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民主主义思想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主义论文,思想论文,张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东荪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一生“以哲学兴趣为主，而又不能忘情于政治”。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已有不少学者对其哲学、文化等方面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而对其政治思想的研究则显得薄弱。本文试图对张东荪政治思想的主要方面，即其民主主义理论做一分析，以引起更多研究者对这一领域的关注。
一、民主主义是一种文化
张东荪认为，民主主义原文是Democracy，此字发源于希腊，意指平民政治，这乃是近代以前的情况。进入近代以后，经历一番“再民主化”，民主政治化为民主主义，使其除政治外尚包括各方面，于是民主主义便是一种文化或文明了，而不仅是一个制度而已。因此，“我们总括来说，民主主义同时是个政治制度，同时是个社会组织，同时是个教育精神，同时是个生活态度，同时是个思维方法，同时是个前途的理想，同时是个切身的习惯。这样则民主主义就等于一个传统的文化之全体。”[1](649)张东荪批评多数中国人只知道民主是一个政治制度，而不了解其广泛涵义。连他一贯所推崇的梁启超先生，“对于民主式文化之真髓”也“尚未彻底了解”[2](3)。因此，他竭力从社会、历史、哲学、伦理等各方面来论述民主主义，想让大家知道民主主义是一个复杂的东西。
张东荪把民主主义视为一种文化，实际上强调的是一种文化精神。他认为，只要精神是合乎民主的，则纵使其外表的形式有种种不同，亦决不要紧，反之，我们纵使有民主政治之制度，而无其精神亦是徒然。张东荪很少讨论民主制度的具体设置。他认为，“民主之根本要义在于自己治理自己”[2](143)，民主主义之根本要素在于“最大多数的最高幸福”。只要符合这一原则和精神，就称得上是民主。
在张东荪看来，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实际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当作理想与原则，一是指制度而言。”[2](154)理想、原则和精神本身是看不见的，它必须附丽于具体制度之中。所以，我们所见的是英美等国的各种具体的民主制度。而制度与理想、原则、精神之间无论如何总有距离。也就是说，现实中，“民主不免是有程度的”。这并非说民主的理想、原则、精神本身有问题，而是指有各种不同的制度以实现这个唯一的理想、原则、精神，遂发生各种问题。因此，我们只能以其实现民主理想、原则、精神之程度的多寡来判断这些不同制度的高下并提出修正改革的方案，却不可以因为实际上未达到这样的理想境界而对民主本身发生任何怀疑。要知道，民主的理想、原则、精神虽然不一定能百分之百地实现，但“能贯彻一分就算一分”，“多一分自较少一分为好”[2](144)。
针对有人宜称“民主政治是幼稚政治”等言论，张东荪高度评价和赞赏了民主主义的进步性。他指出：“专制与独裁都是政治上的病态，而独有民主主义乃是真的健全的正常状态。”[1](660)民主主义是在实现“最大多数的最高幸福”方面做得最为成功的一种文明形态，也是人人参与、不断“习得而进步”的一种政治。我们可以说民主政治或许在最初是比较幼稚的，亦未可知。但一旦建立以后，有了实际的习练，决可得进步。因此我们可以称民主政治为进步的政治，即有进步可能性的政治。
二、民主主义的概念基型是自由平等
张东荪还引导人们从概念基型上来认识民主主义。他认为，一个理论系统，一种制度以至一种文化都是由若干基本概念作“台柱子”而建筑成功的。这些基本概念可称为该文化的概念基型。“民主主义的概念基型是自由平等。这二概念可说是一个理想的基本概念。自由与平等有互相关系遂又发生一些概念介乎其间，即公道、人权、与理性等是已。再把这一些概念加入其中便形成一簇或一个概念群。”[3](p26)这便是民主主义之基本概念系统，亦可说是民主的理论系统。由此可见，在张东荪心目中，正是自由、平等、理性、公道、人权、个人、容忍等概念构成了民主主义的基本内容。他对这些基本概念及其与民主的相互关系进行了一番深入细致的分析：
（一）民主与理性
张东荪认为，“主张民主，其要旨是在于认定人人都是同样知道是非善恶的。即所谓人有理性是也。‘人之理性’(The rationality of man)的假设乃是民主主义的前提。”[3](4)“所以民主主义同时必是理性主义。换言之，即在民主主义之下只有讲理。从反面来说，则亦唯有在讲理的人群生活中乃能建立民主制度。二者是相倚为命的。我相信这个民主主义与理性主义是西方文化上之最大的两个宝贝。”[1](662-663)
显然，在张东荪眼里，民主主义的逐步实现，整个文明的进步，都有赖于理性的发达和扩张。理性成为一种主义，其根本的内容无非是一种讲理之风，即科学的精神，也就是一种批判的精神和解放的倾向。可以说，理性不但是民主主义的动力基础，而且是整个文明进步的主动因。当然，反过来，科学的发达与理性的弘扬也依赖于民主。“真正的科学必须在民主主义之下才能存在。在非民主的国家却可有当作技术知识的科学，而决不能有当作解放精神与批判态度的科学，”[4](173-174)总之，民主与理性互为前提，紧密相依，几乎就是同一个东西。
（二）民主与自由
