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政治与国家发展：菲律宾民主制度转型的内在逻辑
许 强
内容提要 ：菲律宾人普遍性地寻求家族庇护、崇尚家族权威，使得强大的家族观念根深蒂固，人民对家族的忠诚要比对民族和国家的忠诚更强烈。这种历史上因庇护关系形成的家族政治认同，为地方政治家族各自为政提供了土壤，最终造就了菲律宾地方政治碎片化局面，也拖慢了其民主制度的转型。对此，欲想加快国家发展，菲律宾必须完成家族政治认同向国家政治认同的转换，而这有赖于实行经济民主、扩大政治参与和缔造强大政党等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及长期实践。
关键词 ：家族政治；国家发展；民主制度；庇护关系；地方政治碎片化
政党政治是对传统君主政治的一大进步，随着近代国家政党的成长，政党政治已成为普遍的政治现象。发展到今天，国家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质就是一种政党政治。在这种模式下，政党已成为国家组织核心和运作载体。然而，菲律宾政党政治却带有浓烈的家族政治色彩。在菲律宾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缺乏民主和自由的熏陶，也无彻底革命的洪流改变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即使后来移植美式民主制度也没能撼动菲律宾人对家族的忠诚与顺从。家族政治虽然与民主制度实现了共存，但难掩庇护关系下强烈的家族认同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弊端，诸如政治谋杀、贪污腐败、经济衰退、贫富分化、社会失序等，这最终造成菲律宾地方政治碎片化和弱国家的困境。菲律宾原本作为亚洲率先进行民主制度转型的国家，如今却沦为一个民主制度发展失败的典型。那么，家族势力为何如此强大到能左右国家政治？国家力量为何不能吞噬家族势力？基于此，本文认为只有挖掘菲律宾家族政治存续的社会基础，才能消除其存续的温床。这也才是解决菲律宾政治发展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庇护关系：菲律宾家族政治的生成逻辑
亚里士多德说过“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人与人关系的本质上是利益关系。①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8 页。 正是利益关系让人们结成社会。在菲律宾的社会中，利益关系突出表现为影响菲律宾政治发展的“庇护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菲律宾人民之所以甘愿忠诚于家族，与从家族中能得到的利益、承诺和保护是分不开的。菲律宾的庇护关系有其自身的生成逻辑。
在殖民统治前，菲律宾并没有形成过统一的国家政治共同体，活跃在其政治舞台的是以亲缘家族为核心、兼具奴隶制和封建制混合性质形态的“巴朗圭”(barangay)，而巴朗圭本身是许多家庭结合成的亲缘群体，在此社会的基础之上，产生了以效忠和服务首领大督( datu) 为核心的庇护人——被庇护人关系。这种庇护关系的形成与菲律宾自然地理空间因素有极大的关系。菲律宾横跨多个岛屿，且各岛屿之间相对孤立。在这里居住的人们自然地理的边界与社会生活的界限高度重叠。地域的分散性、空间的封闭性特征使得菲律宾人极易对地区组织形成强烈的地区认同感，开始出现空间权力私人化现象。从巴朗圭时期菲律宾人已经习惯于服从首领的命令，忠诚于巴朗圭的利益，开始形成了对巴朗圭首领大督的认同。而大督又是由巴朗圭中政治家族精英担任，这是个体同个体间传统庇护关系的萌芽，为菲律宾家族政治的形成提供了先决条件。而地域空间的作用正在于促成建立一个基于亲缘与地域分隔为特征的社会关系网络，生活在这个关系网中的人存在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通过人身依附塑造认同价值，尤其是对政治家族的政治性认同。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以亲缘与地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不断延展、巩固和加深。简而言之，地域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家族权力关系的产物，地域空间生产本质上是政治家族权力关系的生产。另一方面，政治家族与政治家族之间的权力博弈又反过来进一步型塑和固化地域空间。由此，在这里权力疆界就是地域疆界，地域疆界就是权力疆界。
