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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1828—1897）是我国著名的早期维新思想家和近代报刊的创始人。他的事业开创及其历史地位的奠定都与香港密不可分。从34岁到56岁，他一生中最重要、最宝贵而且最有作为的时光是在香港渡过的。王韬在《南京条约》签订20年之后到达香港，他在那里先后居留了20多年。在喜迎香港回归祖国的今天，回顾一下王韬与香港的关系，是有意义的。
一
王韬生活在中国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最初阶段，他是因“黄畹上书”事件遭清政府缉捕而被迫避居香港的。
王韬，初名利宾，字兰卿，18岁后入县学易名翰，字懒今，避居香港再改名韬，字仲弢，子潜，自号天南遁叟，晚年又曰韬园老民，1828年（清道光八年）11月10日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城外长洲之甫里村（今江苏吴县甪直镇）。“自少性情旷逸，不乐仕进，尤不喜帖括，虽勉为之，亦豪放不中绳墨”〔1〕；1846 年他参加过一次乡试，未中，此后再未投考。自云：“不佞少抱用世之志，素不喜浮夸，蹈迂谬，一惟实事求是。愤帖括之无用，年未弱冠，即弃而弗为〔2〕。”1848年2月他到上海看望在那里教书的父亲。 在上海他很有兴致地参观了使用机器印刷书籍的“墨海书馆”，结识了该馆创办人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medhurst 1796—1857），并应后者之邀， 担任墨海书馆的中文编辑，帮助麦都思翻译《圣经》，并与著名数学家李善兰一起协助西方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伟烈亚力（Aiexander Wylie）等翻译西方科技著作。他从事这一工作先后达13年之久。
王韬在上海的十多年中，正是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之时。1860年，太平天国李秀成部攻占了王韬家乡苏州及苏州至上海之间的广大地区，他曾协助上海以西之诸翟地方当局组织民团抵御太平军。次年3、4月间，王韬应英国传教士艾约瑟之邀，陪伴后者及一批传教士到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南京）游历。此行他结识了一些太平天国官员，其中很可能包括太平军苏州地方长官逢天义刘肇均。1862年3 月王韬回乡探母期间，刘肇均收到一封署名为“苏福省儒士黄畹兰卿”《上总理苏福省民务逢天义刘肇均禀》，建议忠王李秀成暂缓进攻上海，“徐以图之”，而应集中兵力夺回曾国藩控制的安庆，收复九江、汉口等长江中上游重镇，然后谨慎从事，巧取上海，即用士兵乔扮市民混入城内，并用允诺免税的办法引诱船民弃上海而驶往它处，从而毁其贾市。不久，这份禀帖在上海附近王家寺的战斗中被清军缴获，并被认作极其重要的文件而送往北京。因太平天国讳“王”字，王姓一般写作“黄”或“汪”，清廷认定“黄畹兰卿”就是大逆不道的反叛者王韬。此时王韬已回上海，得到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airhead）和英国驻上海代理领事麦华陀（Walter Henry Medhurst，麦都思之子）的帮助， 在上海英国领事馆躲藏四个多月。清政府要求英国公使布鲁斯（Fredricdk Bruce ）引渡王韬，上海道台则企图将其诱捕。王韬在上海无法立足，遂于1862年10月乘轮船潜逃香港。〔3〕王韬后来回忆道， 黄畹上书事“久之卒不解， 不得已航海至粤，旅居香港”。〔4〕
二
1862年10月4日王韬到达香港。从这时起，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 王韬在香港主要做了两件大事，并因此奠定了他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是协助理雅各翻译儒家经典，向西方传布中国传统文化。
理雅各（Legge,james 1814—1897 ）是出生于苏格兰的英国著名汉学家，1839年被伦敦布道会派往马六甲任英华书院院长，1843年随该院迁往香港。他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事业，著有《中国人关于神鬼的概念》（The Notions of the chinese Concerning God andSpirits）， 《孔子的生平和学说》（The Life and Teaching ofConfucius），《孟子的生平和学说》（The Life and Teaching ofMencius）等书。1861年出版了英文版的《论语》、《大学》、 《中庸》和《孟子》。他计划将儒家经典都译成英文，出版28卷《中国经书》（The Chinese Classics）。王韬中学根底深厚，又曾与西方传教士长期共事，正是协助他完成这一宏伟计划的理想助手。王韬初到香港，属政治避难性质，亦只能“自此杜门削迹，一意治经”〔5〕。 他接受理雅各的邀请，协助他翻译中国古代经典达十余年之久。在王韬的帮助下，理雅各译书顺利，王韬助译之《书经》、《诗经》、《易经》、《礼记》等译本，分别作为《中国经书》的第3、第4、第26和第27—28卷先后出版，这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桩盛事。