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哲学三义与三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三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6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11)02-0017-05
中国到底有没有自己的哲学？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有些人看来，中国没有哲学，“中国哲学”这个概念不能成立。例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不必用“西方”两字来限定“哲学”，因为只有西方才有哲学，别的民族都没有哲学。近年来，在中国也有相当多的人质疑“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笔者不认同这种说法，认为中国确实有自己的哲学。有些人不承认中国有自己的哲学恐怕是单数哲学观遮蔽了他们的视野，倘若放弃单数哲学观就会发现：中国哲学的存在乃是不争的事实。
一、哲学三义
何谓哲学？这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是一个人见人殊、百人百义的问题。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关于哲学的说法，迄今为止并没有形成一个所有人都接受的定义。不过关于哲学含义有三种说法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同，从这些哲学含义看，“中国哲学”的提法是站得住脚的。
第一种说法是通常哲学教科书上的提法：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这种说法可以成立，不过应当做一些更深入的解释。这里所说的“世界”，不能理解为与人无关的、纯粹的客观世界，而是指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总和。这里所说的“观”，并不是对象性观察意义上的“观”，因为世界作为总体，不可能成为人观察的对象。“世界观”不能等同于“观世界”。人生存在世界之中不可能观察到世界总体。这里所说的“观”，其实是“观念”之“观”，即以一种哲学观念来把握世界的总体。哲学实则是一门以哲学观念理解世界、把握世界的学问。这种哲学观念来自于人，是作为人的哲学家提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观包含着人生观。准确地说，哲学应当是关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学问。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含人生观)的学问，但不等于世界观。人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并不是人人都有自己的哲学。能够创立哲学理论，即提出关于世界观的系统学说的人，他就是哲学家。普通人不一定创立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可以接受或拒斥某种哲学理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哲学思考，但不必一定成为哲学家。
依据“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含人生观)的学问”的说法，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当然有自己的世界观，有自己提出的一套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有自己的哲学。黑格尔曾把哲学叫做“精神现象学”，套用他的说法，可以把中国哲学看成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现象学。“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这种提法出现在哲学成为独立的学科之后。在古代，哲学尚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哲学被视为包罗万象的学问。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代哲学同古希腊哲学类似。尽管中国古代哲学家尚未形成自觉的哲学学科意识，但不能说他们没有哲学思考。在古代哲学家包罗万象的哲学观念中，“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当是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学习和研究古代哲学应当注意把握古代哲学观的特点，不能把古人现代化，用现代的观念苛责古人。
第二种说法是哲学的原初意：斐拉索斐(Philosophy)。在希腊语中哲学是“爱智慧”的意思，这是一种关于哲学的更加含混的说法。在这里，“爱”是动词，“智慧”是宾词。严格地说，“爱智慧”其实不是一词，而是一个动宾结构的短语。哲学不断地追求真理、探索世界总体的奥秘，关注着常学、常讲、常新的话题，关注着一个永远也讲不完的话题。所以哲学要永远讲下去，并且不断地花样翻新。中国古人所说的“弘道”、“穷理”、“通几”、“求是”等等，与“爱智慧”的意思相近，至少有“家族的相似性”。依据这种说法，也不能说中国没有哲学。哲学是人类的公产，并不是西方人的专利。哲学可能产生于“人性的弱点”。人是有理性、有思维能力、爱智慧的动物，总想获得总体性的、终极性的认识，可是，每个人的生命又是有限的，这就造成了庄子所说的“人生有涯，而知无涯”的矛盾。这种矛盾只能在人类不断延续的过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不可能得到完全的解决。哲学是“爱智慧”不等于就是智慧。“爱智慧”是一个不断延续的探索过程。借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哲学永远在途中。
