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务业增长的特点、原因及影响——鲍莫尔—富克斯假说及其经验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莫尔论文,假说论文,中国论文,服务业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基于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实际，较为系统地检验了著名的鲍莫尔—富克斯假说，并得出以下结论：中国整体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其就业份额增长相对较快的主因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滞后；服务需求与服务部门发展处于一种极不均衡的状态；各类服务需求几乎都缺乏价格弹性且近年来服务价格不断上涨，因此很容易引发“成本病”；中国服务业及其各部门占GDP的比重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呈现不同变化。
服务业在各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服务业地位的上升主要表现为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与就业比重的不断增加。而以劳均增加值增长率衡量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服务业就业增长以及服务需求弹性等相关问题则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对这些问题的最早研究是著名的鲍莫尔—富克斯假说。这一假说是由Baumol和Fuchs分别于1967年与1968年提出的。（注：W.J.Baumol，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57（June 1967），pp.415—426.V.Fuchs，The Service Economy.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68.）该假说提出了“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论”、“服务业就业增长过快论”以及，“成本病”理论等相互关联的重要经济学思想，受到理论界的广泛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业总体增长速度较快，但与世界其他经济体相比，存在明显的“三低”现象，即服务业的增加值比重偏低、就业比重偏低和劳均增加值偏低。在“三低”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些与鲍莫尔—富克斯假说密切相关的问题。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内容安排为：第一节回顾鲍莫尔—富克斯假说及相关文献，第二节讨论分析方法与计量模型，第三、四节是关于中国的基本数据与检验结果，最后是结论。
一、鲍莫尔—富克斯假说
鲍莫尔—富克斯假说（Baumol-Fuchs Hypothesis）的基础模型是Baumol的两部门非均衡增长宏观经济模型。这一模型研究的出发点是当时美国城市日益增长的财政危机问题，但后续的研究表明，该模型所蕴涵的思想特别适用于分析服务业。鲍莫尔—富克斯假说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与其他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第二，服务业就业增长相对较快，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因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滞后；第三，服务的需求弹性对服务业增长有重要影响。较低的价格弹性会导致“成本病”（cost disease）问题，且经验分析发现，服务需求的收入弹性并不明显大于1（注：Fuchs估算美国20世纪60年代整体服务的收入弹性为1.12；Houthakker and Taylor估计私人服务收入弹性在0.5—2.2之间，大多数服务的收入弹性接近1（参见H.Houthakker，and L.Taylor，Consumer Demand in the United States，1929—1960.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6）；Inman估算政府服务收入弹性为0.6—1.2（参见R.Inman，The Fiscal Performance of Local Governments：An Interpretative Review.In P.Mieszkowski and M.Straszheim（eds.），Current Issues in Urban Economics，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pp.270—321）；Summers对1975年34个国家的各类服务的收入弹性进行估算，结果为0.912—1.458，总体服务收入弹性为0.977；Grubel and Walker认为，服务需求的收入弹性并不高，平均说来大约等于1（参见H.Grubel，and M.Walker，Service Industry Growth：Causes and Effects.Fraser Institute，1989）；Bergstrand以及Falvey and Gemmell估计的服务收入弹性大于1（参见J.Bergstrand，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Real Exchange Rates and National Price Levels：Some Empirical Evidenc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1（1991），pp.325—334.R.Falvey，and N.Gemmell，Explaining Service—Price Differences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1，no.5（1991），pp.1295—1309）。）。
