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博简《诗论》第21简看孔子的情爱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情爱论文,诗论论文,上博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1-4721（2005）02-0026-08
上博简《诗论》第21号简前半有关于《诗经》之《大车》和《湛露》两篇的评析，对于认识孔子的情爱观很有意义。简文多经专家研究，今尚可补充若干新的认识。
一
《诗论》第21号简明显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因为中间有墨钉分开。此墨钉，即《诗论》简文分章的标志。墨钉前的简文如下：
……贵也。贓（臧）《大车》之嚣也，则以为不可女（如）可（何）也？《审（湛）露》之賹（益）也，其犹
与（欤）！
“贵也”两字是对于另篇诗的分析。由于残缺，我们无从知晓所评为何诗。其后的简文则分析了《大车》和《湛露》两诗。是否如此，以及简文分析的逻辑都还有继续研究的余地。要深入明晰简文之意，所牵涉问题甚多，拟分为以下几个要点进行探讨。
先说简文“贓”字。专家多直接释为“将”，证据不足，似可商。简文这个字，依《说文》释字之例，应当说是一个“从贝、从戕，戕亦声”之字。其所附加的“口”为羡划（注：这种羡划即专家所指出的无义偏旁。在战国文字中以“口”为无义偏旁之例颇多，如上博三《恒先》第5简“既”字，《彭祖》第5简的两个“纪”字和“余”字，皆为附加无义偏旁“口”的典型例证。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页和125页。何琳仪先生《战国文字通论》（中华书局1989年版）即指出这种情况是“在文字中增加形符，然而所增加形符对文字的表意功能不起直接作用……，这类偏旁很可能是无义部件，只能起装饰作用”。其在“增繁无义偏旁”部分曾举出“丙”、“念”、“巫”、“秋”等字附加“口”为无义偏旁之例（见该书第196-197页）。）。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壮部释“臧”字，谓：“字亦作藏，实莊之别体，借莊为装耳，俗字亦作贓、作
。”从这个解释里，可以看出，“贓”、“ ”、“臧”三字实即一字之异。简文这个字从贝，应当直接释为“贓”，而以“臧”释其义。诸家多以为这个字从“将”，并不大合适。“将”字，依《说文》，它是一个“从寸，酱省声”之字，而简文这个字虽然有“爿”旁，但却看不出“酱省”之踪（注：“将”的本字作从“爿”从“手”之字，见于《说文》，训为“扶也”。《诗·小雅·无将大车》，郑笺“将犹扶也”，合于“将”字本义。由此可见，所从手旁为“将”字所必需。简文此字却正无这个偏旁，故而释其为“将”是可疑的。），若通假为“将”，尚可，但直接释为“将”则是很勉强的。黄德宽、徐在国先生把简文这个字释为从贝臧声之字[1]。此说比把这个字直接释为“将”为适，实属卓见，但将此字释为“藏”字或体，则似未达一间耳。愚以为此字不必释为“藏”字或体，而应当直接释为“贓”字，并且以“臧”字为其义。诸家把简文这个字释为“将”，原因可能在于要与《诗·小雅·无将大车》之名牵合。其实这是不太必要的，因为，这里的《诗》篇名并非《无将大车》。
再说简文里的《诗》篇名。诸家定此篇为《诗·小雅》的《无将大车》篇。然而简文虽然可以勉强读若《将大车》，但却没有“无”字，专家或以为传世本衍“无”字，或以为它是虚词而省，或以为它是表示呼声的语气词。其实《无将大车》诗的这个“无”字，应当理解为有无之“无”字。《诗·无将大车》的本意，《诗序》谓“悔将小人”，其释迂曲牵强，不若理解为感时伤乱之作为适。王船山《诗广传》卷三谓：“有大车之可将，未有不畏其尘者也。逮乎无大车之可将，求尘之雝而不得也。”[2]（P423）就《诗序》说来看，孔疏谓“言君子之人无得自将此大车，若将此大车适自尘蔽于己”，“无”亦用如有无之“无”字。总之，不管如何理解《无将大车》的本意，其“无”字都当是实词而非虚词或语气词。从一般情况看，上博简说《诗》的篇名虽然可以省略某字，但不会省略关键之字。如《十月之交》，《诗论》简省作《十月》，《何人斯》省作《可斯》（注：见上博简《诗论》第8号简和第27号简。）。如果此诗真是《无将大车》，不大可能省作《将大车》。另外，如前所述，简文《大车》前一字应当释为“贓（臧）”，而不应作“将”。此外还应当指出的是，《诗论》简的这段评析之辞亦与《无将大车》篇的诗意不合。总之，简文这里所指并非《无将大车》篇。
