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的世界”：非经济增长和全球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F061.2
一、非经济增长的理论依据
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备受经济学家的推崇，以至于被他们称之为“经济的”增长，这就从词汇上排除了GNP中存在“非经济”增长的可能性。但事实上GNP的增长可否是非经济的？在回答这个宏观经济问题之前，让我们思考一下微观经济学中一个类似的问题——在一个微观经济活动（企业生产或家庭消费）中，增长可否是非经济的？答案是肯定的。的确，微观经济学中的所有行为不外是追求每一微观活动的最佳规模或程度，即在某一个点上，增加的边际成本等于减少的边际效益，超过了这个点，增长就会变成非经济的，因为成本的增长大于收益的增长。简而言之，MB=MC条件有时被称作“何时停止定律”。
但是当我们转回到宏观经济学时，就再也听不到有人提及最佳规模、边际成本与效益以及“何时停止定律”了。我们不再有在边际上进行比较的成本和收益两个账目，而是只有一个账目——GNP，它将成本和收益都一并纳入到单一的范畴——“经济活动”之内。其信条是，活动完全反映收益。在宏观经济学中没有一个与活动成本相对应的概念是平衡和抑止“活动”的增长的，而增长则是以效益为标榜，以GNP来计量的。GNP在经济的所有量值中有一个独特之处，那就是它应该永远增长。但是毋庸置疑，在经济增长中必然会有成本发生，即便它通常不被人们所计量。消耗、污染、对生态的生命支持功能的破坏、闲暇时间的牺牲、某些劳动的非效用、为资本流动而对社区的损害、某些物种栖息地的丧失、留给后代的遗产精华的大量损失——这些都是成本。我们不仅没有将这些计入成本，反而经常将之计入效益，一如我们将治理环境污染的成本算作GNP的一部分，一如我们没有扣除可再生自然资本的折旧（生产能力）和没有进行不可再生资本的结算（存量）。
对于为什么在边际上GNP增长的成本不可能大于其效益，并没有一个先验的理由。实际上，经济学理论会使得我们料想那终将成为现实。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告诉我们，我们首先要满足我们最迫切的需求，每一单位额外增加的收入则是用来满足不那么迫切的需求，因而增长的边际效益会下降。同理，边际成本递增原理告诉我们，我们应当首先利用生产中最具生产力和最易得到的要素——最肥沃的土地、最集中和易开采的矿藏、最优秀的工人——而只有当发展到一定程度迫不得已时，才会使用生产力较弱的要素。这样做的结果是，边际成本随着增长而增加。当增加的边际成本与减少的边际效益相等时，我们就处于GNP的最优水平，再进一步的增长就会变成非经济的——增加的成本要超过增加的效益。
为什么这个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的简单延伸会在宏观经济学领域被视为不可思议呢？主要原因在于，微观经济学处理的是局部问题，局部的扩展受制于机会成本，而这个机会成本是由局部的增长强加给整体的其余部分的。宏观经济学处理的是整体问题，整体的增长不会受到机会成本的影响，因为不存在“整体的其余部分”来承受这个成本。生态经济学家指出，宏观经济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整体，而只是一个子系统，是生态系统这个自然大经济中的一部分。
人们完全忽略增长的成本的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范式的不同：经济根本不被看做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而是相反，生态系统被当作经济的子系统。生态系统不过是经济可开采和处置废物的场所。即便这些服务变得稀缺，增长还是可以永远继续下去，因为技术扩大了生态系统的范围，人造资本替代了自然资本，并遵循市场价格的铁律——如果并且当自然资本价格上涨时。自然充其量不过是坚不可摧的基础材料的供应者，可以替代，永不枯竭。增长的惟一限制因素是技术，假定技术没有极限的话，增长也没有极限。因此，“非经济增长”这个概述在那个范式中讲不通。经济就是全部，经济的增长不必付出任何代价——对增长来说没有机会成本。相反，增长使不同部门或子系统所共享的整体扩大了。增长没有增加任何东西的稀缺性，反而减少了所有一切的稀缺性！人们怎么能够反对增长呢？是永远增长下去，还是稳固地保持在最佳规模的状态？在其自身的分析的预设观念中，每年选择都是合理的，在其他观点看来却是荒谬的。
二、现实中的非经济增长