Baumol通过构造一个简单的两部门非均衡增长模型，讨论了服务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及其相关宏观经济涵义。他假定有两个部门——“停滞部门”（stagnant sector）和“进步部门”（progressive sector），前者（主要指服务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零，后者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正；还假定劳动为惟一要素投入，不同部门的劳动收入即工资相同，并且名义工资与平均劳动生产率按相同的速度增长。于是有生产函数：
Y[，st]=aL[，st]；Y[，pt]=bL[，pt]e[rt]
其中，Y[，st]和L[，st]分别表示停滞部门在t时的产出与劳动投入；Y[，pt]和L[，pt]分别为进步部门在t时的产出与劳动投入；a和b为技术参数；r为进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根据假定，r＞0，且工资W[，t]=We[rt]。
由此，Baumol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如果进步部门单位产出成本不变，则停滞部门的单位产出成本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升并趋于无穷大。（2）如果对停滞部门产出的需求富有价格弹性，则停滞部门的相对产出将趋于零，即该部门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消失。（注：这里模型实际上隐含着这样一个假定，即部门间劳动力相对比重不变。这是不切实际的，并且与随后的结论相矛盾。Keren就曾发现这一问题，见M.Keren，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Com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62，no.1（March 1972），p.149。我们在第二部分对Baumol模型的扩展中消除了这一问题。）（3）如果对停滞部门产出的需求缺乏价格弹性，则劳动力将不断地转移到该部门，而进步部门的劳动力比重将趋于零。（4）如果要实现均衡增长，总体经济增长率将趋于零，也就是说，若要保持两个部门的实际产出比重不变，则由于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进入停滞部门，经济增长将最终趋于停滞。
Baumol的非均衡增长模型表明，在生产率增长内在不均衡的经济中，由于名义工资的同水平增加，则停滞部门即服务部门的成本（主要是工资成本）将不可避免地不断累积、无限上升。（注：服务部门成本的上升必然导致服务价格的上涨，从而造成整个经济的通货膨胀倾向。这一通货膨胀倾向是经济非均衡增长的结果。）其结果是，如果该停滞部门的需求价格弹性（绝对值）较低，则对其产品即服务的消费的成本将越来越大，即出现Baumol所说的“成本病”现象。如果该停滞部门具有较大的价格弹性，则人们将因消费成本越来越高而不得不减少对它们的消费，致使其市场逐渐萎缩甚至消失。服务部门的“成本病”不仅会给政府带来严重的财政困难（因为人们无法完全负担得起服务费用，政府不得不提供财政资助），而且会对服务业自身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即导致服务质量的下降和服务提供的家庭化与非市场化。
Baumol模型对服务业增长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同时也遭到了很多批评。（注：M.Keren，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Com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62，no.1（March 1972），p.149.R.Towse，Baumol’s Cost Disease.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nc.MA，1997.）为此，Baumol对其进行了一些修正，在原有两部门模型的基础上，引进第三个部门，即同时具有“进步成分”和“停滞成分”的“渐进停滞部门”（asymptotically stagnant sector）。（注：W.J.Baumol，S.B.Blackman，and E.N.Wolff，Unbalanced Growth Revisited：Asymptotic Stagmancy and New Evidenc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75，no.4（September 1985），pp.806—817.）三类部门的生产率非均衡表现为，进步部门生产率增长较快，停滞部门生产率缓慢甚至停止增长，渐进停滞部门生产率先较快增长但随后会停滞下来。如果要保持三类部门的实际产出均衡增长，则劳动力将会不断地转移到停滞部门和渐进停滞部门的停滞部分，这两个部门在产出总成本中的比重也将不断上升。因此，Baumol认为，停滞的服务部门的“成本病”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可能要比早期模型讨论的严重。（注：理论上，任何产业都可以分解为“进步成分”和“停滞成分”。若以劳动生产率来衡量，“进步成分”中劳动被资本替代，表现为一种资本不断深化的工业化过程；“停滞成分”则相反，表现为劳动替代资本的反工业化过程。将大多数服务行业归于“停滞部门”或“渐进停滞部门”，是因为服务与商品、服务业与制造业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参见黄少军《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以及程大中《商品与服务：从分离到综合》，载《经济学家》2002年第2期。）
Fuchs则从考察美国经济中日益重要的服务业就业开始，探究了可能引起服务业就业较快增长的三个原因：（1）服务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即当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时，实际人均服务消费将以大于收入增长率的速率增长。因此，服务不仅消耗了国民收入的越来越大的份额，而且吸纳了国民就业的越来越大的份额。（2）随着经济增长与分工深化，原先在公司或家庭内部提供服务转变为从市场上购买服务。服务的提供量可能与以前没有什么两样，但不同的是，这些服务变得市场化了，而且，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还导致了服务的较高质量和（或）较低的平均成本，进而导致对这些服务的需求和生产的增加。（3）服务业相对于其他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说明了国民经济中服务业就业的日益重要。低于平均水平的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率意味着服务业平均成本高于整体平均水平。如果服务需求对于价格上升相对不敏感，那么，随着国民经济的进一步扩张，服务业就业在总就业中的比重将不断增加：Fuchs基于美国1929—1965年服务业数据进行了宏观计量分析（注：Fuchs发现，按不变价计算，美国1965年服务业产出份额与1929年相当。这说明，服务产出量与收入几乎同步增长，从而意味着总体服务需求的收入弹性等于1，所以，第一个原因站不住脚。关于第二个原因，Fuchs通过比较1947年和1958年的投入—产出表，认为服务业就业增长中不到10％的部分可归功于中间需求的增长。Fuchs估算的美国1929—1965年期间工业与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分别是2.2％和1.1％。），得出结论：虽然上述每一种原因都是有根据的，并且都解释了服务业增长的一部分，但对于美国经济中日益重要的服务业就业的最主要解释，则是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