沦为西班牙殖民地后，巴朗圭社会被整合进殖民体系中，多个巴朗圭构成了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地方政治基础。菲律宾巴朗圭首领大督转而成为地方行政首脑，充当西班牙殖民者统治菲律宾人民的中间层，即庇护“掮客”。一方面，这一阶层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权威，他们迎合、服从殖民者，为其服务，是殖民者之下的被庇护者；另一方面，这一阶层利用殖民统治者所赋予的政治特权，迫使民众追随自己，为自己服务，变为殖民者间接统治底层社会的工具，既而又是底层人民之上的庇护者。由此，产生了特殊的权贵家族，巴朗圭首领进一步发展成为基层地方的权贵家族首领，标志着地方精英政治开始形成。殖民者大肆劫掠土地等财富，菲律宾底层人民出于对自身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考虑，继续追随家族首领，希望延续殖民前的主侍关系，进而自然形成了对权贵家族的政治性认同。然而这种认同打破了原初道义庇护关系双方的权力均衡、利益交换格局，不平等开始加剧，本地地方政治精英却实现了对权力和资源的进一步垄断。
美国人到来之后，开始将选举、政党等美式民主制度引进菲律宾。然而，美式民主制度并未给菲律宾带来繁荣，权贵家族占据国家政治核心地位并没有改变。美国人依靠西班牙殖民时期成长起来的地方权贵家族治理菲律宾本土社会，纵容他们兼并土地，进一步壮大了这些权贵家族的势力。选举制度是美式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民主很大程度上要依靠选举来实现。但在菲律宾，这种选举只被限制在权贵家族范围之内，选举人与被选举人均出自同一个阶层，民主的门槛设置过高，又进一步稳固了这些政治家族的政治地位。因此，政治家族的成员“只需要依赖(上层的)庇护、自身的名望，以及家族亲属的支持，地主们就可以确保自己市长或省长的位置。”① Willem Wolters,Politics， Patronage and Class Con-flictin Central Luzon,New Day Publishers,1984，p.187. 政党制度是确保美式民主制度又一重要设计。政党是促进国家利益而团结起来的人民团体，但菲律宾政党从一开始就注定是畸形的，菲律宾的政党领袖获得选票不是基于政党纲领、意识形态而是基于政治家族强大的庇护关系。一定程度上，政党也只是菲律宾政治家族塑造政治合法性的工具，政党制度也没能改变菲律宾政治发展的方向。简而言之，认同总是在社会关系和交往中形成的，殖民时代现代民主制度与菲律宾传统庇护关系的结合，并没有改变菲律宾人对家族的认同，政治家族与底层人民进行着“声望和忠诚”的交换。反而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家族内部服从的思想，巩固了家族认同。
随着美国殖民统治的结束，菲律宾获得完全独立，其国内政治、社会和经济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庇护关系与选举制度、政党制度进一步结合，地方政治精英利用家族资本依靠选举庇护制掌握国家层面的政治权力，议会、政党、中央国家机构和地方政府都呈现出家族化的特征，由政治家族所主导。至此，传统庇护关系发展成为以国家资源分配为核心的选举庇护制和政党庇护制。这种选举庇护制和政党庇护制既不同于传统道义庇护制也有别于西方选举庇护制：以前由地方政治家族垄断的土地资源来换取底层人民的绝对服从和忠诚，其重要性逐渐被取得国家层面的政治家族精英所能操纵的资金、官职与机会所取代，而以前被庇护人与庇护人之间建构的忠诚与安全关系网也被选票所取代。选票代表着政治承诺和利益保障，使得被庇护人更加忠诚于掌控资源的政治家族。这种菲律宾特有的政治现象历经了两党制、马科斯独裁与后马科斯时代的民主制度转型过程，直到今天选举式民主制度仍然未摆脱以庇护关系为特征、家族统治为核心的政治组织形式。