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意识与中国古代精神史(上)_文化论文

原始意识与中国古代精神史(上)_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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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在结构上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整体,在时间上也有一个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它犹如一棵大树,不管今日如何根深叶茂、绿荫婆娑,其初必起于一颗种子、一粒幼芽,然后才长成主干、分出枝叶。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中发展线索未曾中断的国家之一,中国上古精神文化也有一个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本文试图论述上古精神史的思想行程。

中国上古的精神史的内在线索和逻辑具体体现在本原意识和本原文化的发展史中,因此本文从中国上古本原意识的发展史和本原文化的形成史入手来揭示中国上古精神史的发展历程。

一、本原疑问:精神文化的起点

本原问题,古人称作“大本之源”(注:徐干:《中论·贵言》。),它一直是上古的思想者思考的中心问题。在上古,人们坚信“天地有始”(注:《吕氏春秋·有始》。),因而对天地之始等问题穷追不舍。就现有资料看,我们的先人早在极其遥远的时代,就“游心于物之初”,开始了对精神之源的寻求,其表现形式首先便是对万物本原的追询,例如:

汤问于夏革曰:“古初有物乎?”“上下八方有极尽乎?”“四海之外奚有?”“物有巨细乎?有修短乎?有同异乎?”(注:《列子·汤问》。)

子列子问:“天地安从生?”(注:《列子·天瑞》。)

楚国诗人屈原搔首问天:“遂古之初,谁传道之?”(注:《楚辞·天问》。)

南方有倚人名黄缭,也满眼迷茫地问:天地何以不坠不陷?天空中何以有风雨雷霆?(注:《庄子·天下》。)

冉有问道:“未有天地可知邪?”(注:《庄子·知北游》。)

单居离问于曾子曰:“天圆而地方者,诚有之乎?”(注:见《大戴礼·曾子天圆》。)

苗族的祖先也排炮连珠似的问道:何年置天?何年置地?何年开江河?何年置五谷人民?可知天有几多高?地有几多厚?风从何年起?雨从何年来?云从何处降?……(注:《问科》,转引自《湘西傩文化之谜》,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

这些疑问都采自文献,其提问者大多是春秋战国时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疑问是春秋战国时才产生的,相反这些疑问承自远古,它们在性质和逻辑上代表着人类童年的疑问。

上述疑问构成了中国上古史上绮丽的追问景观。在这个精神窈冥、智慧之光初露的漫长时代,中国从南方到北方,从汉族到少数民族,千千万万的人身披星光,眼望苍穹,踟蹰徘徊在中华大地上,追问宇宙之谜。这是一个疑问的时代,也是一个追问的时代,众多的疑问和追问又汇成浩浩荡荡的疑问和追问思潮,商汤、屈原只是这个疑问大潮中的几朵耀眼的浪花。商汤之前,前不见首;屈原之后,后不见尾,神州大地上到处都有疑窦丛生的人们。此后东晋的湛方生仍道:“此水何时流,此山何时有”(注:湛方生:《帆入南湖诗》。)?唐人张若虚也说:“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注: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李白《把酒问月》:“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他们承续着先秦疑问思潮的余波。甚至直到近代,在民间还有一种民歌叫“盘歌”,例如“什么结籽高又高哎?什么结籽半中腰哎?”人们运用一问一答的歌谣形式来盘根问底。民间还有“打破沙罐——问到底”的歇后语,追问是一种永恒的智者情结和民间情结。

上述追问景观本身就富有精神的意义和哲学意义。最初的追问是感性的和普通的,但是追问本身就包含着精神文化的创造潜能和哲学价值。追问是一种探索取向,但追问的对象基本上是事物的本原,因而追问就是盘根问底,就是追根求源——追寻本原。可以说,最初的哲学和思想文化就是盘根问底之学、追根求源之学,就是追寻本原之学。抽象一点说,追问的现象学是追问者对现实的物质存在的精神关怀和精神超越,追问意味着,人开始不满于有限的感性存在而走向超感性的无限的精神世界,追问的哲学内涵是人的思想指向玄虚的、无限的抽象领域。人一旦开始追问可见的物质世界背后那可悟而不可见的原因,人就开始成为这浩瀚宇宙中的一个超越性的精神存在。换言之,“如果人不发问,就只能是聪明的动物而已”,人从开始发问起,便开始步入精神性的领域,因而人的发问具有精神文化起点的意义,也具有本体论地位和哲学意义(注:刘小枫:《走向十字架的真》,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 302页。)。西方的柏拉图从现象到“理念”,中国古代哲学的从“器”到“道”,从“形而下”到“形而上”,都是追问的产物,都是追问“第一原理”,追问“最初因”的理论成果。