鲍莫尔—富克斯假说引起了理论界的极大兴趣，从而诱发了一些有价值的后续研究。Haig以澳大利亚1960—1970年服务业增长的事实，验证了Fuchs提出的关于服务业就业增长的三个原因。（注：B.Haig，An Analysis of Chang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Employment between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Industries，1960—1970.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57，1975，pp.35—42.）Spann将Baumol的非均衡增长模型用于公共部门扩张原因的讨论。（注：R.Spann，The 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 and the Expanding Public Sector.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8，1977，pp.397—404.）Summers、Saxonhouse和Leveson分别从跨国—跨部门角度、日本和美国的角度，对鲍莫尔—富克斯假说进行了检验，他们的研究结果基本上都支持这一假说。（注：R.Summers，Services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G.Saxonhouse，Services in the Japanese Economy.and I.Leveson，Services in the U.S.Economy.In Inman（eds.），Managing the Service Economy：Prospects and Problem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Solow提出著名的“Solow悖论”，即：除了在生产率的统计数据上，你可以在任何方面看到计算机时代的来临。（注：R.M.Solow，We’d Better Watch Out.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12，July 1987.）Triplett发现服务业很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率很低，甚至为负值。（注：J.Triplett，Productivity in the Service Sector.Brookings Institution Working Paper，January 2000.）另外，库兹涅茨（S.Kuznets）、钱纳里（H.Chenery）等还从产业结构演变的角度，讨论了服务业的特殊性：就业比重不断上升、劳动生产率因产值份额不变而停滞或下降。（注：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钱纳里、鲁宾逊、塞尔奎因：《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但也有对鲍莫尔—富克斯假说提出质疑的。以Griliches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主要是统计学家）认为，由于服务部门的“不可测度性”，服务业的产出与生产率核算存在误差，现行的统计方法都大大低估了服务业的产出和生产率的增长。（注：Z.Griliches，Output Measurement in the Service Sectors.NBER 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vol.56，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Riddle则指出，不能孤立地看待服务业生产率，服务业的发展因其“黏合剂”作用而提高了经济总体生产率。（注：D.Riddle，Service-led Growth：The Role of Service Sector in the World Development.Praeger Publishers，1986.）但这一看法仅是以一种思想而不是以经验研究的结果提出来的。
二、分析方法与计量模型
我们将Baumol提出的简单模型进行扩展，以便于对中国的经验分析。这些扩展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Baumol于1967年提出的简单模型假定停滞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零（即r[，s]=0）。而Inman则指出，事先假定r[，s]=0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停滞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落后于进步部门，并不仅仅意味着r[，s]=0，也可能表现为r[，s]＜0，甚至r[，s]＞0。所以，应该将停滞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与进步部门进行相对比较。（注：R.Inman，Managing the Service Economy：Prospects and Problem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根据Inman的这一思路，我们并不事先假定停滞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零。第二，Baumol模型隐含着“部门间就业相对比重不变”的假定。这不仅不切实际，而且还导致Baumol模型本身前后矛盾。Keren很快指出这一点。（注：M.Keren，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Com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62，no.1 （March 1972），p.149.）