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名词、动词或其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关系论文,或其他论文,动词论文,资本主义论文,名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2)04－0001－06
以本文标题的方式来探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属性，其实也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来表达，如是表征性的还是构成性的，是“representative”还是“performative”？应该说，我们过去是习惯于从名词、表征性等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做的那样。在这些文本中，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理解成由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特有的生产关系形式，他看到的是“通过一种奇异的结果，所有权在资本方面就辩证地转化为对他人的产品所拥有的权利，或者说转化为对他人劳动的所有权，转化为不支付等价物便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而在劳动能力方面则辩证地转化为必须把它本身的劳动或它本身的产品看作他人财产的义务。”[1]450应该说，这是一种客观的进程，身处在其中的工人并不能无条件地通过自己的个体活动来改变这种进程，或者说来改变这种生产关系的特有属性。尽管马克思在这些文本中的确也谈到了工人有追求一般财富的幻想以及这种追求可能具有的社会效应，即“由于货币是工人交换的产物，所以一般财富会作为幻想激励着工人，使工人有产业进取精神”[1]250，但在马克思的解读逻辑中，工人的这种产业进取精神主要是作为拜物教的观念形式而存在的，它作为生产力的推动要素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生产力基础之间的关联性似乎并没有得到展开。而且，如果参照当代学者对生产关系的动词式的解读视阈，那么，马克思在这里也没有研究工人的这种“走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业进取精神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构到底有何作用，或者说，工人的这种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融入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再走向因危机而灭亡的命运。实际上，马克思是坚信社会实践将“迫使”那些受拜物教观念束缚的雇佣工人既反对拜物教的物质形式，又反对拜物教的观念形式的[2]。而这种社会实践的前提显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因此，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一种被资本主义生产力所决定的社会关系形式，是一个表征性的、名词性的概念。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在当代资本主义的语境中受到了较大的挑战。下面，我们结合对相关观点的阐释，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国外学界有人从生产与消费的新关系的角度来质疑马克思的观点。意大利著名学者莫·拉扎拉托在《非物质劳动》一文中，强调了作为资本主义劳动之未来表现形式的非物质劳动(尽管现在在数量上还不是主要的，但它是当代资本主义劳动形式的未来形态)是身处于一种新型的生产与消费之关系中的。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由于他认定资本有机构成会不断地提高，那么对马克思来说，工人的消费绝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事实，因为工人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于是，尽管工人通过消费活动会沉浸在观念拜物教的泥潭之中，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工人从观念拜物教中苏醒过来也是不可避免的。而对拉扎拉托来说，后福特主义时代的非物质劳动，不仅像福特主义的劳动形式那样把消费整合进了资本再生产之中，而且还把与劳动者的沟通也整合了进去，“非物质劳动的角色是要在沟通的条件和形式里(因而也就是在工作和消费中)不断促成创新和变革。它实现并赋予需要、形象和消费者口味等元素一种形式，而这些产品反过来又变成了需要、形象和口味的有力的生产者。通过非物质劳动(其根本的使用价值已被设定为它作为信息和文化内容的价值)而生产出来的商品的独特性既在于它并不在任何消费行为中被消耗掉这一事实，亦在于它扩大、转变和创造了消费者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环境。这种商品并不生产出劳动力的物理能力；它反而在改造着使用它的人。”[3]按照拉扎拉托的观点，作为消费者的劳动者在这种非物质劳动中实际上是具有自主性的，他不可能不去购买由上述非物质劳动而生产出的商品，因为上述商品的生产正是建立在与他的沟通之基础上的。在这一过程中，不是一般的社会过程如交换过程等成为经济的过程，而是那些更具社会性的过程如语言、沟通等进入了经济的过程，这种新的劳动现象是否还能用马克思意义上的“生产”来界定，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在拉扎拉托看来，这种劳动已经不再是名词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一个事件，它具有事件的特性，它在劳动产品与公众之间建立起了某种创造的开放性，并通过沟通的环节很好地组织了起来。也就是说，公众或消费者通过具有主体性的融入，使整个劳动过程不再具有某种固定的特性，包括必然走向经济危机的特性，而是具有了动词意义上的开放性。