由此，人民对国家的认同便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亨廷顿曾指出：“在缺乏政治共同体的社会里，人们对原生的社会、经济组织——家庭、宗族、部落、村寨、宗教、社会阶级——的忠诚与对在更大范围内存在的政治制度所具有的公共权威的忠诚是两回事，前者与后者竞争，并且常胜过后者。”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 页。 在一个缺乏完全独立性和自主性政治共同体的菲律宾，上至国家领袖、下至单个个人或家庭都在追逐自己眼前的物质利益，而置更广泛的公共利益于不顾，使得人民对家族的忠诚要比对民族和国家的忠诚更强烈。
二、地方政治碎片化：菲律宾家族政治的弱国家后果
在一国政治发展中，政治秩序是最基本的价值，缺少政治秩序会导致政治的衰朽。长远来看，菲律宾庇护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家族认同，造就了地方政治家族掌控地方权力，并在历史演化中出现了影响甚至逐步掌控国家权力的家族政治景象。这些分布在地方的政治家族除了在大的政治原则方面对国家保持忠诚之外，还拥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权力空间。他们构建了菲律宾的地方政治王朝，在这个王朝里，政治家族与政治家族之间、政治家族精英与底层人民之间不断上演着权力博弈和利益博弈，并伴随着服从与忠诚、妥协与退让的理性“共谋”，这进一步加深了地方政治碎片化。地方政治碎片化的社会控制削弱了国家统治力，而弱国家的政治反过来强化了碎片化的地方政治。
亨廷顿指出：那些支配收入的人往往支配着政府，趋向于造成“社会金字塔底层的相对停滞。”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45 页。 在美国，获取政治权势一般依靠雄厚的财富资本，财富是打开政治权势之门的金钥匙。与此相似，菲律宾基于传统的规范，少数的政治家族垄断了国家经济，限制甚至切断了社会底层的个人获取财富的机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政治成了获取财富的砝码。“除了从政以外别无其他升迁流动的机会，加上政治制度的虚弱、僵化，这就将人们的精力引入政治上的歧途，腐化便应运而生。”③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51 页。 泰勒指出：“对于菲律宾人来说，政治是一项主要产业，是一种生活方式。政治是通向权力的主要途径，而权力又是敛财聚富的主要途径……借助政治影响去捞钱比任何其他方法都省时。”① George E.TayIor，The Philippin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oblems of Partnership ，New York，Praeger，1964，p.157. 简言之，菲律宾政治家族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实现政治的善而是为了窃取个人利益。菲律宾地方政治家族控制着地方的权力和财富，掌权的家族精英利用代际更替，实现家族政治的再生和循环，腐败的权力和财富的垄断，将国家带入黑暗，腐蚀着国家合法性。菲律宾高层政治腐败丑闻层出不穷，多届总统更是腐败大王，例如“独裁总统”马科斯以腐败的裙带资本主义和严酷的政治打压而长期独揽大权，最后被人民力量革命赶下政治舞台客死他乡，“明星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迷恋权色、收取贿赂和回扣而招致终身软禁。“秋后算账”成了菲律宾政治的常态，不断上演着总统们的腐败与反腐败斗争。毫无疑问，腐败进一步扩大了现存的不平等，使菲律宾的民主制度的建构增添了几分不确定性。
作为一个组织，在今天菲律宾国家未能扮演其应有的角色。社会控制继续保留在国家之外的地方政治家族手中。地方政治家族借助于国家资源发展自身，大量资源用于新建和重建政治家族在其领地内的权威，这些领地在行政上呈碎片化状态，各自为政，各自有一套不同的治理人民的规则法令。碎片化的权威体系使得地方政治家族精英认为，地方出现危机时，从外部搬来的救兵——广泛的国家资源——使得他们确信在其辖区内巩固自身的社会控制的成本是昂贵的，甚至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地方权力极有可能被国家权力趁机吞噬，所以地方的政治家族精英也极力排斥这种外力的资源。要想保护自身的稳定和安全，可以借助于建立并维持一个碎片化的、网状而具有多个权力中心支柱的社会来分解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不集中，国家能力有限，这也使地方政治家族继续家族统治成为可能。
