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法特殊关系：变化与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前景论文,关系论文,德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欧洲联合的“发动机”，德法关系一直受到学界高度重视。而伊拉克战争前后的 德法“联合”更吸引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分析德法特殊关系的演化和未来的发展前景 ，无论对于深入了解欧洲，还是把握国际局势，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特殊关系的确立
二战后，基于历史的惨痛教训和美国的推动，作为战胜国之一的法国在处理同其“世 仇”德国的关系上采取了和解与合作的路线。为此，法国在莫内和舒曼等人的建议下， 于1950年5月出台了一个新的解决德国问题的方案，即舒曼计划，准备将“法德两国的 整个煤、铁钢的生产置于一个共同的高级机构的领导之下”(注：[德]阿登纳：《阿登 纳回忆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73-374页。)。因为“重整军备首先总 是从煤、铁、钢的增产过程中显其端倪，如果建立起如舒曼所建议的那种机构，那么两 国中的任何一国都能够觉察到对方重整军备的初步迹象”(注：[德]阿登纳：《阿登纳 回忆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73-374页。)。从这个意义上说，舒曼计 划的本质就是要使“德国霸权的危险易于控制”(注：Emst B.Haas,The Uniting of
Europe:Political,Social and Economical Forces 1950-1957,London:Stevens and
Sons Limited,1958,p.242.)。
法国的和解与合作计划得到了德国的积极回应，客观上也完全满足了德国当时的需要 。二战后，德国在财物、领土、精神和道义上都受到了沉重打击，也同样面临着如何选 择其发展道路的战略问题。其最大问题则是整个国家及它的“民族主义”的“正常化” 问题，它“强烈希望自己能作为一个正常国家为各国所承认”。(注：Gisela Hendriks ,Annette Morgan,The Franco-German Axis in European Integration,Edward Elgar,2001,p.35.)为消除欧洲特别是法国对它的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复兴的担心，求得西方 盟国特别是法国对其侵略历史的原谅，德国为纳粹所犯的罪行向邻国作了深刻的道歉和 反省。出于对历史的愧疚，“德国不愿反对法国的欧洲政策，而且感到有很大义务就重 要问题与法国协商”(注：Gisela Hendriks,Annette Morgan,The Franco-German Axis in European Integration,p.5.)，因为实现与法国的和解并通过与法国的合作推进欧 洲一体化，是德国重获主权、重建经济、重返国际大家庭甚至是重新统一的必经之路。 联邦总理阿登纳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看作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 是认为这是联邦政府从政治高度出发向法国做出了经济上的让步。(注：Clemens Wurm,Western Europe and Germany,The Beginning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1945-1960,Oxford:Berg Publishers,1995,p.55.)他在1956年4月《罗马条约》的正式谈判即将开 始时表示：“法德两国的关系对顺利完成统一欧洲事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德国和法 国的关系“只有在欧洲一体化的道路上才有可能长期地保持下去”(注：[德]阿登纳： 《阿登纳回忆录》(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91、301页。)，并希望能以此 彻底消除“德国民族主义的梦魇”(注：[法]让·莫内：《欧洲之父——莫内回忆录》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89页。)。1963年，戴高乐与阿登纳签订了《爱丽舍 条约》，更是以法律的形式将两国的友好合作固定下来，此后，德法两国通过在欧盟事 务方面的密切合作，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双边关系的特殊关系。
首先，德法两国关系高度“机制化”。据统计，从1982年到1992年的十年中，德法首 脑会晤达115次；(注：Yves Boyer,“France and Germany”,in Bertle Heurlin(ed.) ,Germany in Europe in the Nineties,Basingstlke and London:Macmillan,1996,pp.241-246.)而两国外交部长及其他部长间的交流则更是“从不间断”，如在80年代初， 两国时任外长根舍与谢松相互通话次数约有1000次，也就是就说，在约三年的时间里， 两人几乎每天都要通一次话。(注：See Valerie Guerin-Sendelbach,Ein Tandem fur Europa?Die deutsch-franzosische Zusammenarbeit der achtziger Fahre,Bonn:
Forschungsinstitut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ur Auswartige Politik,1993.) 在波恩和巴黎的议事日程里，几乎每天都有一次双边会议，德法关系因此也成为了两国 管理者一种事实上的日常工作，已渗入到两国管理的各个层级，并且高度机制化。
其次，德法两国有意识地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避免冲突，达成联合声明或共同立场。事 实上，与其他欧盟成员国相比，德法对避免相互间的争吵尤其重视，特别是在欧洲一体 化问题上。两国外交部从1958年就开始寻求在欧盟问题上的“一致立场”，法国前总统 吉斯卡尔在其回忆录中也称，德法两国在所有问题上都能达成一致是“至关重要的”， 这样就可避免两国之间的分歧要由其他欧盟成员国或由美国来仲裁的局面。(注：
Valery Giscard d'Estaing,Le pouvoir et la vie,Paris:Compagnie 12,1988,p.130.)随着时间的推移，德法两国的合作也愈益集中于解决欧盟问题，欧盟事务与欧洲一体 化处于德法关系的核心，“两国的伙伴关系已不可能从欧盟事务中分开来谈”(注：
Laurent Leblond,Le couple franco-allemand depuis 1945,Paris:Le
Monde-Editions,1997,p.130.)。从舒曼计划起，到《罗马条约》的谈判、共同农业政 策的形成，特别是创立欧洲理事会、建立欧洲货币体系、通过《单一欧洲法令》及《马 约》等等，德法两国在这些重要的一体化决定和谈判过程中，施加了决定性影响。(注 ：See David P.Calleo and Eric R.Staal(eds.),Europe's Franco-German Engin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Washington DC,1998,p.39;Andrew Moravcsik,“
Negotiating the Single European Act:national interests and conventional
statecraft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45:1,1991 ,pp.19-56;Colette Mazzucelli,France and Germany at Maastricht,Politics and
Negotiations to Create the European Union,New York and London:Garland
Publishing,Inc.,1997.)因此，人们也习惯于将德法两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这种作 用称为“轴心”或“发动机”等等，尽管发动机有时也会熄火，如法国国民议会在50年 代否决欧洲防务共同体计划及1965—1966年间戴高乐抵制欧盟机构就是两个突出的例子 ，但不论如何，德法关系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都是决定性的。
第三，法德两国之间存在着一种事实上的“狱卒与囚徒”式关系，这是两国关系“特 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狱卒的职责是看守囚犯，法国战后的对德政策和欧洲政策在很 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约束德国，并利用德国的力量为自己谋利；(注：See Gisela
Hendriks,Annette Morgan,The Franco-German Axis in European Integration,
Edward Elgar,2001,pp.19-33.)而德国则感激法国的宽容，(注：阿登纳：《阿登纳回 忆录》(一)，第377-378页。)并愿意接受囚徒身份以表明自己的“欧洲好人”形象。法 国历史上曾遭受德国的三次入侵，尽管战后走上了与德和解的道路，但灵魂深处对德国 的猜疑却一直困扰着它。法国的这些猜疑和担心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它的对德及对欧政 策。为了约束和牵制德国，法国时时扮演着欧洲一体化的领头羊角色。因为只有深化和 扩大一体化，才能更好地约束德国，只有在这样的多边架构里，法国人才会更放心地面 对德国。于是，舒曼提出了舒曼计划，蓬皮杜提出了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建议，密特朗 积极推动了1991年关于经济货币联盟的政府间会议的召开等等。对于法国关于欧洲一体 化的提议，德国总是给予积极的回应，它的亲欧洲政策是由它令人羞愧的历史而决定的 ，德国需要用法国和欧洲一体化来消除人们对它的疑虑。因此，德法之间的这种结盟关 系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两个国家针对第三国的同盟，而是一种由一个国家控制另一个国 家，而另一个国家则是为了控制自己的特殊联盟。这是德法两国二战后成为伙伴关系的 根本原因，这种因共同历史遗产而产生的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的运作方式也在相当长的 时间内影响和决定了欧洲一体化的演进过程。这是一种因无奈和方便而产生的联盟，这 种联盟因其给两国带来的便利而得以维持。