我们的扩展解决了这一问题。第三，在Baumol的理论模型中，并没有专门指明农业部门是停滞部门还是进步部门。但在经验分析中，Baumol则将农业部门划归进步部门，这显然是基于美国农业发展的实际。中国的农业部门无法与美国的农业部门相比，特别是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所以，在本文的模型设定与经验分析中，我们暂不考虑农业部门，只是将制成品部门与整个服务业及其各部门分别进行比较。这是适当的，因为中国的农业部门积存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其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却是很低的。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扩展后的模型不仅纠正了原模型中不切实际之处，还使得Baumol的理论思想与Fuchs的经验分析更为清晰地相互印证。模型扩展后的基本结论在鲍莫尔—富克斯假说与本文关于中国服务业的经验分析之间架起了桥梁。
我们假定考虑两个部门——制成品部门（m）和服务部门（s），各自生产技术分别为（注：这里模型的不足之处可能在于它仅考虑单要素（即劳动力）生产率，忽略了资本等其他要素的结构变化，因此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角度，该模型有待进一步的扩展。但从有效性方面，该模型从技术层面就可以解释现实发生的产业结构变动，而无须借助于需求方面的恩格尔定理。更为重要的是，Baumol在1985年的经验检验中也根据TFP进行了部门分类，但分类结果与根据劳动生产率进行的部门分类没有区别。）：
Q[，m]=aL[，m]e[r[，m][t]]，Q[，s]=bL[，s]e[rt[，s]] （1）
两部门在t时的产出Q[，m]和Q[，s]取决于劳动投入L[，m]和L[，s]，劳动生产率增长率r[，m]和r[，s]，以及技术参数a和b。两部门总劳动为L[，m]+L[，s]=L。对两种产出的需求受预算约束（等于每个劳动力的工资W），则每个劳动力的服务需求取决于服务对制成品的相对价格p[，s]/p[，m]、每个劳动力的工资收入w，以及外在性冲击（随时间而变动的速率为Δ），即：
Q[，s]/L=c（p[，s]/p[，m]）[β]W[α]e[Δt]（2）
公式（2）中的β和α分别表示服务需求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对制成品的需求为：
p[，m]（Q[，m]/L）=W-p[，s]（Q[，s]/L） （3）
若假定制成品为计价产品即P[，m]=1；工资由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均衡决定；利润极大化企业对劳动的需求基于单位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其工资。于是，两个部门的劳动力边际产品分别为：
Q[，m]/L[，m]=mp[，m]=ae[r[，m][t]]，Q[，s]/L[，s]=mp[，s]=be[r[，s][t]]（4）
根据利润极大化条件，则W=p[，m]ae[r[，m][t]]=ae[r[，m][t]]（5）
市场竞争的结果是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单位投入的边际成本在制成品部门为W/（mp[，m]），在服务部门为W/（mp[，s]）。于是两个部门的相对价格为：
P[，s]/P[，m]=（a/b）e[（r[，m]-r[，s]）t]（6）
如果制成品部门劳动生产率高于服务部门即r[，m]＞r[，s]，则服务相对价格随时间而上升，即（p[，s]/p[，m]）/t＞0。服务部门就业份额（占两个部门总就业的比重）为L[，s]/（L[，s]+L[，m]）=L[，s]/L=l[，s]。则
L[，s]=（Q[，s]/b）e[-r[，s][t]]，L[，s]/L=[Q[，s]/（bL）]e[-r[，s][t]]（7）
在均衡状态下即均衡的相对价格和工资，每个劳动力的服务产出等于其服务需求。
其中A=（c/b[β]）α[α+β]。将该式代入（7）式并求微分，可推出服务部门就业份额的均衡增长路径：
（dl[，s]/dt）/l[，s]≡i[，s]= Δ+（α-1）r[，m]+（1+β）（r[，m]-r[，s]）（9）
公式（9）是进行经验分析的基本计量模型。该模型表明，在服务业就业份额的增长、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服务需求弹性以及制成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等因素之间，存在着鲍莫尔—富克斯假说所蕴涵的内在联系。在生产率增长不均衡的两部门（制成品部门和服务部门）经济中，如果劳动力工资以r[，m]比率增长，工资收入增长r[，m]使得对服务的需求增长r[，m]α，而所有产出必须以r[，m]速率增长。只有当服务产出增长成比例地大于总体增长，即当r[，m]α＞r[，m]或r[，m]（α-1）＞0时，服务就业份额才会上升；相反，若r[，m]（α-1）＜0，服务就业份额则下降。因此，（α-1）r[，m]这一部分可以用来检验上面提到的鲍莫尔—富克斯假说的第三个观点以及Fuchs提出的第一个原因。Δ衡量了由家庭生活结构变化（比如女性就业增加）或商业实践变化（比如“外包”，即服务提供的外部化、市场化）而引起的对服务需求的外在性冲击。这实际上可以解释Fuchs提出的第二个原因。等式右边的第三部分（1+β）（r[，m]-r[，s]）表示服务部门生产率增长滞后的效应，这恰恰可以用来检验鲍莫尔—富克斯假说以及Fuchs提出的第三个原因。如果制成品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大于服务业，即r[，m]＞r[，s]，则随着时间推移，生产服务将变得相对昂贵，这将会增加服务业的就业份额。然而，服务价格的相对上升将使服务需求以β比率减少，需求的下降将减少总就业中的服务业比重，其净效应是（1+β）（r[，m]-r[，s]）。（注：与Fuchs的宏观计量分析一样，这里的均衡分析也可以证明，在1929—1965年期间，美国服务业就业比重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比如，将Fuchs提供的1929—1965年美国服务业若干指标代入公式（9）进行验证，可得Δ=0.0025，因此，在对服务业就业比重增长的解释中，生产率增长滞后解释其中的55％，收入增加解释14％，外在性冲击则解释剩下的31％。）
三、基本数据
服务业统计核算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中国在这方面的问题更为突出。目前中国服务业还存在行业划分标准与国际统一标准不相一致的问题：国内服务业有关统计依据的是国内产业的划分标准，服务进出口依据的是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BOP）的划分标准，而中国的服务贸易承诺减让依据的则是WTO分类标准。因此，考虑到中国服务业统计数据的准确性问题，本文的经验分析将是十分谨慎的。