如前所述，人们也许会接受非经济增长在理论上的可能性，但是会认为它与实际无关，因为有理由认为，我们还远未达到最佳规模。经济学家们都同意，GNP不是衡量福利的指标，它只是衡量经济活动的指标。然而他们却设定福利与经济活动是正相关的，因而GNP增长了，福利也会增加，尽管不是绝对同步的增长。这就等于相信，GNP增长的边际效益大于边际成本。我们可以对这种观点作一个实证性检验，其结果并不支持这个论点。
对GNP与福利之间成正比关系的质疑，我们在美国可以找到两方面的证据。首先，诺德豪斯和托宾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作为福利的衡量指标，进而作为制定政策的一个适当的指导目标，“增长过时了吗？”为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开发出一套福利的直接指标，称为可测量的经济福利(MEW)，用之检测1929～1965年间福利与GNP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从整个时期来看，GNP与MEW的确成正比关系——GNP每增加6个单位，MEW平均增长4个单位。经济学家们长舒了一口气，不再理会MEW，又将注意力转向了GNP。尽管GNP不是一个用来衡量福利的指标，它曾经被而且现在仍然被当作与福利息息相关的指标，是制定政策的一个实用指南。
大约20年以后，约翰·科布、克里福德·科布和我再次面对这个问题，我们重新审视了诺德豪斯和托宾的MEW，并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SEW)。我们发现，如果人们只考虑他们的研究时段（例如从1947～1965年的18年）的后半段，GNP和MEW之间的正比关系急剧下降。在这最后一个时段里——它与未来的关系最大——平均每增加6个单位的GNP只增加了1个单位的MEW。这表明，在美国历史的这一阶段，GNP的增加对于促进经济福利是非常低效的——肯定要比过去低。
后来ISEW替代了MEW，因为MEW省略了环境成本所需要的调整，没有调整分配上的变化；MEW还包括了闲暇，而闲暇对MEW影响的举足轻重却又带来一些极大的随意性的价值确定问题。ISEW同MEW一样，在某一点之间（约为1980年）与GNP存在着正比关系，虽然不是那么明显；超过了那一点，开始略呈反比关系。不管是MEW还是ISEW，在评价单一国家GNP增长的结果时，都没有考虑全球环境以及其他国家人民的福利；没有扣除那些合法的有害产品（如烟草和烈性酒）和非法的有害产品（如毒品）；也没有扣除因增长而带来的递减的收入边际效用。这些因素都更加使GNP与福利的关系呈反比关系，而且，GNP、MEW和ISEW的出发点都是个人消费。由于所有这三个衡量指标在其最大单项上有着共通之处，因而存在着一个不可忽视的自相关的偏见，使得GNP和两个福利指标的糟糕的相关性反而给人更深的印象。
很难找到衡量福利的指标，它受到许多随意性判断的影响，所以应当避免概括性的结论。然而可以说，美国自1947年以来，认为GNP的增长导致福利增加的实证证据是不足的，而到1980年以后，这类实证证据则多半根本不存在。因此，任何通过推行GNP增长的政策而对福利产生的影响都是有限或根本不存在的。换言之，通过仔细审视，那个为了它使我们牺牲环境、社区和产业发展水准的“巨大好处”很可能是子虚乌有。
三、两种范式中的非经济增长
在标准的新古典范式中，非经济增长听上去好像是自相矛盾，或至少是一个不恰当的词汇，在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找不到这个概念。但是在生态经济学范式中，它显然是可能的。
1.新古典范式
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或其分析的预设观念认为，经济是全部系统，自然如果要被加以考虑的话，只是经济的一个部门，比如说是开采部门（矿藏、矿井、森林、渔业、农业，包括垃圾）。自然不被当作一个容纳、供给和支撑经济的包容物，而是被当作与其他部门无异的一个部门。如果开采部门的产品或服务应该变得稀缺，经济就会通过使用其他部门的替代产品来“掩盖”那种稀缺性。如果很难找到替代，那么就会发明出新的技术来使其实现替代。
在这种观点看来，自然显而易见是不重要的，因为开采自然资源产品的相对价格普遍在下降，开采部门在GNP总量中的份额在减少。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除了最初提供必需的原材料，自然对于经济来说实在不重要。
