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路径、大国效应与模式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国论文,路径论文,效应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07)01-0016-06
一直以来，东亚模式存在两个备受质疑的问题，一是经济增长主要靠要素投入，技术进步的作用较低，导致粗放型经济增长(Yong,2003)；二是经济结构扭曲导致外部扩张和出口依赖(世界银行，2003)。当前，这两个问题也困扰着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两次技术飞跃，一次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技术从军事工业、重工业向轻工业转移，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另一次是发生在90年代中后期，通过外资的技术外溢(spill over effect)和“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技术从外国企业向中国企业转移，使中国制造业逐步具备了全球竞争优势，确立了中国作为全球加工厂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极强的政府干预，这种竞争优势具有显著的低成本竞争特征。然而，随着国内外技术进步差距的缩小，“干中学”的递减效应正在显现；同时，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急剧扩张，中国不再被看成经济上的小国，而是在某些方面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大国效应”的显现使政府干预下的低成本竞争模式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中国经济被指责为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始作俑者。来到新世纪，这两种模式能否成就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之间有无内在逻辑，如果有，这一逻辑和机理是什么？它们将演绎出什么样的增长和宏观后果？这些问题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本文拟从技术进步以及外向扩张的经验事实出发，探讨从“干中学”到低成本竞争的技术进步路径，考察政府干预在这种增长模式中的作用，并结合外部需求激励和逐步显现的“大国效应”，进一步探索我国增长模式转换中的政策选择问题。
一、技术进步：“干中学”与模仿套利机制
按索洛的“经济增长核算”框架，技术进步是指经济增长中未被资本和劳动力解释的部分，称为“索洛余项”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由于增长核算的复杂性，国外很多学者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存在差异，国际学者计算的偏高，但趋势和结论大致相同。从表1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GDP增长中技术进步大致是2％～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5％～50％，增长趋势在1979—1985年期间最高，1985—1990年次之，1990—1995年较高，1997年后下降，2000年后虽有回升但低于1995年以前(王梦奎，2005)。
技术进步的变化与改革进程有关。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劳动者、乡镇企业的积极性得到激励，农业和轻工部门发展迅速，农村部门的技术进步十分明显(Yong,2003)。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的崛起促进了轻工业发展，农村改革和工业化又推动了城市改革，实现了对传统重工业畸形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结构转变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30％(世界银行，2004)。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加速了对外开放，外向经济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国际产业转移对技术进步作用加大。同时，国际产业转移带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优化了就业结构，提高了综合要素生产率。世界银行计算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对GDP贡献为1.5个百分点，另有学者认为劳动力转移对GDP增长的贡献在1个百分点以上。
1994年汇率并轨改革，强化了中国的比较优势，外资和国际产业转移加快，外资的进入促进了中国产业的技术进步，很多学者进行了这方面的计算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到90年代中期，中国逐渐成为一个外向型出口大国，依靠通过“干中学”获得的技术进步和竞争优势，逐步成为了全球制造业的中心。
