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再论当代哲学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当代论文,哲学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哲学走向：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比较研究》（注：刊载于《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新华文摘》2000年第3期转载。）一文中，我对为什么以及怎么样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两者的产生在哲学发展史上的意义、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各自的发展状况和前途等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本文拟就这一主题作进一步探讨。
一、当代哲学走向问题的意义及其全球化背景
哲学的走向问题可以有不同层次的意义：既可以是指局部的、短期性的变化，也可以是指整体的、长远性的变化；既可以是指一般性的发展，也可以是指根本性的变更。在根本性的变更中，有时只是指根本对立的哲学立场之间的转变，有时则是指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涉及一个时代哲学研究的问题的性质、范围、方法和目标的变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例如，通过认识论的转向所实现的变更，形成了横跨几个世纪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以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革命为最高表现的哲学变更，则意味着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形成。在同一种哲学思维方式中，可以有不同、甚至相反的哲学立场。例如，在近代哲学中，有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经验论和唯理论等等派别的对立，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是这些不同的哲学派别在以主客分立（也就是所谓主体性原则的确立）为前提、以主体所固有的理性为手段、以研究认识论问题为中心、以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体系为目标上，却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马克思在哲学上的变更之所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就在于他全面、彻底地超越了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建立了以强调社会化的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现代哲学思维方式，这一特征，正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和核心。由于西方现代各派哲学各以不同方式在特定方面超越了近代哲学，因而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转向了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并因此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某些共同之处。因此在讨论当代哲学走向问题时，我们应当注意分清它在不同层次上的不同意义，特别重要的是，要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现在是否已到了要实现哲学思维方式转型的时候。
近些年来，当代哲学走向问题之所以成为中外哲学界关注的热点，至少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无论是西方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发展中都遇到了严重挑战，人们由此想到它们的进一步发展是否需要有新的方向性转换（这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原因，上一篇文章中对此已较多论及）；二是现在正处于世纪之交，科学技术正在发生一系列新的革命性变革，特别是全球化趋势比以往任何时候表现得更为强烈，其范围除经济和科学技术外，还涉及到政治和文化等众多领域。各国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历史和文化传统等虽有很大差异，但它们又处于各方面都密切联系的同一个时代，其中每一方面都难以脱离整个世界发展全球化的潮流。作为这一切方面的最高概括和体现的哲学，也是如此。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同样应当放在全球化这个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各个世纪之交本来只有纪年意义，并不意味着在哲学及与之相关的上述方面都会发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剧变，然而当前的全球化浪潮却使人们想到这次世纪之交不同凡响，因而可能导致哲学上划时代的新的转型。人们也正由此而致力于总结以往世纪哲学发展的经验教训，展望未来世纪哲学发展的可能方向。
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在估计当代哲学的发展是否会发生根本性的思维方式转型、进入到一个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一百多年来具有本质区别的新的历史时代时，当然需要从不同方面和层次进行分析，其中也包括要认识全球化浪潮是否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时代的性质。