《无将大车》一篇的意蕴，《诗序》以为是“扶进小人”，三家诗的解释略同。宋儒朱熹《诗集传》卷十三以为是“行役劳苦而忧思者之作”，当代专家多承其意谓是“赶大车者所作”，“推挽大车的人不必是为自己从事生产劳动，而是正在当差受苦”。古今对于此诗主旨的诸种理解虽然有别，但皆与“嚣”义相距甚远，且与21号简文下面所述《湛露》一诗之意很难牵涉一起而相互印证。因此，可以推测简文所评非《无将大车》篇，而应当是《大车》篇。
总之，简文所涉及的诗篇名不是《将大车》而应当是《大车》，“贓（臧）”字是对《大车》之诗的评析之辞，而非篇名中的某字。
二
如果确定此简所提到的《诗》篇是《大车》，那么，我们的分析便可以转入以下两个问题：一、《诗·大车》的意蕴何在。二、《诗论》简如何对它进行评析。兹分别进行讨论。
《诗·大车》属于《王风》。此诗共三章，章四句。为讨论方便计，先具引如下：
大车槛槛，毳衣如菼。岂不尔思，畏子不敢。
大车啍啍，毳衣如
。岂不尔思，畏子不奔。
穀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
此诗的文字训释，并无太难之处，历来也少有异议。我们可以将《诗·大车》意译如下：
大车快快地行，发出“槛——槛——”之声；车上人儿的毛衣颜色像嫩芦荻那样泛着淡青。不是我不想你，只是怕你犹豫不敢行动！
大车走得慢慢吞吞，车上的人儿的毛衣像赤玉那样红殷殷。不是我不想你，只是害怕你不敢和我私奔！
活着各住各的房，死后同埋一个坑。若说我的话不可信，天上太阳可作证！（注：这里的意译参考了程俊英先生《诗经译注》的译文。有些地方略有调整。《大车》诗首章“畏子不敢”和次章“畏子不奔”，程俊英先生都理解为女子不敢私奔。细绎其意，愚以为理解为女子对于恋人的看法似乎更妥些。）
关于此诗意旨，历来大致有三说。
其一，认为《大车》篇是“刺时”之作。汉儒释诗多持“美刺”说。《诗序》谓此篇“刺周大夫也。礼义陵迟，男女淫奔，故陈古以刺今。大夫不能听男女之讼焉”。毛传亦谓：“大车，大夫之车，槛槛，车行声也。毳衣，大夫之服，……乘其大车槛槛然，服毳冕以决讼。”依照此说，诗的首章意谓女子见到大夫之车（“大车”）在槛槛之声中经过，大夫身穿淡青色毛衣（“毳衣如菼”）。女子虽然想念情人（“岂不尔思”），但却畏惧此大夫（“子”），因而不敢与自己的情人私奔，恐大夫治罪于己。此即郑笺所谓：“古之欲淫奔者之辞：我岂不思与女以为无礼与？畏子大夫来听讼将罪我，故不敢也。”此诗末章之义，依郑笺所云，即“古之大夫听讼之政，非但不敢淫奔，乃使夫妇之礼有别。”这种夫妇之礼，孔疏解释谓：“使夫之与妇生则异室而居，死则同穴而葬，男女之别如此。”诗的最后两句则是大夫的自诩之辞，谓自己所言靠听讼而行之古礼是完全可信的，可以指日为证（“有如皦日”）。诗之所刺，乃是“刺”“今之大夫不能然”（郑笺语），这也就是《诗序》所谓的“陈古以刺今”之意。汉儒的这种解释，为后代尊毛传、《诗序》的学者所信奉。宋代大儒朱熹虽然极力否定《诗序》等的“美刺说”，但是对于《大车》一诗的解释却未能冲破汉儒的藩篱，故而在《诗集传》卷四中仍谓：“周衰，大夫犹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
对于这种“刺时”说进行辨难者，见于清儒方玉润《诗经原始》卷五，他说：“此诗若从《序》言，以为‘陈古以刺今’，则无以处‘穀则异室’之言。盖夫妇虽有别，亦何至异室而分居？”应当说，这个问题确实是汉儒之说所无法回答者。将诗中的“子”定为“大夫”，也令人费解。诗的末章之义按照汉儒说法亦不能通畅。《诗序》、毛传、郑笺关于此诗的解释看来是站不住脚的。
其二，汉代三家诗将此诗定为述史之作，即歌咏春秋时期息夫人的诗篇。刘向《列女传·贞顺》所载息夫人事如下：
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虏其君，使守门。将妻其夫人而纳之于宫。楚王出游，夫人遂出见息君，谓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无须臾而忘君也，终不以身更贰醮。生离于地上，岂如死归于地下哉！”乃作诗曰：“穀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听，遂自杀，息君亦自杀，同日俱死。楚王贤其夫人守节有义，乃以诸侯之礼合而葬之。君子谓夫人说于行善，故序之于《诗》。夫义动君子，利动小人。息君夫人不为利动矣。《诗》云：“德音莫违，及尔同死。”此之谓也。