上述是对新古典范式的一个客观描述，“经济学原理”基础教科书可以证实这一点，所有这类教科书都在头几页阐述了分析的预设观念。这无异于就是著名的循环流图，将经济描述为一个在企业和家庭之间进行价值交换的循环流——一个孤立的系统，与外部没有联系。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外部”，不存在环境。查询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索引，会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关于“环境”、“自然”、“消耗”和“污染”等词条，几乎是空白。好像是为了再次证明自然的无足轻重，高等教科书有关发展理论的章节都是以新古典生产函数为依据的，在这里生产只是表示为劳动和资本的函数，资源被安全排除在外。
2.生态经济学范式
这段佚事引发了关于范式的另一种选择的思考，即生态经济学。非经济的增长在此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概念，重大分歧在于是否将经济看做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
新古典经济学忽视自然的“证据”（许多自然资源相对价格下降，开采部门在GNP中所占份额很小）在生态经济学范式中有全然不同的解释。在一种资源攫取加速的年代，其短期供给势必很高，因而市场价格很低。资源的低价格并不意味着不稀缺和不重要，而是因为资源的迅速减少使得人们从技术上越来越依赖于大量的廉价资源。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资源开采部门获得的GNP比例很低证实了其不重要性。根据这一逻辑，我们也可以说，大厦的根基并不重要，因为它只占了整个摩天大楼高度的5%。GNP是由增值的劳动和资本构成的，但是增值增加到什么程度？资源是价值所附加的对象，它才是增值这座大厦赖以存在的根基或基础，根基的重要性并不因为它所支撑的建筑的增加而减少！然而经济学家却习惯性地持相反的观点，例如，我们不必为全球变暖而担心，因为对气候敏感的经济部门只有农业，而农业只占GNP的3%。这些经济学家显然不食五谷。
如果GNP的增长只通过附加到非增长的资源生产能力的增值获得，那么经济的增长很可能持续很久，但是这一切在当今的世界尚未发生。世界资源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表明，1975～1993年间，德国、日本和荷兰的人均资源需求量增加了，尽管增加的速度减缓。如果不算水土流失的减少，美国的这个数字也增加了。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虽然缓慢，但不等于零增长，因而使得资源总生产量进一步增加。这些国家目前的资源生产量的水平为年人均4.5～8.5吨，这样的水平已经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退化，因而宣布“非物质经济”时代的到来似乎还为时过早。
甚至新知识和新技术也可能有两方面的作用：提高或减少承载能力。新技术可能减少可获得的物质能量，例如温室效应就是一种新知识，它降低了化石燃料的有效的可获得性，因为吸收和释放二氧化碳的能力比从前认为的要低。新知识可以发现新的限制，臭氧层的空洞就是新知识。人们通常假定新知识永远会扩大且永远不会缩小资源基础，这样的假设过分具体地指明了新知识的内容，事实上它绝对是永远出人意料，却不一定令人愉快。如果技术能让我们从现有的资源流中获取更多的福利，它也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环境承载能力的负荷，因而实际上扩大了承载能力。但是如果新技术只简单地增加了每个人的资源流量，那么它只会增加对承载力的负荷。
生态经济学认为，经济的增长实际上是将其环境（自然资本）转化成为其自身（人造资本）。这种物质转化的最佳程度（经济的最佳规模）是在减少的自然资本的边际成本与增加的人造资本的边际收益相等时才出现的。这种转化过程发生在一个有限的、非增长的和物质封闭的整体环境中。太阳能为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提供动力，但是其能源生产量也是有限的和非增长的。随着经济子系统的增长，它已成为整个系统的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因而更要将其限制在整体系统内——有限、非增长和熵。即便是同意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认为很容易找到自然资本的人工替代，其增长最终还是受制于整体系统的规模，经济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市场所不能反映的是经济的最优的、可持续的物质规模相对于生态系统的价值。市场不会区分什么是物质能量生产量的生态可持续的规模，什么是不可持续规模，就如同它不会识别收入分配在伦理上是否公正。可持续性和公正性一样，是一种在纯个人化市场过程中所不能获得的价值。然而，当市场在某些宏观约束下运作时，这些价值却可以折射到市场价格上。
