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现象”不利于正常的教育秩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寒论文,秩序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落榜的初三和留级的高一学生，在由《萌芽》杂志和北大等高校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中，所参赛的《书店》、《求医》、《杯中窥人》全部入围，荣获一等奖。于是其事被媒体炒作为“韩寒现象”。这个炒作的意涵十分清楚，乃在隐喻与表明这个“落榜状元”和“留级状元”是现行教育制度的对立面，是现行教育制度的应试教育的必然产物。换言之，中“状元”表明这个学生的优秀，而这样优秀的学生竟然在考试中“落榜”、“留级”，这说明其“落榜”、“留级”是现行教育制度的应试教育造成的，是应试教育的失败，是制度性结果，而其中“状元”正是对应试教育的挑战与否定。一言以蔽之，作为反映现行教育制度的应试教育问题的“韩寒现象”是合法的、成立的。
然而，细究起来，“韩寒现象”其实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与现行教育制度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即并不是反映现行教育制度的本质或教育现象学意义的现象，而只能将其视作媒体的一个新闻炒作。
一、
不必讳言，现行的教育制度确实是有问题的，其中被认为最突出的就是应试教育。
然而，应试教育与现行的教育制度之间，是不能划上等号的。中国现行的教育制度，是由1905年前清废科举兴学校后，逐渐采用西方现代教育制度，中经吸取苏式教育，演化改革而来的新式教育。但不论是西方教育制度，还是苏式教育，严格的考试都是其基本的制度，法国教育制度甚至鼓励学生参加竞争性考试。考试制度之所以为各国各式教育的基本制度，因为它是检验教学效果与成绩的一项有效制度，用“现代教育之父”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的思想说，“最重要的是一切事情的作法要完全公开”，即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在完成学历的教育活动中，没有任何学生可以享有不经考试即可升级或入学的特权。这个道理其实凡学生皆懂。所谓应试教育，简言之，是考什么就（教）学什么。而考试制度则恰恰相反，是学什么，考什么。二者根本不是一回事。在学校的教育运行中，考试制度是不能取消的，改革应试教育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取消考试制度。历史上曾经有过十月革命后的苏俄（1918年10月全俄苏维埃中央委员会《统一劳动学校规程》规定“取消所有的考试制度，如入学考试，升级考试及毕业考试。”）和我国“文革”破坏教育、违背教育发展规律的错误做法。有考试就有竞争，就有留级和落榜。留级的和落榜的，固然有许多因素，但说到底是出于个体性原因而非制度性原因，即只能怪自己，而不能否定考试制度。这是一。
其二，如何看“独脚蟹”现象（一门功课突出地优秀，其余均一般）。客观地说，“独脚蟹”现象在五六十年代也并不罕见。也就是说，无论是文优理差还是理优文差，数学特别优秀还是作文特别优秀，都可能是由于个人的兴趣爱好，或个人家庭文化背景，以及同教师偏重某一学科忽视其他学科有关等原因。总之，都不是教学课程全面设置所规定的目标和要求。由此可见，“某某现象”的单科“状元”，与现行的教育制度，并不存在因果关系。
再则，即便是“独脚蟹”，也是单科优秀，其余课程乃学之不精，但“落榜状元”、“留级状元”则是弃而不学，因而没有典型意义，完全是个别性的事例。正如松江二中校长所言：韩寒不是免战，而是不战。意即韩寒除了作文一项以外，其余数理化等课程都自动放弃不学。二中的校长是颇有惜才爱才之心的，他破格录取了这个中考“落榜状元”，他所说之“不战”，当然不会是虚言。显然，“落榜状元”、“留级状元”之落榜、留级并不是因为现行教育制度课程设置过多过细所造成，也不是应试教育所造成，即不是出于“制度性的问题”，而完全是其个人“不战”——脱离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生活所致。某些新闻媒体将一个脱离正常教育生活的例子，当作与现行教育制度有必然性关系的典型，更是一种远离了学校正常教育生活的人为炒作。
二、
对个人兴趣以外的课程弃之不学，能否视之这是顺应了目前教育界素质教育改革的潮流呢？笔者以为，其认识似是而非。认识之误在于将现行的教育制度等同于应试教育，又将素质教育与考试教育制度对立起来。