现代研诗大家陈子展先生持此说，谓“楚灭息在鲁庄公十四年，当周僖王二年（公元前680年），息夫人作《大车》就该在这一年。这是她殉夫殉国的绝命词，也是她反侵略反压迫的血泪词”[3]（P267）。
按，将此诗定为息夫人事的说法似有几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其一，《列女传》此载与《左传·庄公十四年》楚灭息而纳息妫事不合。据《左传》载息妫曾为楚王“生堵敖及成王焉”，并非不从而死。或有人谓《列女传》之息夫人与息妫为两人，但《吕氏春秋·长攻》篇明谓息夫人就是息妫，或说之不可信于此可见。其二，汉儒引诗多为以《诗》句证己所述之事或证己之所论，并非说明《诗》篇的写作情况。若谓此诗即为息夫人所作，是有问题的，就连刘向都还没有坚持这种说法，而只是谓“君子”“序之于诗”。其三，此诗编入《王风》，若果为息夫人之作，拟或是君子为息夫人所作，皆当入于楚诗。此属《王风》，可证其非为楚诗（注：王先谦曾辨析过此点，谓“申息亡而楚遂凭陵中夏，故录戍申、哀息二诗于《王风》，明东周不振之由，犹黎、许无《风》而附于卫，见卫为狄灭也”（《诗三家义集疏》卷四）。按，其所谓“戍申”之诗，指《王风·扬之水》篇，而此篇非是楚人戍申，而是周平王派卒戍申，列于《王风》乃自在情理之中。《大车》篇若果述息夫人事，则完全是楚事，与写周戍申事的《扬之水》篇是无法相提并论的。若谓因楚势力曾经影响到中原地区，所以虽为楚事而亦当列入《王风》，则楚势力影响甚巨，何以不见相似的《诗》篇呢？总之，《王风》中不大可能有楚诗混入其间，王先谦此说应当是可疑的。）。要之，如果说息夫人曾经赋此诗末章以言志，是可以的，但以为此诗即为息夫人之诗，则不大妥当。此外，此诗末章，虽然可以勉强与息夫人事相合，但前两章的意旨则与之方枘圆凿矣。
其三，朱熹《诗集传》定其为淫奔者之诗。当代专家虽然多无明言接受此说，但在实际上是赞成这个说法的，只是改称之为“爱情诗”而已。专家按照这个思路进行的阐释可谓信而有征。例如，程俊英先生谓：“这是一首女子热恋情人的诗。她很想和情人同居，但不知情人心里究竟如何，所以不敢私奔。但是她对情人发出誓词，表示她的爱是始终不渝的。这比《风》诗中的其他恋歌，较为大胆而又矜持。”[4]（P134）这个卓见密合诗旨，完全冲破了汉儒之说，这确是一首誓死热恋的情歌。若依汉儒之见，把它说成是刺时之作或颂息夫人之作，虽然也可勉强通读，但终是迂曲别扭，不若此解明晰透彻。
三
《诗论》简文是如何评析《大车》一诗的呢？
简文评语谓：“贓（臧）《大车》之嚣也，则以为不可女（如）可（何）也？”我们应当首先解释“贓（臧）”字。如前所述，“贓”、“”、“臧”三字实即一字之异。《说文》训“臧”谓“善也”，段玉裁注：“凡物善者必隐于内也。以从艸之藏为臧匿字，始于汉末。改易经典，不可从也。又贓私字，古亦用臧。”[5]（三篇下）这个解释说明，“臧”亦即“贓”。简文读若“臧”，是完全可以的（注：“臧”字的造字本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三篇下谓：“凡物善者必隐于内也。以从艸之藏为臧匿字，始于汉末。”可见“藏”古即用如“藏”，《吕氏春秋·上德》篇谓“天覆地载，爱恶不臧”，《荀子·富国》篇谓“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皆为其例。古代文献中亦不乏“臧”、“贓”两字相通假的例证，如《史记·酷吏列传》“家尽没入偿臧”，《盐铁论·刑德》“古者，伤人有创者刑，盗有臧者罚”，“臧”皆当通假为“贓”。“臧”，“贓”两字相通，当本于“臧”本来就用如藏匿字。）。人的内心之善隐于心称为“臧”，所隐之善，亦称为“臧”，故而“臧”字亦有“善”义。“臧”字的这个用法使用得很早，《尚书·盘庚》即有“邦之臧，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之语。《尚书·酒诰》篇谓“厥心臧，聪听祖考之彝训”；《诗·小雅·十月之交》“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此皆“臧”用如“善”之例。