站在马克思观点的立场上，我们很容易看出上述观点中存在的问题。拉扎拉托的非物质劳动尽管在劳动产品上是非物质性的，但在这种劳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所涉及的，却是大量的物质劳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是这些非物质劳动产品，当它们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时，是明确地以跟物质产品同样的作用而呈现出来的。正像英国肯特大学肖恩·塞耶斯教授所说的，“所有的劳动既有物质性的又有非物质性的方面。因为，所有的劳动都发生在社会关系的背景中。在改变物质世界的同时，劳动也维持并改变着社会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它影响、创造、改变主观性。”[4]由此，非物质劳动与物质劳动一样，都在推进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这就要涉及劳资关系的问题，即它并不仅仅是拉扎拉托所谈论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拉扎拉托所解决的，只是作为消费者的劳动者在被沟通的基础上一定会去购买非物质劳动产品，但他没有说明消费者是否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去购买这些劳动产品。实际上，他只是解决了购买的欲望即消费意识的问题，而没有涉及购买的能力即消费能力问题。因此，只有在单纯的认识层面才可能有纯粹的主体性融入，一旦涉及具体的社会历史层面，作为消费者的劳动者只有具备了融入劳动过程的能力，才可能谈得上改变劳动过程的结构并且促使这种劳动过程保持永恒的开放性。
也有人从工人阶级的新变化的角度来谈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开放性。对于这些学者来说，马克思时代的工人由于完全丧失生产资料，因而除非被资本主义观念拜物教所迷惑，否则是不会走向与资本家的合作的。他们不是主动地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的，而是被迫参与这一过程的。而且，由于生产资料的丧失，即使是他们参与其中的这一再生产过程得以不断推进，他们自身也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因此，他们并不期望资本家获得高利润率，他们希望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爆发危机。这是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刚性的内在矛盾结构的原因。而在后福特主义条件下，这种情况发生了重要变化，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了。正像英国学者乌苏拉·胡斯在《高科技无产阶级的形成》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如果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分类方法，现在的那些自营就业者都应划为资产阶级，因为他们拥有一定程度的生产资料，如那些在家工作的自营就业者都拥有电脑等生产资料。“英国每20名工人中有一个人现在每周至少有一天时间在家使用电脑和电信链接传送推进工作过程，北美、斯堪的纳维亚和荷兰的比例还要高一些(但欧洲其他地方的比例要低一些)。这些人中近乎一半是正式自营就业者。因为大多数人都拥有自己的电脑，也许有人会忍不住将这些工人视为21世纪版本的家庭手织工，但单独的一台电脑难道真的算生产资料吗？”[5]有的自营就业者还雇佣了几个员工为自己干活，但他们又都是受雇于多种各样的雇主的。处在这种复杂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之中的工人，已经不再一味地希望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出现危机，而是像资本家一样，希望整个生产过程出现高利润率。因此，他们与资本家之间即使有冲突，也只是“建设性”的冲突。“这种观点的理论基础是产业冲突的原因植根于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之中，冲突的表达方式包含在机构和网络中。尤其是更具破坏性的冲突现象已被限制，并且产业关系尽管仍是矛盾的，但已经变得更具‘建设性’。”[6]而正是这种建设性的冲突，使劳动者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融入更具建设性，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矛盾会得到不断的解决，从而使这种生产关系不再具有名词性，而是具有了动词性。法国调节学派阿格里塔等人基于调节而展开的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未来展望，实际上也是建立在这种思路基础上的。
上述这种解读思路跟当代法国激进哲学中的一些观点很相似。阿兰·巴丢在《哲学与欲望》一文中说：“哲学要保证思想毫不焦虑地接收和接受事件的戏剧性。我们从根本上并不需要关于事物结构的哲学。我们需要的是向所发生的不可简约的事件的单一性敞开的一种哲学，可以从出乎意料的惊奇中获得养料的一种哲学。那么，这样一种哲学就将是事件的哲学。这也是世界，当下的世界对哲学提出的要求。”[7]这种事件的哲学实际上就是把作为名词的事物转变成作为动词的事件。回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问题上，我们要提问的是：说这种生产关系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好呢，还是直接把这种生产关系看成是过程本身？