二、冷战后的变化与调整
冷战结束及两德国统一对德法关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两国相对地位的变化直 接导致了各自心态及外交政策的调整，两国都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彼此关系。
从德国方面来看，其变化是明显的。首先，德国统一后实力增强，在外交上更为自信 。统一后的德国经济总量相当于当时英法两国的总和，领土增加约1/3，人口也骤增200 0多万，综合实力大为增强。不仅如此，德国人的心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外交上更 为自信和主动，德国前总统赫尔佐克在1995年的一次演讲中宣称：“我们对世界的参与 程度应与我们增长了的力量相适应，不然将来这个世界没人会认真地对待我们……我们 虽然不应高估自己，但也不应低估自己。”(注：Roman Herzog's speech at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Deutsche Gesellschaft fur Auswartige Politik,Bonn,13
March 1995(source:Presseund Informationsamt der Bundesregierung,Berlin).)德 国的自信还表现在它不愿充当统一前那种对法国言听计从的小伙伴角色，德国甚至在不 和法国协商的情况下就对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发展提出自己的建议，1994年9月1日，德国 执政的基督教民主党发表了一份著名的关于“核心欧洲”的舒伯尔—拉莫尔文件(注： “Reflections on European Policy”,CDU/CSU group of the German Bundestag,
September 1,1994.)，这是统一后的德国首次公开大胆地宣示自己的欧洲一体化政策主 张。
其次，德国人的历史情结有所淡化。德国统一后开始有意识地重提民族或国家利益， 放弃“欧洲好人”的形象。德国政界和学界甚至有人提出，德国只有从概念和现实上都 能接受“民族”和“利益”，并将它们合法化，德国才能生存下去；“无论是道歉式的 说教，还是以人道主义的支票援助表示善意都不合适，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一项能考 虑到我们利益的实用的政策”；(注：Christian Hacke,“The National Interests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on the Threshold of the 21st Century”,
Aussenpolitik,49(2),pp.6,8.)德国战后在世界权力政治中推行的自我约束和节制政策 现在看来是“短视的”；(注：Gregor Schollgen,“The Berlin Republic as a
Player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Does Germany Still have Its Own Political Interests?”,Aussenpolitik,49(2),p.32.)德国人不应过分沉湎于三四十年代令人羞 辱的过去，德国人应作为“正常的人”而生活，(注：“Historical Dilemma Sparks
Strong Reactions”,Financial Times,1 June 1999.)等等。
1998年科尔的下台标志着德国一个时代的终结，他与密特朗最得意的作品《马约》也 成了1957—1989年德法关系的结束篇。科尔的继任者施罗德作为战后出生的一代领导人 ，已不把历史问题作为其对外政策决策的重要因素。1998年秋，施罗德在就任德国总理 的演说中曾表示，“我这一代以及后来的人……与他人打交道时将更为自由”；他说， 德国不再是一个民族国家的迟到者，有完全主权的德国已经从政治、经济以及认同上欧 洲化了，德国人不再需要别人额外的承认。(注：Bulletin der Bundesregierung,13
October 1999,p.662.)德国将军队部署到前南地区表明了德国接受经济角色之外的行动 的开始，对此，施罗德称，“德国在世界的角色已经改变”(注：“Reichstag Opens
under the Shadow of Its Bitter Past”,Financial Times,20 April 1999.)。在对 法及欧洲政策方面，德国开始更多地强调要在欧洲事务上保卫国家利益，对共同体预算 的贡献也不再被认为是为了欧洲一体化的神圣事业而不可避免地要做出的牺牲，德国“ 不能也不会用自己的支票本来解决欧洲的问题”(注：GerhFard Schroder,“Policy
Statement to the Bundestag”,12 December 1998.http://www.germany-info.org/
govern/schroder)。德国对欧洲一体化虽然仍有热情，但已不再毫无保留，而是要“创 立一个符合德国人利益的欧洲”。(注：“Horsetrading on EU Finance”,Financial Times,1 June 1999.)这些言论让法国人很担心，因为这都是以前没有的。其实，早在1 982年10月2日德国总理科尔与法国总统密特朗在爱丽舍宫首次会晤时他就表示，“我是 最后一个亲欧洲的总理了”(注：Quoted by Kenneth Dyson,“Chancellor Kohl as
