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复合词的“异序”论汉语的类型学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复合词论文,汉语论文,特征论文,类型论文,异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224(2004)03-0068-06
一
现代汉语是一个以普通话作为共同语同时又具有复杂而丰富的方言的民族语言。在汉语词汇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古汉语合成词发展中的不稳定性以及方言和雅言正音（官话）之间的不断整合与分化，从而产生了一大批有趣的同素异序词[1]。例如：
A 普通话——母鸡 公狗 母猫 公猪 雄鸭 公牛 母老虎
方言——鸡母 狗公 猫母 猪哥 鸭角 牛
虎母
B 普通话——日历 客人 台风 花菜 拖鞋 围墙 干菜
方言——历日 人客 风台 菜花 鞋拖 墙围 菜干
上述方言与普通话相对应的各组词均属语义相同（或基本相同）、用字相同（或不完全相同）但词序排列却相反的同素异序词。人们对方言异序现象产生极大的关注，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A组、B组方言词把“母”“客”这样的表修饰的语素置后的构词方式可能是古越语底层在方言中的残留[2]，或者说，是方言受其他亲属语言影响所致[3]。
第二种观点认为，异序是因为不同方言在造词时对中心语素作了不同选择，况且语素亦有兼类，并非修饰语后置；南方方言没有“中心语—修饰语”的词序，“牛公、牛母”这样的结构并不是别的语言扩散的结果，仍然是“修饰语—中心语”的结构，合于汉语一般的词序规则[4]。项梦冰《试论汉语方言复合词的异序现象》[5]深入论述了这种观点。
第三种观点认为，异序是汉语古已有之的现象。张清常在《上古汉语的SOV语序及定语后置》[6]一文中通过许多生动的语料论证：全中国“地无分南北”，时不论古今，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普通话、方言，都有“中心语＋修饰语”的现象，似应把这种现象解释为汉语所固有，是远古、上古汉语的遗迹，并非仅受兄弟民族语言影响而偶然的渗入。
上述一、二两种观点可能缺乏对语言事实的尊重；第三种观点认为定语后置只是一种历史残余，说法也许仍有偏颇，而且也未能就异序形成和发展的客观缘由做进一步的阐释。
二
应该说，上述三种不同的观点，都有其推论的依据。以第一种观点看，方言的语序与古越语及汉语亲属语言相同，是方言受其影响造成的。桥本万太郎对这种现象作过一番解释。他认为，从“鸡母”到“母鸡”，是南方汉语南亚式的顺行结构和北方汉语阿尔泰式的逆行结构的鲜明对比，是构词法的由南向北的推移[7]。这似乎有了较高的理论立意。但是，他似乎只看见共时的表面的现象，而忽略了几千年来汉语演变发展的历史，忽视了汉语从单音节词向双音节词发展的过程中词序的不稳定性和异序存在的客观性[8,9,10]，忽视了汉语语法的兼容性特征以及汉字对汉语语法所产生的独特影响[11]。
持第二种观点的人认为，汉语复合词构词方式的语序排列并无异常存在。方言中语素排列次序不同，是因为这些方言对中心语素有不同的选择。项梦冰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先是从语素的语法兼类性质出发，认为“公鸡”“母鸡”中的“公”“母”是形容词性质的，属“A+N”式，即“修饰语＋中心语”；“鸡公”“鸡母”中的“公”“母”则是名词性质的，属“N+N”式，也是“修饰语＋中心语”。再是认定汉语自古以来只有“N+N”式，无“N＋非N”式[5]；（吴长安在他2002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汉语中存在“‘名’修饰‘形’结构”[12]。这个问题看来还不宜过早下结论）在无“N＋非N”为前提的情况下，说“鸡公”“鸡母”是“正偏结构”不合理。三是以“台风—风台”“鲫鱼—鱼鲫”为例，说明不同方言虽然在选择中心概念上有所不同，但无论次序如何变化，其语法结构仍是“修饰语＋中心语”，即有以“台”“鲫”为中心的，也有以“风”“鱼”为中心的。从这种观点出发，异序并不存在，汉语的语法结构始终只有“修饰语—中心语”（即“形容词—名词”）的词序。