其次,人类童年疑问的具体内容也直逼精神文化的核心——哲学主题。人类童年疑问的范围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宏观性的,主要涉及天地宇宙;

二是中观性的,涉及世界上万事万物;

三是自身性的,涉及人类自身。这三个方面涵盖着古人所能意识到的全部主、客观问题和精神文化的核心问题。童年疑问的根本内涵是万物的来历和成因等抽象观念,是世界观、宇宙论等基本的哲学命题,也是精神文化的体系性问题。从思维路径上说,它思考的是世界万物的本原问题,而这些疑问都是古典哲学的基本问题。海德格尔说:“哲学在现时代正在走向终结”(注:[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0页。)。这固然是现代技术正全面地铸造和操纵整个世界和人类,更重要的是人类对宇宙之谜的古典性追问已经基本结束,人类所追问的神学性世界作为科学技术的世界已经展现为现实。

人类童年的本原疑问是强烈的和普遍的,因而这类疑问在神话中有形象的反映。《山海经·海外北经》记载:“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这则为人熟知的神话包含着一个重要的文化问题:追问精神问题。夸父为何追日?是“不量力,欲追日影”(注:《山海经·大荒北经》。),他惊奇于宇宙中最辉煌的太阳现象,为了弄清太阳的秘密而舍身追日。夸父,与其说是不自量力的愚人,毋宁说是为疑问而探索并最终献身于精神问题的杰出智者。夸父的悲剧是人类精神探索者执著求索、以身殉智的伟大悲剧,夸父追日是一个描绘人类追问精神的神话原型。

人类童年关于宇宙万物的疑问,具有文化发生学的意义。古往今来的这种追询,体现了“凡物之然也,必有故”(注:《吕氏春秋·审己》。)的哲学追求信念和知识学旨趣,人类丰富复杂的精神文化都是从这种迷惘和追问开始的。“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页、266页。)。苏格拉底把“这是什么”作为一切论理(综合论法)的起点(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页、266页。)。追问和疑问本身不是知识,而是精神文化取向,但它却是知识之母,是哲学之母,是精神文化的起点。它启发人们思考哲学,鼓舞人们探索未知世界,推动人们从事思想文化的创造活动。疑问之种一旦进入古人心中,就会催开灿烂的知识之花,结出丰硕的精神文明之果。人类童年对宇宙之谜的疑问和追询,它是一粒文明的种子,它意味着一片文化起源的圣地。

二、阐释本原的神话:精神文化的最初成果

有疑问和困惑,就有探究和解答;有疑问和追问者,便有探索和解答者。在上古的疑问思潮中,人们试图对各种各样的疑问提出解释,于是产生出一批“知天道”的智者,他们逞思想之力,“外观宇宙,内知太初”,“游心于物之初”,为他人、也为自己释疑解难。他们或者说:“吾将告汝神明之极”(注:《冠子·泰鸿》。),或者“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注:《庄子·天下》。);或者“推而大之,至于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原”(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在这种解释思潮中,神话便产生了。古往今来,人们对神话的定义多种多样,但笔者认为:神话是童年的人类对万物本原的解答。从时间上和思想的逻辑上,它都是直接上承上古疑问思潮而来,是人类最初的精神文化之一。

谢林曾说:“哲学是一切的根基,它囊括一切,它的构成遍布知识的一切潜能和对象”(注:谢林:《艺术哲学·导言》。)。这无疑是对的。但是,在神话时代,哲学在哪里呢?那时一切文化的根基在哪里呢?应该说,在神话时代,哲学被包容在神话中,神话就是以感性的形式来思考的哲学。

