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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78年，神州大地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经历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哲学思维的升华，这次哲学思维的升华，带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运动，而在哲学思维的升华和思想解放运动中，中国人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再认识，终于导致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
这次哲学思维升华的出现，直接导源于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反思。有的论者认为，在将近二十年当中，中国人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存在很多糊涂观念和错误思想，其中有许多是属于空想社会主义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经过长期的科学研究，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而我们却又走了一段社会主义从科学到空想的冤枉路。我很赞赏这样鲜明而深刻的观点。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现代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历史性飞跃，而这次历史性的飞跃，是以当时在欧洲出现的一次伟大的哲学思维的升华为前提条件的。到了本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社会主义从科学到空想的倒退现象，并伴随着民族的哲学思维的衰落。中国作为在五十代诞生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也终于末能摆脱这种倒退的历史陷阱，并同样伴随着民族的哲学思维的衰落。1978年中国出现了哲学思维的升华，是对近二十年里民族哲学思维衰落现象的“反弹”，并预示着社会主义将从空想的陷阱中摆脱出来，重新朝向科学的路标。
人类哲学思维的变迁，往往预示和表征着历史发展阶段的更替。现代社会主义的演变，同人类哲学思维的升华和衰落紧密相联。某种特定理论形态的社会主义，总是有某种特定的哲学思维同其相适应的。因此，深入研究哲学思维的升华和衰落的过程，对于科学地理解社会主义的演变是极为重要的。
二
空想社会主义，尤其是以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是同什么样的哲学思维相伴随、相适应呢？按照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的论述，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哲学思维是从理性出发的哲学思维。从理性出发，这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哲学思维的特征。尽管空想社会主义者从理性出发是为了建立劳动者的理性王国，但无论如何，在从理性出发这个根本点上，他们是一致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哲学思维的局限性。从理性出发，就是从某种所谓永恒的原则出发，从某种神圣的意识形态出发，从永恒真理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不是从人们的实际生活出发，不是从社会的实际状况出发。因此，从理性出发的哲学思维，不可避免地会把社会主义导向脱离现实和生活，最终导向空想。
十八世纪从理性出发的哲学思维，虽然植根于法国唯物主义哲学之中，但由于这种唯物主义是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着人类社会，不可能使历史观从唯心主义中解放出来，因此，这种唯物主义哲学只在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则是唯心主义的。十八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由于其自身的严重局限性，不仅不可能帮助社会主义冲出空想的牢笼，而且为把社会主义禁锢于空想王国之中提供了保障。
为了使社会主义从空想的禁锢之中解放出来，首先必须使历史观从唯心主义的禁锢中摆脱出来，从而把社会主义置于社会现实的基础之上。要做到这一点，人们的哲学思维应有一次新的升华，用从实际生活出发的哲学思维代替从理性出发的哲学思维，用现代唯物主义代替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
马克思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之前，首先创立了现代唯物主义。马克思指出，人们是自己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者，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因此，是生活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生活。马克思认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首先能够生活；为了能够生活，首先需要衣、食、住及其他生活资料；为了满足生活资料的需要，首先必须进行物质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生活本质是实践的，人们现实生活的过程，也就是人们从事实际活动的过程，从事生产活动的过程。因此，人们的实际生活，人们的生产活动，人们的实践活动，是我们观察世界，观察历史的出发点；描述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的过程，是现代唯物主义的核心。马克思把自己创立的现代唯物主义，也称为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本质是实践的，而人们的实践活动过程本质上是辩证的。从人们实际生活出发的哲学思维，也就是从人们实践活动出发的哲学思维，同时也是辩证的哲学思维。辩证的哲学思维，是把世界当成过程的集合体而不是事物的集合体的思维，把事物及其概念之间的对立和区别看成只具有相对意义而没有绝对意义的思维。由于辩证的哲学思维代替了“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的形而上学思维，这就正如恩格斯所说，“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①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这就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提出创造了前提，扫清了障碍。由于从人们的实际生活和实践活动出发的哲学思维代替了从理性出发的哲学思维，唯心主义终于从它的最后避难所──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历史观终于从唯心主义当中解放出来。
上个世纪上半叶欧洲人哲学思维的升华和转换，终于导致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把社会主义从空想中解放出来。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一再强调，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创立，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现，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的基本条件和决定的因素。不难看出，马克思的哲学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没有马克思的哲学，就不可能有科学社会主义，背离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必然会导致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同样很明显，人们哲学思维的变迁、更替，同社会主义的演变之间也存着内在的联系，哲学思维的升华，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向科学的方向演变，毫无疑问，人们哲学思维的衰退，也将会促使社会主义向空想的方向演变。