它表明近代在西学东渐的同时，中国文化亦在西传。文化交流是双向进行的。理雅各的译本迄今虽已出版一百多年，但仍被视为标准的译本，王韬为此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为了准确地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王韬曾潜心研究儒家经典，写成了《皇清经解札记》24卷、《春秋左氏传集释》60卷、《春秋朔闰考》3卷、《春秋日食辩证》和《春秋至朔表》各一卷， 还著有《周易集释》、《毛诗集释》、《礼记集释》等〔6〕，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这是王韬避居香港之后为中学西传和中西文化交流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为此，他曾随理雅各到英国两年多时间。
二是创办《循环日报》，宣传变法自强思想。
1870年王韬和理雅各回到香港。第二年王韬与黄胜（字平甫）——中国近代最早的三个留美学生之一，买下了理雅各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创办了中华印务总局，开始从事出版事业。1874年1月5日王韬创刊《循环日报》并自任主笔。这是我国最早的民办报纸之一，内容大致分为新闻、广告和杂文三类，其最大特色是在每日的“中外新闻”栏目中登载“论说”一篇，相当于今日报纸的社论，这些“论说”，多出自王韬手笔。由于在香港不受清朝政府的干预，王韬通过“论说”议论时政，介绍西学，抨击时弊，鼓吹变法，从而奠定了他在我国新闻报刊史上的先驱地位，奠定了他作为我国早期维新思想家和报刊政论家的地位。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人自己办的报纸而能长期存在并取得相当成绩的，实自这家报纸开始。容闳在上海没有完成的事业，王韬在香港完成了。”而且作为我国第一个报刊政论家，王韬也“只是由于生活在香港，这才得以实现他办报的主张”。〔7〕
通过《循环日报》，王韬反复宣传了“借法自强”、“变法自强”的主张。他认为，自鸦片战后中外立约通商以来，泰西各国通商中土，有如咫尺，实为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固非闭关自大之时。欲采取深闭固拒的政策，必误天下苍生，只可因势利导，万无杜绝驱除之理。这种变局同时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可盛可衰、可强可弱、可分可合的机遇。把握机遇，关键在变法自强。变法自强，就要向西方学习，尽取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他主张取法泰西，以富强为治民之本，要与民共其利害，同其忧乐，要扩展农业生产，发展工商交通运输，开发煤铁五金诸矿，皆许民间自立公司，其利皆公之于民。他还主张效法泰西“君民共主”之治，努力消除君民之间隔阂，不犯民、不虐民，不欺民，朝廷有大兴作，大政治，亦应先期告民，务使上下情通，君民共治。王韬大力宣传废八股，变科举，兴实学，育真才；同时主张克循条约，结好远人，不卑不亢，讲信睦邻。他强调要了解中外事故，通中外之情。作为一个力主改革的维新思维家，王韬关于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情的思想以及在公开赞成采用西方的许多政治制度方面，比其他人走得更远。1882年，王韬把他发表于《循环日报》上“多言洋务”的存稿，“稍加厘次，授诸手民”，当年在香港出版，这就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颇负盛名的《韬园文录外编》。
三
王韬长期生活在香港，对香港的神奇变化和迅速发展颇有切身的感受，也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在他的著作中不乏对英人有效治理香港的客观记述和赞美之词。但是，王韬毕竟是一位由中国传统文化哺育出来的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助译中国经典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也好，创办报纸宣传变法维新也好，都体现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身在香港，心系祖国，对自己因“黄畹上书”事不幸“阛罹奇祸”而成“圣朝之弃物”“盛世之废民”感到深深的遗憾。因此，身居香港闹市，却“意郁郁不欢，恒思归耕故乡”，自云“老民虽流徙遐裔，僻处菰芦，而睠怀家国，未尝一日忘”。〔8〕晚年离开香港， 定居上海，成了他最终的归宿。
据记载，王韬“居香港时最久，自号‘天南遁叟’，颜其读书处曰‘遁窟’。屋不甚轩敞，顾后枕山麓，前俯海峤，估帆番舶，时往来于眉睫间，亦足豁胸臆破岑寂也。几上书籍，鳞次纷积约寸许。秃笔数十支，颠倒横陈，著作其中，析经义，讲词章，旷览古今，发为伟论。”〔9〕这段记载反映了王韬在香港生活和工作的一般状况。