神话的得名是由于它的题材:神灵的故事,但这只是就神话的外在形式而言。就神话思想的内核而言,神话的本质是远古先民们的原始思想:神话是一个民族运用故事的形式来表达民族早期的集体思想。因此,神话实质上是民族精神关怀的反映。神话的这个特征决定了神话主题的相对集中性。神话尽管千千万万,但其内容却只有大致几类。中国较早研究神话的茅盾先生把神话分为六类:

1.天地开辟神话;

2.日月风雨及其它自然现象的神话;

3.万物起源神话;

4.记叙神或英雄武功的神话;

5.幽冥世界神话;

6.人物变形的神话。在这六类神话中,前三类属起源神话;第四类虽讲述武功,但也与开辟或民族起源有关;后两类主要讲述灵魂问题,但也与解释怪异或变化有关。可见,神话的基本主题是解释万物的来历;神话的基本问题就是本原问题。换言之,本原情结贯串在神话中。

神话的本原主题较典型地表现在宇宙开辟神话中。《山海经·大荒北经》载:“(烛阴)其暝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这是中国汉族宇宙开辟神话中的片断,以烛阴眼睛的开合和嘴的吞吐来解释昼夜和风雨的来历。《玄中记》又云:“北方有钟山焉。山有石,首如人首,左目为日,右目为月,开左目为昼,开右眼为夜,开口为春夏,闭口为秋冬”,比前者更为丰富。至徐整《五运历年记》所载盘古神话则气势更为恢宏,“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注:《绎史》卷一引。)。它把宇宙起源、天地开辟、日月、风雨、山河以及世间各种事物的起源都归于盘古,盘古是万物的本原和起因,是第一创世大神。开辟神话表现出神话的一般特征:

1.神话的语境,神话中有一个潜在的对话者,即人们对事物来源、来历的询问或疑虑。

2.神话的话语方式。由于神话是面对询问者,因此神话的话语方式是叙述现实事物与抽象事物间的关联,它用于解答具体事物背后的抽象原因。

3.神话的内核,即事物的本原。不仅开辟神话如此,其他内容的神话也莫不追本溯源,为事物的起源提供种种答案。例如鲧、禹治水神话之于洪水灾害,女娲补天神话之于大地震,后羿射日神话之于干旱,嫦娥奔月神话之于月相问题,……千千万万的神话均关联着事物的起始和根由。故黑格尔说:“在神话里,思想并不占第一位,主要的是神话的形式”(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84页。)。虽然神话林林总总,但神话的思想却可以一言以蔽之:本原思想是神话的基本思想,阐释本原的功能是神话的基本功能,面对大众解释万事万物的起源是神话的基本目的。神话问题,用俗话说便是“根子”问题。中国北方萨满教神喻中有关于天地起源发端的神话,“发根”,“根子”便是其中重要的思想范畴。例如《吴氏我射祭谱》云:“(神鸟的)神翅遮盖苍穹的安班哈啊,叫鸣之声里传告着雷鸣闪电,最[初]起根发蔓的藤子啊,是金蛇的栖身翠枝;最遥远的根子歌啊,九万九千个生日的嘎哈;学自于葛鲁顿妈妈。在早在早以前,最古最古之初……”“起根发蔓”、“根子歌”、“最古最古之初”等语,明白地表达了神话的思想内核——原本、根子。云南楚雄彝族史诗《查姆》是彝语的音译,其意为“万物起源”,全诗3500多行,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天、地、人起源神话,第二部分是万物起源。它是由本原观念衍生出来的神话。