Strategic Leader:the Case of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German Politics,7 (1),1998,p.42.)。2004年6月，施罗德参加了法国诺曼底登陆60周年纪念活动，德国领 导人首次出现在这种场合标志着“法国与纳粹德国最后的一点敌意也寿终正寝”(注：
Robert Graham,”Chirac and Schroder Put Old Enmities behind Them,Financial
Times,2004,6,7.)，而当施罗德说出“这是战后时期最后完结的一个标志”(注：
Bertrand Benoit,“Schroder's attendance marks dramatic moment for EU”,
Financial Times,2004,6,5/6.)时，似乎表明了德国对其历史问题的一种重新认识。
最后，德国对法国的政治及战略依赖性减弱。在冷战期间，法国的政治优势与德国的 经济实力使两国关系保持了一种大体平衡：法国强调自己的历史传统，扮演着德法轴心 及欧共体的政治领导角色，并帮助德国对抗苏联的威胁；德国则将注意力集中在经济事 务上，在传统安全问题上则仰赖美国及法国的核保护。这种政治和经济力量的交换有助 于两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因而也形成了战后德法长期稳定的特殊伙伴关系。但在1989 年后，这一“不平衡中的平衡”消失了，冷战格局的消亡使德国安全环境大为改善；一 方面，来自东方的威胁已基本上解除；另一方面，两德统一使德国重获完全主权，法国 作为四大占领国之一的身份完全解除。这些意味着法国将不能再以其防务能力对德国施 加影响。此外，在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德国的地缘政治影响也会进一步加重。德国 战略地位的改善意味着其影响力的增加及法国影响和作用的减弱。法国原来能提供的政 治和安全上的帮助，德国现在并不需要。因而德国在政治和安全上对法国的依赖已基本 上不复存在。对德国来说，它的地缘政治地位远优于法国，与法国合作只是它外交政策 的选项之一，而并不是唯一的选项。
法国在冷战后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德国地位的变化而引起的。1990年德国重新统 一后，困扰欧洲几个世纪之久的“德国问题”从尘封中再次浮现，成为欧共体其他国家 特别是法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冷战期间，由于德国被一分为二并且分别属于 对立的集团，“德国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但冷战结束后，如何约束统一的德国的问 题又变得迫切起来。法国和许多欧洲国家都担心德国会因统一而变得更加独立、更加注 重追求本国的利益和更富进攻性，从而脱离欧洲一体化和平发展的轨道。相对其他国家 而言，法国也许是德国统一的最大损失者，法国失去了东西方之间的调停者角色，从而 减少了它的外交回旋余地，而且德国统一也将使战后四大国(美、法、英、苏)失去对德 国主权的最后一点约束，这曾经使法国在德法关系中长期保持某种优越地位；另一方面 ，随着传统安全威胁的减弱和全球问题的凸显，法国原子弹的威力相比德国马克的价值 已无优势可言。最令法国感到担忧的，是两国之间原有的、在欧共体内部的地位均势正 在被打破，法国的欧洲政治领导角色失去了往日的光芒。德国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及临 近中东欧的地缘政治优势，似乎有更大的潜力统治欧洲。施罗德入主总理府后，德国寻 求政治成熟的愿望和努力似乎证实了法国的担心：德国希望摆脱二战带来的所有束缚， 不甘心在德法关系中的配角地位和对法国言听计从，甚至一度追求和英国密切关系。
实际上，法国对德国的重新崛起，早就心存戒备，它曾试图阻止和延缓两德统一的进 程。柏林墙倒塌后，法国不得不接受一个强大的德国这个事实，同时希冀于一体化的深 化将德国进一步拴在欧洲，并在此框架下继续对德施加影响。为此，法国积极推动欧洲 经贸联盟的建设，并最终促成了《马约》谈判的成功。值得注意的是，《马约》是在有 良好私人关系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和德国总理科尔的推动下完成的，法国为此做出了许多 让步，条约更多地满足了德国的意愿，因此，当时法国国内围绕这一条约的争论几乎使 国家陷入分裂，尽管条约仍在全民公决中以极微弱的多数通过，但法国国内对德国未来 主导欧盟的猜疑和担心并未因此得到化解，甚至对法德联盟开始失去信心。1995年5月 希拉克当选法国总统后，向与自己政治理念一向不合的英国频频示好，试图与英国改善 关系以摆脱过于依赖德国的状况，并借此对德国形成一定压力。
冷战后德法关系的变化与调整是一种根本上的改变，它动摇了德法在二战后形成特殊 关系的基础，尽管在形式上两国关系仍保持着高度机制化，但法国不再具有“狱卒”的 地位，而德国也不愿再甘当“囚徒”。由此导致了两国的相互不信任感增加，德法在欧 盟问题上的争吵开始表面化和公开化。1999年柏林峰会，德法在欧盟未来的财政安排问 题上公开撕破面皮；(注：See Patrick McCarthy,ed.,France-German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algrave,2001,pp.49-51.)2000年尼斯峰会，法国总统希拉克 与德国总理施罗德为争夺在欧盟部长理事会中的表决权票数而几乎反目，“两国非但没 有形成合力，其领导人之间还展现了相互憎恨的一面”(注：B.Lippert,K.Hugues,H.