中国经济的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原有存量工业技术的转移，如重工、军工企业的技术转移；二是技术引进，如彩电、冰箱、录音机、轿车生产线等的引进，耐用消费品产能迅速提高。当然技术进步的最大贡献者应该是体制改革，它提高了资源利用的制度效率，使企业逐步成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标准企业”，在要素组织和技术进步模式上形成了一条“干中学”的学习轨迹。
所谓“干中学”(阿罗，1962；索洛，2003)是指与投资存量有关的技术进步过程，即可理解为企业在引入资本品的过程中增长了知识，这种知识为全社会所共享，从而能提高后续生产活动的生产率。这一点在东亚经济发展中得到了实证的支持(世界银行，2003)。
经济体的“干中学”引致的技术进步受全球技术前沿水平的制约，技术前沿水平与国内现有技术差距越大，国内技术进步增长越快；随着国内技术水平的提高，学习效应下降，国内技术进步减速并最终停止。学习轨迹表明，学习过程在早期具有规模递增效应，因为在一个学习过程初期，国内外技术差距大，学习者能很快掌握国内不存在的新技术，产生明显的竞争优势，快速吸纳社会闲置资源，使产出效率不断提高；在经过一段学习过程后，国内外技术差距变小，学习效率下降，这时将进入规模递减阶段，这是学习型经济系统的特点(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6)。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后，技术进步来源更多地来自引进，即所谓“干中学”模式，边引进边学习，但理论上讨论的这种技术进步是通过生产设备投资推动的。“干中学”的技术进步对于后发国家有加速增长的效果，对于后发的企业有激励效应，因此“干中学”在技术进步扩散方面表现为模仿-套利机制。即当一家企业通过引进设备生产一种产品获利后，会吸引其他企业跟进，模仿性地引进设备、挖一些现行企业的成熟人员、进行该产品的生产，竞相获得套利机会，从而形成了模仿-套利机制的生产模式。
套利原本是指在金融市场一种无风险或低风险的收益产品吸引投资者以杠杆借贷的方式涌入，直至收益降低到资金成本、套利结束。经济增长理论借用该方法描述技术进步的一种扩散模式，即当投资者预期某种引进的技术产品仍有利可图时，就会设立企业进入该领域。与金融套利不同的是由于企业所处的竞争条件不同，进入企业都预期获利。随着参与者人数的增多，收益下降，最终降低预期盈利水平，进入成本竞争。
众所周知，套利行为出现的前提是存在无风险或低风险收益机会。在企业的投资决策中应先比较收益与风险间的关系，一项技术是否被引进，要看它的盈利前景。先进入者在技术开发上风险低但在先进技术设备的选择、组织管理与市场开发等方面冒的风险比较大。当这些被引进的技术生产的产品被国内消费者认可后，后进入者在这些方面的风险降低，而且有了可学习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所以，先行企业为后行企业铺了路，后行企业有“搭便车”的可能性，这是后行企业的“干中学”动力机制。但由于技术门槛低，有资金者都可进入，容易形成过度引进和过度竞争。如果政府对所有行业无限制，则技术引进的范围较大，企业的选择多，不易形成过度引进；若政府对一些行业有限制，企业的选择少，则易形成这些行业过度引进。如果在市场上出现了过度竞争格局，则在无能力进一步提高技术时只能去拼成本，我们认为这就是目前中国企业低成本竞争的原因。
中国从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快速吸收了国际产业转移分工，变成了一个出口导向的国家，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一成就的取得是与“干中学”和技术的套利扩散机制分不开的，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全球强大竞争力的“低价工业化”的生产模式(课题组，2003、2005年)。中国是一个大国，其市场本来就很大，再加上全球市场，这就为企业的“干中学”这种模仿式的技术进步扩散机制为企业提供了一个比较高的收益预期和激励。过去上市公司经常说“国有企业能挣钱，我们就一定能挣钱，因为我们成本低”，这些年来，很多私营企业已经开始认为只要“上市公司能挣钱，我们一定能挣钱，原因是上市公司有规范成本”，只要成本低，套利就是发生。这就是这种技术进步模式造就的低成本竞争模式的内在机制。
总之，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高速增长离不开“干中学”这个技术进步的机制。第一，后发国家的学习是全面的，为这些经济体节约了大量代价高昂的试错成本。第二，中国企业极强的“学习”能力，使中国得以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带动了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加速了经济发展。但“干中学”的技术进步更多地体现在投资积累上，局限性是明显的，技术水平差距缩小会导致了“干中学”的技术进步效应递减，导致了近年来技术进步贡献相对较低，拼成本的恶性竞争越演越烈。随着要素价格不断被重估而上升后，中国技术进步模式转型的时刻来临了，自主创新越来越重要了。
二、低成本扩张与政府干预下的价格扭曲
企业低成本竞争的行为有其内生的动力机制，很容易形成“一哄而起”的同质化的低成本产能扩张的供给结构，而这一同质化的产能扩张供给结构与政府干预和金融结构安排密不可分，其中政府干预是这种结构形成的根本。从传统的赶超经济模式看，为了服务于赶超战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一直希望通过干预要素价格，增加供给和创造需求，跃出“贫困陷阱”。干预行为表现为：①通过“担保”降低储蓄-投资的风险，提高储蓄率，并在政府主导下配置资源；②通过汇率超贬、降低利率等干预性政策，降低各种生产要素价格，提高工业产品竞争力，促进出口。