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依时间顺序而言,神话是较早的,它是精神文化发生期的文化成果,它出于人类最初也是最原始地把握世界的精神需要。《说苑·修文》云:“神者,天地之本,而为万物之始”,神灵是先民们思考万物之始的精神载体。由于人类最初的思维机制和精神需要大体相同,故人类各民族的神话有相似的地方。例如中国的开辟神话中有浑沌和神人尸体创生宇宙的内容;在腓尼基人的神话中万物也起于浑沌;在迦勒底人的神话中,天地由女神奥摩洛伽的身体劈成两半而造成,人类则由原始神贝尔的血液造成;在巴比伦神话中,天地是天神马尔杜克杀死敌对女神娣亚曼吐后以她的身体造成的,人类则是用另一神的血液造成;中国永宁纳西族神话认为,世界大洪水之后,男子曹德鲁若与天上仙女紫红吉吉美结合,产生了纳西人,仙女从天上带来了燕麦、荞麦、菱菁等物,地上才有了各种物品,仙女是人类和万物起源的原因;基督教创世神话认为,人类始于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亚当”在古埃及语中是“人”的意思,可见亚当夏娃在语言和神话观念中是人之始,而上帝是人类之因。这些神话不仅在故事的形式和构思上相同或相似,而且在神话精神上也相同:它们均以本原问题为神话的根本主题。神话的形式和思想在跨文化背景上的相同或相似,表明神话中的本原情结是人类源头文化的根本内核,神话中的本原情结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普遍性。

神话是鬼神崇拜的产物,神话和鬼神崇拜隐含着古人的知识学价值取向。神话的内容从结果上看,是对宇宙本原的解释,从动因上看,是对宇宙奥秘的智慧求索。在古人眼里,鬼神是宇宙中通晓一切秘密的精灵,鬼神本身就是宇宙精神和宇宙智慧的象征。古人曾有鬼神与圣人相比谁更聪明的讨论,墨子认为,鬼神的智慧无与伦比:“鬼神之明知于圣人,犹聪耳明目之于聋瞽也”(注:《墨子·耕柱》。)。鬼神不仅是不可抗拒的力量象征,而且它在精神上表现为不可思议的知识和智慧,“神之秘密”、“天命”、“定数”等,都是神灵智慧的体现。神话和鬼神崇拜背后是深刻的文化意识,它隐含着古人的精神取向和知识取向。古人的“河出《图》,洛出《书》”,就是鬼神知识论的体现,也隐含着人类精神文化发生的命题。明儒说:“太极,理之别名耳,天道之立,实理所为。理学之源,实天所出”(注:[明]曹端:《太极图说述解原序》。),道出了宋代理学的知识论渊源,宋代理学的确还依然建立在原始的天地鬼神知识论的基础之上。在这个意义上说,鬼神崇拜隐含着中国古人对知识的崇拜和对精神文化发生的崇拜。古人正是以鬼神为精神依托,开始他们的精神求索和文化创造的历程的。

三、原始宗教:对本原的崇拜

1997年11月,科学家在长江三峡之巫山大龙骨坡发现了震惊世界的“巫山人”,如果从“巫山人”算起,中国古人类的历史有200 余万年了。这个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如何?难以知晓。从考古发掘出的山顶洞人墓地的赤铁矿粉看,早在1.8万年前,中国已有了灵魂观念, 原始文化已经产生了;从相当于仰韶文化后岗类型的濮阳西水坡祭祀遗址用蚌壳摆成的龙虎图和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的女神像等材料看, 在4000 —7000年前,中国的天国、上帝观念已较成熟,原始文化已较发达。这些实物资料虽不能告诉我们古人的思维状态,但它足以说明,中国的原始宗教、人们对神灵、上帝等问题的关注和中国古人的精神水平,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阶段。

原始宗教与神话的关系较为复杂。

首先,二者有区别。神话起源的绝对时间要早于宗教,因为原始宗教必须以无可置疑的绝对真理为前提,而这个前提——鬼神思想,却在神话中发育成熟。换言之,原始宗教在神话中的鬼神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以神话思想为思想基石;同时它把散乱、零碎的神话传说和思想加以整理和提高,并在宗教实践的过程中将它加以凝固和定格,构成一个宗教实践操作体系。所以,原始宗教应后于神话。

其次,二者又相联系。神话与原始宗教并非花谢果生的关系,在原始宗教盛行的时代,神话仍在生长和发育,二者彼此依存,携手共进。所不同的是,原始宗教是关于鬼神的实践行为,其中包含了他们对于鬼神的方法论思想;神话是原始人以鬼神的形式所表述的世界观,两者相辅相成。罗素说:“一般说来,重要的文明都是从一种严格和迷信的体系出发”(注:罗素:《西方哲学史·绪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神话和原始宗教都是人类童年期的文化,是以迷信为特征的培育人类文明的摇篮。故英语中的“文化”(culture )一词的词根即“宗教”(cult)。原始宗教与神话的密切关系,决定了原始宗教的基本问题仍然是本原问题。