中外学界对全球化概念并无统一的解释。就其实现程度说，全球化既可以指一种趋势，又可以说是正在实现的过程或已有的结局。应用领域不同和应用人立场不同，对此都会有不同诠释。全球化在政治上既可以是指超级大国在全球强制推行霸权主义，也可以指与之相反的全球范围内的多极化趋势；有的人把全球化与世界主义、世界一体化相提并论，有的人则将其理想化为世界大同；在经济上既可以是指全球范围经济联系和合作的加强、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也可以是指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等实现对其他国家的控制；全球化更可以视为科学技术的革命及其超越国界的强大作用，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更被当作全球化的标志。但全球化现象归根到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正是市场经济使商品的生产和消费越来越世界化，而这又必然导致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世界化。
尽管许多人把20世纪80年代罗马俱乐部提出“全球问题”的报告当作全球化理论提出的标志，然而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有明确论述。他们指出，正是商品经济造成了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页。）。资产阶级在经济上造成的世界化导致在政治上也造成以他们为中心的世界化，“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资产阶级实现以其为中心的世界化，与此同时，作为其对立面的各国的无产者不仅形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而且也变成世界性，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作为《共产党宣言》结语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正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意义上的世界化的集中表现。总之，全球化不仅是一个多义概念，而且在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具有不同倾向性（实质上也就是阶级性）的概念，而这些不同意义又存在于同一过程之中，只是出于从不同角度和立场来看待这一过程而已。
《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多年来，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在世界范围极大扩展，全球化现象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重大变化。不仅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形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越来越融入世界市场。在经济越来越全球化的基础上，其他各个领域的全球化过程也越来越迅猛进行。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这一百多年来社会历史等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当然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在分析社会历史和哲学等思想文化的各种变更时，必须有“世界历史”的眼光即全球化的发展过程的眼光，然而这些变化的基本趋势仍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冲破私人资本垄断的狭隘桎梏，导致共产主义。一百多年来世界历史的变化没有改变而是证实了这种趋势。换言之，当前世界历史的发展仍处于《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趋势中。既然如此，哲学作为历史发展趋势即时代精神的体现，没有、也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哲学思维方式转换意义的变更。由马克思所开辟的哲学发展的道路，仍然是当代哲学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
这当然并不意味当前强劲的全球化浪潮对哲学发展没有产生深刻影响，更不意味从哲学上研究这一浪潮没有重要意义。恰恰是哲学，最能既对“世界历史性”、“全球性”进程的不同意义和倾向性作出明确区分，又能对其作出整体分析。哲学总是处于同时代的经济、政治、科学技术以及各种思想文化形态的基础之上，或者说立于此诸峰之巅。如果失去这样的基础，就必然倾覆；但也正因为哲学立于此诸峰之巅，它能比此诸峰本身更清楚地发现它们在运行中出现的各种偏向，为其指出前进道路。换言之，探索和确定一种具有全球性意义的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必须立足于对这种哲学所处时代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的深刻而全面的认识，而哲学一旦建立了这种方向，就能够反过来指示出经济、政治等等各个方面发展的正确方向。在这方面，从马克思到邓小平，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他们从来不把自己的哲学理论当作教条，而总是牢固地把握住社会和时代发展的大方向，关注和研究在各种具体环境下的各种现实问题，因而能从哲学上把握住时代精神的脉搏，为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各个具体领域的发展指出正确的方向，使他们所领导的各项具体事业能取得胜利。
正因为如此，在探索和讨论当代哲学走向这样牵涉广泛层面的问题时，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充分关注包括全球化浪潮在内的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显示出来的新问题、新情况，从中更加深刻地领悟时代精神的精华所在，使哲学研究更加能体现时代精神的要求，从而能够更好地察觉以往哲学研究种种弊端的根源，在当代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错综复杂的大变更中，牢牢地掌握住哲学研究的正确方向，并使这方面的研究对政治经济等其他领域的研究产生应有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由此发现，西方现当代哲学之陷入困境，在一定意义上正是由于它们偏离了时代精神，许多西方哲学家在全球化现象加剧情况下高度重视当代哲学走向问题的研究，也正是企图走出他们的哲学困境。我们既要从其成败得失中吸取经验教训，又要看到他们在这方面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区别，从比较研究中更为全面、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
