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经济发展中“看得见的手”——兼论“政府导向型”经济运行格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温州论文,经济运行论文,导向论文,格局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典经济学家把引导、协调千千万万人生产、交换活动的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称为“看不见的手”，形象地反映了运行机制的自发性和有效性。市场是一种分散决策、自发形成、自由竞争的交换体系。相对而言，政府则是一个集中决策、人为设计、分层管理的行政组织体系。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管理就被称作为“看得见的手”。本文企图从回顾总结温州市场经济发展轨迹，研究分析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的神奇效果和经济生活中政府经济行为“看得见的手”的运作，以探讨“政府导向型”经济运行模式。
一、温州市场经济发展的轨迹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民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实事求是地走了一条符合自己实际的独具特色的路子。温州五十年代是“前线”，六十年代是“火线”，七十年代是“短线”，改革前的30年国家对温州的投资总额只有5.95亿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7。温州人面对人均耕地仅有0.36亩，集体经济薄弱（1957年前温州工农业总产值仅7.6亿元）的状况，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走了一条自我投资、自我建设、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路子。改革开放初期，以简单的、分散的、外延扩大为主的数量增长式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与温州手工业小城市的传统经济模式相复合，其经济运行方式以市场机制为核心，形成以生产资料市场为主体，资金市场为主导，劳动力市场为动力的“走南闯北、拾遗补缺，小商品、大市场”的经济格局。这一运行模式，给温州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使温州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据统计，1995年与1978年比较，温州各项经济发展指标已提前实现了翻两番：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由13.22亿升到407.5亿元，增长30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6.07亿元上升到187.6亿元，增长近30.6倍；地方财政收入由1.85亿元上升到26.5亿元，增长14.3倍；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13元上升到2801元，增长24.8倍；城市居民收入由1981年423元上升到6732元，增长15.1倍。温州人民深深感到：“翻身靠毛主席，致富靠邓小平。”
在市场经济的实践中温州走出一条办市场、兴经济的路子。温州市场可归纳为三种类型：一种是以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为主的传统性农村集市贸易市场，形成“小商品、大市场”；一种是贩销中转型的专业市场，主要依靠庞大的购销大军“走南闯北”，集散全国各地的商品；一种是产销基地型的专业市场，主要以家庭、乡镇工业为基础“拾遗补缺”，具有坚实的基础，有较强的竞争力。形成了“七个为主”的市场特色。一是市场品种以小商品为主；二是市场类型以中低档商品为主；三是配置方式以市场调节为主；四是市场商品以外销为主（即本市以外）；五是市场成员以个体为主；六是市场法人以本地工商户为主；七是销售方式以批发为主。温州市场发展的实践已经雄辩地证明：“哪里市场发展，那里就富裕兴旺”。温州走了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路子。
二、市场经济中“看得见的手”
温州市场经济发展中，“看不见的手”发挥了神奇效果。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仅仅依靠“看不见的手”是不够的，还必须伸出“看得见的手”，对“看不见的手”运作效果不合乎公共利益时，加以干预，引导其在正确轨道上运行。
（一）股份合作，新旧体制碰撞的新事物
80年代初期，温州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开始从土地中分离出来，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他们充分利用自身的资金，传统技术和家庭住宅，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由此形成了以家庭生产经营为单位、以专业市场为纽带、以供销员为骨干，具有“走南闯北、拾遗补缺，小商品、大市场”等地方特色的温州经济格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成了家庭企业经济发展的一种内在要求。而狭小的家庭经营已愈益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了，内部发展的动力和外部市场竞争的压力，逼使家庭企业实行变革，进行制度创新，以适应市场的挑战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于是开始了几家几户的集资投股，以资带劳，联营经营，通过联户、联营、合资、合伙、合股等逐步演变形成股份合作企业。但是，在股份合作企业发展初期，由于无章可循，不少企业出现了“一年合伙，两年红火，三年散伙”的不正常现象。为了促使这一新生事物的发展。1987年以来，市委、市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先后制订颁发了《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关于私营企业和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股份合作企业规范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股份合作企业规范化若干政策规定的报〉的通知》、《关于大力发展股份合作企业的规定》、《温州市城镇集体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改组试行办法》等政策，对股份合作企业的性质、特点、财产制度、分配办法以及其他各项政策作了规定，并组织试验、制订章程、建立制度，为股份合作企业的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目前全市股份合作企业达43000多家，从其运行情况看，主要有四个种类：一类是以资带劳，全员入股型。这类企业职工之间的股权均等；二类是股份经营型，即股东按股投入，合股经营；三类是混合型，由国家、集体、个人等互相参股，形成多种所有制的混合型结构；四类是“总厂式”股份合作企业。温州的股份合作企业，它是劳动农民的合作经济，属于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广大农村乐于接受，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是构筑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1992年初，市委、市府决定将这一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所有制引入城镇集体工业、大集体、国营企业，并逐步向第一、二产业延伸，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