人类自有教育以来，素质教育就一直是基本教育，一切教育制度都不拒绝素质教育。素质教育虽然也包括课外生活的组织，但在学校的教育生活中，却不是孤立地空悬的，而是渗透与落实在教学的课程设置中，即课程教学贯穿了素质教育，二者不是截然分割与互相对立的两橛。中国的教育史渊源流长。在古代西周，教育以书、数、礼、乐（包括诗、舞）、射、御六艺（六项课程）为教，入学初还学方（地理）、仪，即文化素质和生活素质的教育。汉代教育轻术艺而重经籍，以《诗》、《书》、《礼》、《乐》、《易》、《春秋》混称六艺为教，但小学仍不废书、数之教。小学书、数之教，自古以来绵延不绝。即使是现代职业教育，亦未尝拒绝素质教育。如现代美国职业教育计划的最好基础，就是“优良的普通教育。这种优良的普通教育就是要发展阅读能力，数学知识和其他普通教育方面的能力。”30年代的中国有一所中华戏曲学校，是培养京剧演员的职业学校，但照样设置普通教育所设置的国文、历史、外语、地理、算术等多样课程，构成一套完整的教学制度，来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和生活素质。
多样化课程设置本身就是现代教育的基本制度。西方现代普通教育（综合学校）学制，自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教育和19世纪末现代人文主义教育发展以来，一直重视能使学生“和谐发展”的素质教育。为了能使学生“以更大的完整性增加知识的总和”，确立善与责任的观念，形成理性的人生观，实现“一切能力的和谐发展”，适应社会生活，即实施综合性的素质教育，配置了语数外理化等的多样化课程，并予以落实与保证。如英国哈白特雪斯的亚施克文法中学所设置的课程有：英语、历史、地理、法语、德语（或西班牙语或拉丁语）、数学、生物、化学、物理、美术、手工、音乐、宗教、体育、运动、游泳。法国普通中学所设置的课程，有：法语、拉丁语、希腊语、现代语、公民学与道德、历史与地理、数学、哲学、文学、实验科学、物理科学、体育、塑造艺术绘画、音乐、手工。现今中国普通中学所设置的课程，与西方普通教育的课程设置，纵然内容有所不同，但就课程设置本身而言，与综合性的素质是一体不可分的。由此表明，学校素质教育是必须结合与通过多样化课程教学来实施的。
诚然，从社会角度说，有各种成才途径，任何人都有权选择。但是，现今普通（中小）学校教育都是基础教育，也即结合与通过多样化课程教育实施的素质教育是基本的教育，作为现代人走上社会前必须或理应接受的教育。它是不可取消的，也不是文学所能取代的。即使你以创作为业，也必须通过现行的普通教育及与之相关的多样化课程学习。否则，知识盲点愈多愈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因为基础教育阶段的素质教育对人的一生是十分重要的。从学校角度看，只要你是在校学生，就必须接受多样化课程教学、接受基础教育与基本的素质教育，这是义务，也是责任（当然也是权利）。再说，国有国法，校有校规。遵行学校的规定，履行学生的义务和责任，认真学习全部课程，这本身就是一种素质的训练与提高。多样化课程教学对素质教育来说，是不可取消的，也不是文学所能取代的。只学一门课程，其余课程都弃之不学，更是拒绝多样化课程教学及与之一体的基本的素质教育，绝不是什么顺应了素质教育改革的潮流。
当然，现行教育制度中有应试教育现象需要改革。应试教育的根本症结在于考什么就学什么，反过来说，凡是不考的课程就不好好学，甚至不学。并由此带来的考试试题及其答案愈来愈烦琐、偏僻，分割得愈来愈细，即愈来愈量化，甚至把不能量化的也量化了。这在哲学上说是过度（工具）理性化。但是，“落榜状元”、“留级状元”其“不战”本身却是扩大了逆反和挑战对象，将局部当作了整体，是非理性的、情绪化的。这里，也许用得上列宁的一句话：历史常常作弄人，你本来想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落榜状元”、“留级状元”对应试教育的逆反和抗争，结果却是放弃与拒绝了基础教育与基本的素质教育。同样，新闻炒作原来想炒作应试教育的对立面，结果却表彰了对素质教育的放弃。
三、
不可否认，在应试教育的背后，除了社会等原因外，确实有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取向，这就是片面的追求升学率，以升学率作为学校办学业绩的唯一评价标准。这里要指出的是，“韩寒现象”的新闻炒作同样也跃动着对功利的追求和实用主义的取向。以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媒体炒作，反对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能起到“反对”的正面作用吗？其实，这种新闻炒作，在很大程度上会引起一种误解，即文学作品的发表就是语文教学的成功，鼓动学生去片面追求发表文章。然而，语文教学并不是为了追求文章的发表，现行的教育也不是要把学生都培养成文学家以此取代素质教育就更谈不上了。以功利主义反功利主义，以实用主义反实用主义，结果只能仍然是功利主义，仍然是实用主义。
本来，对一个正在接受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来说，发生这样那样的认识偏差和行为问题，都是正常的。这正是需要我们的教师、长辈、学校、社会去做耐心的思想工作的时候，而不应当为此去推波助澜，新闻媒体也不应当出于扩大销售量之类的商业动机，去炒作放弃正常的教育生活的不足为法的“××现象”。照此做法，笔者担心只会陡增学生思想的困惑与混乱，干扰学校正常的教育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