二、当代西方哲学的困境与后现代主义
全面、深刻地认识西方现当代哲学的发展动向，需要从不同方面和层次上加以研究。由于所谓后现代主义曾被一些西方哲学家当作摆脱当代西方哲学困境的重要途径，甚至被认为体现了在全球化条件下当代哲学的发展方向，因此对其实际所是及其在西方哲学的发展中的地位更需要有较为恰当的了解。我个人对后现代主义等问题的看法已在其他地方较多谈到过（注：参见刘放桐：《后现代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3-4期；《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章：《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趋势与后现代主义》。），这里仅简单提及。
后现代主义一词的出现和被应用是20世纪中期以后的事。它最初仅被用来指称一种以背离和批判某些古典、特别是现代设计风格为特征的建筑学倾向，后来被移用于指称文学艺术、社会学、政治学甚至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中具有类似反传统倾向的思潮。在哲学领域中，一些具有反传统哲学倾向的流派，特别是那些以反对和超越心物二元论、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主体主义和人类中心论、一元论和决定论、唯一性和确定性、简单性和绝对性等为特征的哲学流派，也大多被归属于后现代主义哲学。例如，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释义学，以福柯、德里达等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以及以蒯因、罗蒂等人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都被认为具有上述特征，因而被认为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的当代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主要形态。还有一些哲学家虽然在哲学流派的归属上并不确定（例如以研究人类文化著称的法国哲学家利奥塔），但也被认为是活跃的后现代主义者。这些哲学流派或哲学家之间往往存在着重要区别，许多西方哲学家因此肯定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多样性，甚至提出有多少后现代主义者就有多少种后现代主义，然而西方哲学家在谈论后现代主义时，基本上均离不开上述那些特征。
是否可以把具有上述特征的哲学归属于后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是否都具有上述特征，这些都并不特别重要。现代西方哲学中哲学派别和思潮的划分以及各派究竟具有哪些特征，都很少具有严格的确定性。后现代主义哲学之所以引起我们关注，主要在于一些西方哲学家把它看作是一种与现代西方哲学根本不同的哲学，甚至视其构成了西方哲学发展史上一个新阶段。当它传入中国后，这种说法更为一些人所轻信，由此引起了种种思想混乱。这首先与后现代主义这个名词本身意义的含混相关。
后现代主义的英文原词为postmodernism，其词根为modern。后者通常泛指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以来迄今的整个时代，是相对于ancient（古代）和medieval（中世纪）而言，在汉语中有时译为现代，有时译为近代。例如modernization通译为现代化，极少有人称它为近代化，但modern philosophy大多称为近代哲学，而且特指从笛卡尔到黑格尔时代的哲学。至于自黑格尔迄今的哲学，既可以仍作为modern philosophy的组成部分，也可以另称为contemporary philosophy，但在汉语中，大多称为现代哲学，很少有人称之为近代哲学。中西方哲学家由此容易对postmodernism一词产生歧义。西方学者中只有极少数标新立异、自以为实现了哲学上“伟大变更”的人，把后现代主义哲学仅仅看作20世纪中期以来才出现的新思潮，大多数人则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是对近代哲学意义上的modern philosophy的批判和反思，也可以说是整个modern philosophy后期的哲学或近代哲学之后的哲学。几种说法的所指大体相仿，因此从哲学上，把postmod-ernism译为后近代主义，较之译为后现代主义也许能较少引起误会。然而，postmodernism译为后现代主义几乎已是约定俗成了，没有必要去改动它，但我们在西方学者的论著中看到对后现代主义的谈论时，最好注意其前后文，确定他们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以避免错将旧论当新说。
不过，出现这种错将旧论当新说的情况，更重要的原因是不少人对于西方哲学在近现代以及现当代的变更的历史过程缺乏充分了解。最早将西方后现代主义引入中国的，多为文学界人士。他们对西方文艺领域中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也许很了解，但对于它们的哲学背景未见得很熟悉。其实从哲学上来说，20世纪中期以来一些西方哲学家提出的被当作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其基本观点是自尼采以来许多西方现代哲学家早就提出过的，或者说他们的思想倾向是现代西方哲学发展中的较有普遍性的倾向。事实上，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后现代主义只是一种要求超越“现代性”的倾向，只要超越了特定的时间和学派的界限，可以把不同时期具有这种倾向的哲学理论都归入其内。被认为是后现代哲学的重要先驱的，除后结构主义、哲学释义学、新实用主义等哲学流派外，还包括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弗洛伊德、马尔库塞、阿多尔诺、维特根斯坦、奥斯汀、戴维森、波普、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等人的理论，及尼采、狄尔泰等一些19世纪思想家。总之，19世纪中期以来具有反传统哲学（特别是反笛卡尔和康德以来的近代哲学）特征的主要哲学流派，大多被归属于后现代主义之列（有的人甚至将其思想渊源追溯到帕斯卡尔、维柯和卢梭）。这样理解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实质上就是指超越了近代哲学视野的一种具有较普遍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可以称之为现代哲学思维方式。