问题在于，我们是在做比较语法研究，还是在做方言语法研究。如果仅仅是在做方言语法研究，那么，如闽南话的“土沙”“鸡母”“历日”在本方言中就属于正常语序。假如还找异序，闽南话既说“菜花”亦说“花菜”，既说“康健”亦说“健康”，既说“对联”亦说“联对”，则算是。如果要做比较语法研究，则应探讨为何方言会取不同语素为构词中心？项梦冰不同意把“菜干”“鸡母”“鞋拖”看作是语序上的差别（即组合方面的差别），而认为是造词时选取中心概念的不同，是以同源语素在不同方言中的不同归类（即聚合方面的差别）为基础的[5]。这就把语法的比较研究和语法的系统研究搅在一块，为此，他还抛弃了语义这一重要环节，把一个同是表示雌性含义的“母”字从功能上人为地分为名词性和形容词性。这就产生了前提定位中的悖论现象。
三
我们在谈方言与普通话异序词语之间的比较的时候，首先应该明确，所指异序词必须是用字相同或基本相同，词义相同，语素概念义相同。只有具备这三个条件，异序才具有可比性。词语不同义的不能比较。如：“吹风—风吹”、“生产—产生”，前后词语不同义，不属本文所指异序。语素概念义不相同的也不能比较。项梦冰在分析“鸡母”与“母鸡”时，认为这两个“母”不是同一个语素，语素义也不同；他认为前者是名词性的，后者是形容词性的；前者存在于南方方言，以“母”为表义中心，同类型的有如“奶母”“老母”等，均不可说成“母奶”母老”；结论为“鸡母”不是“母鸡”的异序[5]。我们认为，项的分析方法有误。“鸡母”与“母鸡”无论从词义本身，还是构词的语素义，方言与普通话都完全同义。倒是“鸡母”的“母”与“老母”的“母”语素义不同，不可以类比。在闽南话中，“鸡母”“鸭母”的“母”通指雌性；“奶母”、“阿母”、“老母”的“母”则指有孩子的女性或用自己的奶水喂养他人的孩子的女性；闽南话中还有“沙母”一词，其中的“母”指“粗大”的意思；这些都不可与“鸡母”的“母”（雌性）去比，不能因为它们在普通话中找不到异序去反证“鸡母”与“母鸡”的关系。又如：闽南话的“猫公”“狗公”的“公”（雄性）不与“叔公”“舅公”的“公”（指某一辈人）同义，也不与“老仙公”“师公”“虾角公”“草蜢公”“日头公”“雷公”的“公”（这里的“公”语义已虚化，或指某类型、某行业的人，或指某类动物、某类事物）同义，也许与成都话的“舅公”[13]、长治话的“脖项公”[14]的“公”也不同义，不可与比。丁邦新在分析表示动物性别的词性时，对语素也犯了混淆概念义的毛病[4]。如，对客家话的“牯”“公”用在“老丈牯”、“虾公”中的概念义产生了误解，事实上这里的“牯”、“公”已非使用本义，其语素义已经虚化。可见，语素义不相同无由将之拿来作论证异序词的依据；语素义相同时，在汉语文化圈中，中心语素是不会因语序的不同而改变的。
四
汉语有一个不同于其他语言的重要特征，就是使用音、形、义统一体的汉字作为语言的书写符号。这个汉字，不仅与其他拼音文字具有共同的功能，同时它还以集音、形、义为一体的优势参与语言的表达，发挥其他文字难以发挥的作用。汉语从早期的单音节词为主向双音节词发展的过程中，汉字就以语素的身份出现在词中。作为独立使用的汉字逐渐失去了独立记录词的资格，渐渐担负起了构造双音节词的作用。与此同时，汉字独立记录语素义的作用仍然存在，因此，当汉语韵律对音节有需要时，语素次序的对调和交换使用成为常有的事，如“室家”与“家室”、“衣裳”与“裳衣”在古诗文中的同现。所以，同素异序的合成词是汉语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它的起源是和合成词总的起源同样古老的[15]。不妨再举几例：
中心（《诗经》）——心中《礼记》）
朋友（《论语》）——友朋（《左传》）
学问（《荀子》）——问学（《荀子》）
安慰（《焦仲卿妻》）——慰安（《汉书》）
解脱（《史记》）——脱解（《史记》）
我们从大量的古籍和通俗文学作品中会发现，下列异序词也是古已有之，到了现代还在方言中继续保留。
C 普通话——沙土 健康 喜欢 互相 劝解 酸臭 蔬菜
方言——土沙 康健 欢喜 相互 解劝 臭酸 菜蔬
可见，古汉语在从单音词为主发展到双音词为主的过程中，双音词的词序在排列上常常出现不稳定现象，表达中心意思的语素在词序上有后置的也有前置的。张能甫也指出，之所以会有同素异序现象，是因为复音词产生之初语素的位序排列并不影响词义和使用效果[16]。这些异序词后来在一些方言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王建设在《泉州方言与文化》[17]中曾列举闽南话的“鸡母”“人客”“历日”“闹热”“弃嫌”等词在古汉语中的例证：
鸡母 ［例1］鸡翁一，值钱五；鸡母一，值钱三。（北魏·张丘建《算经·百鸡题》）
［例2］吾家有鸡母，乘春数子生。（北宋·李觏《惜鸡》）
［例3］王员外道：“可怜，我道鸡母为何叫唤，原来见此鸭雏入水，认他各等生身之主。鸡母你如何叫唤？”（元·关汉卿《刘夫人庆赏五侯宴》）
值得注意地是，“鸡翁”一词今天闽南话中还在使用。另外，“鸭雏”是否在其他方言中保留，我没有调查过，但“鸭雏”的语序同于“鸭母”则是显然的。