受到数据细分程度及可获得性的限制，本文对服务业及其各部门的划分作如下安排：整体服务业用通常的第三产业代替，但不包括农林牧渔服务业（属于第一产业）和建筑业（属于第二产业）；主要服务部门包括10个，即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以及其他服务行业。（注：2003年5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出台了新的三次产业划分方法。根据新规定，第三产业包括交通运输等15大类。但农林牧渔服务业仍划归第一产业，建筑业归属第二产业。按WTO分类标准，这两者属于服务业。每个服务部门内包括的服务也存在很大差异，但更细的经验分析却因为目前统计数据的限制而无法进行。）另外，与整体服务业及其各部门进行比较的制成品部门用第二产业代替，中国第二产业包括工业（采掘业、制造业以及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和建筑业。
本文考察整体服务业的时间跨度为1978—2000年，同时分两段即1978—1990年和1991—2000年；10个服务部门的时间跨度为1991年至2000年。有关原始数据均从各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上得到。整体服务业与第二产业的增加值按照1990年的不变价格指数进行折实换算，10个服务部门的增加值则分别按照1991年的不变价格指数进行折实换算。服务业及其各部门的就业份额根据比较的对象并按照公式L[，s]/（L[，s]+L[，m]）=l[，s]确定，即整体服务业就业份额等于服务业就业总数除以其与第二产业就业总数之和，10个服务部门的就业份额则分别等于各服务部门就业分别除以其与第二产业就业总数之和。劳动生产率以实际劳均增加值指标表示。有关整体服务业与10个服务部门的就业份额和劳均增加值的统计信息列在表1中。
表1 中国服务业及各主要部门就业份额与劳动生产率的统计描述
就业份额（％）劳动生产率（亿元/万人）
部门
均值标准差 均值标准差
整体服务业 46.980.92 0.4980.023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10.780.11 1.2330.097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20.750.59 0.7310.021
金融、保险业1.790.04 6.5480.231
房地产业0.490.03 8.5950.140
社会服务业 4.490.19 1.0170.043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2.990.14 0.6820.053
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 8.720.19 0.5200.046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1.140.02 0.9730.105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6.530.16 0.8650.058
其他服务行业
20.681.38 0.0290.001
注：整个服务业考察的时间为1978—2000年，各主要分部门考察的时间为1991—2000年。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计算。
从表1可以看出，在就业份额方面，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很低，分别不到2％。而批发和零售贸易与餐饮业、“其他服务行业”的就业比重超过20％。与目前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服务业就业结构相比，中国服务业是劳动力密集型部门占据主导地位，而资本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服务部门所占比重偏低。从标准差看，只有“其他服务行业”的标准差大于1％，反映出服务业就业的基本稳定性。这与Fuchs的分析是一致的。Fuchs在讨论服务经济稳定性时，重点分析了服务生产的稳定性和服务业就业的稳定性，并且指出，在生产周期波动相同的情况下，制造业的就业状况将比服务行业的就业状况有更大的变化。
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整体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一直很低（0.498亿元/万人），只相当于美国的1/9（注：程大中：《服务业就业与服务贸易出口：关于中国和美国的对比分析》，《世界经济》2000年第11期。）。在10个服务部门中，劳动生产率最高的是房地产业（8.595亿元/万人）（注：我们另一项相关研究表明，从全国平均情况看，年劳均增加值与劳动力年均工资之间相关度最高的服务部门是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房地产业的年劳均增加值与劳动力年均工资之间几乎不存在相关性。房地产业的工资—增加值比普遍较低，说明房地产业具有很强的资本密集型特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房地产业可能是一个暴利性行业。参见程大中《中国服务业增长的地区与部门特征》，载《财贸经济》2003年第8期。）和金融保险业（6.548亿元/万人），最低的是“其他服务行业”。另外，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等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高。从标准差看，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波动幅度较大。
四、检验结果
（一）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及其滞后程度
从整体服务业角度（见表2），以劳均增加值增长率衡量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只有3.67％，不到第二产业增长率的一半。在1980、1990、1994和1995年，服务业的劳均增加值还出现过4次负增长。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波动幅度大于1％，相对波幅超过第二产业。在除1981、1982和1986三年外的其他所有年份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均低于第二产业。最高滞后程度达15.63％（1994年），平均滞后程度为3.84％。