总之，无论从英语等西语中后现代主义一词的本来意义来说，还是从当代后现代主义者的理论与那些实现了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著名哲学家的理论的比较来说，都不能证明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哲学史上是不同于、或者说超越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另一个发展阶段。
这当然不是说一百多年来的西方哲学没有发展，也不是说近几十年来西方哲学家在后现代主义等名目下提出的种种理论只是简单重复其前辈哲学家。与之相比，他们至少有如下几点区别：第一，他们大多指责前辈哲学家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不彻底，然而他们在批判基础主义时往往又陷入另一种形式的基础主义，但他们力图克服这种不彻底性。例如罗蒂、德里达等人都明确承认自己在继续自尼采以来的许多重要哲学家的工作，但又要求克服他们的不彻底性。德里达就说过，正因为他受惠于海德格尔，他才要“在海德格尔的著作中寻找其属于形而上学或他所谓的存在—神学印记”（注：德里达：《立场》，1981年芝加哥英文版，第9-10页。），以便最终摆脱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第二，他们进一步发挥了某些现代西方哲学家的反主体性和人类中心论倾向，但不同意后者仍然把人作为一种具有实在性的主体，而要求像消解其他实体性的存在那样消解人的存在，以此使人不受任何外在的或内在的制约，只须领略当下的、现实的生活。第三，他们对现代西方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作了改造，不仅要超越理性主义，也要超越非理性主义。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成了变动不居的、非决定的、不可比较的、不可公度的东西。人的认识成了一种相对主义、无政府主义式的自由嬉戏。第四，当代后现代主义者把对传统和现代西方哲学的超越，发展成了对哲学本身的超越，消解了哲学的本来意义，使哲学变成某种非哲学的东西。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把哲学和诗融合起来。德里达提出哲学与诗同源，认为从事哲学就是从事诗的创作，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把哲学当作隐喻之学。
对于当代后现代主义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种种超越，无疑应当分别作出具体研究。但总的说来，这些超越或者是对前辈哲学家的观点的发挥，使之更为彻底（例如对基础主义的批判）；或者将其引向极端（例如极端相对主义）。这就是说，当代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所进行的种种批判和变更不管怎样激烈和奇特，都是在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模式这个总的框架内进行的。因此不管从肯定或否定方面说，都不能认为他们实现了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根本性超越或新的方向性转换，而只能把它们当作整个现代西方哲学发展中出现的一种引人注目的动向。一些当代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察觉并试图克服现当代西方哲学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及所处的某些困境，但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为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找出正确的道路。
当代后现代主义的上述局限性，并不意味着对它的研究不重要。它的出现至少具有如下几点意义。第一，它对近代等西方传统哲学的批判虽有片面性和极端性，但毕竟揭示了后者的许多缺陷和矛盾，由此可以看到西方哲学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向作为基本哲学思维模式变换的必然性和进步性。第二，它对西方现代哲学的批判和超越虽然同样有很大局限性，但毕竟同样暴露了后者的种种矛盾以及所陷入的困境。这意味着现代西方哲学所体现的现代哲学思维方式有严重缺陷，必须加以批判和超越。第三，它虽然在基本哲学思维模式上没有超越现代西方哲学，从而未能体现当代哲学的现实走向，但毕竟为研究当代哲学的走向提供了某些值得思索的设想。第四，它在批判近现代哲学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列入其内。这固然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攻击，但也许更应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僵化和教条化的种种弊端的揭露，这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何重新认识和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代哲学的本来意义，认识它如何既超越西方近代哲学，也超越西方现代哲学。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曲折及其经验教训
研究当代哲学走向问题，既涉及对西方现代哲学、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的重新评价，也涉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认识，两者又是密切相关的。我个人一直主张把对这两种哲学的研究结合起来：既要在马克思实现哲学伟大革命的背景下来重新认识和评价西方哲学近现代之间的变更，又要在西方哲学变更这个大背景下来重新认识以其为理论来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更的意义。我由此对两者都有了一些新的想法，这在我近几年的一些论著中都有所体现（注：参见刘放桐：《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新华文摘》1996年第8期转载；另见《新编现代西方哲学》绪论。）。