张东荪认为，“自由是民主主义之心核”，[2](118)“有自由讨论通行于人民间则自然就够得上称为民主国家。反之虽有宪法，有议会之选举，而无言论自由，无学术自由，这当不足为民主政治。”[1](667)。自由不但是民主的核心内容，而且是一个国家能得治安与平和的基本条件，也是一个文化得以发扬的基本条件，还是国民道德养成的基本条件。总之，“自由乃是立国的根本”。[5](425)“一个国家有了自由，自会防止腐化，这亦正好象人身有免疫素可以拒绝恶毒的传染一样。”[2](126)均在多种形式的自由中，张东荪特别重视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他指出，“人民的一切自由权是以所谓精神的自由为根本；而精神的自由之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思想自由。所以思想自由是一切自由之中心。没有思想自由，则其他自由亦不会存在。”[2](134-135)他还认为，一个国家或社会，如果没有言论自由，那便如同死尸而无活气，“故言论自由是国家之灵魂社会之生命。”[1](668)
（三）民主与平等
张东荪认为，“自由是一个自己向上发展的积极性道德观念；平等是必然潜伏于自由中的一个消极性界限观念。”[2](153)所谓消极性界限观念，就是说它本身的主要意义在于为自由、权利等积极性观念设置一个界限，使每个人在享有自由与权利时以不侵犯别人的自由与权利为界限。“可见自由若普遍赋予以人人，则自会含有‘平等’概念。平等是基于人性上彼此大抵有个相同的所在。换言之，亦就是出于由人性而成的天然平衡。”[2](126-127)自由与平等不可分开，二者的紧密结合并加上若干派生概念就是民主。
张东荪还借用美国一位生物学家的话特别指出：“民主主义的平等不是指遗传上，境遇上，教育上，与职业上的平等而言，尤其不是说智能才力的平等，……只有民主主义是承认人有自然的区分，与其对于社会的贡献相应，而与人为的区分正相反对。”[2](128-129)也就是说，民主主义的平等观是承认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天然“不齐”的，它所反对的是人为的不平等，社会的不平等，即所谓特权。张东荪认为，人类的这种平等思想在古代甚至比自由思想来得更为显明，特别是到18世纪，欧洲思想界又把精力集中于反对这个人造的不平等，遂产生诸多辉煌的近代平等学说。
通过分析概念基型，张东荪还得出“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就是同一个东西”的结论。他认为，“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同是西方文化上的产物”[3](1)，其根本就在于自由、平等两个基本概念以及与之有关或派生的诸如理性、公正、人权、容忍等观念。民主主义的概念基型是这些观念，而社会主义的概念基型也是这些观念。“所以二者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东西”[3](26)。张东荪回顾了人类思想发展史，认为西方自18世纪以来最大的思想贡献就是产生了旨在铲除社会不平等的种种学说。这些学说包括两个方面：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前者意在消除政权导致的不平等，即专制与独裁；后者则意在铲除剥削所致的经济不平等。实际上，反对政治独裁与反对经济剥削本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民主主义的运动与社会主义的运动系抱着同一目的，向着同一方向运动的。”[3](26)但可悲的是，现实中这两个运动逐渐发展成相互分离以至于彼此对垒的运动。要克服这种弊病，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把真正的民主主义与真正的社会主义合而为一。”[4](178)“因为历史经验已经表明：马克思与卢梭是不能分家的，一切弊端都由于二者的分开。没有民主主义就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没有社会主义也不会有货真价实的民主主义。
三、民主主义是现代中国所必须
张东荪一贯认为，作为整个文化形态的民主主义，正是现代中国所必需。早在五四时期，他便认定“职能的民主主义”是中国社会改造的方向。“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又沉痛指出，“我们这回所得的教训不是武器不如人，不是外交无办法，乃是始终没有成为民主国家”[6]；抗战胜利前夕，张东荪进一步指出，中国今后的进步问题首先就是内部的和平统一建国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依然是实行民主主义。日本宣布投降以后才16天，张东荪就在他亲自创办的《正报》上呼吁，今后的中国要在民主中生活。他认为，国民党的党治，事实上是由许多不讲理性、没有主义的“派”构成，这些“派”的政治就是人治，这正是导致中国社会动乱的一个很重要的内部根源。为了消除这一状态及未来的隐患，必须实行合理的法治，即民主政治。张东荪说，就中国的情形而言，虽然“不能立刻责其必须实施高度的民主，但必须走上民主的轨道。”[2](144)