（二）质量立市，温州经济发展的生命之战。
广大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初始阶段，温州的产品质量问题十分突出。特别是80年代，乐清柳市的劣质低压电器，永嘉出现大量的虚假广告，苍南生产销售假冒商标，鹿城的皮鞋被贬为“晨昏鞋”、“星期鞋”，瓯海的冒牌劣质阀门，平阳掺假经营、销售低劣机器，等等，都受到了新闻舆论界曝光和各级领导的批评。1994年5月10日，温州市委、市政府举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万人大会，会议主题是“四个字”：质量立市。市委、市府领导大声疾呼：“质量是温州的生命！质量上，则温州兴；质量下，则温州衰。温州产品的质量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全社会关心的政治问题。”“产品质量，是温州经济发展的生命之战。”
提高质量以产品质量为中心，推动服务质量、工作质量、管理质量、消费质量、生活质量 和环境质量的全面提高，树立质量新形象。市委、市府根据温州质量状况和实际，制订了“质量立市358系统工程”，以进一步树立质量法制观念，提高全民质量意识；加强对质量工作的领导，强化质量监督管理；坚持依靠科技进步，促进企业上规模、上水平；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推动质量的全面提高；不断提高企业技术基础和管理水平，逐步按国际惯例办事；分期达到三年、五年、八年的质量目标。即用三年时间，使温州的主要产品质量达到省内水平；用五年时间，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用八年时间达到与接近国际水平。
三年过去了，大范围、区域性的“假冒骗”已经绝迹，零星企业发生的“假冒骗”一经发现，也成了“过街老鼠”，一度声名狼藉的温州皮鞋，经过坚持不懈的整治和技术改造，如今重新占领国内市场，还大量出口。“康奈”、“吉尔达”、“富得利”等温州名鞋的牌子开始叫响。与温州皮鞋有着相似经历的服装、打火机、低压电器等等许多温州产品，在质量立市活动中，纷纷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路子。1995年，全市重点考核的工业产品质量抽检合格率达91.12%，出口产品检验合格率达98.8%，均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全市11家企业的质量体系按GB/T1900-ISO9000系列标准取得国内或国际权威机构认证，212个产品获得质量认证，提前3年超过了第二期的目标数。9个产品获得了世界博览会发明金奖，22个产品赢得了国家、省级名牌产品的著名商标的荣誉。
（三）多轮驱动，温州经济格局的多种成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同时允许和鼓励其他经济成份的存在和适当发展，打破了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温州初步形成了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企经济（即中外合资、独资、合作经营——三资企业）和混合经济（即由多种经济成份和所有制形式融合而成的）等六种经济形式的新的所有制格局。改革初始，温州就坚持多种经济形式一齐上，多个轮子一齐转，不限比例看发展，不限速度看效益，不唯成份看实践，使不同所有制形成平等竞争，共同发展。市委、市府坚持“扶持、鼓励、引导、管理”的八字方针，连续发了4个文件，特别是《关于鼓励个体、私营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决定》，明确规定了放宽从业对象，放宽经营范围，放宽经营方式，放宽注册资金和企业名称限制，简化登记审批程序，鼓励兴办“三资”企业，鼓励科技开发，鼓励企业上规模、上水平，保护合法权益等等。到1995年底止，全市个体户22.32万户，从业人数34万人，私营企业3989家，投资者1.1万人，个体私营经济共注册资本49.42亿元，股份合作制企业4.3万家，初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私营和股份合作经济发展较快的所有制结构，使温州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1990年与1995年比较，农村的第一产业从39.3下降为9.9，第二、三产业从60.7上升为90.1。全市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占7.45，集体占32.67，村及村以下和个体、私营、外资企业占59.98。目前个体、私营、股份合作经济在二次创业有关政策的引导下，规模上了新台阶，全市企业集团108家中，个体、私营、股份合作企业组建的达51家，占47.2%，有限责任公司4209家，个体、私营、股份合作企业2211家，占52.5%，在近4千家私营企业中55.4%是按照《公司法》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
（四）产业政策，发展规模经济的指挥棒。
千家万户发展商品生产，曾是温州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为温州人民越过贫困、迈向富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然而，面对世纪之交，以科技和经济实力为基础的激烈竞争，这种前店后厂式的以手工操作为主要生产手段，以血缘关系为联结纽带的家庭工业，已成为发展经济的羁绊。我们有“一乡、一村、一品”的产业优势，但没有在更大跨度上和更高层次上形成产业规模经济优势和名牌效应；有数量众多、机制灵活的家庭、股份合作企业优势，但尚未形成通过优化组合，具有强大竞争能力的现代企业优势；有资源优势，但没有形成精细加工的效益优势；有懂市场、善管理的人才优势，但没有形成职业化的企业家队伍的群体优势，没有形成结构高度化、组织集团化、管理现代化的优势；有星罗棋布的群体优势，但没有形成辐射能力强、关联程度高的区域经济优势；有地缘优势，但受交通条件制约，没有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优势。总之，我们的许多优势仍停留在原始状态，或者虽然有所发挥，却进展缓慢，没有充分释放它的能量。市委、市府适时地制订了二次创业的目标，提出了规模经济发展的“腾飞计划”：坚持规模经济发展这一主题；最大限度地启动企业改革和对外开放两大动力；努力抓好优质名牌产品、企业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三个关键；促进全市企业市场竞争能力、经济发展后续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力、区域经济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能力的四个提高；推进经济增长由小而低、大而全的企业结构向以专业化生产为基础的规模经营转变；由初级产品为主向深加工、高附加值产品为主转变；由注重产值产量向注重质量品种和市场占有率转变；由依靠大量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高消耗型经济向依靠技术创新的和科学管理的低成本高效率型经济转变；最终实现经济增长由量的扩张向质的飞跃转变。简单概括为“坚持一个主题，启动两大动力，抓好三大关键，做到四个提高，实现五大转变”的规模经济发展思路。