表2 整体服务业的就业份额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及其滞后程度（％）
注：由于采用四舍五入方法，所以关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程度”（r[，m]-r[，s]）的计算数值有点出入。
资料来源：同表1。
由表2还可以看出，在整个样本期内，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较好、较持续的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服务业在整体经济中始终处于被抑制的状态。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理论认识上的拨乱反正，服务业问题逐渐被提升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高度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服务业发展的潜能得到了突然释放。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整体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滞后程度在扩大（1978—1990年平均滞后0.32％，1991—2000年平均滞后8.06％）。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在服务领域产生的积极效应似乎已经耗尽，致使服务业自身的生产率增长出现滞缓。第二，20世纪90年代，第二产业（主要是工业）的改革力度在加大，改革步伐在加快，以“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为核心的工业企业微观经济改革所产生的积极效应逐渐显现，从而提高了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长率，进而拉大了与服务业的距离。第三，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服务业就业面临着来自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第二产业下岗人员分流的双重压力，从而极大地制约了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注：劳动力过多地流向服务业（主要是传统服务业），还会导致“非正式部门”的丛生。“非正式部门”可以吸纳更多劳动力，但其负面影响也是很大的，会带来并加剧寻租行为和地下经济、导致社会关系的扭曲、加剧社会收入的不平等，从而引发经济不稳定和社会动荡。参见黄少军《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因此，从促进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角度审视，继续深化服务领域各项改革，通盘考虑全民就业，适时调整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再讨论服务业分部门情况（见表3），10个服务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及相对于第二产业的增长滞后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方面，20世纪90年代，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最为迅速，达到年均11.99％。与此相对照，“其他服务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却为负值。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金融保险业与房地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较为缓慢，不足4％。金融保险业与房地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不佳表现出乎人的预料。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较为迅速，年均增长率超过10％。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与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大致相当，增长率约为8％。
表3 主要服务部门劳动生产率（亿元/万人）增长率及其滞后程度（％）
资料来源：同表1。
从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程度看，十分醒目的是，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是10个服务部门中惟一不滞后的部门，超出第二产业增长率0.23％。滞后程度最严重的是“其他服务行业”，达13.09％，其次是房地产业（9.54％）、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9.06％）、金融保险业（8％）。另外从标准差可以看出，除了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三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波动较为平稳外，其他部门的波幅都是很大的。
（二）服务业就业份额的增长
由表2可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整体服务业就业份额的年均增长率为1.32％，只有1982年、1985年和1986年的增长率为负值，增长率最高的年份是1994年（3.51％），超过3％的年份还有1984年（3.33％）和1995年（3.09％）。1978—1990年的就业份额年均增长率（0.97％）小于1991—2000年的增长率（1.73％）。总体就业份额增长的波动幅度较小。
分部门分析（见表4），1991—2000年，就业份额年均增长率大于0的服务部门有6个，其中“其他服务行业”、房地产业增长最快，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金融保险业、社会服务业的增速均超过2％，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约等于1％。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等4个部门的就业份额年均增长率小于0，但在20世纪最后几年里，这些部门的就业份额还是出现了较快的增长，这一情况反映在标准差上，就表现为较大的就业份额增长波动。