倒是本地的刘关子死得让人不怎么惋惜，这人平时嘴太臭，什么话一到了他的嘴里就发了酵，变味儿了。什么什么？你们是说他的那个女人？哦哦，你们不说我倒给忘了，是啊，是啊，他的那个女人也不错。窑黑子的女人大多都不错。我不知道这些女人到底图什么？
家族政治下菲律宾地方政治碎片化，使国家控制社会的能力有限，国家领导人为了追求政治生命不惜牺牲国家发展，他们为选票、资金和政治支持而进行各种交易。移植美式民主制度使菲律宾一度享有“亚洲民主橱窗”的美誉，但其民主化进程却一波三折，至今仍在民主与独裁中挣扎与徘徊。美式民主制度中的核心政治力量——政党——在菲律宾也步履维艰，呈现出了政党组织家族化的特征。菲律宾家族成为政党的主要资助者和操控者，菲律宾政党主要是受数个大家族精英操控，如马科斯、阿基诺、罗西希斯、阿兰塔斯等家族。整个政党体系都有家族的影子，政党是家族争夺政治权力的工具。家族操控政党领袖的竞选过程，政党利益受制于家族利益，党员忠诚于领袖个人而非政党的意识形态。家族长期介入国家和地方政治，甚至操纵着地方政府和议会，使得政党制度弱化了民主选举的功能。政党制度主要围绕家族精英个人而非政党纲领进行选举，人民忠于家族而非政党。① 钟雅琳：《金阙风雨推波澜——从家族政治拼争看菲律宾选举的与众不同》，载《当代世界》，2007年第6 期，第32—34 页。 所以，家族政治影响下的菲律宾政党制度属于精英型政党——家族精英控制的政党，其政党组织结构是“向上发展”，而不是“向下发展”。政党始终是衰弱的和低制度化的，政党的政治权威和政治功能完全被政治家族所替代。可见，菲律宾政党尚未具备一个实质上和形式上完全统一与独立的政党应有的政党纲领、组织结构，更不存在一个系统的具备政治整合能力的组织发展体系，那么国内政党制度松散和弱化就在所难免。② 向文华、李旭阳：《菲律宾民主社会党的发展及其制约因素》，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5 期，第77—82 页。 “虚弱的政党沦为以徇私分肥换取私人选票的机器。”③ 康灿雄：《裙带资本主义：韩国和菲律宾的腐败与发展》，李巍、王岩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9 页。 概而言之，今天，虽然菲律宾政党数量众多，但它们并不成熟也并未走向制度化，它们大多都是政治家族培植政治代言人从而掌握国家重要部门职位的工具。
从当年“三天建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到今天破旧立新的自贸区探索，都是“一个汗珠摔八瓣”拼出来的。不做光说不练的“假把式”，争当脚踏实地的“实干家”，“撸起袖子加油干”就是成就改革事业的“硬道理”。
(3)在1∶5万的高磁异常中，磁异常强度一般在400～2000nT之间，在铁矿体的分布范围内，磁异常强度可达到3000～6000nT，可直接反映含矿带或矿体的特征。磁异常ΔT上延100m垂向二阶导数>0值范围可作为找矿重点靶区。南北侧伴生有明显的负磁异常，负磁场强度达-225nT。高精度磁测对寻找隐伏矿体，指导探矿工程的布设，具有良好的地质效果。
图1 菲律宾弱国家的生成逻辑
总之，菲律宾弱国家的生成逻辑如图1所示，多岛屿的块状地理环境致使菲律宾历史上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这种分散性的地域为家族控制地方政治提供了先天条件。殖民者的殖民策略——权力均衡——抑制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创建，培养了相互牵制的地方政治家族。地域的分散性和殖民策略共同增强了庇护关系下家族的内聚性，为地方政治家族各自为政提供了土壤，最终造就了地方政治碎片化局面，而国家领导人为了自身政治生命的延续和社会的稳定而上演政治妥协。
三、从家族认同到国家认同：菲律宾民主制度发展的必由之路