Grabbe and P.Becker,British and German Interests in EU Enlargement,London
and New York,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2001,p.119.)。这次 峰会是德法两国第一次没有就重大问题在事先达成一致，而且在这次会议之后，德法关 系也降到了最低点。总体而言，在1992年《马约》签订后的十余年中，德法关系处于相 对冷淡状态。
三、基本走势
伊拉克危机使德法关系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低迷后出现了转折，共同的反战立场以及 新老欧洲的争吵使两国重新认识了对方的价值，双边关系再度开始活跃。2003年1月22 日，两国隆重庆祝了象征着特殊关系的《爱丽舍条约》40周年；在2003年10月的一次欧 盟首脑会议上，法国总统希拉克受德国总理施罗德委托，有史以来第一次代表德国发言 ；同年11月，两国在欧盟理事会上联手阻止了制裁两国违反稳定公约的决议的通过；20 04年6月，希拉克主动邀请施罗德出席诺曼底登陆60周年纪念活动，使沉寂多年的德法 “发动机”重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一系列双边行动表明，德法在经历了德国统一 和冷战结束的冲击后开始相互适应，更加理性地接受对方。
从欧洲一体化发展以及冷战后国际格局的现状和演变趋势来看，未来德法关系的主调 仍将是合作与联合。首先，两国为提升各自的国际地位互有需要。德国重新统一特别是 新一界领导人上台后，其重振德国强国地位的政治抱负日趋强烈，希望摆脱第三帝国的 阴影，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改变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矮子”的形象。德国人 清楚，法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大国在国际上有着的重大影响力，在二战 中的反法西斯斗争史也使法国赢得了“正义”形象，德国要想在国际事务中有所作为需 要法国的支持，法国的理解和认同可以保证德国的政策和主张获得道义上的合法性。对 于法国而言，它在政治上借重德国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是为了能够保持在欧 洲的领导地位。特别是在中东欧国家入盟后，法国担心拥有25个成员国的欧盟会在政治 上失去凝聚力，成为一个松散的自由贸易区，而且德国也很可能更关注东部欧洲，这样 的话，法国将难于保持在欧盟内部的传统影响。法国赞同多速欧洲，主张建立“先锋集 团”(pioneer group)，致力于在防务等领域中形成“硬核心”(hard-core)，等等，正 是出于这种考虑。法国甚至着手与德国商讨建立“法德联盟”(Franco-German union)( 注：Henri de Bresson et Arnaud Leparmentier,“Paris et Berlin reflechissent a une union franco-allemande?”,Le Monde,13 Nov.2003.)。其二，是法美争斗的需 要。独立外交是法国第五共和国对外政策的基石，长期以来法国一直在西方盟国中扮演 着“反美派”的角色，冷战后更是极力争取与美平等伙伴的地位，反对形成单极世界。 法国深知自己的力量有限，所以将其外交能量都集中到了欧洲，特别是拉住德国。自带 头反对伊拉克战争以来，法国一直被美“晾”在一边，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更感到与德 加深联合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其次，德法均为欧洲大国，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深化既是两国长远战略的重心，也是两 国进一步合作的基础。二战以来形成的德法关系与欧洲一体化进程是密不可分的，至今 两国已在极大程度上将本国的发展战略融入到了欧盟建设之中。法德两国对欧洲联合的 感情可能是英美国家所无法完全理解的。无论是法国还是德国都意识到，它们虽然是欧 洲大国，但在世界范围内只是中等国家，(注：“Interview with Gerhard Schroder” ,Die Zeit,10/03/2002.)欧洲国家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在世界格局中成为有分量的一极； 两国希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影响的雄心也只有通过欧盟才能得到体现。(注：S.