哲学注定处在“爱智慧”的过程，哲学家的结论只具有相对性，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不具有终极的性质。每个民族都有独特的爱智慧的方式。西方人可以用弹吉他的方式表达爱意，中国人也可以用唱山歌的方式表达爱意。中国人爱智慧的方式就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两千多年以前，我们先哲就创立了独特的哲学思维模式和理论体系，标志着中华民族很早就进入了高度抽象的哲学思维阶段。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里，把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古希腊哲学并列为早期世界哲学的三大系统。与古希腊哲学相比中国哲学不但毫不逊色，并且保持着更旺盛的生命力。古希腊哲学虽然有过辉煌的时代，然而后世却走向了衰微，文艺复兴时期才得以复兴；中国哲学则不然，它不仅源远而且流长，绵延数千年而从未中断过，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中国哲学以其特有的精神风貌挺立于世界哲学之林。
第三种是罗素的说法。他没有给哲学下定义，而是采取了划论域的方法，认为哲学的论域就是宗教和科学之间的无人之域。科学以外在的物质世界为观察对象，追求客观的知识；宗教以精神世界为把握对象，建立终极信仰；哲学介乎二者之间。宗教以超人间的形式建立群体信仰，稳定性较强。哲学属于个体探索过程，变化性比较大。哲学思考往往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转换问题的提法。在哲学史上，最初侧重于本体论追问，探讨世界的本原；近代西方哲学实现知识论转向，研究知识是从哪里来的问题；现代哲学实现了实践论、存在论、价值论转向，特别关注生活世界、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中国固有的学术思想不具有典型的科学形态，也不具有典型的宗教形态，称其为“哲学”似乎更为合适。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以宗教的方式安顿精神生活，而大多数中国人则以哲学的方式安顿精神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哲学的民族而不是一个宗教的民族；中国的伦理是哲学的伦理不是宗教的伦理。中国哲学是一门关于怎样做人的学问，为中国人精神生活提供理论指导，也为中国人社会生活提供理论指导，为中国人提供价值上的“安身立命之地”。
中国哲学事实上早已存在，只不过是没有采用“哲学”这种称谓而已。“爱智”意义上的哲学中国学人在16世纪开始接触。“哲学”这个词是日本学者西周翻译西方哲学时创造的，中国学者接受了这个词。中国学者黄遵宪最早在《日本国志》(1895年初刻本)使用“哲学”一词。中国古代哲学与古希腊哲学一样都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学问，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尽管中国学术史上存在着文史哲不分、经史子集不分的情形，但《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王充的《论衡》、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等著作，都明显带有哲学史的性质。中国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大学设立专门的哲学系、创办哲学刊物、出现专业的哲学家，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事情。
二、哲学三性
从上述三种关于哲学的含义中可以看出，哲学具有三点特性。第一点是民族性。哲学同科学相比较有一个明显的区别，那就是跟民族性有密切关系。科学同民族性的关系不大，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例如，数学、化学以及物理学等等，全世界只有一个，没有必要区分什么中国数学、美国化学、英国物理学……哲学则不然，它同民族性息息相关，法国哲学不同于英国哲学，英国哲学不同于俄国哲学，东方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哲学关涉人们的精神世界，而人们的精神世界并不一样，同民族性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说，哲学是有民族性的学问。各个民族有各个民族的哲学思考和哲学思考模式，也有各个民族的结论。
中国哲学跟其他民族的哲学都不一样，有其特有的民族性。它浓缩地反映出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社会心理、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认知结构等等，简言之，浓缩地反映出中华民族的特有传统。中国哲学的民族性也就是中国哲学区别于其他民族哲学的特质，这种特质构成中国哲学独特的精神风貌。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的时候，首先应当着眼于它的独到之处，把握它的精神实质。
