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特区还有戏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特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特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现在门都打开了，窗口的作用还那么大吗？
经济特区是中国体制改革的试验田，现在全国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田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中国的经济正在与国际惯例接轨，特区的优惠政策还有保留的必要吗？
一系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
1979年夏，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到广州视察，听取了广东省委负责同志关于广东在对外开放实行特殊政策的汇报，极感兴趣，当即表示支持，并要求他们尽快拟出经济特区条例，呈报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由此拉开了中国建立特区的序幕。
15年过去了，中国的5个经济特区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格局已基本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作机制已初步确立，社会经济步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在全国的改革开放大业中发挥了基地和窗口作用。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已摆在1000万特区人的面前：进入90年代以后，走过一段辉煌历程的经济特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沿海、沿边、沿江、沿路全国全方位开放的格局的初步形成，以及以市场为取向的体制改革在全国更大区域的展开，特区与内地的政策、体制趋同，加之特区投资成本较高，特区的竞争优势正在削弱。
经济特区还特不特，如果特主要表现在哪里，如果不特又该怎样做才能特下去，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
这，毕竟是一个事关中国改革开放全局的重大问题。
就在人们疑窦丛生，心旌摇动，一些企业和淘金者已开始从特区撤出之际，4月13日，在这个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七周年的纪念日，来自特区、中央部委科研教学部门以及德国、智利、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和国际组织的80位学者官员，在海口参加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召开的中国经济特区发展国际研讨会。在两天的会期中，80名代表各抒己见，慷慨陈词，发言竟高达118人次，其情切切，其据凿凿，其理昭昭。
门已打开，窗口还有作用吗？
中国的经济特区是靠优惠政策启动起来的。
15年前，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经济特区享受了中央特殊的优惠政策，内地资金和人才纷纷“孔雀东南飞”，加上特区人的敢闯敢冒，特区经济得以超常规发展。1994年，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海南等5个经济特区，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24.5%，比全国平均增长速度高出1倍多，除海南外其他特区的经济实力均比建特区之前增长了10多倍，就连1988年才建特区的海南也增长了3倍以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已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而且特区外向型经济十分突出，1994年5个特区引进外资占全国引进总额的18.4%，出口额占全国外贸出口的12.7%，其中特区自产产品已超过60%，而整个特区的人口仅占全国0.8%，面积仅为全国的0.35%。
随着全方位、多层次的全国开放格局的形成，中央正着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也由地域倾斜转为产业倾斜，地区间政策差距正在缩小。以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为例，目前仍然享受了一些基本政策，如15%的企业所得税、对新设企业所得税的减免期、企业进出口经营权、项目审批权、落地签证、具有较大的立法权，以及暂时还可执行，但到年底就将停止的有关进口在岛内市场销售物资和边贸、易货贸易减征关税的规定等，但总起来看，政策优势的削弱似已成大势，而且后起的浦东等地的政策优势正在加强，大有超过特区之势。
对此，一种观点认为，特区作为全国开放窗口的使命已经结束，因为中国闭关自守需要窗口透气的日子，已随大门的打开而结束了，窗口不再有价值；特区作为全国先行一步的经济改革试验田的使命已经结束，因为党的十四大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那种把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试验田可以休矣。概括起来一句话，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没有必要再特下去了。一些与会代表在会上提出了这种看法。
那么，特区是不是真的就没戏了，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再特下去呢？如何判断经济特区在我国以后改革开放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便成为了与会代表关注的焦点。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迟福林等人认为，我国经济特区实行特殊政策的根本点，是允许在改革开放方面有更大的灵活性和经济管理方面有更大的自主权。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随着改革的深入，深层次的利益关系和矛盾将更加复杂，更需要经济特区在先行一步的改革试验中提供更成熟的经验，这是由中国是个人多地广的大国的国情决定的，也是由中国渐进式的改革模式决定的。历史赋予经济特区改革试验方面的责任更重，任务更为艰巨。比如海南进行“小政府，大社会”的试验，也都只是刚开了个头，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同时，我国经济特区作为一种更高程度的开放模式，在引导中国走向世界统一大市场、参与国际经济循环中，经济特区还将起到重要的沟通、桥梁和示范作用。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逼迫我们必须按照国际愤例，提出经济特区发展的更高目标，真正让经济特区率先参与世界范围内更高层次的平等竞争。
