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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424(2001)01-0074-07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艺术创作来说，使用什么创作方法是至关重要的问题。然而，关于创作方法，简直是人言言殊，莫衷一是。有的说是创作时使用的原则，有的说是一种精神，有的理解为思潮，有的理解为风格，有的解释为流派，有的解释为美学体系，有的认为创作方法这个概念本身就不科学，是个死概念……对于创作方法理解的歧异，不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也严重影响着文学艺术创作。为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繁荣，有必要进一步弄清什么是创作方法。从创作方法概念的历史演变和概念的内涵两个方面来看，我们认为创作方法，顾名思义，就是创作的方法，就是作家艺术家获得积淀着审美意识的审美情感，并在艺术实践中使其赋予物质外壳的创造美的艺术品的总方法，或者说是艺术技巧、手段和方法的总和。如果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创作方法就是作家艺术家所使用的艺术方法的体系、系统。
一、创作方法概念的历史演变
正式使用“创作方法”这一概念，始于德国的歌德和席勒。歌德在1830年谈到诗歌创作时，曾把“古典的”和“浪漫的”创作时使用的方法称作“创作方法”。他在《歌德谈话录》中说：“这个概念起源于席勒和我两人”。
约过了一个世纪，苏联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拉普）的成员们，借用哲学史上的“方法”，把它搬进了文艺学领域。“拉普”宣布他们所使用的创作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样，他们就把创作方法和哲学观等同起来了，“拉普”派的理论错误在于混淆了哲学领域的方法和艺术领域的方法的区别，混淆了世界观哲学观和创作方法的区别，抹煞了文学艺术作品创作方法的特点。“拉普”派所主张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在文学艺术创作和文学艺术批评上都产生了极为有害的影响。它已经成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和团结作家队伍的严重障碍。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应运而生。本世纪30年代，原苏联在批判“拉普”时，否定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当时文艺理论界、美学界提出了许多创作方法，如“无产阶级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红色现实主义”、“宏伟现实主义”、“有倾向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等等。1932年10月26日，在高尔基的寓所里举行了一次文学家座谈会，斯大林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并发表了讲话。可以说，斯大林的讲话，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取代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1934年，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确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艺术的基本的创作方法。从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所阐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看，显然不仅指方法，还包括创作原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于苏联和世界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创作起过积极作用。
但是，后来由于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来被规定为基本方法，被某些人曲解为唯一的创作方法。50年代以后，针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理解，苏联文学艺术界陆续进行了讨论。1966年6月，《文学问题》杂志编辑部召开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迫切问题”的讨论会，随后苏联作协和世界文学研究所又联合举办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迫切问题”的讨论会。讨论会上争论的焦点是：在苏联文艺中，除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外，是否存在其他创作方法。许多研究者指出，在1934年的苏联作家协会第一次会议上，也不是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唯一的创作方法，而是作为“基本”的创作方法。阿·奥夫恰连科、格·波斯别洛夫、米·赫拉普钦科、米·帕尔霍缅科等人反对把“社会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同起来，认为“社会主义文学”是一种“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广泛的现象。他们主张创作方法的多元论。他们认为，除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基本的创作方法以外，在苏联文学中，还存在社会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等创作方法。阿·奥夫恰连科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浪漫主义”是苏联文学中一个独立的创作方法。米·帕尔霍缅科认为“二十年代、甚至三十年代每一民族文学中的批判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相互交织、同时共存”的。[1](P436)
