均家庭入口规模在改革开放后不断下降：1982年每户家庭人数4.41人，2000年为3.44人，2010年人口普查最新公告显示，平均每户家庭人口规模进一步下降为3.10人。可见，核家庭化趋势越发明显[8](见表13)。
最后，从房地产开发综合景气指数来看，依然保持在历史的较好水平(见图五十三)。2011年5月，央行的调查显示，选择“房地产投资”的居民占22.2％，比上季减少2.8个百分点，仍为居民投资首选。
图五十三 房地产开发综合景气指数(当月)
因此，房地产调控需要的是有可持续的、基于法规的制度安排来逐步消除“泡沫”，尤其是大城市的房价“泡沫”。但长期来看，降低房价收入比的最佳办法不能仅寄托于房价下调，而是要依靠收入增加和房价平稳“双支柱”来逐步实现。
总体上，未来一段时间房地产调控政策不会出现实质性放松，中央政府从融资、土地市场、资产重组、销售、合规经营等多方面来严控房地产市场，需要看到房价将步入下行趋稳通道的调控成果，中国经济不允许被房地产“绑架”。因此，以适度降价换取楼市的回暖是开发商的理性选择。
第四，结构性调整压力大、困难重重。从过去来看，反危机的刺激计划带来的重工化存在惯性；从未来来看，存在基础设施庞大的投资规划；从中国目前的经济阶段来看，制造业在未来多年依旧是中国经济的核心；从价格机制调节来看，在通胀压力下煤、电价改革等因素的延后；从技术进步来看，短期中不可能出现爆发性的节能技术革命。因此，重工业快速增长的趋势难以改变，而基础设施的快速扩张使得产能过剩问题不成为实质性问题。
第五，汇率政策不是控制中国通货膨胀的重要手段，仅是控制通货膨胀的辅助性手段(王晋斌、李南，2009)，坚持防御性的人民币汇率政策仍是必要的。
一是从汇率传递的短期情形来看，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中国CPI的汇率短期传递系数尽管有所上升(见表14)，但仍只有0.34，但国外出口商的边际成本对CPI的短期传递弹性0.37，略大于短期汇率传递系数0.34，这表明汇率变化还是不足以完全抵消国外出口商的成本加价带来的国内CPI的上升。因此，只有假定在国外出口商成本不变的条件下，汇率加快升值才能够抵消国外出口商边际成本加价带来的国内CPI的上升。
三是进一步考虑到国外出口商的边际成本加价，发现国外出口商在中国进口的基础产品和原材料定价上存在过度加价行为——这里称之为国外出口商的“价格超调”。“价格超调”意味着人民币升值无法有效降低国内的通货膨胀，即汇率的调整不足以抵消国外产品市场价格的调整。这就是人们看到的人民币在不断升值，但进口物价却在不断上升。
研究结果表明：2001-01-2008-03期间，中国总体进口价格指数和工业品进口价格指数的调整符合理论解释，如果出口商边际成本上升1％，则工业品进口价格指数和进口品加总价格指数分别上升约0.62％和0.8％。但对于基础产品和原材料进口价格指数来说，情况则不同，其边际成本的传递系数高达1.84。这一结果表明工业品和总体进口品的边际成本加价不是完全传递，但国外基础产品和原材料的出口商存在过度加价行为，这里把这一结果称为“价格超调”。对于国外出口商为什么会在基础产品和原材料产品上过度加价，解释有二：其一，与这一时期的金融市场上大宗商品资产化的投机行为有关。在国外出口商预期到这些产品价格还要上涨时，就提高价格以缓冲其成本冲击。其二，在出口地定价原则下，考虑到这一时期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强化，也要求提高这类商品的价格来谋取利润。这也意味着，从基础产品和原材料类的进口品的购买来说，人民币升值不足以抵消国外出口商的成本加价。换言之，尽管人民币在不断升值，以美元计价的购买成本还是在大幅度上升。因此，对比汇率传递系数和价格(边际成本)传递系数，可以看出这种“价格超调”意味着人民币升值无法有效降低国内的通货膨胀，即汇率的调整不足以吸收国外产品市场价格的调整。
六、迈向增长目标与民生目标协同的宏观政策选择
要使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逐步步入“黄金律”增长路径，必须寻求到增长目标和民生目标协同的政策组合来破解目前面临的“控通胀、去泡沫”和“稳增长、防下滑”的“两难”局面。可行的途径是宏观政策需要立足于中长期视野来破解短期的“两难”困境，以更加积极的民生财政政策来对冲短期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坚持“控通胀、去泡沫”，但要避免库存调整、信贷紧缩、房地产市场严控、外部随机冲击等因素叠加带来的“超调”。中长期中必须坚持结构性改革，以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支持民生改善、促进消费。民生政策力度的加大将使中国经济具有充沛的中长期增长动力，从而防止了中国经济步入下滑趋势。具体如下：
第一，在货币政策上，全年应该坚守M2年增长率16％左右的目标。与过去相比，相对于4.7％的通胀和9.6％的经济增速来说，还是留有一定空间的。由于融资渠道的多元化，社会融资额应该成为央行重要的监控指标，那么加息将是控制通胀的重要手段，考虑到通胀的高企和房价的“泡沫化”，货币政策可以适度加息。
第二，在信贷政策上，进一步采取结构性信贷政策，信贷要趋向一定的平衡。要使有限的信贷资金，在在建项目和新扩建项目，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做适度的调整以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第三，在房地产政策上，目前的紧缩政策可以进入“观察期”。只要坚持和落实既有的紧缩政策，部分地区房价的“去泡沫”并逐步趋稳就具有时间缓冲机制，并看到调控的预期成果。中国经济不允许被房地产“绑架”，部分地区房价的去“泡沫”和防止“泡沫”蔓延是中长期的艰巨任务。