张东荪还认为，民主主义首先是一种精神、原则和理想，它必须能“拉到地上”才为可贵。即是说，民主主义应与各国国情相结合才能生根。据此原理，张东荪在考察中国现实情形和需要之后，提出一个重要观念：“中国应该有中国的民主主义”，中国应该走上“渐进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之途”。[2](184)他称这是“新民主主义”，或“新型的民主”。张东荪描述的这条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相调和的“康庄大道”有其具体内容：反映在内政上，就是要求建立介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国家，政治上民主主义，经济上社会主义。“在政治方面比较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7](204)反映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就是要“把他们中偏右者稍稍拉到左转；偏左者稍稍拉到右转，在这样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下，使中国得到一个和谐与团结，并由团结得到统一。”[7](207)反映在外交及确立中国的世界地位方面，就是要“以整个儿的中国作为美苏的桥梁。在东亚方面把美苏的冲突调和下来，借以谋世界的安定。”[7]总之，张东荪不但主张走“渐进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之途”，而且设计了走这条道路的具体方针政策。
那么，依靠什么力量来把中国引向民主之途呢？张东荪分析了中国社会各种势力，认为官僚、地主、巨商、买办都是“民主主义之障害”；只有“士”与农民才是可以依赖的对象。其中作为智识阶级的“士”则是建立新文明的“托命者”。
张东荪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士”有两种长处：“一是代表理性主义，二是代表道德主义。换言之，即讲理与做人也。”“所以我以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所以有文化，其文化所以不堕者，大部分是由士在那里负担之。”[2](177)但张东荪同时又看到，现在真正的“士”越来越少了，时间和历史正在把“士”造成另一个样子，他们“只知苟且；只知规避责任；只知迎合意旨；只知从中取利；只知说假话；只知在夹缝中讨生活”[4](186)。“中国在最近三四十年以来所有一切问题，在我看来，却都由于士阶级之腐烂。”[4](185)所以，中国今后要建立民主主义，在张东荪看来，首要的问题是智识阶级自身的改造。智识阶级必须把自己铸造成真正的理性主义者和道德主义者。为此，必须发展科学，提高理智；同时，进行特别的道德训练，培养他们“昂首天外的气概”与“洁白高尚的心胸”。只有这样，士才有可能在中国民主化运动中负起其伟大使命。士今后辅佐与提携的不再是历史上的统治者，而是整个民族的文化与社会，故士必须与官绝缘。再者，士还必须与农民打成一片，诱导农民提高知识能力和道德水准。民主主义虽不能说以教育的普及为绝对条件，但民主实现的程度与教育普及的程度是成正比的，高度的民主主义要求高度的公民知识水平和道德品格。因此，士今后必须以教育为终身职业，向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理性与道德。
张东荪还进一步分析了民主主义作为一种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接轨的问题。在他看来，“两个文化交流时，必于其相类似处方能融会，必须有融会方能产生新文明”[4](81)。他认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可分为两部分：关于社会组织的和关于个人内心修养的。儒家关于社会组织的理论以封建极盛时代为模范社会，总不离家族中心主义；这种家族共同负责制与君主专制、官僚政治紧紧相连，而与民主原则相悖。因此这部分内容今后必须取消。相反，儒家的个人内心修养学说，在张东荪看来，有若干内容与民主主义精神隐隐相通，这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儒家所主张的“自得”与西方人所谓内心精神上的自由相当[2](119-120)；二、平等根植于“内心上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修养”，所以儒家的“絮矩之道”是有用的[2](127-128)；三、“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的逻辑前提是对人性有一个恒率的基本假定，中国传统的性善论虽只演绎了人的“可教育性”，却亦具备了民主主义所需前提的前半段[4](99)；四、儒家的“君子”理想虽不在社会结构上讲人格，却在人与人之间于道德良心上含有人格的意义，“儒家确实见到‘个人之价值’(value of individual)与‘人格尊严’(personal dignity)是人格之要素”[22](66)；五、中国的士儒提倡一种讲理之风，虽然他们所讲的“理”是作为人事秩序之“礼”的抽象化，但“把这个理性再拓展一步，扩充一下，使其更得一个较大的综合”，便容易改变为“西方人讲理的态度”，即把理性认定为理智与条理的合一[4](197)。以上五点就是张东荪认定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民主主义文化的接轨点。他认为，只要挖掘和利用好这些媒介工具，就有可能把民主主义作为整个文化迎接过来，中国的民主建设之路就有了稳固的根基。
四、简短的评论