这里想补充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发展历程中出现过一些曲折，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人们有时往往按照为马克思所批判和超越了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偏离了其实际所是，扭曲了其本来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挫折，其中最严重的，从国际上说当是20世纪80-90年代之交发生的苏东剧变，从中国国内说是60-70年代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前者公开从右的方面攻击和抛弃马克思主义，使前苏联和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倒退到了资本主义；后者以极左面貌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了空前浩劫。两者在外表上有右和极左之别，但都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从哲学根源说，都背离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本来意义。马克思哲学变更的根本内容，是批判和超越了以体系哲学为特征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建立了以强调社会的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现代哲学思维方式。而上述两种背离却都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倒退到近代哲学思维方式上去，即使之近代化。
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上述挫折，在一定意义上正是这种哲学上倒退的产物。因为马克思主义之能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正在于它破除了旧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建立了新的（现代）哲学思维方式。谁如果打着马克思哲学的旗号，却仍然用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理解和应用它，那不管他出自什么动机，都会使它失去它本来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战斗力，败坏它的声誉。
这样说并不是全盘否定近代哲学。笛卡尔等西方近代哲学家高举理性主义的旗帜，以不同方式对宗教神学及作为其“婢女”的经院哲学发起批判，他们明确地区分主客心物，使哲学基本问题突现出来，并由此实现了西方哲学发展中的认识论转向，这大大地促进了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科学反对宗教的斗争，也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主客之明确区分，促使主体的独立地位的确立，这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创造了必要前提，促进了西方各国现代化的实现。对于正处于实现现代化过程的中国来说，西方近代哲学的许多原则更值得研究和借鉴。（注：参见刘放桐：《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个体主体与现代化》，载《河北学刊》1997年第1期。）
但是，西方近代哲学在它后来的发展中越来越片面化了，这突出地表现在把理性绝对化，对理性的颂扬变成了对理性的迷信。哲学家们（无论是持唯物论还是唯心论、经验论还是唯理论立场）纷纷用理性构建无所不包（涉及自然、社会、人等宇宙间的一切）的哲学体系，这种理性化的体系哲学成了具有独断地位的形而上学。科学必须服从作为理性化体系哲学的形而上学的要求；国家、社会等等都是理性观念的体现，它们的合理性都只能由理性形而上学来判决；人是理性的动物，人的一切只能由人的自然理性来说明，人的自由和个性必须受理性形而上学制约。这种体系哲学越是严密完整，就越是成为科学进一步发展、实施社会变革、发挥人的自由和个性的严重阻碍。这样，本来起过进步作用的近代理性哲学，越来越脱离了人与自然和社会的现实关系，越来越与人本身的发展发生冲突。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一系列重大发现，对这种企图居于科学之上的体系哲学产生了强大的冲击，19世纪30年代出现的经济危机，使早已隐藏着的理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开始显露，随着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的激化而起的无产阶级对这个理性社会的反抗运动的加剧，更使以往被认为不可动摇的理性权威受到了动摇。这一切都意味着：近代体系哲学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历史必然性，必然被新的哲学思维方式所取代。
马克思之所以在哲学上实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革命变更，正在于他深刻地察觉到了近代哲学作为体系哲学的根本缺陷是脱离了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从而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种把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作为出发点和根本特征的哲学来取代它。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核心思想正是强调实践的观点在哲学研究中的决定性意义：“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这种实践不是人作为孤立的个体的活动或作为体现人的自然共性的人的“类”的活动，而是社会化了的人的活动，因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因此，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以社会化了的人的现实生活为基础的实践哲学，也就是他后来作了进一步发挥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当然是唯物主义，但这不是近代哲学中那种立足于自在的自然的直观的唯物主义，而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也就是立足于人的实践性和历史性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哲学的根本目标是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服务，因此它不是把理论当作教条，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它不刻守任何背离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抽象原则，而是把它的原则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紧密联系起来，既用来指导现实生活和实践，又在现实生活和实践中受到检验。