然而，“善”亦以名词而用若动词，《管子·国准》“以无用之壤臧民之羸”，此处的“臧”即使动用法，意即使“民之赢”者“臧”，用如“缮”，“补”之意也。“善”字亦每有意动用法，即以某某为善，“善”字有称许之意，“善某”，即以某为善。“臧”字的这种用法在先秦文献中不乏例证，如《国语·楚语下》“朝夕献善败于寡君”，“善败”即以败为善。《墨子·迎敌祠》“善重士”，即以重士为善。《谷梁传·庄公六年》“称名，贵之也。善救卫也”，即称许救卫之举。上博简《诗论》第8号简“善諀言”。即称许“諀言”。《诗论》第22简“吾善之”，即吾以之为善。上博简《论情性》第12号简“善其节，好其颂（容）”，“善其节”意即以其节为善。本简的“贓”字，当读若“臧”，用如“善”。本简的“贓（臧）《大车》之嚣”，意即以《大车》之“嚣”为善。
我们再来看简文“嚣”字。《说文》训曰：“高声也，一曰大嘑也。从器丩声。《春秋公羊传》曰：‘鲁昭公嚣然而哭。’”嚣的这种“高声”、“大嘑”的本义至今仍然通用。“嚣”字的大声呼喊之本义可以衍生出自得无惧的意蕴（注：专家或谓简文“嚣”当读若古音同属宵部的“謷”，谓“‘嚣’、‘敖’颇多通假之例。《诗·大雅·板》‘听我嚣嚣’，而《潜夫论·明忠》引《诗》作‘敖敖’。《说文》‘
，不肖人也。’”（王志平《〈诗论〉笺疏》，载《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页）按，此说可通。今尚可作一些补充讨论。《说文》谓“不肖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小部谓“肖者，省之误字”，依此意，謷当即不能体察别人意思的人。《楚辞·哀郢》“謷朕辞而不听”，王逸注谓“慢我之言，而不采听”，《楚辞·九思》“令尹兮謷謷”，王注：“謷謷，不听话言面妄语。”总之，“謷”义为不听别人意见的傲慢态度。所以《尔雅·释训》谓：“謷謷，傲也。”简文此处读若“謷”固然不误，但依《孟子》之语，“嚣”字亦可直接为说，义与“謷”同，不通过假借而直接读之亦可。），《孟子·尽心上》载孟子语：“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已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赵岐注曰：“嚣嚣，自得无欲之貌。”“嚣嚣”此处与刚强义通。无欲则刚，故谓“自得无欲之貌”。总之，“嚣”可以表示一种十分自负、毫无顾忌的精神状态。
“嚣”字此义完全可以说明《大车》篇的主旨。此篇表达了女子对于恋人的坚贞不渝，活不能成夫妻，死后也要归于一处（“穀则异室，死则同穴”）。这种誓死忠于所爱的情感是宝贵的，但却过分地毫无顾忌。女子鼓动男子与她一起私奔，还要誓死同穴而葬。此种决心虽然时至今日可以理解，可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们并不认可。《孟子·滕文公下》载孟子语：
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主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
男婚女嫁，子女的愿望与父母是一致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当时婚嫁的必备礼仪。如果私奔，那就会为社会所不齿（“父母国人皆贱之”）。《大车》诗中所写的那位女子全然不顾这些，她还指日为誓，决心为爱情奋斗到底。她的这种自负而毫无顾忌的态度，就是简文所谓的“嚣”。简文的“如何”，是先秦时期习用的疑问之辞，犹今语：“什么原因呢？”这是古代汉语中习见的用法，《诗·秦风·晨风》：“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即为显例。简文“不可如何”的句式，在先秦文献中亦时有所见，如《易·小过》：“初六，飞鸟以凶。”《象传》曰：“‘飞鸟以凶’不可如何也。”此“如何”，即进一步追问上语所谓“不可”的原因。《孟子·告子下》：“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所谓“如何则可”，实即“可则如何”，“如何”是对于上语所谓之“可”的原因的追问。总之，简文的“如何”应当是对简文上述的“不可”之原因的追问。