我的观点是：即使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说，以名词形式而存在的事物结构是不应否认的，尽管对这一点的承认并不意味着对发展过程的否认。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依然存在着，那么，不管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变化，还是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变化，都无法彻底改变这种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都会围绕着资本增值而展开的客观事实。而这一事实决定了不管是作为消费者还是作为劳动者的工人，他们再怎么融入这一劳动过程，也不可能改变被排挤的命运。否则，就无法解决最近出现的“占领华尔街”等事件了。应该说，名词形式的结构恰恰是深入了解动词形式的过程的重要因素。因此，不应该轻易地宣布马克思的解读思路过时了。在这点上，我认为英国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科恩的观点是值得参考的。在他看来，“结构概念为什么必须保留的另一个理由是，有时参考从包含它的过程中将其抽象出来的经济结构本身去解释现象是合适的。或许，自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出现及其力量，部分地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动力，而是由于它的持久的结构上的要求。这当然是马克思的观点。如果我们废弃结构，那我们就容易混淆不同性质的解释类别”[8]。
除了上述两种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动词式解读思路之外，有的学者还从社会控制结构的角度来展开对这一问题的阐释。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就是其中之一。我承认，鲍德里亚的论辩是很有鼓动性的，要想反击他的阐述思路也是有较大困难的。鲍德里亚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一次从生产本位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向控制论的新资本主义秩序的转变。“这一秩序现在追求的是绝对控制：这就是突变，代码生物学理论化给了它武器。这种突变完全不是‘不确定的’：它是整个历史的结果，在这一历史中，上帝、人类、进步以及历史本身都为了代码的利益而相继死亡，超验性为了内在性的利益而死亡，而内在性对应的则是令人眩晕的社会关系操纵中远远更为先进的阶段。”[9]84－85在他看来，这种新资本主义秩序甚至不能再被界定为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为他压根儿就不认为生产方式的思路还能用来解释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秩序。鲍氏认为，如果把资本界定为一种统治方式的话，那倒可以说我们现在仍然处在一种资本主义方式中，因为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秩序恰恰就是一种最纯粹的且最难以辨认的社会统治方式。但必须明确的是，这种控制论的新资本主义统治方式和生产本位主义的资本主义统治方式遵循着完全不同的逻辑，只有前者才真正反映了垄断资本主义的根本特性。因此，它对后者的超越体现的是“所有社会关系的象征性破坏，这种破坏并不是由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完成的，而是由符码的控制完成的。这里发生了资本主义体系的革命，它与工业革命同样重要。”[10]
在一定意义上，鲍德里亚所凸显的已经不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动词性，而是其革命性了。这实际上是一种彻底的动词性。如果这种观点能够成立的话，那正如鲍德里亚批评马克思时所说的那样，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就要过时了，因为它针对的只是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历程。不过，我们还是且慢下结论，先来看看鲍氏对上述观点的论证吧。概括起来，鲍氏的论证由下面三点所构成：
首先，生产或劳动的终结。鲍德里亚认为，从生产本位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向控制论的新资本主义秩序的转变，实际上是和生产的社会形式的消失同时发生的。在前者那里，生产或劳动是一种具有目的性的“力”，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分析，正确地揭示了资本的理性动力及革命的理性动力。而在后者那里，情况则完全不同了。劳动只是在众多符号中的一种符号而已，它像其他事物一样被生产和消费，并与日常生活中的其他东西相互交换。也就是说，劳动不再是生产性的，而只是代码性的，生产过程是否在生产着某种东西，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社会通过这种巨大的劳动符号形式，能够再生产它自身。再进一步，生产的消失也就意味着生产的历史辩证法的消失，由此延伸出来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失去了有效性。
其次，从价值的商品规律向价值的结构规律的转变。鲍德里亚认为，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的确是建立在商品规律的基础上的，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则不同了。如果看不清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这场革命性的转变，依然从商品规律的角度来界定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那显然是一种思想上的“落伍”。因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已经不再像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那样，致力于通过机械化的手段把商品再生产出来，即形成纯粹的商品系列，当然也不再像手工业资本主义时代那样，致力于对产品原型的仿造。上述这两种现象在鲍德里亚的仿象理论中只是代表了第二级及第一级的仿象，而真正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相连的是第三级的仿象。在这种仿象中，符码不是机械化再生产出来的，而是根据其复制性本身而设计或建构出现的。因此，“重要的不是系列复制性，而是调制，不是数量等价关系，而是区分性对立，不再是等价法则，而是各项的替换——不再是价值的商品规律，而是价值的结构规律。”[9]78