人客 ［例1］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唐·杜甫《感怀》）
［例2］腰痛拜迎人客久。（唐·白居易《酬固从事》）
历日 ［例1］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唐·太上隐者《答人》）
［例2］“梅香，取历日来，教学士选个好日子。”（元·关汉卿《温太真玉镜台》）
闹热 ［例］红尘闹热白云冷。（唐·白居易《雪中晏起偶咏新怀》）
弃嫌 ［例］官人若不弃嫌，情愿将的去。（元·关汉卿《刘夫人庆赏五侯宴》）
语言是约定俗成的，是人类认识长期积累的结果，是使用语言的人代代相传的产物。历代以来，汉语虽然都以雅言正音作为交际工具的主流，但正如汉族是一个多元融合的民族一样，汉语自古以来就存在方言的分歧[18]。汉语词汇在双音化的过程中，不同区域的人从各自的角度出发为同一事物造词，他们可能选择不同的语素（字）组词，也可能选择共同的语素组词。在组词中，语素的排列可能是“A+B”，也可能是“B+A”；就是同一区域同一方言，也可能在语序排列上“A+B”和“B+A”两种情形共存[19、20]。这种现象普通话也难免。例如：
D 普通话——羊羔 熊猫 伤感 讲演 代替 缓和 质朴
方言——羔羊 猫熊 感伤 演讲 替代 和缓 朴质
普通话中的这些异序词现在还在使用中；其中前三组词中，“羊羔”“熊猫”是“中心语＋修饰语”的定语后置式，“伤感”是“中心语＋修饰语”的状语后置式。后四组词均属并列式。总之，说同素异序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应该毫不过分。
五
在闽南话中，以“鸡”为中心，就有如下一组词：
公鸡的统称：鸡角
有过交配行为的公鸡：鸡翁
母鸡的统称：鸡母
未下过蛋的母鸡：鸡僆、鸡种
后一语素因前一语素而语义浮现。按闽南人的理解，中心概念不可能是后一语素，上文A组中的方言词都如此。任学良认为，所有的主从式（即修饰语＋中心语）都可以通过加“的”去理解，这是这种结构的显性特征[21]。以此检验A组和B组中的普通话的偏正式，均行得通，但检验异序的方言词则说不通。可见，这些方言词不是“修饰语＋中心语”的偏正式，而是“中心语＋修饰语”的正偏式。这种正偏式的构词方式古代汉语不是没有。王艾录就认为，“使节”的结构方式不是“偏正”，而是“正偏”。其实“北国”一词也不是指“北面的国家”，而是指“国之北”，也应属“正偏”[22]。张延俊也认为，“春秋时代以前，在汉语数量结构与名词中心语结合的短语中，几乎都是数量结构置于名词之后。”“其中有许多‘名·数·量’形式短语都在句中作宾语，应理解为偏正结构。”[23]（该文对作宾语的“名·数·量”用符号作了结构分析，实际上就是正前偏后的结构）在先秦汉语中，修饰（限制）语后置的“名＋数量”语序是一种常序，这种语序在现代汉语中仍然在沿用[24]。普通话“瀑布”一词，中心语素应是“瀑”，但普通话不说“布瀑”而说“瀑布”。这显然不是“修饰语＋中心语”的偏正式，而是“中心语＋修饰语”的正偏式。这些正偏式词语根本无异序可对应，是一种正常的语序。此类例子很多，例如：
E 普通话——石棉 袜船 虾米 煤砖 乳峰 法网 浪花
篱墙 云海 月牙 雨幕 脸蛋 脑袋 糖瓜
这些词从语法角度做结构分析，都只能看成古代汉语“正偏式”语序规则的延续。正如修饰语前置不一定要有后置对应一样，不应强求修饰语后置要有前置相对应，因为这也是汉语构词上的常序。
语法理论是人们对语言事实的一种理性分析。一旦认为汉语在类型学上的特征之一是具有“修饰语—中心语”（或“形容词—名词”）的词序[4]，那么就会推论普通话的“公鸡”是“形＋名”，方言的“鸡公”是“名＋名”。这种把表示同一语义的“公”（雄性）因为构词位置的变化而解释为词性的变化，是否带有太多的主观意图？（既回避“名＋形”的事实，也回避了“中心语＋修饰语”的可能。）
所以，我们无论是把方言纳入汉语的大框架中考察，还是作为一种独立的系统看待，都应放弃汉语仅有“修饰语＋中心语”的类型特征的观点，而表述为既有“修饰语＋中心语”的类型，亦有“中心语＋修饰语”的类型。这样表述也许更合乎汉语的历史事实，更能够包容汉语的各大方言，也更具有科学性。因为汉语自古以来就具有宽厚的包容性，构词规则多此一类型只会说明语法的丰富性而不会贬损汉语的纯洁性，同时更能体现汉语语法的继承性，至于这一类型与汉藏语系其他语言或与古越语有着共同的特点，正好说明它们之间历来就有着亲属关系，而非谁受谁的影响。重要的是从事实出发，总结语法规律，为普通语言学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