表4 主要服务部门的就业份额增长率（％）
资料来源：同表1。
基于公式（9）进行的关于中国服务业及其各部门就业份额增长原因的计量分析结果列在表5中。
表5 基于公式（9）的计量分析结果
括号内的数据为t统计值，*、**和***分别表示估计值在0.1、0.01和0.00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异于零。
注：各方程的因变量为就业份额增长率。其他参数的含义见第二部分内容。
根据鲍莫尔—富克斯假说及Fuchs提出的服务业就业份额增长三原因，从表5可知：（1）整体服务业及其各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的系数符号基本符合理论预期，但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滞后系数不显著，其主要原因为，也正如前面所分析的，该部门是10个服务部门中惟一不滞后的。另外，1978—1990年期间整体服务业的滞后系数也不显著。（2）服务需求的恩格尔效应只是在房地产业的就业份额增长中发挥正的作用，但在其他服务部门以及整体服务业（包括各个时期）就业份额增长中要么发挥负面作用，要么作用不显著。（3）服务需求的外在冲击对服务业就业份额增长的影响较弱且很不确定，只是在整体服务业（包括各个时期）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负面冲击）、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等部门较为显著。（4）整体服务业的整个时期方程和1978—1990年方程的
较小，分别为0.307、-0.029。这表明，在解释这些时段整体服务业就业份额增长方面，还有其他重要解释变量未能包括在模型当中。（5）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方程中的所有系数都不显著，而且很小，只有0.024。这表明本文设定的计量模型不适合对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解释。（6）剩余9个服务部门以及整体服务业在1991—2000年的拟合优度都很好，较大，有的甚至高达0.99。（7）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等5部门的所有影响因素系数都很显著。（8）分析结果支持鲍莫尔—富克斯假说以及Fuchs讨论的第三个原因，即服务业就业份额增长相对较快的主因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滞后。
（三）服务需求弹性的估计
根据表5的回归方程可以计算出中国服务需求的价格弹性与收入弹性（见表6）。从表6可以发现：第一，在收入弹性方面，除了房地产业的收入弹性值大于1外，其他服务部门以及整体服务业（包括各个时段）均小于1（但有7个弹性系数是不显著的），且差异较大。这说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服务的消费需求是增加的，但实际增加的相对幅度不同：房地产业增加的幅度远远大于收入水平增加的幅度，显示出较强的弹性，但其他服务部门及整体服务业的增加幅度则不如收入水平增加的幅度；在不包括房地产业的其他各服务部门中，除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的收入弹性接近1以外，其他部门的收入弹性都是很小的。这一发现与Falvey和Gemmell利用1986年联合国ICP（th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ject）项目第四阶段的数据对57个国家进行分析的结果有很大不同，后者估算的各服务部门的收入弹性均大于或接近1。（注：R.Falvey，and N.Gemmell，Are Services Income-elasticity？Some New Evidence.The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no.3（Sept.1996）.）这一差异表明，一方面，中国的服务需求与服务部门发展处于一种极不均衡的状态；另一方面，中国的收入水平即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很低。（注：根据微观经济学的弹性理论，这里的房地产业是“奢侈品”，其他服务为“必需品”。作为必需品的服务部门所占比重偏大。）
表6 中国服务需求的收入弹性与价格弹性估计
部门与时段
收入弹性（α） 价格弹性（β）
1978—2000年0.9569 -0.8439**
整体服务业1978—1990年0.9714 -0.8663
1991—2000年0.8613 -0.7463**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0.2574*-0.3536**
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0.8510 -0.5542**
金融、保险业0.3267**
-0.2668***
房地产业2.1261**
-0.7339*
分部门社会服务业 0.8888 -0.3643***
（1991—2000）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0.3667*** -0.3706***
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 0.3682*-0.3298***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0.5445 -0.4642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0.1562**
-0.2243**
其他服务行业0.3784 0.174***
注：由于α（收入弹性）和β（价格弹性）是根据表5的估计值计算得出，所以*、**和***分别表示α在0.1、0.05和0.01水平上显著异于1，β在0.1、0.05和0.01水平上显著异于-1。