这段简文的意思是：称赞《大车》篇所表现的自负态度，认为它是不可以的，这是什么原因呢？这种句式，表明了孔子对于《大车》一诗的重视（注：第21号简的这段简文句式，在《诗论》中是比较少见的。《诗论》简文在所述《诗》篇名称前多无动词，而是径提某篇《诗》作名称，然而亦非绝对如此，如第18号简“因《木苽（瓜）》之保（报）以俞（喻）其悁者也”，第16号简“吾以《葛覃》得氏（氒）初之诗，民眚（性）古（固）然”等，《诗》篇名之前的“因”、“以”，皆用如动词。《诗论》的这类评析，皆为孔子认为比较重要，其诗旨有待深入说明者，而非一般的诗篇。）。若将其理解为“无可奈何”，似未确。关于“不可如何”这个问题的回答，孔子采取了以诗说诗的方式，是以《诗·小雅·湛露》为例进行说明的。
四
让我们进而分析21号简提到的《湛露》。此诗见于《小雅》。据《诗序》说，它是“天子燕诸侯”之诗。全诗四章，章四句，兹具引如下：
湛湛露斯，匪阳不晞。厌厌夜饮，不醉无归。
湛湛露斯，在彼丰草。厌厌夜饮，在宗载考。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显允君子，莫不令德。
其桐其椅，其实离离。岂弟君子，莫不令仪。
关于此诗意旨，占今无异议，认为是天子夜宴同姓诸侯之诗。诗意为：
早晨露水浓湛湛，太阳不出不会被晒干。长夜饮宴很舒闲，酒不喝醉不回还。
早晨露水亮晶晶，留在野草上使它更显茂盛。长夜痛饮，表示着对宗亲的孝敬。
早晨露水闪亮，沾在那杞树和荆棘上。尊贵诚信的君子，德行莫不显荣光。
看那桐树和椅树，果实满枝离离。平易和善的君子，酒后莫不彬彬有礼。
饮宴是贵族礼仪中的大事，参加饮宴者饮酒要有限度，不应当醉酒失礼。《小雅》中有一篇《宾之初筵》写贵族酗酒情况：“曰既醉止，威仪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宾既醉止，载号载呶，乱我笾豆，屡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邮。”贵族们饮宴醉酒，丑态百出，威仪尽失，实属非礼。《湛露》篇所写饮宴事，虽然有长夜之饮，但饮宴者皆保持君子风度，依然有“令德”、“令仪”。因为是在宗庙里表示对于祖先的敬意，所以这种饮宴更要展现出美善的德行，以告慰祖先神灵。
《诗论》第21号简是如何评论《湛露》一诗的呢？
简文谓：“《审（湛）露》之賹（益）也，其犹与（欤）！”简文“犹”后一字，专家或读若“驰”，或读若“佗”，疑未是。愚以为当从原整理者所释，读若“酡”（注：马承源先生指出此字“当读为酡，盖虽未醉而颜已酡”，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页）。其说可从。）。“酡”字虽然不见于《说文》，但已见于战国时期文献，义指饮酒虽未醉而颜面已泛红，犹今语之“微醺”。这种状态与酩酊大醉“载号载呶”、“乱我笾豆”还是有所不同的。《湛露》诗所写的饮宴，大家喝得尽兴，为长夜之饮，但又没有喝醉，只是喝得微醺而已，可见饮酒时宾主都掌握了一定的度。这个“度”，就是虽尽兴而不失礼。简文的“賹（益）”，就是最佳状态，即指饮酒可以兴奋，可以喝得满脸通红，但又不要醉而失礼。过了这个最佳状态，饮酒则不仅无益，而且是有害了。简文认为，《湛露》诗中所展现的饮酒之益，恐怕就在于饮得虽然面红耳赤（“酡”），却没有醉而失礼。
分析《诗论》第21号简的简文可以看出，由《大车》篇所引发的问题，孔子通过对于《湛露》篇的分析进行了回答。简文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假若称赞《大车》一诗所表现的只顾一点而不管其余的偏执做法（“贓（臧）《大车》之嚣也”），那是不可以的（“则以为不可”），这是什么原因呢（“女（如）可（何）也”）？简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湛露》所表现的饮宴的最佳状态（“《审（湛）露》之賹（益）也”），恐怕就在于掌握了适当的“度”，脸红而不醉吧（“其犹与（欤）”）！
五