第二点是人类性。我们承认哲学有民族性，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哲学是人类的公产。尽管人们的精神世界是复数，但所处的物质世界却是单数。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我们反对把哲学视为西方人的专利，也反对把不同的哲学理论形态截然对立起来。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中，对世界总体的认识肯定具有共同性、具有可交流性，因而哲学必然带有人类性。哲学是一门关于世界总体的学问，而对于世界的总体谁也不敢说完全把握透了。哲学是一门讲不完、讲不透的学问，应当在各种哲学形态的对话、交流、启发的过程中得到不断的发展。按照通行的说法语言是哲学的家。既然语言具有可交流性，各种哲学当然也具有可交流性，可交流的前提就是必须承认哲学具有人类性。
第三点是时代性。所谓时代性，是指人们只能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语境中进行哲学思考。哲学是民族精神的精华，也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准确地说，哲学是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统一。哲学是一门活的学问，不可能形成一成不变的终极结论。哲学史上的各种哲学都是当时哲学家在特定的时代取得的理论思维成果，只为我们提供推动哲学发展的思想资源，并不是不可改变的结论。有些哲学家喜欢标榜所谓“道统”，其实是标榜他自己。在哲学史上并不存在什么亘古不变的道统。倘若真有道统的话，哲学就不可能有历史了。正是因为哲学有时代性，哲学史才成为一门学科。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就是哲学理论随着时代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后来的哲学家总要讲出一些前人未讲的东西，否则他便没有资格被写入哲学史。我们学习和研究哲学史，应当注意把握不同时代语境的变化、文本的变化、话题的变化，把握每个哲学家的独到理论贡献。
哲学史记录了以往的哲学但没有穷尽哲学，并不是哲学的全部内容。哲学作为一门发展着的、活的学问固然离不开哲学史，但并不受哲学史的限制，后来的哲学家总是要超过前人的。我们学习哲学史不是拜倒在先哲的脚下，不是要做某位哲学家的信徒，而是要训练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我们学习哲学史，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便看得更远一些。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记住他们的警言隽语，而是用心开发他们留下的、弥足珍贵的哲学思想资源，提高我们的哲学理论思维能力，打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精神世界，建构体现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完美统一的哲学理论新形态。我们可利用的思想资源比先哲多，除了中国哲学以外，还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西方哲学史，掌握现、当代国际哲学思潮的发展动向，归根到底是为了提高本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
三、回应质疑
从上述哲学的三义和三性来看，显然哲学是复数而不是单数。人们在使用“哲学”这个语词的时候，一定要前面加上一个修饰语，或称西方哲学，或称印度哲学，或称中国哲学等等。我们只能讲“某种哲学”，不可能讲“只是哲学的哲学”。在这一点上，哲学与自然科学有所不同。自然科学是单数，全世界有一部物理学就足够了，牛顿三定律全世界都可以接受，爱因斯坦相对论全世界都可以接受。哲学是复数，不可能找到一种全世界接受的哲学。人们只能写出以“某种哲学”为主语的哲学史，不可能写出一本以“哲学”为主语的哲学史。从复数哲学观的视角看，质疑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实在是无稽之谈。“合法性”同哲学毫不相干，有如“飞翔性”同狗毫不相干。我们可以探讨鸟的飞翔性或昆虫的飞翔性，但绝不能探讨狗的飞翔性。追问“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同追问“狗的飞翔性”一样荒唐可笑。只有迷信单数哲学观的人才会质疑“中国哲学合法性”。从复数哲学观的视角看，这十足是一个假问题。
21世纪初，后现代主义者德里达访问上海时，在与王元化谈话中曾提出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只有“思想”没有哲学。令他始料不及的是，由这种看法竟然在中国学术界引发出一场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德里达的这种说法其实并没有贬低中国哲学的意思，只不过是一种解构主义的言说方式而已。在他的眼里，不仅任何哲学都不具有合法性，尤其西方哲学更不具有合法性。德里达的这种说法并没有否认中国哲学的意思，只是他不喜欢用“哲学”这个词而已。他所说“中国思想”同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哲学是一个意思。他作为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反对“宏大叙事”，不喜欢西方哲学那种言说方式，不喜欢“哲学”这个字眼。当然在中国，许多人热衷于探讨“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并非完全没有积极的意义。有些学者之所以参与这场讨论其实是借题发挥，以此对中国哲学研究的现状表示不满，要求突破现有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把中国哲学研究引向深入。