到了70年代以后，苏联文艺界主张创作方法多元化的趋势仍在发展。1973年《文学评论》第9、10期发表的鲍·苏奇科夫、德·马尔科夫、格·洛米泽三位通讯院士的文章，虽然集中批评了“创作方法多元化”的主张，但1975年，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举行的关于“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新现象”的讨论会上，就开展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开放体系”的讨论。德·马尔科夫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开放体系”的理论。他认为“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家来说，对不断发展着的现实生活的客观认识是无止境的，在题材的选择以及采用只以表现生活真实的表现手法方面也是没有限制的。在所有这些方面，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是历史地开放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不局限于“以生活本身的形式反映生活”，“这样一种或几种表现形式”，可以“把过去和现代的其他各种艺术流派在表现手法方面取得的成果溶化成为一个整体”。虽然马尔科夫等人还囿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却也看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需要发展和补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开放体系（包括风格学、类型学理论）表明苏联的一些学者既看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局限，但又没有勇气突破单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模式，他们仍然做着一种补苴罅漏的工作。尽管德·马尔科夫等人还拘囿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却也主张把“其他各种艺术流派”的“表现手法”开放进来。风格学、类型学的研究，表明一些学者虽然不情愿承认在苏联文学艺术创作中有多种创作方法，但不得不承认有多种风格和类型的复杂情况。他们认为，苏联各民族文学共同的风格、类型日益形成和巩固，其中明确成型的风格、类型有叙事风格、类型，抒情风格、类型和浪漫主义风格、类型。格·洛米泽、列·雅基缅科、弗·拉克申等人反对创作方法多元论的主张，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可以容纳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等丰富多彩的风格现象。虽然他们认为，在苏联文艺中只能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统一的创作方法，而不能有多种创作方法的存在，但他们不能也不否认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作为风格现象的存在。
从苏联文艺理论界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联学术界已不再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看作是极其单纯的现象了，认识到了在创作实践中创作方法多元化的趋势。
在西欧，1963年罗歇·加罗第在巴黎普朗出版社出版了《无边的现实主义》一书。为阐述他的无边的现实主义理论，他还写了一系列文章。他说：“现实主义是无边的，因为现实主义的发展没有终期，人类现实的发展也没有最终期。在这个发展的旅程中，现实主义没有确定的码头，没有最终的港口，即使以大卫·吉尔倍、巴尔扎克或者司汤达这些威名赫赫的名字的港口，也非最后停泊的所在。”[2]这一现实主义纵向发展的观点，反对凝固、静止的观点，是有积极意义的，这是不满现实主义的局限性，要求扩大现实主义的范围。在我国，五四运动前后，鲁迅、茅盾和文学研究会成员都大力倡导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郭沫若和创造社则使用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1933年4月，周扬写了《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一文，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介绍到中国来，“创作方法”的概念也是这时候引进中国的。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地提出，在艺术方法上，“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1953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再一次明确“必须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1957年以群提出了创作方法多样化的主张。1958年毛泽东又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与苏联、西欧的创作方法的理论走向相一致，1979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文艺界也出现了不满足于单一的现实主义模式的局限，要求创作方法多元化。在创作实践上，作家艺术家运用了多种创作方法，使用意识流创作方法的有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等，使用荒诞派创作方法的有宗璞的《我是谁》等，使用象征主义创作方法的有张辛欣的《疯狂的君子兰》等，使用古典主义创作方法的有宗福先的《于无声处》等，……。在1979年第二期的《西北大学学报》上，《开展创作方法理论研究的百家争鸣》一文中指出“探讨运用各种创作方法的可能性，应该说是允许的，也是迫切需要的。”在1979年11月，周扬在我国第四次文代会上提出：“我们要提倡我们所认为最好的创作方法，同时更要鼓励创作方法和创作风格的多样化，不应强求一律。”之后，在1980年第四期《广州文艺》上，董伟宗写了《提倡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方法的多样化》。1980年第6期《学习与探索》发表了克非的《引人注目的探索——评王蒙近作兼论创作方法的多样性》。1981年第3期《西湖》，发表了朱汝瞳的《提倡创作方法的多样化》。