为培育一批具有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的重点骨干企业，市政府出台了25条政策，支持规模企业的发展。一是通过聚集生产要素壮大企业单体规模，培育具有绝对优势的“单打冠军”。特别是一些传统产品，如塑料编织、低压电器、服装、打火机等行业，培育全国乃至全球性的“单打冠军”。二是以资产为纽带组建、发展企业集团，关键是抓好核心企业。通过兼并、联合和接受授权、委托或租赁、承包其他企业等方法，形成能与强手抗衡的“联合舰队”的“航空母舰”。三是积极创造条件，有针对性地扶持、发展几家跨国公司，到境外、国外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四是鼓励企业兼并，促进资产优化组合。打破条条块块界限，横向攀亲，纵向联合，加速优胜劣汰的产业结构调整，拓展市场，发展经济。
（五）培育市场，致富人民的法宝。
80年代以来，温州的商品经济迅猛发展，涌现出一大批各种各类的商品市场。10多年来，这些市场不断完善提高，为温州经济的活跃、人民的致富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温州人民在商品市场的实践中体会到“建一处市场，兴一门产业，活一片经济，富一方百姓”的甜头，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市场建立培育工作，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市场发展的优惠政策，增加用于市场建立的投资。经过10多年的建设培育，温州市逐渐表现出专业化程度高、生产基地型市场居多、市场覆盖面广、市场机制灵活的特色。据1995年底统计，全市有集贸市场523个（其中专业市场214个，综合市场200个，农贸市场109个），市场面积254.8万平方米，摊位10.33万个，年成交额248.31亿元。超亿元市场39个，占全省第一；超10亿元市场5个。超亿元市场成交额170亿元，占全市市场总成交额的69%。214个专业市场成交额150.16亿元占总成交额的60.47%。
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必须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结合起来，正确处理好国家、市场、企业三者关系。政府一方面减少对企业微观事务的干预，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培育市场体系和运用市场机制，比如抓好市场法规建设，建立市场秩序，明确市场规划等。另一方面，尽量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解决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可能出现的经济运行不稳定、盲目性、分配不公、假冒伪劣等问题。在实践中，温州市政府把握四条原则：一是坚持生产力标准突出“三个敢”字：敢于实践不争论，敢于突破不守旧，敢于支持不压制；二是遵循和运用价值规律，做到“三放一改善”：放开价格，放活流通，放权基层，改善宏观调控手段。三是坚持群众路线“三依靠”：依靠群众办市场，依靠群众管市场，依靠群众发展市场；四是坚持“三先三后”，即先放后导，先扶后管，先发展后规范。
（六）多方筹资，投资体制改革的新突破。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828"工程，是解决“瓶颈”制约、增强温州经济发展后劲的关键环节，是调整经济结构的实质性步骤，也是温州“二次创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828"工程的总体方案要建设十大工程，即港口、码头建设和“兴市工程”；铁路、公路、桥梁的“致富工程”；机场扩建、邮电通信的“迅达工程”；能源、电力建设、电网改造的“光明工程”；东海油田开发的“希望工程”；旧城改建、新城开发、集镇建设和住宅建设的“安居工程”；城市引水、供水的“利民工程”；围垦造地、农田水利建设的“造福工程”；绿化、美化、净化的“环境工程”；社会发展的“文明工程”等10个方面，用5年时间完成28个项目。工程是宏伟的，前景更鼓舞人心。然而，要完成这些工程，静态投资概算就要373亿元，动态投资则至少要700亿元，其中50%以上是地方自筹。
如依靠地方财政，要完成这些资金的积累和投入大约需要100年时间，也就是说，温州的发展将被整整推迟一个世纪！全部靠国家投入，也不切合实际。唯一的办法是改革传统的投资融资体制。1985年苍南县龙港镇在全国首次将市场机制引入城镇建设，通过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收取城镇建设设施费，吸引广大农民集资，在一片滩涂上，营造了中国第一座农民城。此后，各地纷纷效仿，共集资100多亿元，新建和改制小集镇138个。在温州市区人民路的建设，全长1760米，从12米拓宽到36米，改建范围17.79公顷，拆迁量22万平方米，总投资约5亿元，所有建设资金均由群众购买商品房和收取开发公司土地有偿使用费解决，政府不仅没有一分投资，还从中获得了盈利。这些为我市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创造了“先行一步”的经验，形成了以筹资手段多元化、建设主体企业化、项目决策层次化、投资方式多样化和建设实施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为特征的新格局。
（七）经济强镇，城乡一体化的成功探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温州农村发生了一系列巨大而又深刻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明显加快，建制镇蓬勃发展，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和巨大的飞跃。到1995年为止，全市建制镇已从1978年的17个发展到139个。它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
1.以家庭工业为基础，以股份合作经济为主体。在家庭工业的基础上，以农民带资金、带技术、带产品、带信息、带劳力进“城”务工经商或三五成群合股投资兴办二、三产业，而集聚发展壮大起来。个体、私营、股份合作是小城镇经济的主体。
2.以专业市场为先导，依靠商贸的发展促进集镇繁荣。全市530多个各种类的市场有三分之二分布在农村小城镇，一品一市，以市兴镇，形成了一批辐射全国的“小商品专业市场”。