但是如果像生态经济学所认为的，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之间是相互补充而非相互替代，那么经济子系统的扩大就会大大受到严格的限制。
从历史上看，在“空的世界”的经济中，人造资本是限制性的，而自然资产是极其充裕的。今天，由于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我们已经进入了“满的世界”的经济，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的作用颠倒了。过去是靠限制渔船（人造资本）的数量来控制捕鱼量的，现在却是根据海里剩余的鱼类总数（自然资本）来限制捕鱼量。当鱼类总数成为限制因素时，更多的渔船有什么用呢？
当各种要素互补时，处于短缺状态的物品是具有限制性的。如果要素是替代性的，就不存在限制性要素。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我们应当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关注限制性要素：(1)在短期内将其生产能力最大化；(2)在长期内对其增长进行投资。这对经济政策具有重大启示——充分利用并投资于自然资本。经济学原理没有发生变化，但是限制性要素已经逐渐从人造资本转变为自然资本了——例如从渔船变为海里剩下的鱼；从锯木厂变为剩余的森林；从灌溉系统变为地下水或河流；从油井钻塔变为地下储油层；从燃烧化石燃料的引擎变为大气吸纳二氧化碳的能力等等。
新古典经济学通常假设，人造资本很容易替代自然资本，从生态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即便这个假设（和由此而引起的对限制性要素的忽视）也未为持续的增长提供依据，尽管它放松了对目前增长的严格限制。如果人造资本替代自然资本，自然资本也可替代人造资本，替代是可逆转的。如果我们最初的自然资源是人为资源的优质替代品，那么从历史上看，我们为什么费尽心力地将自然资本转化为人造资本呢？这不是两类自然资源（如可耗尽资源和可再生资源之间的替代）的替代问题，而是一个资本替代资源的问题，是截然不同的事情。两类资源间的轻松替代并不能说明我们没有资源也可以生存。
坚信新古典经济学的轻松替代的人们不能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他们也不能圆满地回答下列问题：不使用更多的资源如何能产生更多的资本？生态经济学家无需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肯定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基本上是相互补充的，只在边际上是相互替代的。
经济的最佳规模越小，则下面的量越大：(1)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互补性的程度；(2)我们直接体验自然的欲望；(3)我们对其他物种的内在价值和工具性价值的评估。经济的最佳规模越大，其物质增长变为非经济的时刻到来得越早。
四、从许可性增长到强制性增长，再到限制性增长
新古典范式允许增长永远进行下去，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强制它。历史上，推动永远增长思想的并非新古典学说，而是为了解决马尔萨斯（人口过剩）、马克思（分配不公）和凯恩斯（非自愿失业）提出的实际问题，增长是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共同答案。