上述几篇文章，都提出了创作方法多样化的主张。1981年第10期《人民文学》发表了陈涌的《鲁迅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问题》。他提出，我们重视现实主义，但是不能忽视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我们需要从我们自己对浪漫主义的片面观点和敌人的有意歪曲中解放出来。1982年第8期《美术》上，发表了关甲丰的《“现实主义”小议——兼评苏联有关“现实主义”的理论》，批评了独尊现实主义的模式理论。1982年第5期《文学评论》发表了邹平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多样化的创作方法》。其意也在提倡多样化的创作方法。1983年第3期《当代文艺思潮》发表了李实娴的《当代文学中创作方法的研究应从实际出发》一文，反对对于现实主义以外其他创作方法的忽视和排斥。1983年第1期《文化研究》发表了丁振海、李准的《关于现实和理想的结合——兼论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方法的几个问题》，也提出了创作方法多样化问题。1983年第6期《文艺研究》，发表了陈涌的《论艺术与现实》的长文，从中国古典文论的传统和西方近代现代艺术的发展，反复论证：“艺术反映现实，不只有如实反映一种方法，一种途径，而且还有写意的或者说如意反映这种方法，这种途径。两种方法，两种途径都同样可以达到艺术真实”。而“如意反映”实际上就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
从以上创作方法的概念的历史演变看，开始创作方法只是作为创作时作家艺术家使用的方法，后来变成方法和原则的混合体，在方法前面加上了政治内容，例如：在浪漫主义前加“积极”和“消极”和“革命”等，在现实主义前加“积极”和“消极”和“革命”等；在现实主义前加“社会主义”“革命”“批判”等，并且在苏联和我国，在一定时期形成现实主义定于一尊的局面。后来，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创作方法多样化的趋势，一是政治内容淡化的趋势。上述的文章不少，在谈浪漫主义时，并未特别提“积极”的要求，在谈现实主义时，并未特别戴“革命”、“社会主义”的帽子，难道他们不要“积极”吗？不要“革命”吗，不要“社会主义”吗？不是。他们是越来越注意在创作方法的本来意义上理解创作方法。从上述创作方法概念的历史演变中，可以见到，人们在对创作方法的概念的把握上是有变化的，并且越来越把创作方法当成创作方法了。
二、创作方法的内涵
关于创作方法的内涵，六十年代以前颇有影响的苏联文艺理论家季摩菲耶夫著的《文学原理》说：“构造形象的方法就是作家在选择及综合生活事实时所依据的原则。选择及综合生活事实所依据的原则如果不同，形象的构造就会发生差异，我们把这种差异的形象构造就叫做艺术方法。”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认为，“创作方法”是“反映和表现生活的原则”。波斯彼洛夫主编的《文艺学引论》把创作方法叫做“艺术地反映生活的原则”。《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创作方法指作家从事创作时如何认识和表现社会生活的艺术方法。即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所遵循的美学原则。它反映着作家对现实的态度，规定着艺术形象的构造方法和对现实的艺术概括的方法。一定的创作方法通常被运用在作家的整个创作过程中，包括对生活的体验和感受，通篇的艺术构思，人物形象的孕育以及对艺术表现的追求等等方面。”
是到了廓清创作的方法内涵的时候了。创作方法应该就是创作方法，创作原则就是创作原则，二者是不应混同的。在创作方法前面不要加上社会主义、革命、积极、消极、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政治附加语。政治思想内容，应有其他东西来管。下面从六个方面来论述。
第一，实事求是地把创作方法理解为创作的方法，有利于创作方法多元化。在苏联和我国，长期以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定于一尊。这是和人们对于艺术本质的狭隘理解相联系的。人们把艺术理解为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于是把这种形象反映理解为既是方法，又是原则。形象反映就要求写实，要求按生活本来的面貌反映生活，这就必然要求现实主义。罗杰·加洛蒂曾说：“没有任何艺术不是现实主义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艺术不是参考了在其以外并且不以其为转移的现实的。”他也是从这一角度谈必须由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但是，艺术并不都是反映、再现，还有表现、创造，艺术有再现生活，还有表现自我，艺术有写实，还有写意。艺术还有上述因素相互渗透，有机结合的复杂状况。例如，艺术有表现作家艺术家心灵的，抒情诗，抒情音乐就是以抒发作家艺术家思想情感为主。所以，在艺术分类上有再现艺术、表现艺术和再现表现艺术。另外艺术不仅是反映，更主要的是创造，是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所以，应该改变对于艺术本质的狭隘理解。随之而来的，就是应该突破反映论、现实主义的单一模式。人们把反映论，现实主义，看作唯物主义或者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就要把其他创作方法看作唯心主义的。谁也不愿意搞唯心主义的，那么，作家艺术家不管运用什么创作方法，也都冠上现实主义的美名。在某些人看来，现实主义是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现实主义是一个口袋，什么东西都往里揣；现实主义是一堵墙，什么东西都可以往上贴；现实主义是开放体系，什么东西都可以开放进来。作家艺术家打着现实主义的旗帜，搞着各种各样的创作方法，既然如此，不如承认各种各样的创作方法。一个王蒙似乎难住了中国的文艺理论批评家。有的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有的认为是浪漫主义的，还有的认为是意识流，象征主义的等等。对此，王蒙自己也是闪烁其辞。最近又说在艺术手法上，他是把各种“截然相反的东西”“融合”起来，改用“开放性的心理描写手法”和“写实手法”进行“全方位作业”（注：参看李星：《关于现实主义地位问题的浅识——兼与曾镇南同志商榷》，《社会科学评论》，1985年第6期。）。如果把创作方法实事求是地当作创作方法，而不是当作创作原则，作家艺术家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运用适合于自己的、适合于创作内容的创作方法。既可以用现实主义的（写实的），又可以用浪漫主义的，还可以用象征主义的、古典主义的、意识流的、荒诞派的，等等。十八般兵器，都可以用，把创作方法当成创作原则，当成反映论，当成辩证唯物主义，那是拉普派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的影响，是拉普派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的阴魂不散。那还是把哲学观当成创作方法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把哲学观和创作方法分开。让作家艺术家随心所欲地运用适合于自己的创作方法。这样，创作方法才能多元化。否则，虽然提倡多元化，也是化不起来的。