再次，仿象的世界是一个超稳定的世界。鲍德里亚认为，在这一世界中，所有的形而上学问题都消失了，所有的“真实”和“真理”都不存在了，因而，所有通向“真实”和“真理”的指涉物都被清除了。在这种仿象时代中，不仅历史规律不复存在，而且，甚至连历史现象的重复性也不可能存在了。既然如此，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然也就不可能具有名词性质，而必然是一个动词。而且还是一个具有绝对性的动词，因为它不仅更改了这种生产关系的内容，而且连其性质也更改了。再进一步，鲍德里亚认为，更为严重的是，在这种仿象时代，人工指涉物本身复活了，“符号是一种比意义具有更大延展性的物质，因为它们适应所有的对等系统、所有的二元对立和所有的组合代数……这是一个超稳定的、程序化的、完美的描述机器，提供关于真实的所有符号，割断真实的所有变故。”[11]面对这个超稳定的世界，鲍氏认为，我们所能做的只剩下用死亡来反对死亡了，“与代码的不确定性和价值的结构规律相对应的从此只有死亡的精细逆转了”[9]7。
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曾指出过鲍德里亚上述观点中存在的问题，他认为鲍德里亚夸大了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差距，把将来的可能性直接视为当下的现实性。“实际上，我更喜欢将鲍德里亚的作品作为科幻小说来阅读，这部小说通过夸大当前的趋势来预测未来，从而对当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将会发生什么提出了警告。”[12]客观地说，我不完全同意凯尔纳的评价，这不仅因为在我看来鲍德里亚所讲的一些东西现在正在变成现实，而且更重要的是，即使某些东西还不是当下的现实，但正像即使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业生产也不是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领域，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是一部科幻小说一样。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是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律，由此而论，如果鲍德里亚通过仿象概念所揭示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本质的话，那么即使是尚未完全实现的东西，我们也不能像凯尔纳所说的那样，把它仅仅当做一部科幻小说来读。
我这么说倒并不是要为鲍德里亚的观点辩护。恰恰相反，我认为，鲍氏的观点在学理上是存在问题的。他光说生产终结了，却没有说明生产为什么会终结；他光说当代资本主义完成了从价值的商品规律向价值的结构规律的转变，却没有说明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是什么样的社会变化导致了上述转变的发生。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当他在上述第三个观点中把仿象的世界称为超稳定的世界时，他的论证逻辑其实是：先指认事实，然后从这种事实推出结论。殊不知，他所谓的这种事实其实是某一种社会历史过程的结果，即是伴随着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而出来的。因此，如果像鲍德里亚那样，不首先去了解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及其内含的矛盾性，那么，当他仿真时代这一新的社会特点时，就不可能把握住这种仿真时代之所以出现的社会经济背景，同时也不可能把握住这种仿真时代所内含的社会经济矛盾。因此，当他面对这种符号世界而无奈地把它称为超稳定的世界时，这种仿象世界内部的矛盾说不定正在不断地增强呢。脱离了对经济矛盾线索的研究而单纯地去考察资本的权力结构，其结果至多只能是社会学或文化意义上的权力结构，它不仅无法触及资本权力结构的真谛，而且还很容易过度夸大这种权力结构的超稳定性。从方法论上说，我们在批评以前的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时，如何避免走另一个极端，单纯地走向日常生活的线索，这倒是一个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方法论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展开其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时，大多是有特定的前提条件的，有的甚至是把它当做当时条件下推动革命发生的方式或手段的。我们不应该把他们的理论直接当做现成的观点或深刻的理论推进来加以简单地接受，而是应该在借鉴其长处的前提下思考我们自己的理论建构框架。