依靠全社会资源补贴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提高工业品竞争力的途径之一。这里包含着工业化本身创造的价值和大量其他部门转移的价值，如税收减让，无偿使用工业用地，没有强制性的社会保障，国家利用银行系统压低资金价格提供廉价资金，大幅度补贴基础设施、币值贬值等。因此，工业化的竞争力是全国通过管制压低全部要素价格取得的，决不仅仅是因为劳动力价格低。由于所有要素价格都被压低，生产方式一定是粗放式的，主要是靠扩大生产规模，而且规模越大就越可以多享受低要素价格带来的潜在补贴。
中国早期依靠剪刀差和命令经济、通过“扭曲结构”创造了自我循环的重化工业。改革开放后政府继续压低了要素价格，土地、劳动力、资金和公共服务都是无偿或低价地供给产业部门，1994年再通过汇率政策强化了产业竞争力，促进了中国外向型工业的发展，外资引入和对外依存度每年都创新高，2005年贸易依存度高达80％。全社会资源补贴工业化导致的要素价格扭曲，决定着资源耗费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刺激了各地大干快上，因为只有大干快上才能更多地套取中央对要素价格的补贴。很多地方多占公共工程资金等实质上是套了国家的利，如一个大型引水工程投资计算下来的水的价格是百元/吨，但补贴使用的支付金额可能不足十元，这种现象比比皆是。
为了赢得国际竞争优势，国家形成了干预模式，各地方政府为了相互竞争也形成了一整套干预资源配置的模式。中央政府干预要素价格形成，地方政府则利用自身的资源，如土地、环保、税收、矿山等资源自我再补贴形成比较优势，政府对要素的干预层层比拼，形成了一个适宜低成本竞争的环境，形成了一个技术进步靠引进、拼成本的经济增长模式。政府干预还导致了短期和长期严重的经济失衡。而这种失衡再通过政府所谓结构调整来调，更是导致再次低水平的发展。
从政府管制的行为看，中国放开了低端制造业，但保留了对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管制。电信、金融、城市等服务业基础设施，汽车和一些重化工行业，均有严格的准入条件，所以大量企业被压到了较为低技术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上，在这些领域大家唯一的选择就是拼成本。而垄断企业则可凭借垄断优势获取暴利，又导致了有国际竞争力的部门和没有竞争力的垄断部门的不平衡。垄断部门还凭借对资源的垄断提高其产品价格，削弱其他部门的竞争力。
政府干预下形成了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和配置体系。后发国家最为稀缺的是资金，资金是配置资源的核心，政府通过特殊的金融结构进行资源的配置。四大国有银行是按行政化功能设立的，建设银行就是为长期建设贷款专门设立的，在吸收储蓄的功能上与现代商业银行相似，而在贷款方面却似乎是无关的。
这种银行为主导的动用资源的模式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国的银行在国家经济资源配置中一直扮演主要角色。银行是“全能”的金融机构，企业资本在传统计划经济下靠“拨款”，改革后靠“拨改贷”，资源配置方式从财政转向到国有银行，但在人们的眼里还是把贷款看成拨款，国家设立企业时的资本金就来自贷款。国家通过行政干预的方式要求银行进行贷款，银行坏账大部分只能视为国家为发展进行的“透支”或“补贴”。银行在这种干预条件下对中国的大量企业进行贷款，这些企业大多是制造业，都是无或低资本金的，无担保和无抵押的，贷款都是长期限的，与资本金相仿。中国的银行与商业银行的规则完全相悖，但从短期看，极大地支持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如果没有银行的这种“补贴”，中国的乡镇工业、民营和国企都是难以快速发展的。银行体系在1992年后又快速地发展为全能银行，有了证券、信托等功能，直到1994年宏观调控后，银行体系开始了最严厉的整顿，银行开始从政府配置资源的手段向着现代商业银行转变。
1997年底启动消费信贷，结束了银行只为企业建设提供贷款的历史，为银行创造了转型和发展的机会，“资产抵押”这一基本商业运作手法开始启用，消费信贷和城市基本建设等与城市化相关的贷款在大中城市银行的中长期贷款量到2003年占到近80％，在整个银行贷款中的比例达40％。中间业务发展加快，优化了银行的贷款和业务结构。2005年开始，四大国有银行加快了彻底商业化步伐，相继海外上市，逐步切断了与政府的天然联系。但总的金融结构仍然没有变，即金融资源仍在银行手中，16万亿存款靠商业银行来配置。
因此，在中国，一方面储蓄增长过快，巨额的银行存款贷不出去；另一方面急需股权融资的实体又难以通过国内资本市场融资，不得不依赖国外资金，加深了我国金融结构和发展需求的错配。
三、外部扩张、大国效应与国际协调
“干中学”的技术进步模式，加上政府的干预，使中国在全球市场上表现出巨大的比较优势，这里不仅表现为劳动资源的比较优势、要素价格的比较优势，还有规模比较优势。这些比较优势以政府和产业组织为依托、在内部需求饱和以后积极利用外部需求，进行外部扩张。