3.以农民投入为主体，自筹资金、自我建设、发展农村小集镇。近10年来，我市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资金已达100多亿，其中70%以上来源于农民集资，国家投入不到10%。特别是近几年来，大部分强镇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大量的连续投入，使城镇的道路、交通、通讯、供水、供电、市容市貌等有了明显的改善。温州农村小城镇建设的发展之快，已引起有关专家和学者的普遍关注。
市委、市府为加强强镇建设，出台了8个方面的改革举措：一是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在建设用地方面试行土地使用权“一控制、两挂钩”的办法；在农田规模经营方面试行多种形式的“三权分离”，加快建立土地流转机制，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在农田保护方面开展基本农田保护和造地制度等项目的改革试验。二是投资体制改革。在部分具备条件的强镇试建经济开发公司，统一负责全镇建设资金的筹集、融通，实行综合开发，有偿服务，滚动发展，以保证强镇基础产业和重大项目建设资金的需求。三是金融体制改革。积极筹建城乡合作银行等。四是财政体制改革。建立与完善镇级财政体制，建立镇级金库，在有条件的强镇进行税费统一征收的试验。五是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建立以居住地划分城镇人口和农业人口，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户籍登记制度。六是城镇管理体制改革。实行以块管理为主的城镇综合管理体制，设立城镇综合管理机构。七是政府机构改革。给予强镇在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分流人员等方面更大的自主权和灵活性。八是建立并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对城镇各类社会保险实行统一标准、统一制度、统一管理。
（八）社会保险，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定器。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深化国有集体企业改革的重要配套改革。现在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所遇到的诸多矛盾和困难，如企业的破产、兼并，经济结构的调整，资本的合理流动，企业的竞争力提高和技术进步等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促进温州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需要。
近几年来，温州市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全面实施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温州市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暂行办法》、《关于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缴纳社会养老保险金具体办法的通知》、《温州市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办法》、《温州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等政策，实行了三位一体的一体化管理体制，到1995年底止，全市已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企业有16701家35.97万人，其中全民集体企业达6027家29.24万人，区、街、乡镇企业10508家4.71万人，外商投资企业有91家1799人，个体工商户有17035人。全市100866名离退休人员享受了养老保险待遇。95年全市各级社会保险局收取养老保险基金3.49亿元，收取率达98%以上，各级税务部门征收地方养老保险基金1.48亿元，共计4.97亿元，全年支付3.38亿元，滚存结余4.68亿元。
实践证明，深化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对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政府导向型”经济运行模式的讨论
对现代经济理论与实践的综合研究表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是一个多层次、多变量的集合，其基本框架可抽象为两个互相关联的方面，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模式，一是经济运行模式。前者规定了社会主义财产关系的基本性质；后者规定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方向、决策层次、激励手段、调节方式等具体经济形式。生产资料所有制模式为一个国家经济活动规定了本质内涵，它是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也是经济发展模式与运行模式能否有效存在与顺利转换的关键；经济运行模式则为一个国家经济活动设立基本秩序，规定了调节手段、调节范围，并为经济发展模式一起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模式的存在或转换提供内在的依据。
国家体改委经济学博士范恒山先生把国外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理论归纳为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巴罗尼的“资源最优配置”经济模式、前南斯拉夫理论家卡德尔的“自治”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等25种。作者认为在多种模式中，主要有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运行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模式。
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最初向人们提供的是建立在二元公有制基础之上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即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运行模式。本世纪20年代末到60年代中，在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建立了这种模式，我国也走了这条路。
