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万代总关情——谈历史题材题视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千秋万代论文,题材论文,历史论文,总关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眼下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并不直接面对当下的生存空间的生存体验，而是更自觉地转向了对历史的书写，这种对历史的癖好，一方面是逃避现实的纷纭复杂，逃避对于现实的解释和判断，而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时间差来寻求表达的自由度和覆盖面。因而这一时期的许多历史题材的影片，历史本身常常没有历史感，“历史”是一种现实，一种策略，往往只是某种现实需要的历史投射。对于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刘苗苗的《家丑》等仍然继承着前一时期的启蒙主义传统的第五代导演的作品来说，历史是关于个性与秩序的罪与罚的寓言，对于《开国大典》、《大决战》、《大转折》等“主旋律”影片来说，历史是关于理想和信仰的英雄神话，而对于《红粉》这样一类被商业包装所改造的影片来说，历史则只是一种大众传奇的叙事背景。正如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一样，电影中的历史书写其实都是现实书写。
然而，对于历史来说，尽管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已经成为了老生常谈，但对于电影来说，任何历史都是生命史这句话却至今没有被许多人意识到。所以，我们一些历史题材的创作热衷于用那些千篇一律的模式来编造各种离奇的戏剧性故事，而人物只是这些故事中被类型化的叙事元素；一些作品努力去再现历史场面和历史场景而在这个金碧辉煌的舞台上却没有出现光彩照人的演员或角色；人，人的生命，依附在这一生命中的人性、人格和人的命运失落了。于是我们面对的只是一段远离我们的关怀和期待的过去，一个具有考古学意义而没有审美体验的文献。这样的历史原本只是历史教科书的一面，而不是一种审美想象，不是影视艺术。所以，我们有的历史题材影片，尽管可能场面浩大、文献充实、结构复杂、人物众多、立意深远，但是却因为没有鲜活的个性、鲜活的生命体验、鲜活的艺术形象，因而无法真正唤起观众的共鸣、同情、感怀和热情。如果说文学是人学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影视艺术是人的艺术。没有能够让观众认同、关怀、甚至激动不已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无论是再现得多么逼真还是表现得多么淋漓尽致，这样的影视作品是不可能产生审美感召力的。
纵观目前中国的历史题材的影视创作，无论是象《大转折》、《大决战》这样的电影或是《三国演义》这样的电视剧，追求具有奇观效果的历史大场面已经是一种普遍的意识。应该说，大场面一直也是世界各国大制作影视作品在艺术质量和市场竞争中得天独厚的优势。象《勇敢的心》、《辛德勒的名单》等许多影片都不惜代价营造奇特壮观的场面，创造一种视听震撼力和冲击力，这似乎已经成为现代影视作品的一个标志。在这一点上，近来一些国产影视作品也作了很大努力。一些影视作品或者是用具有历史感的大场面来还原历史的真实，如《大转折》中那些千军万马、枪炮轰鸣的战争场面就是对当年那种战争的恢宏、壮观的再现，它试图用一种历史的磅礴气势征服观众。有的影视作品或者用大场面来营造一种情绪氛围，如《鸦片战争》中虎门硝烟的一段，不仅有许多局部的中近景的镜头，而且有许多全景、远景的俯视镜头，这些画面将当年虎门硝烟的那种热烈、辉煌和振奋的情绪非常充分地传达出来了。更多的历史场面是试图为观众提供一种新奇壮观的景象，创造一种好莱坞电影所谓的奇观效果，用场面的宏伟、独特为观众提供一种在现实生活中很难产生的观赏体验，象《大转折》中羊山集战斗的场面，使用了许多不同角度的移动镜头拍摄，时而俯视，时而横摇，视野开阔、场景壮观，在场面调度上充分显示了战场空间的真实性。其场面的规模、动用人力物力的数量、画面的冲击力在世界电影史上都是少见的。就场面而言，无论是《勇敢的心》或是《与狼共舞》等好莱坞大片都难以与之相比。