当社会主义完成了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之后，有没有可能出现社会主义从科学到空想的演变呢？不承认这种可能性，恐怕不是辩证的思维，也不符合唯物历史观。在辩证的思维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看来，历史的演变不仅有上升和前进，而且有下降和倒退，同样的，社会主义的演变既有可能从空想上升到科学，又有可能从科学下降到空想：既有兴盛起来的时候，也有衰退下去的时候，一切都根据于具体的条件。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除了哲学思维的升华这个基本条件外，还根据于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状况和阶级状况的成熟。当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状况和阶级状况处于不成熟的状态时，解决社会问题和消除社会弊端的办法还隐藏于不发达的经济关系当中，就只能通过思维着的理性产生出来，就需要从头脑中发明一套新的社会制度，因而，“这种新的社会制度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②只有当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发达起来，生产状况成熟起来，阶级状况也成熟起来了的时候，社会主义理论才有可能成为成熟的理论，社会主义才有可能从空想中摆脱出来。同样地，当一种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处于经济关系不发达、生产状况和阶级状况都很不成熟的历史环境之中时，它成为空想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在这种历史环境中，如果人们的哲学思维出现衰退现象，那么，社会主义就不可避免地会重新陷于空想的牢笼之中。
三
十月革命之前，俄国是一个经济、文化、政治都比较落后的国家，是属于那种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国家，而不是属于那种具有发达大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俄就面监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迫切问题。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既可以从苏俄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人民的实际生活状况出发，也可以从社会主义的理性原则和意识形态出发。当时在苏俄占主导的思想，是从社会主义的理性原则和意识形态出发来建设社会主义。这种情形在斯大林当政之后尤其明显。马克思、恩格斯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和经济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这些国家取得社会主义的革命胜利之后，经过一个过渡时期，就有可能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就有可能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取消商品和货币，就有可能为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共同而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和分配。很明显，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社会主义方案。绝对不是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从社会主义的理性原则出发的，而是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出发的，因此，它并没有要求适用于一切国家；对于像俄国这样经济、文化、政治都比较落后的国家来说，是没有可能来实行这个社会主义方案的，也不应当照搬这个方案的。但是，在从社会主义的理性原则和意识形态出发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苏俄从1929年开始，废弃行之有效、实行多年的新经济政策，逐步用计划经济代替商品经济，用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代替多种所有制，用自我封闭和冷战对抗代替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最终导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建立。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从实质上讲是社会主义理性原则的产物，是脱离苏俄社会实际情况和人民实际生活状况的，不可避免地要陷于空想和半空想的陷阱之中。
从社会主义的理性原则和意识形态出发来建设社会主义，孤立地来看，似乎很“革命”，很“先进”，但从现代社会主义的发展史来看，从现代哲学思维的发展史来看，则是一种倒退，是明显的落后和陈旧。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灵魂，是把社会主义放置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之上，是从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从人们的实践活动出发来观察和建设社会主义。这样，马克思就在现代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引起一场深刻的革命，克服和消除了从理性原则出发观察社会主义的陈旧、落后的思维方法，使现代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但是，在现代社会主义这场深刻变革之后近一个世纪，还想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走从理性原则出发的老路，这不仅是陈旧，而且是历史的倒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的核心，就是从人们的实际生活出发，从人们的社会实践出发，用现代唯物主义的哲学思维代替旧唯物主义的从抽象原则出发的哲学思维，从而在哲学思维发展史上引起了一次变革。在哲学思维这场深刻变革之后近一个世纪，还想实行和坚持从理性原则出发的哲学思维，只能是一种背离社会进步的落后行为。
从社会主义理性和意识形态出发来观察和建设社会主义，在哲学思维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事物及其概念。在这种哲学思维看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不相容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社会主义和私有制的存在是不相容的，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是不相容的。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不懂得对立两极的不充分性、相对性，这是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核心。运用形而上学的哲学思维去观察和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主义背离人们的实际生活和实践活动，从而陷入空想的境地。在这里还必须特别指出，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曾经普遍出现和盛行个人迷信，把领袖的言行绝对化、神化，从而使形而上学哲学思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影响大大加剧。这也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形而上学横行一时的一个原因。
