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道德悖论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悖论论文,市场经济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每一种经济制度都有相应的道德观念和法制基础，市场经济体制的道德基础，即对他人生命、财产、自由权利的尊重，其全部法律制度也以此为出发点。综观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实践，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道德的进化取得了良好的协调性。但毫无疑问，中国正在进行一场缺乏道德规范的市场游戏，市场经济的道德观念也正陷入一种严重混乱脱序的状态。因此，我们十分有必要正视这种反差严重的社会现实，对市场经济的道德性作一中肯的理论检讨，以便使对市场经济的政策颂扬与政策批判、对市场规则的制度完善与制度批判等一系列背逆的实践导向，在道德问题上找到自己的立足点。需要分析的核心命题是：以追求自利作为核心特点的市场经济，为什么在发展结果上，呈现了与道德经济的统一性？这是一个典型的道德悖论。
其一，真正的市场经济是一种道德经济。
市场具备一种道德的软性力量，一种通过让经济人做他想做的事情而获得预期结果的能力。这是通过引诱而不是强迫实现目的的一种能力。市场经济之所以能起道德作用，是因为它能够说服经济人遵守或同意那些能够产生预期行为的准则或制度。软性力量既可以建立在经济人的思想或某种经济形态的文化基础所具有的吸引力的基础之上，也可以建立在一种通过制定可以影响经济人倾向的标准和制度来确立议事日程的能力的基础之上。这主要取决于当事人寻求传递的免费信息是否具有说服力。如果一种经济形态能够使其拥有的力量在经济人看来是合法的，而且还建立起能够促使经济人以和谐的方式确定追求其利益的经济行为的话，那么它就未必需要像其他方式（如道德说教和政治思想教育）那样耗费那么多昂贵的经济和社会资源了。
市场经济的道德的软性力量正具有其应有的吸引力，而道德说教和政治思想教育的失败经常引致普遍的社会性危机。20世纪中叶建国后的中国历史，这类案例太多了。同时，道德的软性力量随着时间和在不同的区域而发生变化。美国的大众文化随着自由主义和平均主义的浪潮席卷了电影、电视和电子通讯领域，大大提高了全球对作为市场经济代表的美国的道德思想和价值观的了解和开放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状况反映出了刻意奉行的某些政策，但在更多的情况下，道德的软性力量往往是一种不引人注意的副产品。
其二，道德是一个过程，而决不是一种工程。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它的形成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一种演进的历程，通过各种道德观念的竞争在社会实践中由人们来选择。用博弈论的观点来看，这个过程实际上可看成一个多重博弈均衡的过程。
作为过程的道德性是通过市场经济的激励而不断完善的。竞争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的杠杆。效率优先，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市场通行的原则。它促使人们积极进取，开拓创新，渴望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人们从竞争的成败中，体验到全面提高素质的重要性。经济活动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信息交流节奏的加快，人际交往的频繁，拓宽着人们的视野和活动空间，增强着人们的参与意识、整体观念和决策选择能力。人们适应社会需求的选择，以德识、才学各方面充实自己，完善自己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有可能从依赖性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在社会大舞台上展现自己的才能。现实中，法轮功的传播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存在巨大差距的南北地区，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市场经济发展迅速的南方地区，法轮功传播较弱；市场经济发展滞后的北方地区，法轮功传播较广、较深。同时，同是下岗问题，市场经济发展迅速的南方地区，人们更多的趋向是自我积极就业，闹事和集体请愿的行为极少（浙江温州地区几乎没有存在因下岗而闹事现象）；而市场经济发展滞后的北方地区，不少人自我就业消极，趋向等、靠、要，群体请愿事件不少。两个方面事实清楚地表明，市场经济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经济形态对人的局限与束缚，使人的视野扩大了，在竞争压力和发展中吐故纳新，充实了自己的内在素质，增强了自己辨别是非的能力，提高了人的道德素质。而在市场经济发展不健全的背景下，一方面，传统信仰的迷失，另一方面，内心的空虚，正使旁门左道对社会的“玄妙”注释乘虚而入，将原本有理可寻的变数说成不可知的幻灭是各种迷信的共有规律，恰好，广阔的真空地带又为迷信提供了成长的肥田沃土。这正是法轮功得以生长的经济土壤。
其三，传统的道德机制需要调整，道德的市场经济基础必须建立。中国当代经济道德的变化呈现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在财富的冲击下，奉献型经济伦理会如此不堪一击？中国以“安贫乐道”为主调的传统经济伦理，为什么在全社会群情汹汹追逐利益的潮流中见不到半点影子？中国现在发展市场经济，为什么竟会出现这种以社会整体生活的理想和道德准则作交易的局面？笔者认为，当立足于传统道德而引发的疑问如此众多的时候，其立足点“传统道德”本身就是个问题了。
中国传统历来重精神、重和谐、重道德、重义轻利、重理轻欲，即如古训所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不谋贫”。在这样的传统下，经济和道德被看作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方面，好像从事经济活动就必然道德沦丧。按照这一逻辑，如果要做道德人就不可做经济人，反之亦然，二者仅能取其一。这是不正确的。茅于轼先生指出，传统道德与市场道德既有重合又有区别。正因为有区别所以才需要调整，而且这一调整不进行下去的话，市场制度的建设终将失败。传统道德和市场道德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否认个人追求利益的权利，甚至认为物质欲望是万恶之源。而市场道德肯定个人权利，承认物质欲望是客观存在，而且在一定程度内恰是社会进步的动力。然而市场秩序维持又需要另一种力量的约束，即市场道德，它包括：负责、敬业、守信、尊重别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我们进入了市场经济因而变得不诚不信，而在于缺乏诚信我们就进入不了市场经济。
其四，作为道德基础的中国市场经济需要进行制度完善。
对市场经济与道德的研究，不能拘泥于个体的道德规范与教育的研究上，而应该扩展到制度的道德问题。人的社会本质决定了任何人，都是在一定制度下生活的，而制度本身的结构是否合理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政策和规章制度是否正确公正，直接关系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品行的好坏。一旦制定的方针、政策、规章制度缺乏公正，就会导致社会权利和义务倾斜，使得社会利益分配失衡，为投机钻营的各种不道德的行为提供孳生和蔓延的沃土。因此，制度的非道德性对社会的文明和道德风气，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我国近年来社会道德恶化的实际来看，制度本身的缺陷所导致的腐败堕落的不道德行为，是社会道德衰败的重要原因。由于社会转型，制度本身的不完善所产生的漏洞，使得一些人靠钻政策或各种规章的空子大发不义之财。为此，扭转社会道德的颓势，就不能光抓个体的道德建设，而应从根本上加强制度的道德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