其实，鲍德里亚所谓的控制论的新资本主义统治方式无非是当代金融资本主义在展开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某种新的特征而已，它完全没有鲍氏说的那么玄妙。此阶段的金融资本已经不再通过为工业资本融资而使自身增值，而是直接为自身融资，即不通过工业资本的力量而完成自身的增值。这使其的确不再关心生产什么，而只关心自己是否能够掌控社会力量来使自身增值。这一状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随着世界范围内生产领域中的竞争不断加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剩余资本在生产领域中获得利润的空间不断被压缩，这导致这些剩余资本开始转向投机性的虚拟经济，以期能获得足够的利润空间。此阶段的金融资本通过绑架银行并进而绑架了政府，造成了政府处于对其投机性的无限权力无可奈何的状况中，因为即使金融资本出了些问题，政府也必须拯救，否则整个经济体制就会完蛋。由此，金融资本的统治权被抬高到了夸张的程度。同时，此阶段的金融资本还通过与新技术产品的结合来获得其统治权。实际上，当代的新金融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与知识经济等浪潮绑架在一起的。“金融引导的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特征在于以下两种主要动力之间的相互推动：市场金融与ICT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的传播。很显然，这两部分并非互不相关，而是相互促进的。经济的金融化使新技术的传播成为可能，而广泛的技术变迁催生了以金融为引导的经济体制。”[13]19这一特点使金融资本主义即使在生产领域(即知识产品的生产领域)也更加侧重于获得控制的权力，而不再是产品的生产，其原因在于对于生产ICT产品的资本家来说，获得对这种产品之标准或模式的设置权，要比简单地多生产一些产品显得重要得多。法国调节学派的代表人物阿格里塔对此曾有过精彩的分析，“总体上说，人们获得信息技术产品并非只为了个人所用，而是为了增加其与他人建立联系的能力，以保证其与他人沟通的方便性。这些产品的使用者受其他人在选择产品或技术时的偏好性的影响很深。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软件：知道并使用某种软件的人越多，这款软件下一步的需求量就会越大。由此，对于这些信息产品的生产商来说，是否能够建立起产品的模式或标准就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了。”[13]15这实际上就是鲍德里亚讲的从价值的商品规律向价值的结构规律的转变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碰到这样的例子，当大多数电脑用户在使用微软操作系统的时候，即使是苹果电脑的销售商也不得不接受电脑用户所提出的安装微软系统的要求，因为微软系统在我们周围的用户中已经建立了绝对的权威。
如果我们从上述角度来切入，那么问题就会显得清晰得多，决不至于滑向鲍德里亚所说的仿象世界是一个超稳定世界的结论，因为金融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性不仅已经被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在欧美国家的金融危机所证实，而且在理论上也已经被诸多的学者所解读。英国学者哈维指出，“尽管金融力量无疑令人敬畏，但其还远没有达到无所不能和毫无限制地推行自己意志的地步。与工业、农业活动中的价值创造相比，金融永远更容易受到攻击。”[14]意大利学者阿里吉也曾说过：“但是，假以时日，通过经济过程以及相应的社会和政治过程，金融扩张往往动摇了现存秩序。在经济上，金融扩张系统地把购买力从由需求创造的对商品(包括对劳动力)的投资转向囤积和投机，从而恶化了现实问题。在政治上，金融扩张往往与新力量组合的崛起联系在一起，从而破坏了现任霸权国家把体系范围竞争加剧转为对己有利的能力。而在社会上，金融扩张导致大规模的报酬再分配和社会错位，往往激起那些现存生活方式遭受打击的从属群体和阶层的抵抗和造反运动。”[15]这里哪有什么鲍德里亚所说的超稳定世界的可能性？鲍德里亚明显地把当代资本主义统治结构的永恒性当成一个当然的前提了，而这恰恰是不能成立的一个伪命题。
当然，我在此处并不是要得出如下的结论：哈维、阿里吉是深刻的，而鲍德里亚是肤浅的。实际情况是：哈维、阿里吉等从经济的角度切入当代资本主义分析的学者，虽然较好地抓住了社会矛盾的分析，但的确也没有较多地谈论资本的文化霸权问题，这是他们理论中的一个弱点。而鲍德里亚等从文化、社会学等角度切入的学者则明显地忽略了经济矛盾的分析，仅从日常生活的层面来展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解读路径，这使其表现出对社会现象的分析能力较强、而对社会本质的解读能力较弱的特点。事实上，在当代西方左派学界，从经济学视角切入的分析思路与从文化、社会学、人类学等角度切入的分析思路之间，基本上没能很好地结合起来。我在上面提到的法国调节学派的阿格里塔教授，应该说是一个例外，因为他是想打通经济与文化、社会等层面之间的关系的，尽管实际上做得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依我看，我们现在在建构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时，就应该很好地注意这个问题，以避免在当代西方左派学界出现的问题在我们这儿重演。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现在再回到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范畴的词性问题上来。即使是像鲍德里亚这样的大呼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革命性(即绝对动词性)的学者，其实也只是因为其学理层面上的欠缺性才得出上述观点的。而正像上述分析中所指出的，只要我们深入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层面，就不难发现其生产关系之内在矛盾依然存在着，这种矛盾尽管与马克思时代的生产关系矛盾性相比要显得更加复杂一些，但其本质依然没变，那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所以，我们说，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范畴既不是一个僵化的名词，也不是一个无本质规律性的动词，而是一个在本质层面具有名词性、在现象层面具有动词性的辩证法的概念。
收稿日期：201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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