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与集中计划模式相反的另一种运行模式，即市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本世纪30年代西方发生的那场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辩论，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他在与阿巴·勒纳进行辩论的一组文章中论证了市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即“兰格模型”），南斯拉夫从50年代开始直接利用“兰格模型”，对传统经济体制模式进行改革。在新的体制——自治经济制度中，市场成为经济活动的调节器，商品、劳动与社会资金按照市场机制自由运动；以社会契约形式的“社会计划”取代了中央集中计划。进入80年代以来，南斯拉夫社会总需求膨胀严重，社会计划既缺乏足够的约束力，又难以实施，导致宏观控制能力微弱，外债剧增，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增长下降，失业人数增加，职工收入减少等社会经济问题，使之处于经济危机的困扰之中。
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告诉人们，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与不能仅仅依赖指令性计划一样，同样不能仅仅依赖市场调节，任何倚助单一调节行为，都会导致社会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影响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本世纪60年代以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着手对传统经济运行模式和市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进行理论反思，并对前者进行改革。经过多年的曲折探索，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运行模式改革的核心是实现计划与市场的结合。正如邓小平在一九七九年指出那样：“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提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搞市场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要保证社会主义经济正常运行，既要通过“看不见的手”，又要借助“看得见的手”，把“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建立在“看不见的手”的功能基础上，使双重机制达到有机结合，形成和谐的统一。也就是说，要借助经济、法律、行政、教育等多种手段，因势利导地将经济活动导向协同有序的运行秩序中，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在经济机制中，应该将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经过十几年的积极探索，全党统一了思想，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实现传统经济体制模式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作者根据温州改革开放十六年的实践和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行为活动的轨迹，提出了“政府导向型”经济运行模式的理论。因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证明，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政府起着强有力的推动作用。我国是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原先的现代化进程比较迟缓，需要政府的推动，才能有个更快的发展速度，才能赶上先进行列。这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只有通过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的紧密结合，才能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美国学者查默斯·约翰逊于1982年出版了一本名为《通产省与日本奇迹》的著作。在该书中，作者以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不同作用（方向与内容）提出了两个新的命题：一是“发展导向型国家”，一是“调节型国家”。作者认为，日本是前者的典型，后来亚洲“四小龙”也属于前者；而美国则是后者的典型。在“发展导向型”国家，政府旨在发展经济，为此而利用市场；在“调节型国家”，政府着眼于调节市场，以法规来维护市场秩序，企图以此促进经济顺畅地、合理地运行与发展。我们可以从日本和“四小龙”经济发展的历程悟出一个道理：“发展导向型”模式的基本特征是把发展经济放在首要位置。中国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就发展而言，基本国情非常接近当年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而且，现阶段的国际经济格局，使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加速发展是最为迫切的课题。邓小平同志在深刻地分析了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明确地指出：“从国际经验看来，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调整发展时期，或若干调整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要有这个雄心壮志！”所以，他强调“发展是硬道理”。
总之，温州经济发展的“政府导向型”经济运行模式，其政府经济行为所赖依附的体制是“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的一种体制模式，它具有一定的阶段性。这种模式中政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一个基本框架：“制订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建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同时，要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和维护公平竞争，调节社会分配和社会保障，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国有资产和监督国有资产经营，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温州的各级政府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科学而有效运用了“看得见的手”，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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