原始宗教是以鬼神观念为理论基础的实践操作系统,它通过敬事鬼神的实践活动来达到为人类谋福利的目的,即以巫祭的方法来沟通人神,为人消灾祈福。中国原始宗教所崇拜的神灵可分两大类:

一是以天神为代表的自然神灵;

二是以祖宗神为代表的社会神灵。产生神灵崇拜的原因很多,但从心理情感角度说,它是人们对自己生命本原的心理迷恋和情感依赖的产物。在原始宗教里,父母、祖宗是自己生命的来源,祭祀他们,把他们的“在天之灵”作为不死之神来崇拜,其根源是对自己生命之源的崇敬。鄂伦春族语称祖先为:“阿娇儒博日坎”,最初称母亲家族的祖先为“阿娇儒”,后来也称父亲家族的祖先为“阿娇儒”。“阿娇儒”是根子的意思,“博日坎”是神的意思;祖先神也就是自己的根子之神。彝族史诗《梅葛》、《查姆》、《勒俄特衣》、《阿细的先基》为四大创世史诗,彝族又称它们为“根谱”(注:《彝族风俗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87页。)。彝族称氏族为“搓西”, “西惹”,“搓果”,“西”是“什么”、“自什么起始”的意思,“果”指根。“搓西”即人的开始,人的源头;“西惹”指什么人的子孙;“搓果”指人的根。祖神崇拜实质即自己的“根”的崇拜。彝族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必须背诵自己父亲、母亲家族的系谱,能背诵几十代人系谱是人立足于社会的基本条件。故彝族谚语说:“不会背系谱就没有氏族;就不是(正宗)彝族,也就是没有祖灵牌的人”。“不会背诵父亲的系谱,父族就不认你;不会背诵舅舅的系谱,亲戚就不认你”(注:曲木约质:《凉山白彝曲木氏族世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 页。)。人们通过系谱把自己连结到血缘根系之中,也连结到社会和历史系统中,这样才能成为有“根”的人。视祖先为自己根,是跨文化现象。拉丁人以树干(stipites)来称呼家族,也以“根干”称自己,以“蔓延”,“新枝”称自己的后代。古希腊人称宗族的谱系为“树干”,称奠基者为“根”,后裔为“分枝”。古罗马人重视祖先的故地,说“我们是从这栗树出生的”。古罗马人的名字实际上是他父祖的名字,他们对元老的定义是“能称他父亲名字的人”(注:[意]维柯:《新科学·诗性的经济》。)。重视祖宗,其实就是重视自己的根系血脉,以便确定自己的本原,以此获得本原感和根基感。

毫无疑问,先祖先王崇拜是一种宗教活动,但是因为它与本原感相通,因而它也具有知识学和精神渊源的文化性质。《尚书》中屡屡提到“古我先王”、“古我前后”、“乃祖乃父”、“先哲王”等,先祖先王是古人心中人格化的历史,先祖先王崇拜具有历史学和知识学的意义,崇拜先祖先王,其目的是“监于先王成宪”(注:《尚书·说命下》。),或“稽我古人之德”(注:《尚书·召诰》。),先祖先王崇拜具有追溯远古先人的精神之源的意味。因而,先祖先王崇拜蕴涵着将先祖先王转化为知识资源和精神资源的旨趣,它与“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注:《尚书·召诰》。)和“厥监惟不远,在彼夏王”(注:《尚书·泰誓中》。)等精神文化和历史意识,曲径通幽。与少数民族的祖宗崇拜相比,汉族的先祖先王崇拜,已经将本原感和根基感提升为历史精神和文化精神了。