第二，实事求是地把创作方法理解为创作的方法，有利于引进外国的创作方法。外国近现代出现的创作方法，大都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使用这些创作方法的作家、艺术家，不少都有资产阶级世界观、哲学观。过去我们常常因为这一理由而拒绝引进外国的创作方法。如果把创作方法和作家、艺术家的世界观、哲学观分开，一来我们可以明确我们引进的是创作方法而不是世界观，哲学观；二来我们在引进外国创作方法时不用提心吊胆。正如我们可以引进外国的技术（例如：计算机技术）一样，我们也可以引进外国的创作方法。和技术一样，创作方法是没有阶级性的，运用外国的创作方法也不会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反动的、反革命的等等嫌疑。西方现代主义的诸创作方法，如果实事求是地只把它们当作创作方法，而不是当成运用这些创作方法的作家、艺术家的哲学观，我们在引进时，就不会顾忌了。
第三，实事求是地把创作方法理解为创作的方法，就会扩大体裁领域，增加风格色调。我们过去提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都包括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的倾向。有些题材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的倾向，但却可以创作成山水诗、花鸟画。这种有益无害的作品，很难说有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和倾向。而实事求是地把创作方法理解为创作方法，就可以把上述题材扩大进作家艺术家的视野。实事求是地把创作方法理解为创作方法，而不是把创作方法和哲学观等同起来，就不会只把社会生活，而且把作家、艺术家的自我，也当成创作素材。过去我们把创作方法和哲学观等同起来，独尊现实主义，强调如实的风格，那么浪漫的荒诞的风格的作品，就常常会受到指责。而强调社会主义、强调革命、壮美风格的作品常受到称赞，而柔美风格的作品就常常遭受贬抑。而实事求是地把创作方法理解为创作方法，就不会出现上述状况，就会增加风格的色调，就会出现风格的多样化。
第四，实事求是地把创作方法理解为创作的方法，就会重视创造，重视艺术技巧和手法。过去我们把创作方法理解为原则，理解为哲学观，还只是停留在认识阶段，而创作方法是创作的方法，主要指的是创造、是艺术技巧和手法的运用，这要靠技术和技能。不少人掌握了现实主义原则、唯物主义世界观，成不了作家、艺术家或艺术成就不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只把创作方法理解为反映的原则，忽视了创造，忽视了艺术技巧和手法的掌握。我国不少作家艺术家艺术上长期上不去，是和对创作方法的理解的这种片面性有关。要知道，对于一件艺术品的创造来说，“反映”只走完了一小半路程，更长、更艰难的一大半路程是“创造”。“创作方法”更多地是指这种“创造”中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要求我们重视艺术实践，要求我们要从意识反映飞跃到物质形式的创造，要求我们重视艺术实践。
第五，实事求是地把创作方法理解为创作的方法，就可以把政治思想内容、倾向和艺术方法、艺术技巧区别开来。这样就不是笼统地以社会主义和革命来要求作家艺术家和作品，而可以根据不同作家和作品，提出不同的恰如其分的政治思想方面的要求。对于非党作家艺术家，只要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就可以了，对于党员作家艺术家，革命和社会主义还不够，还要用共产主义党性来要求他们。在文艺作品中，以古代历史、山水、花鸟为题材的，并不要求是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反映党领导全国人民所进行的革命和建设的文艺作品，只有革命和社会主义还不够，要求它们有党性不仅可能，而且必要。就当代中、长篇小说而论，《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源》、《红旗谱》、《青春之歌》、《红岩》、《东方》、《昨天和战争》、《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人到中年》、《高山下的花环》、《地球上的红飘带》等都具有强烈的党性。
第六、实事求是地把创作方法理解为创作的方法，还有利于澄清多年扯不清的理论官司。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创作方法理解的歧异，在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关系上，出现了许多相距甚远的观点。有的同志把创作方法和世界观都理解为哲学观，那么创作方法和世界观就是一致的，有的同志把世界观理解为哲学观，把创作方法理解为艺术观，提出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相矛盾或又一致又矛盾的观点，有的同志认为世界观就是哲学观，而创作方法就是艺术方法，两者并不构成一对矛盾。我是赞同后一种意见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并不构成一对矛盾。具有不同世界观的作家、艺术家可以运用同一种创作方法，一个作家、艺术家，也可以运用不同的创作方法。这样，世界观和创作方法关系的这一多年扯不清的理论官司就可以澄清。
综上所述，我们从创作方法概念的历史演变和内涵说明了创作方法不是原则、精神、思潮、流派、风格、美学体系等，而只能实事求是地把创作方法理解为创作的方法。至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积极浪漫主义、革命浪漫主义、“二结合”等，把它们作为创作原则、精神、思潮、流派、风格、美学体系的情况也是有的，那又可当别论。
收稿日期：200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