人们说，人口过剩可以通过人口转变加以解决。当人均GNP达到一定水平，孩子相对于其他物品来说变得十分昂贵时，生育率就会自动下降。正如口号所说的，经济增长是最好的节育方法。至于人均增长的消费乘以降低的“平均”生育率是否导致了超出最佳规模的消费总额的增加，却无人问及。更具体地讲，有没有必要将印度的人均消费水平提高到瑞典人的水平，将印度在生育水平降低到瑞典人的水平。如果这样做，这样水平的消费总量会对印度的生态系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人们还说，阶级间财富的分配不公可以通过增长得到遏制，与此对应的另一条口号是“水涨船高”。然而事实上，增长扩大了国内和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更糟糕的是，这个比喻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这里涨潮就意味着某个地方在落潮。
最后人们说，不断增长的总量需求可以解决失业问题，加大投资即可做到这一点，这当然意味着增长。通过增长来避免失业，我们在此条道路上还能继续走多远？为了追求完全就业，我们一定要增长到超出最佳规模的程度吗？这又是一个无人问及的问题。
在继续这个由来已久的话题时，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认为，更大的增长也可以自动解决环境问题。人们发明了所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用以揭示GNP和环境污染量的关系是一个倒U型。因而人们必须保持增长，因为尽管它开始会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但是一旦我们爬升到倒U的峰顶，它就会开始对环境产生有利影响。
上述所有情形都假设增长是经济的，增长会使我们更加富裕而非更加贫困。但是现在的增长却正在变为非经济的。非经济增长不会支撑人口转变，因而不能解决人口过剩问题；它不会消除分配不公，也不能解决失业；它也不会为环境的修复和清洁提供额外的财富。通过增长的间接方式来解决这些重大问题不再行得通。
我们现在需要以更加直接和根本的方法来解决马尔萨斯、马克思和凯恩斯的问题：控制人口以解决人口过剩；重新分配以解决过度的不平等；采取像公共救助就业等措施来解决就业；进行生态税收改革来提高资源相对于劳动的价格。这些必须都是国家政策，而认为这些政策应由一个世界权威来推行的想法是过于理想化了（或过于悲观了）。许多国家在控制人口增长、限制国内收入不平等和减少失业上取得了成就，这些国家还通过环境和社会成本内在化提高了环境的生产能力，但是各国在这些方面的努力被全球化的思想削弱了。通过侵占他国的经济和生态空间，侵占全球剩余的公共财产，全球化在为重新建立“空的世界”经济的条件作最后的一搏。
五、全球化是非经济的增长的催化剂
报刊和电视宣传说，你如果反对全球化，你必定是一个“孤立主义者”，甚至是“仇视国外事物的人”。这真是荒谬至极。与全球化相关的另一个选择是国际化，它既不是“孤立主义”，也不“仇视国外”。媒体并不了解其中的差别，我现在就来澄清一下：国际化指的是国家间关系日益重要，包括国际贸易、国际条约、联盟、议定书等等。社会和政策的基本单位还是国家，尽管国家间的关系和国家间个人往来变得越来越必不可少和重要。全球化是指通过自由贸易，特别是资本的自由流动，以及方便或不加限制地移民，许多从前各自分离的国家经济融合为一个全球经济。全球化是为了经济目的消除国界的有效方法。就商品和资本而言，国界已经完全不起作用，而对于人（在这里被视作廉价劳动力，或在其他场合被视作廉价人力资本）来说，国界也变得越来越千疮百孔。
概而言之，全球化是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一体化”究竟是什么？这个词是从integer演化而来，意思是完整或整体。一体化的含义远不止是“相互依存”，它是将独立而有相互关联的个体组合成一个单个的整体。因为只能有一个整体、一个由各部分组成的联合体，全球经济一体化就意味着国家经济的崩溃——先分崩离析，然后再重新整合到一个整体的、全球化的新经济中。像俗话所说，要想吃煎蛋卷，就得打破鸡蛋。打破国家这个蛋是制作全球煎蛋卷的必要步骤。这个显而易见的推理，以及国家经济崩溃的代价，经常不能被人们所接受。
以上所说完全可以用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雷纳托·鲁杰罗的话来表述，他明确、真诚而简洁地说道：“我们不必再制定每个国家经济间相互作用的规则了，我们要制定一个统一的全球化经济的章程。”毫无疑问，这是对全球化的肯定，对国际化的否定，这也是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颠覆。国际化而非全球化，才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设想的目标。