王韬避居香港期间，曾留心考察香港的历史和现状。他以香港僻在一隅，记述者罕，故而勤涉书史，旁诹故老，延访遗闻，调查研究，在居住香港3年之后，写成《香港略论》一文，除简要介绍香港的地理、 土著居民的来历和住港华民的风俗习惯外，着重记述了英国治理香港的措施与成效。从中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鸦片战争后的20多年中，香港已经从“南徼濒海一荒岛”变成一个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颇具规模的东方“雄镇”。英国在香港“设官之繁密”、“兵防之周详”、“赋税之繁旺”、“教民之勤恳”、“游历之地咸备”都令王韬大为感叹。他特别关注那些不同于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的事物，例如，他指出香港司法制度，“臬宪之外，有提刑官，僚佐官，更立陪审之人十有二员，以习法之律正充其事，而民间所举公正之绅士，亦得与焉，专在持法严明，定案鞫狱，欺无妄滥。”再如，王韬注意到香港发展起来之后地价昂贵，“寸土寸金，其贵莫名，地球中当首推及之矣”，但却不忽视文化娱乐场所的建设，已建成有“周约二十余里”的赛马场和“广袤百顷”的公园，每岁孟春和煦之时，在赛马场举行赛马，“士女便娟，其集如云，远近趋观，争相赞羡”，公园之中，“花木崇绮，游人均得入览。”王韬更注意到，香港是不同于当时中国的另一种社会制度，另一种价值观念，在这里通商重于一切，金钱支配一切，“居是邦者，率以财雄，每脱略礼文，迂嗤道德”。作为一个自由港，“香港不设关市，无讥察征索之烦，行贾者乐出其境，于是各口通商之地，亦于香港首屈一指。前之所谓弃土者，今成雄镇，洵乎在人为之哉！”〔10〕。
王韬对香港变迁和发展的观察、研究与描述、宣传，表明他对香港所采用的资本主义制度是羡慕和向往的，因为这种制度及其所体现出来的西方文明，较之当时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落后状况，显然具有极大的优越性。正是有了这种认识，王韬才能以开阔的眼界、开放的心态观察世界，思考问题，倡导学习西方，变法维新以实现国家的自立、自强。这一事实表明，香港在鸦片战争后成了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一个窗口。
王韬在香港的维新宣传及其所著《普法战纪》使他在国内外享有很大的名声。其时，国内正在开展以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兴办近代军事和民用企业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洋务派领袖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和丁日昌等人都对他评价甚高，“湘乡曾文正公称之为未易才，合肥相国李公许以识议宏达，目之为佳士”〔11〕尤其是被王韬视为“生平第一知已”的丁日昌更是对他推崇倍至，认为“当今通达时务熟稔外情”者，都无法与王韬相提并论，并“为之揄扬于南北诸大僚”〔12〕王韬素有“用世之志”却不幸成为“弃民”，他的内心充满着痛苦。因此，他把丁日昌视为知已并怀着至深的感恩之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为了报答知已并借以“固国本”，王韬与曾留学美国通西国语言文字之学者黄胜合作译著《火器说略》一书，专门介绍西方国家制造枪炮的知识与方法，并缮写真本，寄呈丁日昌。他还不时向丁日昌条陈方策，贡献他对洋务新政的种种意见。1879年王韬还曾专程到广东丰顺探望在籍养病的丁日昌，受到盛情款待，问临行还赐以异书，馈以兼金。同年王韬应邀访问日本，“作东瀛之游，”取道上海，才得以重见阔别二十年的故乡风景，“真觉城郭则是，人民皆非，有丁令威化鹤归来情况。”〔13〕从日本返回香港后，他写了《韬园老民自传》，也表达回归故乡的强烈愿望，其中说道：“老民久居粤东，意郁郁不欢，恒思归耕故乡，卜居于莫厘、邓尉之间，筑三椽之屋，拓五亩之园，藏书数万卷，买田一二顷，徜徉诵读其中，优游卒岁，以没吾齿。”历经坎坷的王韬深知返乡的愿望难以变成现实，发出感叹：“顾是愿卒未能遂，岂非天耶。”
王韬返乡的愿望在丁日昌的帮助下得以实现。1882年丁日昌去世之前，曾请李鸿章予以关照并获得李的默许，王韬遂于1884年携眷定居上海。此后，他曾担任上海格致书院掌院和《申报》编辑，继续从事著述和维新宣传，直到逝世为止。这也是与他在香港生活时所形成的思想、观念分不开的。
收稿日期：1997年2月20日
注释：
〔1〕〔4〕〔5〕〔8〕〔12〕〔13〕《韬园老民自传》，《韬园文录外编》卷11。
〔2〕王韬：《淞隐漫录自序》，《韬园文录外编》卷11。
〔3〕（美）A·W·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下）， 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人大清史所翻译组译，第344—346页。
〔6〕罗明、潘振平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第9卷， 第344页。
〔7〕李牧龙：《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21页。
〔9〕李柏荣：《魏源师友记》，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54页。
〔10〕《韬园文录外编》卷6。
〔11〕陈桂土；《普法战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