江泽民主席在不久前对经济特区的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也正包括了“窗口”和“试验田”的作用。他指出：经济特区要为加快建立全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继续积极探索和创造更好的经验，要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保持经济又快又好地向前发展……
至于如何看待税收等优惠政策逐渐消失的问题，一些代表认为，这实际上并不代表政策倾斜的主流，而是在经济特区已经由一个刚刚诞生的婴儿进入青少年时期，经济发展已经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有的经济实力已经迈入全国前列的时候，中央对特区作出的更高要求，并不影响其在全国改革开放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方生教授认为：“超前改革试验并不是经济特区以外的其他地区所能做到的。把关系国家兴衰的伟大试验任务交给特区，这是中央的一项特殊政策，而且是比优惠政策重要得多的特殊政策。这种政策优势不仅没有逐渐消失，相反，随着改革的深入会愈益加强，显示出更大的生命力。尤其是通过已经起步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行政体制改革，促进经济特区的发展。”
也有代表指出，保留或新出台优惠政策，特别在改革试验上给予更多的自主权，有利于特区的发展和作用的进一步发挥。德国汉堡经济研究所研究部主任迪特·吕什，将一个国家建立特区的目标归纳为经济增长政策、地区发展政策和经济转型政策三种，他认为中国特区在作为改革的试验田方面所作的贡献更大，“如果中国决定执行渐进转型政策，特区在未来仍能起到窗口作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先行作用。特区政策不仅可以瞄准上述三种目标中的一个，同时也可以同时对准三个目标。”新加坡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唐志敏说：“政府的政策在培育和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相当重要，税收政策对刺激经济增长要行之有效，建议制订详细的行业优惠政策，以取代区域优惠政策。”
中央曾明确表示，中央对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中的作用不变。这一决定性的论断，实际上已回答了“窗口”与“大门”并不矛盾的关系问题。
在东西部差距中，特区扮演什么角色？
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以经济特区为主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西部资金、人才大举东进，加剧了西部的贫困，拉大了东西部差距，从而认为，中央的政策应由向特区倾斜，转向向全国倾斜，重点应向西部倾斜，从而实现全国的平衡发展。
从全国经济平衡协调发展来看，这似乎并不无道理。然而，是否发展西部就意味着要牺牲高速发展的东部尤其是特区呢？
记者了解的情况是，西部资金和人才在政策的驱动下东进，只是奏响了东部发展的序曲，尤其是靠外引内联发展的特区的序曲。事实上，在资金东进特区发展的过程中，西部也得到了好处。以深圳和四川为例，到1993年底，四川在深圳兴办“窗口企业”近400家，累计原始投入14亿元人民币，现已增殖为40亿元，平均每年返回四川主体企业7亿元，这还不包括四川在深圳约30万劳务人员每年汇回四川的约10亿元的劳动收入。而同期深圳在四川兴办企业近150家，累计投资16亿元，超过了四川在深圳的累计投入，而且占总数80%的企业收益平平、略有盈利。从这个角度看，以特区为代表的东部是靠掠夺内地而发展起来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东部及经济特区的发展也不是贫富差距的拉动力。
谈到地区间的贫富差距问题时，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部部长唐杰换了一个角度看问题，他说，就全国而言，经济特区的建设和发展使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大为减少了。改革开放以前，华南地区经济增长率曾持续低于全国水平，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也大大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经过十几年的发展，1993年华南总体经济实力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长江三角洲相当，赶上并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中国沿海地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这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很快缩小，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做到的。应当说，经济特区从总体上促进了中国宏观经济的平衡和稳定发展。
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更是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误区，即把地区差距提到一个不恰当的位置上去。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必须解决，但不能以牺牲特区的进一步发展为代价。特区可以通过更多地上交中央财政，向内地更多地投资和输送人才，与内地优势互补，共同面向国际市场，为全国宏观经济平衡发展继续做出贡献。
深圳大学特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苏东斌，针对有人认为“特区加剧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中应取消经济特区政策”的说法，指出：“如果没有特区的高速发展，社会财富就不会创造出来，经济蛋糕就不会做大，社会还可能对‘未来财富’进行超前消费。而特区的富裕并不是财富从西部向东部转移的结果，而是东部自身的创造成就。可以说，没有经济资源综合要素的有效配置，就没有特区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一旦打破了这种不平衡，中国经济就只能退回到平均主义时代全国性经济停滞上去。”同时，“降低一部分人的消费层次也不会自动提高另一部分人的消费水平，缺少市场拉动力，社会只会重新回到普遍贫困状态中去。”
中国地广人多，要一下子全部都实实在在地在一个水平上改革开放，是不可能的，经济特区还是有其价值，应进一步发展。
