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国际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国际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政治（注：本文在此将国际政治视为兼有“国家间政治”和“世界政治”之意。关于这两种意涵，参阅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引言部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的发生和发展依赖人类征服自然从而驾驭自身的能力的增强，当人类处于生产生活水平极为低下的年代，自身拘囿于自然环境的相互隔离，是无所谓政治交流（注：刘德厚先生认为，人类出现后即有政治现象的存在，他指出：“人类的政治生活同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一样，都是生存所必须的基本条件。也就是说，政治与人类的生存活动有关。它始源于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始终。”《重视对“广义政治”理论的研究》，《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2期。）和沟通的。 只有当人类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形成了以国家形态为首要标志的制度体系和相应的文化系统，国际政治的发生才有可能。但是，民族国家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国际政治的自发发生，全球意义上的国际政治则更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是，只有相应的技术发明克服了地域上的阻隔，才能有各国对彼此自然地理、人文背景的了解，才能有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交往（这种交往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暴力的）。“为什么世界历史应从1500年开始？……回答是，1500年以前，人类基本上生活在彼此隔绝的地区中。各种族集团实际上以与世隔绝的方式散居各地，直到1500年前后，各种族集团之间才第一次有了直接的交往。……因此，1500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实际上，严格的全球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直到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进行远航探险时才开始。在这以前，只有各民族的相对平等的历史，而没有一部统一的历史。”（注：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可见， 真正的世界历史是伴随着人类掌握了航海的知识及技术之后才发生和发展的，在此之前的人类历史总是受限于一定范围内，并未获得全球性的意义，国际政治同样也是如此，因此，国际政治的发生是以科技的突破为原动力的。科技进步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具有时代性，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政治是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二者之间基本上是一种正相关关系，而且正呈现出日益强劲之势。
狭义的技术以器材、器械为自己的物质基础，以技术原理、技术资料等等为非物质表现形态。从表面上看，技术似乎只是一种为达到人类特定目的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辅助手段或工具体系，在本质上它是中性的，但现实情况表明，这不足以解释技术对现代生活带来的巨大冲击和深刻影响。事实上，技术的发展与整体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因而深深地带有特定的文化烙印。技术已成为一种负载价值的具有高度可操作性的手段，技术中性论已被现代生活的现实情况所否定。技术价值论表明，技术是伦理、政治与文化的集合体，它用自身的特质无时无刻不蕴含和体现着人类的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深刻意义。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技术不仅体现了技术判断，而且也体现了更广泛的社会价值和那些设计和使用它的人的各种利益。正如斯塔迪梅尔所言：“……脱离了它的人类背景，技术就不可能得到完整意义上的理解。人类社会并不是一个装着文化上中性的人造物的包裹，那些设计、接收和维持技术的人的价值与世界观、聪明与愚蠢、倾向与既得利益必将体现在技术的身上。”（注：转引自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5页。）正因为技术具有伦理、政治与文化价值的可承载性，故而技术的影响就不仅表现在器物层面上，而且也深入精神文化的底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促成意识形态的演变。因此技术因素是全方位地渗透入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所有领域中发生作用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发展，马克思早在一百四十多年前就指出的“世界市场”在今天使全球变成了“地球村”，技术因为与世界市场的深刻联动而在前所未有的深广度上影响着各国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
对于一国而言，技术愈益承担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重任，也是实现社会平等、公正、效益的重要基础。领导人对技术的偏好给国内形势带来新的因素和新的变化，并在更广泛的社会范围内导致了政治生活的变迁。就国际而言，世界正处于“第三次浪潮”到来以及“后工业社会”臻于成型的时期（注：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4年版；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新学科新领域迅速增多，电子工业、宇航工业、海洋工程、遗传工程成为新兴的关键部门，技术的突破迅速地改变着各国的面貌，进而影响其相互间的关系，导致世界政治图景的变化。
具体而言，技术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技术优势形成的国力优势日益突出，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传统的地理环境、人文传统等的优势地位日益衰颓，从而影响各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角色。技术的进步对经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关键性技术的突破往往使经济生活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迅速改变各国的综合国力，使力量对比向占技术优势的国家发生有利的倾斜。从人类对技术发明具有几乎无限的潜力这一角度看，技术对各国的经济发展（进而渐蔓到整个社会发展）同样具有几乎无限的影响。相较于技术的这种影响力及其前景而言，传统国家的地理环境、人文背景等优势地位日益下降，当今的竞争已不再由传统的人口等方面的因素来主导，而是由高科技来主导。在冷兵器时代，人口、国土以及历史传统等等因素无一例外是任何一个强国所必备。可是在今天，相较于科技发明创造、新兴技术产业、人才培养和教育而言，其传统优势地位已难以为继。以新科技革命所催生的“新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最为强劲的推动力，尽管“新经济”还面临许多的未定因素，但它给世界的巨大影响是确凿无疑的。因此，对传统的古文明大国如中国、印度等而言，其庞大的人口、辽阔的疆域在国力竞争中已不再是决定性的因素，只有在高科技领域寻求突破，将人口和国土资源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才是最根本的出路，否则在某种意义上会变成沉重的包袱。与此相对，许多新兴国家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也是与它们抓住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转移的机遇分不开的。可见，国际政治秩序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各国间技术优劣的对比情况。当今世界各国纷纷制定科技兴国计划，大力开发人力资源便是为了迅速增强自身的竞争力，获得某些技术领域的比较优势从而在世界强国之林中踞有一席之地。