Bulmer and W.E.Paterson,“Germany in the European Union:Gentle Giant or
Emergent Leader?”,International Affairs,72(1),1996,p.9.)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 内，法德都不具备单独主导欧洲事务的能力，因此携手共同推进欧洲一体化是两国实现 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
此外，德法轴心一直被认为是欧洲联合的“发动机”，虽然在冷战后逐步表现出动力 不足，但在可预见的将来还很难由欧盟内其他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所取代。相对欧盟内 其他双边或多边合作而言德法关系具有更大的稳定性，英国由于其观念上和地缘政治上 的亲美因素，及其在欧盟特别是加入欧元区问题上的摇摆态度，它与大陆欧洲的法德等 国都不可能形成全方位的、长期稳定的联盟关系。(注：德国资深外交官认为，“布莱 尔已经有了他的特殊关系”。参见：George Parker,“Will the Big Three Give
Europe Fresh Impetus or Just Deepen Its Division?”,Financial Times,2004.2.1 6.)至于近年频繁出现的德法英三边合作，希拉克明确指出它不会对德法“强化的合作 关系”构成竞争威胁，“德法关系非常特别，不是短期内能被取代的”。(注：Stephen Castle,“‘Big three’fend off charges of EU power grab at summit”,The
Independent,19 February 2004.)欧洲一体化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
最后，德法关系50多年的机制化发展使两国合作形成了强大持久的历史惯性。这种惯 性来源于戴高乐和阿登纳1963年签署的《爱丽舍条约》，它强制性地规定了两国从最高 级别到一般官员甚至是民间文化交流特别是青年交流的具体措施，(注：See Ulrich
Krotz,“Ties that bind?The Parapublic Underpinnings of Franco-German
Relations as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Value”,http://www.ces.fas.
harvard.edu/working-papers/Krotz4.pdf)这一条约使得德法之间交流之频繁超过了世 界上任何其他两个大国，特别是每年两次的首脑会晤及每年三次的部长级会晤，使双方 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从对方的立场考虑，易于相互理解、妥协、协调立场。德法关系中这 种机制层面的保障使两国很难偏离特殊合作伙伴的轨道，即使是在冷战后的十多年困难 时期，德法间的隔阂甚至争吵并没有使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密切联系中断。这一惯性将继 续从机制上保障未来德法关系的平稳发展。
然而，冷战的结束也意味着两国关系已经跨越了和解的阶段。两德的统一、德国实力 的增强无疑会强化德国在行动上的自主意识和独立性，战后形成的那种“领导者”(法 国)与自愿的“被领导”(德国)的关系将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两国之间原有的在 观点上的差异和在利益上的冲突凸显出来，并将可能进一步激化。这些矛盾和冲突将主 要表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在对外关系方面，特别是处理大西洋两岸关系问题上法德将出现较为明显的步调不一 致现象。法国由于其独立外交传统和特性，在政治上从不依附于任何超级大国，它的反 美是“原则性”的；而德国并没有法国那样的反美情结，它的反美更带有一种“策略性 ”。比如，法国公开反对美国的“单极”世界，主张世界“多极化”，而德国不提“多极化”，只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强调“多边主义”；法美之间的不信任根深蒂 固，而德国政界的大西洋派仍很有势力。德国在经历了伊拉克问题上与美的激烈对抗后 ，近来正寻求从法国紧紧的怀抱中脱离出来，使自己的立场更接近英国和美国，并在不 改变对伊拉克问题的原则立场的前提下悄悄地与美国改善了关系。因此，法国想要和德 国建立一个对抗美国的联盟很难成功，即使在伊战时建立了这样的联盟，那也是一种临 时的而非长久的。