孔子及其弟子常常对《诗》进行深入研讨，可举《论语》的《学而》与《八佾》两篇中的以下记载为例：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贡引《诗·卫风·淇奥》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句说明自己与老师关于贫富观念的讨论。子夏由《诗》句联想到礼与忠信本质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都是在对《诗》句作深入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阐释，进而探求义理。这是孔门研《诗》的基本方法之一。上博简《诗论》第21号简的这段简文，向我们展现了孔子以诗释诗的研《诗》方法，是甚可宝贵的材料。它表明孔子在教学中，善于启发别人进行联想与深入思考，而不是作简单的说教。
孔子与弟子讨论问题，常常采取启发的方法引导弟子思考，采用“其犹”句式者，在《论语》一书中可见以下几例：
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注：以上所引孔子语，见《论语》之《宪问》和《阳货》篇。）
《诗论》第21简的“《审（湛）露》之賹也，其犹与”，与上引《论语》之语的句式是一致的。
《诗论》第21号简对于《大车》《湛露》两诗的评析，实质是说明人们对于爱情的追求，应当有一定的“度”。这个“度”，就是礼，如果属于“非礼”，则有害而无益。如果合乎“礼”而恰到好处，则是应当赞许的。
孔子对于男女情爱的肯定之辞，我们可以从《诗论》简中发现不少。如《诗论》第10简谓“《关雎》以色喻于礼”，“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喻求女之]好”。第11简肯定《关雎》之篇“其思賹（益）矣”，即对男子追求“好色”作了肯定。第17简谓“《扬之水》，其爱妇烈。《采葛》之爱妇”等，也都表明了孔子对于符合礼义的男女情爱的肯定态度。对于爱情的大胆追求，虽然应当肯定，但这肯定须在礼义的范围之内，这是孔子情爱观的主线。《诗论》第13简谓：“[《汉广》不求不]可得，不攻不可能，不亦智恒虖（乎）？”，就是这一观念的一种表达（注：相关的探讨烦请参阅拙稿《上博简〈诗论〉“〈汉广〉之智”探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2期），兹不赘述。）。关于婚姻夫妇关系的重要，《中庸》载孔子语：“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孟子·万章上》载孟子语：“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足可见婚姻夫妇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伦理。儒家认为处理好夫妇关系是君子之道的开端，由此出发便可以审视天地万物。
在孔子的理念中，情爱与夫妇关系固然重要，但绝不可违背礼的原则。《礼记·哀公问》载孔子语：“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君子以此之为尊敬然。”男女情爱与夫妇关系自然亦必须在礼的范围之内。《礼记·坊记》载孔子语：
夫礼坊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故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恐男女之无别也。以此坊民，民犹有自献其身。《诗》云：“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横从其亩。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孔子引述两首诗的诗句来说明男女关系中“礼”之重要，第一首是《诗·豳风·伐柯》篇，第二首是《诗·齐风·南山》篇。媒妁之言与父母之命在那个时代的婚恋之“礼”中居于主导地位。这种观念与鼓励大胆追求爱情，构成了孔子情爱观的两个基点。男女由爱恋而婚姻，应当取谨慎态度而不可草率，《礼记·昏义》篇谓：“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其所谓的“敬慎重正”，就是符合“礼”的要求的正确态度。《大学》论“齐家”在儒家政治伦理中的重要，谓：“治国在齐其家。《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这里所引的《诗》句，见于《诗·周南·桃夭》篇。男女相恋是婚姻的开端，而婚姻是齐家的开始。儒家在其政治伦理中历来将个人置于家国的系列链条之中考虑，“个人”并非简单的自我，而是对于家庭乃至国家、天下有责任的个体。对于个人来说，其所肩负的责任远远大于其个性的自由。孔子与儒家的这些理论，虽然有其注重个体人性不够的一面，在后世也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但从总体上看，强调个人对于国家、天下的责任，这还是可取的，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理性思考。