借助于外部需求实现外部扩张和利用“外部冲击”实现国内体制转型，一直是发展中国家梦寐以求的，获取外部的需求也是政府干预的目的之一。中国依托外部需求和中国的国内供给，成功地获取了比较优势，形成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贸易量、顺差、外汇储备等都大幅度提高，与此相关的制造业发展和带来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通过“干中学”的技术进步、低成本竞争和外部扩张，特别是加入WTO和“911”之后，中国很快成为一个规模巨大的低成本制造中心，从一个可以忽视的封闭或半开放的经济“小国”，迅速成长为一个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经济“大国”。据国家统计局1月25日发布的公告，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8.2321万亿元人民币，合2.262万亿美元，已是超过英国(2.03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到2006年第一季度末，中国外汇储备已达8751亿美元，超过日本的8520亿美元，成为世界头号外汇储备大国。中国还成为第三大贸易国和第一大外国直接投资对象国。钢铁、煤炭、水泥、化肥、棉布和大部分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位。能源消耗、发电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因此，其他国家已经不能再视中国经济为小国经济了，而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经济了。
除了具有开放的大国经济特点之外，中国还存在近年来被人诟病的“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具体表现为贸易盈余激增和FDI的持续流入。进出口总额从1990年的1544.4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4742.9亿美元，增长了3倍多。2006年上半年达到7957亿美元，预计全年达到16000亿美元。贸易顺差从2000年的254.7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020亿美元，2006年预计达到1200亿美元以上，比2000年增长4.7倍。而FDI维持在600亿美元以上的水平，增长不快，但很稳定。双顺差直接导致了外汇储备的增加，给人民币升值和货币政策带来了巨大压力。
开放小国经济模型(蒙代尔，2003；格罗斯曼等，2003)满足以下几个条件：(1)出口面对具有完全弹性的需求，价格是外生的；(2)小国参与国际资本市场，但不足影响他国的汇率，利率是外生给定的；(3)一国的政策不会影响另一国的福利；(4)小国的技术进步对世界资本知识积累不产生显著影响等。开放的大国模型是开放的小国模型相对应的一种情形，它具有以下特点：(1)大国具有定价能力，其供给变化能够打破原有的供求均衡，从而影响价格；(2)大国参与到国际资本市场，可直接影响他国的汇率变动；(3)一国的经济政策影响另一个国的福利等。
目前已经有一些比较成熟的开放的小国经济理论，弗来明-蒙德尔模型是其中的代表。许多学者利用该模型解释中国经济现象并给出对策建议，显然是不可取的。既然中国已经是一个开放经济，那么封闭经济模型就不能用来解释中国的现象；既然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开放的经济“大国”，小国开放经济模型也不能合理解释中国的现象，因为其他国家是不会对一个无关紧要的小国横加指责的。因此，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必须从大国模型开始。
开放中的大国模型比较复杂，但还是有人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初步成果。按照赵志君等的模型，在资本完全流动和固定汇率体制下，两个大国当中，至少有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也不具有独立性，而且一个大国的货币政策会对另一个大国的货币政策产生影响。因此，当一个实行固定汇率政策的大国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的时候，一定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甚至造成外部的不均衡。对中国而言，其货币和汇率政策受到另一个国家的关注就不难理解。当然，由于中国目前的面临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和外部不均衡环境比较复杂，例如，这些不均衡不一定时中国单方面的汇率政策所造成的，还有美国的反恐战争、财政赤字政策及泡沫经济的崩溃等其他因素，把人民币低估和外部失衡的现象完全归咎于中国就有失公允(赵志君，2006；Kanamori and Zhao,2006)。
由此可见，中国一直奉行的政府主导型的赶超战略在相对封闭经济或者开放的“小国”经济是有效的，结构扭曲也可能长期维持，但在成为“大国”之后，一旦出现了“大国效应”，国际协调不可避免，因为大国的经济政策会影响他国的福利情况。特别在金融开放条件下①，由于贸易和金融被纳入到国际体系，要素价格呈现更多的内生性，国家干预的效果下降，如果政府不主动采取措施，国际投资者会通过国际套利行为对结构扭曲进行“强制矫正”。
国际套利行为的产生是出于两个考虑：一是该国扭曲的结构与扭曲的要素价格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了套利机会；二是套利收益与风险不对称，该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结构扭曲的风险，而外资可以在短期内获取套利收益而不承担或少承担套利风险。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外国投资者不了解结构扭曲会导致一国宏观风险的积累，只是他们认定在国家宏观风险积累到政府可承受的临界点之前，套利的收益大于风险。然而，这些套利行为进一步加剧了国家宏观风险的积累和暴露，而外资会时刻关注着这一宏观风险的积累过程，一旦这些宏观风险将要积累到政府“承担不起”的时候，外资流向就会发生逆转。如果外资出逃的规模过大，有可能引发危机。