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作为学术问题当然不是不可以讨论的，不过，这种提问题的方式有些偏激。“合法性”是个政治、法律用语，套用在哲学领域似乎拟于不伦。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能力为哲学“立法”，遑言哲学的“合法性”？“合法性”的提法缺少弹性，似乎令人只能做出一种选择：要么合法，要么不合法；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二者必选其一，不可兼容，没有回旋的余地。笔者认为，与其探讨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不如直接探讨现有的中国哲学研究方式是否具有合理性更为确切。“合法性”是刚性判断；而“合理性”是个柔性判断。“合法性”与“不合法性”是不能并用的，而“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则是可以并用的。应当承认，目前编写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确实存在着不合理性。比如，有人简单地套用西方哲学的研究模式随意剪裁中国哲学史；有人简单地套用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研究模式毫无道理地给中国哲学家戴上唯物论者或唯心论者的帽子。读了这样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使人无从了解中国哲学自身的丰富内容，无从了解自身的理论特色，如入五里雾中。这种不合理性当然应当纠正，但同时并不能完全否认现代学者关于中国哲学的研究存在着某种合理性，他们毕竟采用现代研究方法对中国哲学的资料和思想脉络作了一些梳理，取得了许多成果，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在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中，有的学者提倡“中话中说”，主张据斥西方哲学的霸权话语，采用中国固有的话语表述中国哲学的意涵。他们反对“中话胡说”，反对采用西方的哲学话语表述中国哲学的意涵。这种主张的积极意义在于强调中国哲学的特点，反对照搬照抄西方哲学的研究模式，但却不具有可操作性。现代汉语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后形成的，来自西方许多名词、术语，以日语为中介变成了现代汉语语汇。倘若把这些“胡话”一概弃置不用我们将无法交流思想，极而言之无话可说。据说，张之洞曾经下发过一个文件，要求属下今后不要滥用“新名词”。有人委婉地向张之洞指出：你提到的“名词”二字本身就是一个新名词。由此看来，在张之洞时代就不可能做到“中话中说”了，时至21世纪当然就更加不可能了。问题不在于“中话”还是“胡话”，关键在于“人话人说”：用现代中国人能懂的语言表述中国哲学的精义。这里涉及的问题是：怎样看待和处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哲学是西方的特产还是人类的公产？中国哲学研究如何创新？冯友兰说过：哲学无定论。意思是说哲学是不断的探索过程，结论是相对的，不可以拘泥于某种现成的说法。西方哲学只是一种哲学，并非哲学的范本。有人说哲学是“单数”，在他的心目中，只有西方哲学才称得上哲学，别的都不算数，这显然是偏颇之见。照搬照抄西方哲学的研究模式不可取，卖弄西方哲学的新名词更不可取，但不能拒斥西方哲学的理论思维成果。如果拒斥西方哲学的理论思维成果，把自己封闭起来，中国哲学便没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了。中国哲学应当是一门发展的学问，一门创新的学问，不能故步自封，不能食洋不化。
中国哲学与古希腊哲学相比，其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已成为历史，而前者并没有成为历史。中国哲学在现时代仍然续写着自己的传统。这里所说的传统并不是指历史遗迹，而是指能为现时代的中国人所开发和利用的思想资源。“传统”中的“传”是个动词，是指我们根据自己的精神需要对先哲理论思维成果做出的选择、诠释和发挥。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不是既定的过去时，而是正在形成中的现在时和未来时。换句话说，传统不是死的而是活的，时代性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传统”中的“统”是个名词，是指中华民族精神和核心价值观，并不是以往儒家所标榜的道统，也不是现代新儒家所标榜的“道德形上学”。现时代中国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它是指中国哲学传统在现时代的新开展，是指能够指导现时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活的学问。它不是历史上某种哲学理论的复兴，而是现时代人的精神创造。这样的中国哲学显然应当以现时代的中国人为主体。所谓继承，是指延续、弘扬优良传统；所谓发展，是指突破原有的传统增加新的内涵。套用冯友兰的话说，现时代的中国哲学是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的，不是照着中国传统哲学讲的。“接着讲”讲出了体现时代精神的新意。现时代的中国哲学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是一门发展中的学问，不是古代某种哲学的翻版。我们反对食洋不化，也反对食古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