第二，在价格弹性方面，“其他服务行业”的表现比较奇特：价格弹性为正数，具有“吉芬物品”的特点。另外的9个服务部门及整体服务业的价格弹性表现正常，但绝对值均小于1。其中，有7个服务部门的价格弹性绝对值不足0.5（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价格弹性系数不显著，前面已证明该部门是不滞后的）。这说明中国的各类服务需求几乎都是缺乏价格弹性的，而这些服务部门根据前文的分析又都是“停滞部门”。根据鲍莫尔—富克斯假说，如果停滞部门的需求价格弹性（绝对值）较低，则对其服务的消费成本将越来越大，于是就会出现“成本病”现象。华而诚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国服务业呈现“滞胀”的景象，即一方面服务业发展速度落后于其他经济领域，另一方面，许多服务行业的价格却急剧上升，远远高于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升幅。（注：华而诚：《论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性地位》，《经济研究》2001年第12期。）毫无疑问，在缺乏价格弹性的情况下，服务价格的上升自然会导致消费成本的增加。当人们无力承受这一增加了的消费成本时，政府将不得不提供财政支持，如果这一支持持续累积下去，将很可能给政府带来严重的财政困难。因此，对中国来说，当前也应该警惕“成本病”问题。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应该紧紧抓住加入WTO给中国服务业发展带来的契机，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市场竞争，增加服务供给，提高服务质量与劳动生产率，遏止服务价格上涨，防止由此引起的整个经济的通货膨胀倾向与财政拖累。
第三，比较服务需求的收入弹性与价格弹性，在正常情况下，存在表7所显示的四种不同组合（不考虑单元弹性的情况），这些组合具有不同的宏观经济效应。根据表7并结合表6可以知道，房地产业符合第2种组合（α＞1且β＞-1），即无论以实际值还是以名义值衡量，房地产业占GDP比重都将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上升。在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房地产业在GDP中的比例一般可以达到10％以上。中国目前远未达到这一比例（2001年房地产业占整个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还不到6％），因此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另外的9个服务部门及整体服务业（包括各个时段）符合第4种组合（α＜1且β＞-1）。其中，无论以实际值还是以名义值衡量（不考虑系数的显著性），整体服务业及其分部门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金融保险业、社会服务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其他服务行业”占GDP比重都将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上升（因为α＞｜β｜）。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等占CDP比重以实际值衡量将随收入水平的上升而下降，但以名义值衡量，该比重将趋于上升（因为α＜｜β｜）。（注：根据我们的研究，实际情况是，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服务业的部门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占整个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可以转换成占GDP比重）来看，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社会服务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趋于上升，批发和零售贸易及餐饮业不断下降，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服务业稳中有降，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则基本保持不变。参见程大中《中国服务业增长的地区与部门特征》，载《财贸经济》2003年第8期。）
表7 服务需求的收入弹性与价格弹性比较及其宏观经济效应
五、结论
中国服务业存在明显的“三低”现象，即服务业的增加值比重偏低、就业比重偏低和劳均增加值偏低。在“三低”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些与鲍莫尔—富克斯假说密切相关的问题。本文基于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实际，较为系统地检验了这一假说，并得出以下结论：
1.中国整体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是滞后的，除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外的9个服务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增长滞后。
2.中国服务业就业份额增长相对较快，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因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滞后。服务需求的恩格尔效应只是在房地产业的就业份额增长中发挥正的显著作用。服务需求的外在冲击对服务业就业份额增长的影响较弱且不显著。
3.除房地产业的收入弹性值大于1外，其他服务部门及整体服务业均小于1，且差异较大。这表明，一方面，中国的服务需求与服务部门发展处于一种极不均衡的状态；另一方面，中国的收入水平即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很低。
4.中国的各类服务需求几乎都是缺乏价格弹性的，而这些服务部门又都是“停滞部门”，再加上近年来服务价格的不断上升，因此很容易导致“成本病”问题，对此应该引起高度警惕，应防止服务价格上涨以及由此引起的整个经济的通货膨胀倾向与财政拖累。
5.比较服务需求的收入弹性与价格弹性，可以预测：无论以实际值还是以名义值衡量，整体服务业及其分部门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金融保险业、社会服务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其他服务行业”占GDP的比重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上升；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等占GDP的比重以实际值衡量将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而下降，以名义值衡量则趋于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