第四，在财税政策上，要实行更为积极的民生财政政策，政府政策需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调整。一是稳规模、调结构。在稳定政府规模的过程中，调整政府的收入结构和支出结构，以支持增长方式从“产能扩大”向“消费最大化”转型，为了解决消费中的收入分配问题，可以考虑在“十二五”期间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二是调关系。为了顺利实施公共部门的结构转型，中央和地方关系需要调整，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需要向公共服务转型，加大对教育、医疗、养老、失业保险和低收入救助体系的民生支出。三是重农业。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完善最低收购价政策，逐年提高主产区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水平；强化农业补贴政策和实施重大技术推广补助。四是降成本。使用财税工具来降低物流成本，尤其是农产品的物流成本。
第五，在汇率政策上，坚持防御性人民币汇率政策。可以提高单日人民币对美元浮动幅度，但要依托储备来防止人民币对美元进入大幅度升值通道。同时要实施审慎金融监管，防止资金的大进和大出，尤其是要防止国际资金的逆转风险。
第六，在产业结构性调整政策上，首先，降能耗、减污染。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必须下马，以结构调整来降低能耗和环境污染；其次，促研发。更有效的办法是增加研发资金、以技术进步来降低能耗和环境污染。再次，重市场支点的杠杆作用。注重依靠劳动市场工资机制、资源价格调整机制和开征“污染税”来调整产业结构，最后，降补贴。降低或进一步取消这些行业的出口退税。
第七，在收入政策上，必须严格实施民生目标中的“收入倍增计划”，提高收入、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是核心。在居民收入增长问题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业绩考核应该实行事前事后“双向考核”的办法。规划的居民收入增长目标高于GDP目标要与事后的居民收入实际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一致，唯有如此，才能逆转居民收入分配在GDP中比例不断下降的趋势。
第八，为降低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要利用大量的外汇储备建立主要大宗商品平准基金，发挥储备资金的“财政功能”，降低未来进口通货膨胀的风险和稳定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未来成本推动型通胀的风险。
第九，为发挥金融对贸易的促进和平稳功能，人民币区域化步伐应该审慎提速，要在扩大人民币国际支付功能的基础上逐步过渡到投、融资功能，以时间来换取人民币国际市场规模的增长。
*该标题为《改革》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寻求增长目标与民生目标协同的中国宏观经济——破解“控通胀、去泡沫”和“稳增长、防下滑”两难的政策选择》。
注释：
①文中所用数据除特别说明外，均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IMF、世界银行、CEIC，相应的测算均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
②《服务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也将推动出口的增长。《规划》力争到2015年，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6000亿美元(约4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速超过10％。世界前3位服务贸易大国中，服务贸易在本国贸易总额中的占比分别是21％、17％和28％，中国仅占11％。
③引自谢旭人的讲话。
④参见宏源证券2011年4月6日宏观专题研究报告《消费新支点：个税改革和保障房建设》。
⑤来自中国指数研究院。莫尼塔(上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监测数据显示，2011年1-5月128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约6659亿元，相比上年同期下滑5％；住宅土地出让金约5193亿元，同比下滑14％。
⑥Zhang,Mei(2008),China Copper Resource and Its Development.http://www.lrn.cn/zjtg/academicPaper/200811/t20081125_300960.htm.
⑦此处采用了张杰《行业工资差距》的计算结果。
⑧数据来源于工信部网站信息。
标签：中国城市gdp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 收入倍增计划论文; 物价水平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政府支出论文; 资金计划论文; 收入效应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拉动增长论文; 建设投资论文; 房价下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