不仅如此,原始人还把天地等自然物也当作自己的生命之源,如:“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注:《吕氏春秋·有始》。),人类是天地交合的结果。“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注:《左传·成公十三年》。);“以天为父,以地为母”(注:《淮南子·精神训》。);“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注: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人者天》。);……这些以天为父的言论主要出现在春秋以后的文明时代。而其渊源则是更古老的氏族祖先来源传说,如附宝感北斗之光而生黄帝的传说,姜嫄踏上帝的脚印而生周族始祖弃的神话,此外还有许许多多少数民族的感生神话和图腾神话,都是以天为父或类似观念的产物。这种以自然物为父的观念,是神话中“双重血统”母题的表现。古人认为,父母、祖父母等是自己的一个血统,此外,还有另一个神秘的神学性的血统,感生神话和图腾崇拜神话,就是这种神灵血统观念的生动体现。在西方宗教中,也素有“双重血统”、“双重诞生”的神话和仪式,后来基督教的“洗礼”、“教父”等还与此有关(注:参阅《荣格文集》,冯川等译,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86~87页。)。天父地母观念有十分普遍的文化基础,只是东方的这类宗教崇拜更古老,更生动。中国原始宗教中的天地神灵崇拜本质上是一种神秘的生命本原崇拜。本来,祖宗和人的生物学联系与大自然和人的关系有本质区别。祖宗是人的血缘本源,而大自然则否。但是在原始思维的作用下,这二者的关系被等同了,“天受藻华以为神明之根者也,地受时以为万物原者也”(注:《冠子·泰鸿》。),在秦汉以后,天地也仍然被视为人的生命之源。因为“天地人事,三者复一也”(注:《冠子·泰鸿》。)。祖宗与后代真实的生命血缘关系成为本原崇拜的自然基础,神灵与人的关系则是在人与父祖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神学提升。经过原始思维的“神秘互渗”以后,自然神中的天神、地神也与祖宗一样,与人有了父子似的本原关系,因而,天地成为人的生命之源。这种学说无疑是幼稚的,但它又植根于一条根本的文化定律:任何文化均起于人的生命需要。作为人类源头文化的宗教(以及神话),它必须首先关注人的生命本原,阐释人的生命本原,完成对人的生命本原的神学论证和宗教祭奠。不仅神话的实质是“根子”问题,宗教的实质也是“根子”问题。可以说,中国的原始宗教实质上是一种生殖性能崇拜,贯注在这种崇拜之中的,是人们对生命本原的崇敬和感激之情。

由此可见,天地万物崇拜并不仅仅是崇拜大自然,不仅仅是人格化的神灵崇拜,而且也是一种隐性的人类精神崇拜。当远古帝王说:“我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注:《尚书·泰誓上》。)时,天地万物崇拜的人格意义和精神意蕴便清晰可见了。天地万物是人的肉身的根基——“父母”,也是人的精神——“灵”的渊源,在古代的天神崇拜中,隐含着人类精神渊源和精神资源的命题。天地万物起源在客观上是一种“古始”的知识,在主观的崇拜心理上则是人的本体之源(“父母”)和人的精神之源。当把天地神灵视作“父母”时,在“鬼神之明智于圣人”的观念下,天地万物崇拜就不仅是人类生命之源的崇拜,而且它还是人类的精神之源的崇拜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天地万物崇拜同样具有知识学旨趣,宋儒从太极生出理学的认识论根据就在于此。

当然原始宗教中也有恶鬼邪神,而它存在的宗教根据就是人与非血缘的异己存在的对立关系。在苗族崇拜中有一种“姊妹神”,它是自家的保护神,但又是别家的“鹏京鬼”(恶鬼);血缘关系决定鬼的善恶态度。对待这样的鬼只能用充满敌意的巫术魔法去镇压。可见原始宗教的根本问题仍然是本原问题,对生命本原的关怀是根本的宗教情怀。人们通过本原崇拜以获得心灵上的本原感,以增强人们生存和行动的信心。生命本源问题对于后人的生命本体固然重要,但是,它更重要的价值在精神方面。生命本源崇拜的内涵不仅是心理情感的,同时也是精神文化的。因此从现象上看,原始宗教崇拜是对生命本源的崇拜,但从精神文化上说,它又是精神渊源的崇拜。

本文于1998年11月30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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