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建立和演化历程中，出现了社会主义从科学到空想的倒退现象，而这种社会主义的倒退现象同哲学思维的衰落现象是紧密相联的。这种哲学思维衰落的集中表现，就是“唯心主义猖獗，形而上学横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思维的衰落是社会主义倒退现象产生的重要条件和原因。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最后失败，已经给社会主义的倒退现象和哲学思维的衰落现象划上句号。为了使社会主义重新复兴起来，一方面，我们必须彻底扬弃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使社会主义从空想的陷阱中摆脱出来；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克服哲学思维的衰落现象，重新用从人们的实际生活出发的哲学思维代替从社会主义理性原则出发的哲学思维，用辩证的思维代替形而上学的思维，使人们的哲学思维来一次新的转换和升华。
四
从本世纪40年代未和50年代初开始，逐步兴起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潮流。这个改革潮流的共同特征，就是抛弃从社会主义理性原则出发来观察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旧思路，强调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从人们的实际生活出发，从社会的实践活动出发。因此，不难看出，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过程，同时也是哲学思维转换的过程；用新的哲学思维代替旧的哲学思维，既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潮流的伴生物，也是改革深入发展的必要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哲学思维的转换，就没有改革潮流的兴起；没有哲学思维的转换过程的深入，就不可能有改革的健康发展。
在我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是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潮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同样伴随着中国人哲学思维的转换。中国人在推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过程中，除了接受渗透于这个模式当中的社会主义理性原则外，还从中国长期的封建传统和小农平均主义思想出发，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理性原则之上附加上一些更加守旧、更具空想色彩的东西。这就规定了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中国人哲学思维的转换更加艰巨，也更为重要。
如上所说，中国人哲学思维的转换是从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开始的,是在实践的旗帜下展开的。以实践为起点，这是中国人新的哲学思维的特征。按马克思的说法，“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③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应当从人们的实际社会生活出发，应当以人们的生活需求为起点和尺度。同样是按马克思的说法，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④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中心。这样，我们关于社会主义就有了新的思路，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就有了新的道路。这种新思路、新道路，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轴心。
如上所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实践在本质上是辩证的。在以社会生活为出发点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那种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当成互不相容的东西的哲学思维，必然要被抛弃。从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出发，人们就发现，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大力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同时还必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不允许人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之中去思维事物及其概念，而要求人们在思考事物及其概念时必须从对立两极的不充分性和相对性出发。这种辩证哲学思维已经渗透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各个方面。
在人们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当然包含着思想观念和实际成效这些不同的方面。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如果是真正从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出发，毫无疑问是要把实际成效放在首位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实际成效，归根到底是看社会生产力是否得到较快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得到较快的提高。正如邓小平所说：判断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⑤凡是对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实际成效的事情，我们就应当去做，就应当赞成，就是好的。相反的，凡是对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实际成效的事情，我们就不应去做，就不应当赞成，就是不好的。判断好与不好的主要标准，不是社会主义的理性原则和意识形态，而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实际成效。我国新时期哲学思维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把实践中的实际成效放在首位，以实践中的实际成效作为思维的出发点。事实表明，这种新的哲学思维，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极为重要的。
中国人经过15年的努力，中间经历过许多艰难和曲折，终于初步完成了一次哲学思维的转换。邓小平同志在倡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同时，也倡导了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推动了中国新时期哲学思维的转换，这是他在新时期在哲学上的重要贡献。正是由于这种新的哲学思维，我们才能够得以逐步清除空想社会主义的障碍和影响，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重新朝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但是，无论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流毒，还是旧的哲学思维的影响，在中国都还顽固地存在着。新的哲学思维要成为一种在全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结构稳固的哲学思维方式，还有相当的距离，同时，在缩短这个距离的努力过程中，还会有反复、曲折、倒退等现象发生。因此，我们不应当对这种新的哲学思维的现实状况估计过佳，要坚持把哲学思维的转换深入下去，以保障和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注释：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 423页，第409页。
③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第 32页。
⑤《邓小平》第3页，第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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