政治家族深深烙印在菲律宾民主制度的选举授权和政府过程中的政策制定、执行、评估、终结等若干环节和阶段。④ 崔运武，胡恒富.：《论菲律宾政党政治的特点及其与政治文化的关系》，载《南洋问题研究》，1998年第2 期，第54—59.页。 菲律宾政治家族为了实现家族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以及家族政治权力的延续，将具有地域性特征的家族管理模式投放至更大范围的国家治理中，利用政治家族管控社会意识，实现“家族式”的政治统治。政治家族不断向社会底层人民宣扬家族政治精英的绝对权威和等级秩序，以确保家族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而认同是取得合法性的基础，认同总是在社会关系和交往中形成的，政治家族与社会底层人民进行着“声望和忠诚”的交换。“人际行为事实上是一种社会交易行为，个体通过认关系、拉关系、套关系获取社会资源，并以‘回报’作为人情法则的基础。”① 吴重庆：《无主体熟人社会——一个值得研究的新课题》，载《北京日报》，2011年7月4日第3版。 政治家族势力与社会底层人民由此建构起施恩回报的关系网络，并深刻地渗透进菲律宾人的日常社会生活。不仅如此，家族还强调集体意识、家族意识，指出要想实现政治秩序和社会的稳定必须将个人权利和利益置于集体利益之下，结成荣辱与共的关系格局。家族中成员也会为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家族的政治地位而不断奋进，以掌握更多的资源拉拢更多的人民。简而言之，人民直接从家族那里得利，与国家层面的公共权力并无太大关系。媒体是政治的咽喉，政治家族为了家族势力通常还会管控媒体、塑造自己的政治话语体系干扰人民判断、改变人民民主观念和削弱人民国家概念。
“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1 页。 也就是说世界各国之间的重大差别不是因政府的形式不同而扩大或缩小，也不在于政治参与的广度、程度，而在于能否构建一个有效控制社会的政治秩序。美国民主制度将美国带入了强国家行列，而菲律宾的民主制度是美国民主制度在亚洲的再版，曾被称为“亚洲的民主橱窗”。有了良好的制度设计而无相应的国家能力去践行，良好的制度设计终将蜕变为亨廷顿眼中的“政治衰朽”，今天，毒品犯罪、政治腐败和恐怖主义是破坏菲律宾社会秩序的三大顽疾，任何一个问题都是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菲律宾需要整合国家机器、提升国家能力。② 曾毅：《社会变迁视野下的国家能力——评乔尔·米格代尔著作中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载《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6 期，第132—139 页。 然而，菲律宾强烈的家族认同感严重阻碍了国家意志的实现和国家功能的发挥，当对家族的忠诚同对国家的忠诚和国家的目标发生冲突时，国家无能为力，很有可能造成重大的政治危机。③ [美]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35 页。
政治参与在本质上讲是民主制度的产物，民主制度是政治参与赖以存在的政治条件。①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第175 页。 经济民主的实现是动员人民有效政治参与的一大前提，而有效的政治参与可以增进人民对国家的情感、改变对政治的态度，进而实现对国家的忠诚和认同。移植美式民主制度给菲律宾人民带来了参与政治的诸多机会。然而，菲律宾人民这种政治参与不是有序化、规范化的参与，人民参加民主运动、人民参与政治选举，是政治家族精英们获得政治权力的工具。换言之，家族政治影响下的人民大众缺乏民主素养，导致菲律宾式的政治参与不过是政治家族派系斗争和权力博弈。必须打破这种受制于政治家族的政治参与，让底层人民直接与国家对话，建构有序、公平的政治参与程序和制度。
（一）破解家族认同、达到国家认同：经济民主是突破口