日本成为国际贸易“大国”后，日元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被迫“升值”，在此期间，经济高速平稳增长，通货膨胀低，但资产价格暴涨。泡沫经济破裂最终导致日本经济掉进“流动性陷阱”，进入为期十年的经济停滞。尔后，东南亚似乎也经历了类似的步骤，在贸易达到一定的规模之后，汇率和资本项目被迫放松管制，大量国际资金涌入，央行不断降低利率，经济高速平稳增长，但资产泡沫越吹越大直到发生金融危机，资产缩水，经济陷入停顿。这好像是一个对东亚快速发展模式的咒语，也是国际套利资金的“大餐”。
中国2002年以来在高速平稳的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加速积累“非正常”因素，从统计上看表现为三大方面：(1)非FDI激增；(2)房地产价格上涨；(3)流动性过剩。这三个方面都属于货币-资产范畴，都和人民币升值和国际资本流动密不可分，东亚经济危机的前车之鉴言犹在耳。其遵循的逻辑非常简单：巨大的贸易逆差导致了国际社会要求重估人民币和放松资本管制的压力，于是人民币升值预期形成，外资大量涌入，货币供应被动增加，央行利率水平在很低的水平上，过多的货币涌入到房地产等资产部门产生了资产泡沫。由于汇率与利率的相互关系，几乎无法制定独立的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无法控制。
因此，为了避免重蹈东亚经济危机的覆辙，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保持自主的宏观政策，尤其是独立的货币政策是至关重要的。要做出自主的宏观政策就必须在以我为中心追求福利最大化的基础上，参与国际协调。以当前的高增长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看，只有提高利率，使其反映出中国经济的风险成本和应有的资金成本水平，才能不使中国逐步滑入到“流动性陷阱”中。只有进一步改革政府干预模式，消除经济中非正常因素的积累，激励自主创新，才能保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四、增长路径转变过程中的政策选择
干中学效应递减的技术扩散机制使“拼成本”的低价竞争模式难以为继。特别是，由于“大国效应”，原有的政府干预模式已经受到国际政策约束和“外部冲击”的挑战，经济增长方式和政府干预模式的转变是必然的选择(吴敬琏，2005；张平，2005；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5、2006)。
化解外部冲击保持增长稳定的短期政策选择：(1)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提高存贷款利率，使其反映出中国经济的风险应有的资金成本水平，有效地抑制投资需求，打击资产泡沫。(2)放松外汇管制，但避免过快升值。2005年中国实行了3‰的浮动区间，就是按照这一爬行速度，人民币如果只是单边升值，也已经升到很高的水平了，可见，汇率改革并不在于人民币的单边升值，而在于放松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市场作用，让市场探求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恢复供求关系和国际收支平衡。让汇率窄幅波动，有利于驱赶热钱，不会因为小步提高利率就会引致过大的外部压力。(3)优化土地使用，改变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进一步打击地产泡沫。房地产问题是在地方政府行为，没有对地方政府的正向激励，就不可能实现地产调控的目标，而物业税是一个好的选择。(4)改善财政支出结构，增加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支出，实现可持续增长。
校正价格扭曲，促进技术进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长期政策选择：(1)加强准入管理，对通过转嫁企业外部成本或代际成本进行低成本竞争的公司要加强准入性限制管理，如环保条件准入管理、劳动保护准入管理等，避免那种不顾后果的“恶意套利”行为。(2)逐步校正要素和资源价格的扭曲，减低微观主体对扭曲价格的套利行为，维持公平竞争，发挥资本市场配置要素资源的作用。(3)放松管制，向内资开放现代服务业部门，一方面提高现代服务业的供给解决就业，另一方面让国内资金有一个与外资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分享高利润，而不仅仅在低技术领域进行低成本的过度竞争。(4)通过减税和增加R&D投入，激励中国企业进行产品和技术升级，培育自主创新能力。
注释：
①中国由于加入WTO，金融业的开放，QFII、QDII及其他许多措施的出现，资本流动会比以前更为频繁，资本账户逐步开放也是势在必行。目前，在资本项目方面，中国已实行了部分可兑换。IMF确定的43项资本项目交易，中国已完全可兑换的项目有4项；基本可兑换的有8项；有严格限制的项目有16项；完全禁止的项目有15项，主要是禁止外资购买人民标的的证券资产。总体而言，中国资本项目的开放也达到较高水平，严格的资本流动管制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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