马克思竭力反对并力图超越任何封闭、僵固的哲学体系，自然也避免构建易于变得封闭和僵固的那种严密完整的哲学体系，而坚持采取一种能动地面向现实生活和实践、面向未来的开放的思维方式。他和恩格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就其直接意义说是对费尔巴哈、鲍威尔等人的形而上学的批判，但就其实质说也是对全部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笛卡尔以来近代理性派形而上学的批判，而后者的突出特征就是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来建构关于整个世界的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道路是不平坦的，除了受到西方哲学家的攻击外，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也存在对它的种种扭曲，不过出自不同动机而已。其中有的人是忠诚的、甚至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马克思理论的曲解往往出于误解；有的人只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他们之曲解马克思往往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但是从哲学理论根源来说，他们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理解和解释马克思的理论，或者说用近代体系哲学来混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
上述扭曲情况在第二国际理论家和普列汉诺夫那里就有表现。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这种把马克思哲学近代化、体系哲学化的倾向有了更大发展。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8年）4章2节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概括长期以来被认为具有权威性。尽管其中许多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却又使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和独断性，从哲学思维方式来说它更接近西方近代哲学，或者说它在一定意义上倒退到了脱离现实生活的体系哲学。尽管包括斯大林在内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十月革命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斗争，在许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因此也促进了他们在现实斗争中取得胜利，然而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近代化，使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出现了与现实生活和实践严重背离的僵化和教条化的倾向，导致了严重的消极后果。这在经济领域表现得特别突出。
尽管社会主义制度曾经促使前苏联的经济飞速发展，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一度变成了在某些方面可以与美国相匹敌的超级大国，然而越来越僵化和教条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地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严重失调，未能融入统一的世界市场，致使经济发展在一些重要方面越来越停滞不前。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等却提出要以产品交换来取代商品交换（注：参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的一些后继者甚至进一步宣布要在短期内建成共产主义。这种严重脱离实际的倾向使苏联经济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竞赛”中越来越处于下风，最后遭到失败，甚至处于崩溃边缘。
在包括哲学在内的意识形态领域，尽管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很长时期内力图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各种西方现当代哲学思潮，但正由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近代化，他们的批判同样往往脱离了其实际所是，以致在某些情况下其所批判的可能正是应当吸取的合理因素，而对应当加以批判或超越的东西却往往视而不见。这样的批判同样只能产生败坏马克思主义哲学声誉的后果。
总之，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实际所是，如果从马克思以现实的人的社会生活和实践为出发点的哲学又倒退到近代哲学思维方式上去，结果只能是严重背离和损害马克思主义。前苏联一些领导人公开背离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新思维”等极右理论之所以能成为时髦，他们公开解散共产党和废弃社会主义的极右的背叛行为之所以能得逞，并非他们个人有多大号召力，而是由于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本来意义的背离，使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对一切真正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应当认真总结的深刻的教训。