菲律宾地方政治碎片化实际上是多种力量合力作用的产物。除了多岛屿的块状地理环境致使菲律宾历史上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因素外，殖民统治策略对菲律宾地方政治碎片化也影响深远。在殖民统治时期，殖民者引导了一个碎片化的社会控制，塑造了一个冲突的社会环境。“在存在冲突的社会环境中，国家和血缘群体、种族群体及其他群体相互争执，相互争夺，各自都力求在其领导人认定的势力范围内建立的普遍的社会控制，都提供了人民生存策略的必要手段。”① [美]乔治·S·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关系及国家能力》，张长东、朱海雷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 页。 没有一个殖民政府的统治是缺乏当地人的参与和协助的，殖民统治者可以为菲律宾许多地方政治家族提供各种获得资源的有利渠道，进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的一个有限部分中建立起社会控制。他们迅速地增加了政治家族的数量，加强了其权力，同时也加剧了竞争派系之间的冲突。一旦政治家族运用殖民者手中的资源重建社会控制，他们就很难削弱这些政治家族精英的控制。地方政治社会控制的碎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仅影响了独立后的国家能力，还影响了其国家的性质和政策。② [美]乔治·S·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关系及国家能力》，第130 页。 殖民时期的社会遗产在后殖民时期的菲律宾继续存在。正式独立并未突然赋予国家组织为获得民众服从所必需的制度基础。地方政治家族遍布全国的碎片化权威继续支配着国家前进，菲律宾的这种政治图景一直延续至今。
国家的统治权力为社会上层的政治家族所把持，社会财富也被大大小小的政治家族所掌控。面对耗资巨大的民主选举活动，选民投出的选票也不是出于国家发展的考量，而是以金钱、官职等政治承诺为基础的。国家政治成了政治家族之间的权力博弈，家族利益被置于国家公共利益之上，社会底层人民无法从国家那里获得利益承诺和足够的权利保障。要改变这种局面，经济民主须先行。市场经济是经济民主的基础。经济民主的实质要求人们在经济活动中享有平等的、独立的、并受到法律充分保护的财富支配自由，实现充分的民主权利。但菲律宾权贵同盟垄断利益和资源，打破了市场经济自由公平竞争的机制，下层民众无法获益，加剧了社会贫富分化。这种社会经济资源分配不平等使菲律宾民主制度丧失其内核精神，经济不平等所引发的政治不平等也日益凸显并产生恶性循环。菲律宾政府应努力向底层人民倾斜社会资源以纠正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用后天努力取代先赋资格，排斥任何特权的干预和暴力的强制。经济民主不仅在于形式，更在于有实质性的内容和价值。经济民主下以平衡社会财富为目标，在实质意义上保障底层人民的经济权利，使各交换主体处于平等的地位，使底层人民和政治家族之间存在着的人身依附关系不断被消解，弱化。也就是说，公平、平等的收入是实现其从身份到契约转变的前提条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政治家族对底层人民的身份限制，铲除家族认同产生的经济根源。换言之，只有建立在经济民主之上的菲律宾政治上层建筑才有坚实的人民基础，才具有现代国家意义上的政治合法性。此外，经济发展和经济民主往往还能够催生新的社会力量，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将会挑战菲律宾旧有的传统体制，促使其建设一个负责任的经济民主体制，以使菲律宾社会底层人民更公平地分配社会经济资源。简言之，菲律宾政府应创设经济民主的制度环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更好地实现菲律宾政治上的良治，菲律宾经济民主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菲律宾政治民主制度的落实。
一个缺乏权威的弱政府是不能履行其职能的。菲律宾的国家领导者并没有把社会控制权集中到国家组织手中，地方政治家族对国家权力进行分享与共治，牢牢把持地方政治，控制着社会。只要地方政治碎片化继续存在，就会阻碍国家领导者形成有效地大众政治动员。碎片化的社会控制和政治动员的困难导致了国家上层政治的病态模式：生存政治。在生存政治的作用下，国家领导人有效地将扳手扔进了运转的机器之中。如果运转得当，那么生存政治能延长政权和某个领袖的生命。国家领导人的政治生存目标压倒了取得有效率的行政管理这一目标。① [美]乔治·S·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关系及国家能力》，第236 页。 在一个地方政治碎片化分布的环境中，国家成了妥协的场所。国家领导者们不仅仅是向权力中心妥协，他们还需要和那些不那么强大的地方政治家族进行交易。为了得到国家资源和国家对地方政治最小化的干涉，地方政治家族也会最大限度地提供地方政治的稳定，为其进军中央领导圈添砖加瓦。国家领导者们所关注的仅仅是保护并维持手中的权力，阻止可怕的权力中心的产生和发展，国家能力的发展也因此受到极大的束缚。