经济一体化是否意味着，或者能否使政治和文化一体化？我对此表示怀疑，而且坦白地说，我不知道下面哪种情形更糟糕——一个政治和经济都一体化的世界，还是只有经济一体化而没有政治一体化的世界。每个人都承认社会对一个统一世界的向往——但是有两种不同的国际社会：一个是由不同国家组成的联邦式社会（即国际化），另一个是统一的、抽象的全球化社会中世界性的会员制度（即全球化）。
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不再遵守其章程来为其成员国的利益着想，那它们在为谁的利益着想？答案是，为一体化的“全球经济”利益着想。在那个巨大的抽象概念背后是怎样的具体现实？真实的、作为个体存在的工人、农民和小商人都不存在了，存在的只是庞大的虚幻的个体，即跨国公司。
让我们来看看为了经济目的而消除了国界的全球化的一些后果：
1.全球化削弱了各国将环境和社会成本内在化为价格的能力
自由市场前提下的经济一体化鼓励的是降低标准的竞争（即压价竞争）。那些在将生产的所有环境成本内在化方面做得最差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比较优势，越来越多的生产转移到了核算成本搞得最差的国家。随着不计核算、外在化成本的增加，GNP增长与福利之间的正比关系消失了，甚至出现反比关系，形成了非经济的增长。
“压价竞争”的另一个层面是，全球化使得高工资国家（如美国）的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美国存在着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契约以缓解劳动与资本间的冲突，特别是人们一直认为，在美国，劳动与资本间的收入分配是公平的，比整个世界都要平等，市场的全球一体化势必会破坏这种社会契约。美国人的工资将大幅度下降，因为世界市场的劳动力远比美国充足。这还意味着，美国国内的资本收益将增加，因为全球的资本相对于美国资本来说要匮乏得多。从理论上讲，人们会说，在世界其他地方，工资也将被抬高。但是这样的国家实在有限，就如同说，从理论上讲，当我从梯子向下跳时，引力不仅将我拉向地面，同时还将地球拉向了我。
人们常用比较优势为自由贸易和更广义的全球化辩护。比较优势的推理假定，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在国家间是不流动的，进行交易的只是产品。随着目前以资本流动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的出现，我们已经告别了比较优势的时代，进入了绝对优势的统治，它确保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从贸易中获益，而不能像在比较优势下保证每个国家从这些收益中分得一杯羹。理论上，绝对优势下的收益要大于比较优势下的收益，但是没有理由期望这些收益使参与贸易的各方都受益。通过重新分配从贸易中所获得的某些收益，可以使互惠在绝对优势下重新实现。但是我从未听见全球化的鼓吹者们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们经常不合逻辑地借用比较优势的学说以证明可以达到互惠，却忘记了比较优势的前提是资本的不流动，而实际上，资本并非不流动的。的确，有些人甚至引申比较优势的观点，为自由资本流动而辩解——如果商品的自由贸易是互惠的，那么为什么资本不能自由贸易呢？然而，人们不能利用某一论点的结论来反驳这一论点得以成立的前提。
没有人意识到，尽管贸易可以使某些国家超出其生态承载能力而生存，但不能使所有国家都做到这一点——不管世界贸易如何拓展，也不会使所有国家都成为原材料和环境服务的净进口国，因而荷兰和香港地区的经验不具有普遍意义。自由贸易使得生态负担在全球更加不均匀地分布。
2.加强全球竞争优势被当作容忍企业合并和垄断国家市场的借口（我们现在依赖于国际贸易来替代国内信任危机，以保持竞争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做法打着解除控制自由市场的旗号。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在其经典文章“公司的性质”中阐述道：“公司是市场关系之海中计划经济之岛”。由于兼并，计划经济之岛相对于市场关系之海的其他部分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资源由公司内部的计划经济分配，而由公司之间的市场关系分配的资源越来越少。这居然被当作市场经济的胜利！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是公司的胜利，因为各国政府已无力约束公司资本，无力为了公众的利益而保证市场的竞争力。在100个最大的经济组织中，52个是公司，48个是国家。1/3的跨国贸易是在公司内部进行的，也就是说，是公司间的转移而非市场转移。这些计划经济公司内部的收入分配越来越集中，首席执行官的工资与员工平均工资之比已经超过400倍，而且还有扩大的趋势——我们不能想象当首席中央计划制定者给自己定工资时会是什么情形！