按照儒家的情爱观念，《大车》之诗所表达的誓死相恋，有哪些违“礼”之处呢？
首先，诗中的女子欲私奔而遂其愿，这与当时的礼制是相违的。关于此诗首章的“畏子不敢”，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七谓：“《广雅·释诂》‘敢，犯也’，敢谓犯，敢谓犯礼。不敢犹不犯也。《吴语》‘不敢左右’，犹云不犯左右也。‘畏子不敢’，即谓不犯礼以奔，与下章‘畏子不奔’同义。”这个解释是可取的。诗中女子实鼓励男子跟她一起私奔。马瑞辰谓其“犯礼”，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其次，依诗中之意，女子所誓（“死则同穴”）亦不合乎当时的葬礼。清儒姚际恒评论此诗末章之意谓：“淫奔苟合之人，死后何人为之同穴哉！”[6]（卷五）如此说来，女子之誓，决心则有之矣，实际上却是做不到的。
这两点说明《大车》一诗表现的誓死相爱的决心，确与当时的礼制有相违之处。简文所提出的问题（“贓（臧）《大车》之嚣也，则以为不可女（如）可（何）也？”），由此可以得到一些解释。为什么这是不可以的呢？就是因为这种做法违“礼”。如何不违“礼”而恰如其分呢？这就是《诗论》第21号简文所提到的“《审（湛）露》之賹（益）也，其犹与（欤）”的意蕴所在。
关于简文的“其犹与”，我们还应当再作一些探讨。这句的本质意义在于说明，人的举动行为，必须合乎一定的“度”。简言之，就是不能违礼。《礼记·乐记》谓“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所讲的就是这个度。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过了限度而违礼，固然是不对的，可是，达不到应当做到的地步就是正确的吗？若在礼的限度以内，人该如何呢？孔子认为还是要努力争取达到一定限度的。就拿饮酒来说，应当达到“酡”（微醺）的地步，醺而不醉，就是合适的度，亦即是礼的限度。对于能够饮酒的人来说，饮酒时应当尽兴而饮，这其中也有一些礼仪问题。《礼记·玉藻》篇谓：“君子之饮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礼已三爵而油油以退。”这里说，臣下陪国君饮酒接受第一杯酒，表情庄重地饮，接受第二杯时态度要温和恭敬，饮完了第三杯才可以告退。如果拒而不饮，则属非礼。
饮酒过程有许多礼节。长幼尊卑和人际关系准则都要通过饮酒来体现，如《礼记·乡饮酒义》谓饮酒时应当“弟长而无遗”，即不论长幼都要喝酒而不遗漏。饮酒者的酬酢互敬过程并非仅举一下酒杯就算完事，在不醉的前提下饮酒多少，也是宾主诚意的表示。请看《仪礼·燕礼》所载君臣饮宴时关于饮酒的约定：“君曰：‘无不醉！’宾及卿大夫皆兴，对曰：‘诺！敢不醉？’皆反（返）坐。”《仪礼·射礼》载诸侯与卿大夫射礼上的饮宴，亦如此约定。显然这都是在以痛饮为约。《诗·湛露》：“厌厌夜饮，不醉无归。”毛传；“不醉而出，是不亲也。”《礼记·乐记》：“酒食者，所以合欢也。”饮酒让君臣或族人同欢，自有其积极作用。关于饮酒之“度”，很用得上孔子所谓的“过犹不及”的原则，酩酊大醉固属失礼，可是如果不饮酒示敬、示亲，那也是失礼。饮酒时要依礼而饮。醉而无礼，固然可耻；醉而不失礼，亦属可嘉。只有饮得微醺而不醉，才算是最佳境界。
总之，孔子是通过对《湛露》篇的理解，主旨在讲人的行为的“度”。饮酒依礼而有度，到达“酡”的程度就是最佳状态。孔子认为男女情爱，亦犹如此。就要像饮酒那样，达到最佳状态。反之，不去大胆地追求爱情和不顾礼仪过分张扬，孔子认为都是不可取的，当然，也是无“賹（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