（二）形塑公民身份、构建国家认同：政治参与是关键
政治秩序是个好东西，但它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菲律宾民主制度要想取得成功，必须经历由家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政治秩序的建构过程。只有形成了以国家利益为单位的政治性认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家族政治垄断的现状。具体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
政治和官场中的野心和不安全感都在驱使人们寻求垂直的个人庇护，因为他们的政治前途取决于上面某个人，而非政策、意识形态或政党忠诚。只要地方家族政治还能继续为其村庄、族群、城市邻里等提供有效地生存策略，国家就只能汇集有限的公共支持，这样以来国家丧失了凝聚力，扩大了离心力，严重地阻碍着菲律宾民主制度的发展，弱化了国家能力。
在信息系统上，由一级系统-住院药房享有药品库存量，PIVAS无库存量。医生开立医嘱时，HIS系统仅需判断住院药房药品库存量即可。对于临床科室而言，PIVAS与住院药房库存的统一管理，有利于医嘱的延续性。特别是对于重点监控药品、临时申领药品，医生可预判当前库存量是否能满足患者住院期间用量，如不满足，则可选择它药，避免后期因库存不足而临时换药之弊。一体化信息系统提高了临床工作效率，保证了治疗质量。
只要涉及政治参与的主体就会谈到“公民”，公民身份是现代政治的核心概念，政治生活中既有超国家层次的公民身份，也有亚国家层次的公民身份。庇护关系下衍生的家族政治是菲律宾政治形态的重要特征，这种因庇护关系而生成的强烈的家族身份认同超越了对现代国家意义上的公民身份认同，是一种亚国家层次的公民身份认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臣民身份”认同。公民个人的权利只能在一个特定的共同体中得到落实，他的身份意识和身份认同也只能在此共同体中实现，现实存在的这种共同体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现代民族国家赋予公民的权利只能是突出国民是因其“公民”的身份而不是其家族身份得到国家的保护。可见，国家层面的现代公民身份是对封建臣民身份的一种否定。对此，菲律宾必须积极形塑国家层面的现代公民身份，强化其对国家的归属意识与忠诚意识，并努力让公民广泛参与国家政治。
政治参与的一个关键又在于将底层人民引入国家政治。然而，在菲律宾美式民主的到来，并未撼动菲律宾根深蒂固的庇护关系，菲律宾政治参与仍然局限于权贵家族手中，底层人民更没有广泛地参与到菲律宾政治民主化建设中来。当然，盲目地扩大政治参与会打破既有的政治生态平衡，撼动菲律宾国家脆弱的政治体制，因为稳定的政治秩序需要政治参与扩大的程度不超过政治制度化程度所能承载的重量。换言之，一国的政治秩序依赖于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平衡，而在菲律宾要达到这种平衡，就要形成一定规模的代表底层利益的政治性组织。因此，菲律宾民主制度的出路是使全社会性的组织得以参与政治，并促成政党一类的组织来组织这种政治参与。亨廷顿强调，一个社会中组织的掌握者也就是未来的掌握者。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427 页。 在现代化的国家中，政党组织有着建设和维护现代政治制度的功能。在众多发展中国家中，政治出现动荡问题的国家往往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进行统治。菲律宾政党的软弱与家族政治兴盛举世皆知，故而无法承担正常的政党政治功能，政治腐化和国家动荡也就无处不在。