张东荪自己曾经自豪地说：“民主思想在我心中数十年如一日。因此我敢自夸说，除张君劢先生外，国内最配在言论上对于民主来说话的恐怕就是区区小子了。”[2](4)他的这种自信并非虚言。张东荪确实是中国现代史上笃信民主主义，并对民主主义有过一番深刻研究的重要思想家。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在现代中国某些知识分子中很有代表性，并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然而，从根本性质上看，张东荪笃信、宣传的仍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理论，它不可能为黑暗的旧中国找到一条走向光明的民主之路。张东荪无视民主的阶级性，试图宣传一种抽象的民主主义。也正因为如此，他站在他那个立场上观察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自然就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必然发生以下问题：一、造成少数人专政和无责任政府，二、对有产者施以不公平待遇将致使理性毁减。张东荪把无产阶级专政这种最大多数人的民主说成是少数人专政，把废除剥削制度说成是毁减理性，这证明他丝毫没有领会真正彻底的民主主义和真正彻底的理性主义的精髓。
当然，作为一位富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思想家，张东荪提出的民主主义思想并不是毫无价值的。相反，他的许多见解深刻独到，富有启发性。台湾著名学者韦政通便指出：张东荪是“当代中国既热爱传统文化又喜思考民主问题”、“对中国的民主问题是想得比较深刻的一个”知识分子，他的许多思考“真堪玩味”[8](176-178)。的确，张东荪的民主主义思想至少有如下几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张东荪提出民主主义是一种文化或文明，这一观念有重要意义，这比近代中国多数民主思想家的认识要深刻得多。近代中国许多思想家提倡民主，只是把民主作为将中国从深重苦难中拯救出来的一种救国良方，即一种工具来提倡；而且他们关注的主要只是作为制度的民主。如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倡的主要是君主立宪，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的主要是民主共和，民国初年的思想家们则纠缠于是采用责任内阁制还是总统制，是实行中央集权还是联省自治等问题。而张东荪认为，民主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它是一种文化之全体。也就是说，提倡民主仅仅纠缠于这些具体的制度并没有多大意义，只有培植民主主义整个文化，才是根本。这种认识是很有见地的。马克思主义也认为，作为制度的民主只是民主的显性结构，而民主心理、民主思想、民主精神、民主信仰等构成民主的隐性结构。在整个民主系统中，隐性结构是基础。它发展的广度、深度和速度，直接影响到显性结构的巩固和发展（当然，显性结构也反作用于隐性结构）。如果作为基础的隐性结构不牢固，建筑其上的显性结构也就缺乏真实性。这也就是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往往只是一个空招牌的主要原因。
第二，张东荪构筑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民主理论体系，除了从文明的高度阐释民主的广泛涵义外，他还全面探讨了民主与理性、民主与自由、民主与平等、民主与社会主义等概念之间的关系。虽然张东荪宣传的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启蒙时代的自由平等学说，但在当时专制主义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还是很有进步意义的。而且，他的这些分析相当深入并富有启发性。例如，他对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这两种思想体系做了细致的沟通工作，提出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应该相结合，这是很有启迪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历来主张，社会主义应积极吸取民主主义的一切积极因素和有价值成果，“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
第三，张东荪注重对国情的分析，认为民主主义的理想、原则、精神应与各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中国应有中国的民主主义。就一般意义上说，这些见解不能说不是正确的。张东荪同时还分析了民主主义在中国的移植问题，认为儒家思想与民主主义存在着若干接轨点，只有充分挖掘和利用好这些接轨点，中国的民主建设才有稳固的根基。在谈到民主的实现力量时，他认为官僚、地主、巨商、买办都是民主的障害，只有士和农民才是托命者。由此可以看出，张东荪虽然没有阶级分析方法，但他的民主主义思想仍有一定的人民性，这也正是后来他逐渐接近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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