但是，对于影视作品来说，它并不只是历史的简单再现，甚至也 不只是对历史奇观的再现。影视艺术终究是关于人的艺术，历史如滔滔江河，往事如烟、折戟沉沙、逝者如斯，唯有人的爱恨与情仇、高尚与卑劣、浩然正气与苟且偷生代代相继，就象那几个音符一样，不断组合为新的关于生命的乐曲。因此，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对于观众来说，重要的不是历史，而是历史中积淀的生命的情热，是与处在现实生活中的他们自己的生命体验联系在一起的。看看中外历史题材的文学或者影视戏剧创作，莫不如此，《勇敢的心》为什么能风靡世界？因为它为平平庸庸的当代人塑造了一个正义、勇敢、智慧、亲切的华莱士的形象，人们从他那里感受到了生命的辉煌和崇高。
应该说，近期中国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也开始注重通过对具有生命个性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来提高其艺术审美价值。与以前的作品相比，一些作品在人物塑造上不再是将历史人物理解为政治性与生活个性的简单相加，而是写出了人物的心理和性格个性，人物的行为、语言甚至政治态度、政治能力都是与这种个性息息相关。如《大转折》对刘伯承、邓小平形象的塑造。在刘伯承批评陈再道、看望负伤战士、渡河战斗中提出“狭路相逢勇者胜”等段落中，那种军事天才的大智大勇与那种来自于博大胸怀的深厚人道精神使刘伯承的形象成为了一个比较丰满而生动的整体。影片中，寡言少语的邓小平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剃头出场、与机枪手谈话、作出挺进大别山的决定等情节和细节中，深谋远虑、机智务实、外冷内热、顾全大局的个性使邓小平的性格个性得到了展示。这部影片还第一次突出地表现了中共高级干部个人之间的友谊和感情。刘邓关于谁去谁留的争论、邓小平祝刘伯承生日快乐等段落，将刘伯承、邓小平之间那种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相互理解、信任和关怀表现得细致感人，友情在影片中产生了某种人性的感染力。
另一部历史大片《鸦片战争》在林则徐、琦善、道光皇帝等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取得了明显成果，一些人物精雕细刻，甚至还有一些神来之笔。影片一方面象过去的历史叙述一样，突出了林则徐忠君爱国、嫉恶如仇的个性，将他塑造为一个传统的民族英雄；但另一方面影片又生动地刻画了身居要职、出入官场的林则徐那种刚柔相济、内外有别的政治智慧和人生韬略；接受吕子方的劝导、拿到何敬容帐册后并不 “打击”所有受贿官员等情节， 使这一人物具有了生活本身的丰富性和真实感。影片在利用细节和片断来刻画人物方面也用心良苦。影片刚开始，道光分析林则徐最初不愿担任禁烟重任的三条“病因”一段，仅一场戏，就把道光皇帝那种敏感、自负、残酷而又内心忧虑的心理个性表现出来了，也为后来林则徐被他罢官处分留下了伏笔。影片还敢于从生命个性的视点对一些历史人物作出了新的阐释，没有进行简单的政治处理，而是试图表现出人物具有某种合理性的内在心理动机。在琦善与林则徐等人谈到大清帝国的没落、已是阶下囚的琦善与林则徐告别等段落中，琦善形象的塑造没有仅仅当做卖国贼的反面形象被漫画化，而是具有了一定的心理和性格深度。
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的历史题材创作还没有完成从写历史到写人的创作观念的转化，在中国的历史题材创作中，往往还是历史大于人、政治大于人性、文献大于审美。即便是上面提到的那 些历史题材作品，它们的视点始终是一种还原历史的视点，而历史人物便成了这一历史舞台上来去匆匆的配角，许多场景、段落、情节的设置，并不是为了塑造人物而只是为了再现历史，历史舞台被浓墨重彩而历史人物却有些轻描淡写，不仅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缺乏整体感而且影视作品的人性感染力也被各种历史文献所冲淡，更多的历史人物受到历史概念的束缚而失去了想象的魅力和个性的魅力。以至于至今为止，在我们的银屏上，毛泽东的形象虽然已经被塑造过无数次，但却没有一个能够显示出这位一代天骄的人格魅力。我们的影视作品中几乎没有出现过象《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的拿破仑、《巴顿将军》中的巴顿、《勇敢的心》中的华莱士那样的历史形象，这些形象是“历史”，是历史记载中存在的人物，但他们更是“现实”，是人们按照现实需要和现实理解对历史人物的想象和创造，因而他们并不是历史教科书或者历史博物馆中的历史而是艺术的历史，是具有生命感的历史。
归根结底，还是一句老话，艺术是人的艺术，只有人鲜活了历史才能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