在欧盟内部，德法的主导权之争及利益之争将会更加激烈，且会长期存在。近年来， 德国在欧洲事务中一改过去的低调和被动，以积极的姿态寻求发挥作用。(注：See
Bertrand Benoit,“Germany Asserts Itself and Quits Role as Good European”,
Financial Times,December 8,2003.)当施罗德在2002年大选期间说出“影响德国人民 的决定将在且只能在柏林做出”这句话的时候，这一“独立”宣示不仅是针对美国的， 而且也将对法国和欧盟产生深远影响。(注：Christopher Caldwell,“Germany Edges France out of the Driver's Seat,Financial Times,December 13/14,2003.)在新的 欧盟版图上，德国地处中心位置，德国以其人口和经济实力在欧盟内的绝对优势使欧盟 的地缘政治重心东移。新成员国中不少中东欧国家与德接壤，这些国家在政治上与德国 靠近，在经济上深受德国市场和资本的影响，欧盟扩大为德国势力扩张创造了条件。因 此，德国今后在欧盟中将有更多的合作伙伴可以选择，尤其是当德法分歧无法协调时， 德国可能会从波兰、英国等国家寻求合作。实际上，德国淡化德法轴心的想法已经出现 苗头，并引起了法国的不安，即使是在因伊拉克危机而催生的德法再度蜜月期间，法国 仍有不少人指责德国对法德关系重视不够。(注：Anne-Marie Le Gloanec,“France
and Germany Must Work for All EU Members”,Financial Times,November 19,2003.)
此外，法德在欧洲建设上的偏好有着明显不同：德国欲进一步东扩，法国却热心于与 北非国家建立联系；法国在共同防务建设上对德国防预算过低颇有微词；德在土耳其入 盟问题上态度积极，而法国人却极力反对。在经济领域，法国要求维持共同农业政策现 状(因为法国是欧共体内该政策的最大获益者)，而德国则主张削减欧盟农业补贴，而且 对二战以来长期充当欧共体/欧盟财政的“出纳”角色深感不满，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 矛盾在东扩后日趋尖锐。再有，法德近年来在经济利益上的争吵也在不断升温。例如， 法国支持赛诺菲国家药业集团收购法德联合企业安万特的行为就让德国很不高兴；而法 国阻止德国西门子集团收购法国濒临破产的工程集团阿尔斯通的行为更是激怒了德国， 施罗德指责法国是“极端民族主义”，并称法国的作法“可能危及法德在欧洲问题上的 合作”(注：Jo Johnson and Hugh Williamxon,“Schroder Hits at`Nationalistic'
Sarkozy”,Financial Times,2004.6.8.)。
总之，冷战后德法特殊关系的变化是一种深层次的变化，其影响不仅是双边的，更重 要的是它给欧洲一体化进程带来了新的变数。目前已经出现的趋势是，德法轴心的推动 力已不如以往那样强劲。在2004年6月的欧盟首脑会议上，法德两国在英国和波兰等国 的反对下被迫在欧盟制宪问题上做出多方面让步；在下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的入选问题上 ，德法两国联合推出的候选人因受到英、意等国的反对而未能通过。正如法德媒体所说 ，“法德轴心不再有足够的力量保持其在欧洲的地位”，“柏林和巴黎单独为欧洲制定 计划的行动已不被人们所接受”。(注：John Vinocur,“A New Power Equatio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2004.8.20.)未来欧盟内可能不再有恒定的动力模式， 而将出现一些新的利益联盟。2003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的英法德三大国在外交军事领域加 强合作的趋势使“三驾马车”的提法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可以预料，为了加强欧盟的 建设，德法两国间的磋商和协调将更加必不可少，但能否协调得好，还要看两国能否找 到双方利益的平衡点。
标签：欧洲一体化论文; 欧盟总统论文; 时政外交论文; 德国经济论文; 法国经济论文; 德国历史论文; 法国历史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