3.根据竞争性（绝对）优势，自由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对劳动分工的压力增大了，因而人们谋生可选择的范围大大缩小
例如在乌拉圭，为了保持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优势，人们不得不要么放羊，要么养牛。所有其他商品都必须进口，以交换牛肉、羊肉、羊毛和皮革。乌拉圭人如果想在交响乐团演出或想当飞行员，就必须移民出国。
多数人从挣钱中得到的满足与他们从花钱中得到的满足一样。选择范围的缩小意味着福利的丧失，这是贸易理论家们没有考虑的。全球化假定，出国移民和接收移民是没有成本的，在一个国家内缩小就业选择范围也是没有成本的，这两种假设都是错误的。
人们谋生的选择范围被贸易理论家们所忽视，而人们消费的选择范围却被极度强调。例如美国从丹麦进口曲奇饼干，丹麦也从美国进口曲奇饼干。饼干都要经过北大西洋。尽管同样商品的贸易获利不丰，贸易理论家们却坚持认为，由于扩大了消费者的可选择范围，曲奇爱好者的福利增加了。或许是吧，但是这些好处难道不能够通过简单的配方交易更廉价地获得吗？人们可能想这样做，但是配方（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正是自由贸易者要保护的东西。
在所有事物中，知识是最应该免费分享的，因为分享知识只会使其更丰富而非减少。然而我们的贸易理论家却抛弃了杰斐逊“知识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的名言，代之以“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的混乱说教。据此，他们愿意将生命本身最基本要素的所有权授予私人垄断公司，如种子的专利以及基本基因结构知识的专利。支持这种掠夺性行径的依据是，如果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垄断性产权给予经济动力，新知识新发明就会停滞不前。然而，据我所知，发现了DNA结构奥秘的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并没有得到任何专利费，倒是二流的基因骗子们从他们的伟大发现中获得丰厚利润。知识一旦产生，其适当的分配价格应当是分享它的边际机会成本，它近乎于零，因为知识并未因为分享而损失毫厘。当然，你的确失去了对知识的垄断，但经济学家传统上认为，垄断导致效率低下和不公正，因为它造成了垄断物品的人为稀缺。
诚然，虽然分享知识的成本是零，但产生新知识的成本不是零。因此生物技术公司主张它们应拥有15～20年的垄断权，作为研发产品的费用。当然，它们由于付出而应当获得利益，但是如果没有詹姆斯和克里克的贡献，没有孟德尔以及以往所有伟大科学家的发明创造，它们将一无所成。正如经济学家熊彼特强调的，最早的发明者已经拥有了暂时的垄断权。他认为，这些经常发生的暂时的垄断权是竞争性经济中获利的源泉，而竞争性经济的理论倾向就是使垄断利润降至零。这是竞争性经济效率的根本，为什么要通过人为的知识垄断来破坏这个根本呢？
信不信由你，多数重大发现都是在发明者没有从知识的专利所用权中获利的情况下作出的。你可以想见这样的情形，科学家的动力出自纯粹的热爱和发明所带来的兴奋，他们满足于收入水平在大学里可以达到前百分之十即可，而不是前百分之一。
瑞士伟大的经济学家西斯蒙迪很久以前就说过，不是所有的新知识都会使人类受益。我们需要一个社会和伦理的滤网来选择有益的知识。探索知识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不是为了获取垄断利益——这就是一个较为合理的滤网。
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摒弃所有的知识产权，那样的话，产生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但是我们无疑应当开始限制其范围和专利垄断的时间，而不是不加限制地强调它。而且，我们应当更乐于分享知识。分享知识会提高所有劳动、资本和资源的生产力。国际发展援助应当更多地提供免费分享的知识，减少外国投资和有息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