这种以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倾向在中国同样存在。中共党史上多次反对“右”和“左”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从哲学理论上说就是反对放弃和扭曲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特别是其实践性的斗争，因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分离为特征的。”（注：毛泽东：《实践论》。）。由于“左”的教条主义打着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欺骗性和危害性更大，甚至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时也未能幸免受其影响。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活动中所写的许多论著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为了反对教条主义、机会主义在党内的影响，写了《实践论》、《矛盾论》等论著，成为立足于现实生活和实践来反对“体系哲学”的光辉典范。然而毛泽东在后期由于过分强调不断革命，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中国的现实条件，越来越走向“左”的道路，这在哲学理论上也明显地表现出来。他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发表的《最伟大的友谊》这篇纪念文章中，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当作最有权威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把其中的4章2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有权威性的概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本来已受斯大林时代苏联模式的影响，经过毛泽东的肯定和提倡，更进一步促使这种模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法定”模式。
这种对马克思哲学的实际所是的偏离，在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和经济领域都产生过严重的消极后果。毛泽东在政治路线上之所以过分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他后期在哲学上把唯物与唯心的斗争绝对化和简单化的倾向有着密切联系。50年代中期，由他直接领导的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就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从克服和肃清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影响、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而言，这场批判有其必要性，也取得了重大成果；然而批判中把实用主义简单地归结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把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对立绝对化，却偏离了这两种哲学的实际所是，由此造成了不少消极后果。关于这一点，我在其他一些地方已有较多论述（注：参见拙文：《重新评价实用主义》，载《现代外国哲学》第10辑，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实用主义研究的60年轮回》，见杨文极：《实用主义新论》序言部分；《重新认识杜威的实用主义》，《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8期。），这里只补充一点：对实用主义的批判之出现偏向，主要理论根源仍然是忽视了现代哲学和近代哲学的根本区别，特别是忽视了马克思在哲学上革命变更的根本意义。
对“文革”造成的空前浩劫，绝大部分经历过的人都会刻骨铭心。然而“文革”正是由毛泽东这样的革命导师亲自发动并领导的，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反动路线、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进行的。林彪、“四人帮”等无疑是这场浩劫的罪人，然而他们之能猖獗一时，也正因为他们打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喊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口号。这使千千万万对马克思主义有崇高信念、但对之又无深刻了解的人们一度跟随其后，才汇成了一股几乎是势不可挡的狂潮。这里关键的问题是：林彪、“四人帮”等人对马克思主义作了肆无忌惮的篡改，他们搞的语录战、个人迷信等等，都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甚至词句，绝对化、僵化和教条化到了极端，他们不仅将马克思主义扭曲倒退到了近代哲学的地步，甚至也扭曲倒退到了欧洲中世纪和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地步。他们之所以能得以作出这样的扭曲，也正是因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实际所是的“左”的思潮早已存在、并已有深刻的影响，他们只是在此基础上将其发展到极端。
中国的“文革”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受到很大挫折，80-90年代之交的苏东剧变则使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遭到更严重的挫折。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承认这些挫折，并学会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然而，进一步的思考使我们不难发觉，这并非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失败，而是人们用西方近现代哲学来扭曲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导致的失败。
四、当代哲学走向：马克思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