所以，在菲律宾，必须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这种政党制度下的政党必须具备政治资源整合和组织人民公正有序参与政治的能力。这种政党是不受政治家族左右，而是具有相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的组织，以便使底层人民参政能超越村落和城镇的范围。通过政党能力扩大底层人民的政治参与程度，营造积极的参与氛围。同时，政党的强大不在于政党的数量，而在于政党的力量。政党的力量是否强大，政党制度的适应性如何，都决定着现代政治体系的稳定。概而言之，政党是现代政治权威的中坚，没有现代意义的政党，就没有现代意义的政治权威，强大政府实质上是依靠强大政党的权威，从而确保共同体的稳定。故此，菲律宾的当务之急便是建构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形成规范、有序、得到广泛认可和普遍尊敬的政治参与制度，以维护政治共同体的安全、利益以及公共秩序，增进对国家的政治性认同。通过广泛而有效的政治参与，分裂和破坏底层人民对传统政治家族的权威的依附和忠诚，推动其转向对国家的依附和忠诚，这样家族认同开始被瓦解，国家认同便得以建构。
余 论
菲律宾政治发展一波三折的历程表明，西方标榜的民主制度模式并非万能药方，不能简单地复制和移植。如果盲目照搬西方空洞的民主制度模式，很容易激发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不同族群的矛盾，甚至导致冲突流血，稍有不慎，国家就极有可能在冲突中崩溃。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也曾谈到：“墨西哥人希望实行联邦制，于是把他们的邻居美国人的联邦宪法作为蓝本，并几乎全部照抄过来……直到今天，墨西哥还陷入从无政府状态到军人专制，再从军人专制回到无政府状态的循环之中。”①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86 页。 在民主制度移植上应该看到，任何国家民主制度的确立，都是一定社会历史的产物，西方的民主制度是沿袭西方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政治制度变迁而孕育生成的。对此，在选择什么形式的民主制度问题上，唯有以托克维尔所强调的民情为基本依据。民情对建构和维护民主制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民主制度不能没有民情的支持。
针对数学学科青年教师申请项目经验不足的特点，可以邀请有经验的专家教师来带领他们申请项目，并指导他们进行项目研究。在申报和研究项目时，所有教师都在互相交流，共同探讨，从而全面提升数学学科青年教师做教研与科研项目的能力。
社会意见、公共舆论、集体心态都是菲律宾民情的构成要素，它们共同揭示着菲律宾民主制度的状态。菲律宾需要在“民情与政制”互动关系中把握民情的力量和限度，需要对社会总体民情加以引导，努力改变菲律宾庇护关系下强烈的家族认同，提升菲律宾人对国家的关注、支持与忠诚程度。概而言之，为了有效避免墨西哥等国家类似的尴尬，在菲律宾的当下及未来，其民主制度的政治基础与根本出路便是基于国情努力寻找实现家族认同向国家认同转换的途径与方法。
山西体育中心体育馆自竣工以来使用正常，运行良好。施工中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机具的应用，符合节材、节能、提高质量、增进效益的原则，并能提高建筑施工企业的整体技术素质和施工生产能力，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起到降低施工成本、减少浪费、保证工程质量、加快施工进度的作用。
作者简介 ：许强，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6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学原理与方法。（贵阳，550025）
中图分类号 ：D73/77
文献识别码： A
文章编号： 2096-4538(2019)01-0121-13
（责任编辑：史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