亚洲发展银行经济学家古曼认为，贫富差距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头疼问题，各国都为此付出了代价。中国不能以损伤特区的发展为代价来求平衡，而是可以用特区来平衡，也可以在内地选择一些地区发展特区，增强特区辐射作用，同时加快其他地区的改革，以图经济上赶上特区，使全国全面发展。
记者新近掌握的材料显示，中国贫困人口已从8000万减少到7000万，这减少的1000万人口中，东部地区占40%，西部占38%。
遵循国际惯例，让特区更上层楼
中国建特区的构想始于抗战时期我党建立陕甘宁边区的启示，特区一直是在实践中探索和发展。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要建立几个社会主义香港，这为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目前，有一个按照国际惯例发展特区的问题等待人们去探索。
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特区性质的区域有自由贸易区、自由港、保税区、出口加工区、高科技工业园区等多种提法。
400多年前的1547年，意大利人在热那亚湾宣布建立莱克享自由港，首创经济特区。现在，全球已有各种性质的经济特区近1000个，且在近30年全球经济大融合中发展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里，形成了一种实行得十分普遍的世界潮流，发挥着不同功能的作用。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海关监督下的非关税区。
一些代表认为，我国目前经济特区类型较为单一，5个经济特区都是一种综合型的经济特区，缺乏明显的特色，功能趋同，分工模糊，难以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代表们广泛比较国际上的各种经济特区的发展模式，为我国经济特区的发展寻求道路。
智利驻华大使爱德华多·阿里亚加达在会上介绍了智利的两个自由贸易区的情况。在智利的自由贸易区里，政府对产品实行低税收政策，并对在那里建企业的投资者补助50%的土地使用费，提供多方面的配套服务，外国产品进入也没有配额限制，地方经济发展挺快，也解决了就业问题，引进了新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其他地区的发展。当有人问“经济特区是否限制了竞争”时，阿里亚加达说：“不会限制竞争，因为南美的特区与中国的特区不一样，不会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它只是国家通过优惠的政策吸引外资到特定区域，发展区域经济。事实上，南美的特区在为外资提供方便方面竞争很大，而且许多国家都加入了关贸总协定，也证明特区的存在不会影响竞争。办经济特区与加入关贸总协定和国际间公平竞争并不矛盾。”
德国汉堡经济研究所研究部主任迪特·吕什在综合世界上的特区政策后说，如果特区的政策与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区别，就不会对外资有特别的吸引力。如果严格按照国际惯例办事，特区的政策对全国经济影响是不大的，因为钱是外来的。但在开放的经济建立过程中，会间接地对全国产生影响，更不会影响整个国际间的贸易。
香港科技大学工商学院副院长郑国汉介绍了香港的情况。他认为香港本来就是个大特区，是一个自由度最大、关税优惠最多的自由贸易区，中国的经济特区应在法制和体制方面更接近香港。根据目前的形势来分析，经济特区完全可以仿效香港和台湾的投资者，和内地企业联手。道理很简单，如果无法战胜他们，就应与他们联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预测研究部部长李泊溪指出：“从发展和参与国际分工的需要看，应考虑赋予经济特区以自由贸易区的功能。”她说：“自由贸易区犹如一个国际市场，各国贸易机构均可在区内设点，在区内即可进行多元化的国际贸易，这对把握国际市场信息，促进企业直接参与世界经济交往都有重要意义。考虑到我国经济特区已有的综合功能，那末未来的自由贸易区应是具有金融、投资、制造和自由贸易等多功能的综合特区。”
一些代表认为，5个经济特区由关境内的特区向关境外的经济特区转变和发展，已初步具备基本条件，应根据其各自特点，选择自由港、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高科技工业园区等模式。并认为，海南经济特区的目标应当是建立综合型的自由贸易区，在目前过渡期，应首先让洋浦经济开发区建成自由港区。洋浦是国务院批准的、实行比保税区更加开放政策的开发区，从国际惯例来看，应当采取自由港模式，实行“一线放开，二线隔离”的管理办法，建立成为以外向型工业为主的自由港区。
厦门大学《中国经济特区政策发展研究》课题组极具针对性地指出：由于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的特区以现有模式来继续承担政策、体制的“试验”任务，已无法得到国际社会，主要是某些西方大国的理解和支持，中国经济特区已成为西方大国阻挠中国“复关”的一个借口。特区若要继续承担政策、体制“试验”任务，就必须修正现在模式，具体地说，应进行关境内模式向关境内和关境外相结合模式的转换。……根据国际惯例，一国关境外区域可以实行与该国其他地区不同的经济政策，这样，经济特区的存在就不仅符合中国有关法规的规定，维持了法规政策的统一性，规范了政策优惠的内容，有效地抑制了国内各地区间的政策攀比；同时，还可以继续完成历史赋予的各种使命，继续充当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试验田”和“排头兵”。
中央对特区将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显然关系到特区的进一步发展和作用的发挥。于光远指出：“特区既然是中央政府作出决定并且采取行动建立起来的，那么特区的进一步发展，中央政府仍然是一个实践主体。特区不仅是特区人民的特区，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区，是全国人民的特区。因此，在进一步实现增创特区新优势、发展特区、使之更上一层楼的今天，除了各级经济特区的政府和人民要很好地发挥自己的实践主体的作用外，中央政府也要发挥自己的实践主体的作用，这样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南国的椰影婆娑，南方的风头仍劲，南海的涛声依旧，中国的经济特区在拼搏中思考，在思考中期待。
与经济特区毗邻的香港、澳门回归之日已屈指可数了，已经与台、港、澳经济密不可分的经济特区还能进一步发挥作用吗？濒临特区的东南亚正成为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心，以特区为窗口的中国又能做些什么，能够有充分的实力迎接有人预言的太平洋世纪的机遇与挑战吗，能够在国际经济贸易中占有一席不可或缺的位置吗？
中国经济特区已经面临和即将面临的情况，的确使人们对经济特区画了一个大问号。无论怎样，有一点记者是相信的：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她能够在死水微澜中从姓“社”姓“资”争论的风雨中走出自己的路，创造出深圳速度、洋浦模式等一系列振聋发聩的奇迹，也一定会直面现实中的那一个大问号，终会把问号那弯曲的部分拉直，大书一个不可思议的惊叹号。
中国的经济特区一定还有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