从全球化的观点来观察当代哲学的发展可以发觉，无论现当代西方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有各自的问题，都遇到了新的挑战或受到过某些挫折，在迈入21世纪的过程中，它们各自都需要总结既往发展的经验教训，探索新的发展方向。那么它们究竟是否会发生根本性的、或者说哲学思维方式转型意义上的变更呢？这是我们通过上面的讨论应当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对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处境，现在很少再有人用“穷途末路”等词汇来形容了，但它们存在矛盾和危机，处于某种困境之中，则是西方哲学家都肯定的事实。在众多现当代西方哲学流派中，几乎没有一个流派能得到公认，也没有一种哲学理论不受到批驳。当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曾使一些人受到鼓舞，仿佛它为西方哲学的发展找到了新的方向，然而正如我们上面谈到的，尽管它的确适应了对西方哲学发展进行新的反思和变更的需要，一些当代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也以开辟哲学的新方向为己任，但他们的哲学大体上只是对尼采以来的西方现代哲学的一些基本观点的重述，有的虽有所发挥，却并未越出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思维框架，甚至反而使后者的某些本来就存在的矛盾和片面性更加极端化。因此尽管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哲学界曾轰动一时，但好景不常。一些西方哲学家在“后后现代主义”(post-postmodernism,after-postmodernism)等各种名目下早已开始对之加以批判，企图为西方哲学的发展另外寻找较健全的道路，但他们大多仍是回到当代后现代主义之前的那些现代西方哲学家的原有立场上去，例如主张“重写”（利奥塔）或“重振”（哈贝马斯）“现代性”，当然谈不到已为西方哲学的发展找到了新的道路。这种状况表明：无论是当代后现代主义者还是他们的批判者，都没有为西方哲学找到一条具有思维方式转型意义上的发展道路。
在全球化倾向加剧的条件下，西方哲学今后应当怎样走？目前西方哲学界对此众说纷纭。最值得注意的是，包括当代后现代主义者在内的许多西方哲学家纷纷把他们对近代哲学的一些根本观念的批判与马克思的名字联系起来，有的人甚至把马克思哲学当作从现代通向后现代的必经之路。他们由此与原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道，汇成了一股通向马克思哲学的强大潮流。萨特等人早就提出过，马克思的哲学是当代唯一不可逾越的哲学，这一论断现在为越来越多的西方思想家接受。就在1999年，马克思居然被西方媒体评列为千年伟人之首。这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不是个别人、而是相当多的人肯定了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是当代哲学发展的正确道路。
众多的西方哲学家确认马克思的哲学道路是当代哲学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这当然值得马克思主义者为之高兴，甚至受到鼓舞，但对于当前盛行的这种涌向马克思哲学的潮流，我们也应冷静分析。关键问题在于：他们是按照马克思哲学本来意义来解释马克思哲学呢，还是仅仅企图借用马克思的名字来宣扬后现代主义之类的理论？在历史上，打着马克思的旗号来曲解甚至反对马克思本人学说的情况实在太多了。在这方面我们不要再发生迷误。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当然需要重新研究和认识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发展和变化的历史，从它们的成败得失中吸取经验教训，并注意它们的发展动向，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在整个西方近现代哲学转型的大背景下更为深刻、全面地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伟大意义，从一百多年来世界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的错综复杂斗争的大背景下，来重新认识对马克思哲学的“左”和“右”的扭曲及它们所造成的严重的后果，由此既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种西方哲学流派的界限，又划清马克思哲学的本来意义与对它的“左”和“右”的扭曲形态的界限。在这方面，国际上的苏东剧变和国内的十年动乱的教训很值得我们进一步认真研究。我们应当从中吸取教训，更加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念。
为了更好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本来意义，需要从不同方面作出努力。其中最重要的是，要真正超越近代哲学视野，克服用马克思一再批判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理解和解释马克思的理论的倾向，真正做到把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当作马克思的根本观点，不把他的理论当作教条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十年动乱后，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之能起到扭转我国哲学研究方向的作用，就在于它正好把实践的观点当作马克思的基本观点。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能指引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取得光辉的胜利，就在于他在新的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实践和现实生活的首要意义的学说。
总之，从一百多年来世界哲学发展的历史及当前的现实看，只有马克思所开辟的哲学发展方向才是当代哲学发展唯一正确方向，尽管全球化的趋势一百多年来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从哲学上说，这并没有超越马克思哲学所体现的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范围；而邓小平理论在新的形势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学说，也将因此越来越具有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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