其次，国际关系是以主权国家为主要行为主体的，在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科技进步是一个重要的推进力，同时它也对各国主权构成了新的挑战和影响，导致主权观念的新变化。技术进步在推动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走向全球化的同时，国际政治联系也日趋紧密，而且其内容也明显地向经济和科技倾斜，因此有人甚至设想建立“世界政府”的可能性。技术进步和生产的国际化使各国经济依赖度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为了使国际交往有序化，在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中必然要求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共同做出某种“制度安排”，在经济、政治和其他交往中遵循共同的游戏规则。由于世界市场发展之迅速和庞大，因此除了在国家行为主体之间进行必要的斗争和妥协之外，各种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国际经济组织（它们实质上是非国家行为主体）甚至跨国公司等等都在很大程度上也负有这样的使命。显而易见，各主体的实力和地位是不对等的，因此在有关利益分配的各种国际关系准则的制定和实施中能否做到平等、公正和合理，是一个巨大的理论和实践难题。（注：刘靖华指出：“……即使是在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中，各方的依赖程度也是不同的，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对称的。因此，相互依赖关系对有关各方自主权的限制程度自然也是不同的。”“在现代世界中，一国讨价还价的能力既与谈判技巧有关，也取决于国家实力，而有关这种讨价还价又必须通过某种‘制度安排’来进行。”《霸权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86、87页。）在客观上，各国遵循既成公约（世界性的和区域性的）的结果，必然使各国在一定时期内相互让渡部分的国家主权，因而事实上完整的至高无上的国家主权在现代社会里已难以存在，技术与国家主权之间已有了不可忽视的关系。权力在国际间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包括以技术为主导的国家综合实力的大小。甚至可以认为，正是由于世界各国间的差异和力量对比关系，决定了国际关系结构的模式、规范和发展水平。（注：冯江源：《高科技发展与当代国际关系》，《学术界》1993年第5期。 ）当今国际政治格局中西方工业、技术强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所占据的优势地位，已表明了这一点。因此必须看到，在这种不平衡的国力结构中，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是极易受到侵蚀的。发达国家常常以民主、人权、人道主义等等为借口，以经济制裁和操纵国际组织施加政治压力等手段对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施以直接或间接的干涉，为其政治目的有时会冒大不韪动用武力，因而在极度失衡的力量天平上，弱国主权最易受到科技强国的侵犯，“大棒政策”幽灵不散。科索沃战争中占据绝对优势的强国集团对弱小的南联盟使尽内政外交的一切手段、并动用当今世界上最先进最尖端的武器进行了七十八天的军事打击即属此例。
再次，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不平衡、不公正现象与各国对技术的不同占有程度有关，而且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际政治格局的未来走向。在当代，任何一国的经济都已置身于世界市场之中，新科技及其产业往往成为决定一国经济在全球经济较量中盛衰兴亡的重要因素，因而也是决定各国在国际政治秩序中位置的重要因素。依恃技术优势对技术弱国进行侵略成为大国自二战以来采取的主要方式，随着信息技术的日益发展，这种方式变得更加隐蔽和复杂，而且更有效。国际政治格局的形成是国家间经济利益、民族矛盾、文化差异、政治斗争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尽管它不能仅以技术为转移，但是技术以催化经济，再从经济与军事对社会的支撑的变数来影响各国力量的此消彼长，而且技术的变迁还会直接引起国际生产、贸易、资金和人才的流动和分布变化，从而最终影响到各国实力落差发生位移而促使国际政治格局发生变动。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日益拉大，也正是各国在技术、经济竞争中的实力差异所致。可以预见，在将来的一段时期内，这种状况还将延续下去，并将日趋严峻。二战以来，技术发达国家占据了世界市场的主导权，全球市场的分割都处于发达国家的控制中。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为工业、技术强国提供了更有力的手段和更优越的地位。（注：发达国家在信息化过程中的优势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参阅张文新：《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发展态势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4期。）信息化过程中的弱国，只能处于被动地位， 而且还有进一步恶化之虑。例如，就我国发展最快的信息网络而言，光通信产业就以每年40%的速度猛涨；而我国的上网用户1996年仅为10万，至1998年的上网计算机已达74.4万台，用户达210万户，预计未来3年内还将有500万人上网。 （注：马杰：《全球互联网的发展及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10期。）但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我国在总体上尚无能力达到世界最新技术的发展水平而不得不依赖于发达国家，因而国家利益受到危害，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举例说，用于信息加密的密码产品中，最高为128位，而美国禁止超过40 位的密码产品出口。出口到中国的计算机系统安全等级为C级，为8个等级中的第8级，排名倒数第3，仅有2 条安全措施，而1级有11 条安全措施。（注：马杰：《全球互联网的发展及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10期。）同样，由于我国自身的技术、管理和法律方面的原因， 我国信息网络系统的安全性很脆弱， 事实“令人堪忧”。（注：马杰：《全球互联网的发展及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10期。）因此，对发达国家越依赖，就越难摆脱科技领域的安全隐患和潜在危险，这种危险在非常情况下对国家安全可能是致命的。技术在强国对弱国外交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无论在军事武装冲突中、经济竞争中还是文化渗透中，强国都是借助于技术侵略、技术殖民、技术霸权而在实际上实施国际政治欺压的。（注：王文海：《技术的政治价值》，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7—235页。）由于科技在国际间分布的不平衡，而且科技自身发展又具有特殊的机制，因而使得不发达国家短期内难以改变自身的不利处境，而且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仍会拉大与发达国家间本来就已不小的差距。在国际政治以科技为导向、经济为基础、政治为目的的今天，国际格局的南北矛盾（发展问题）已演变为以科技、人才和综合国力为主要内容，因此几乎可以断言，在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下，国际政治仍将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沿着现在的轨道和方向发展下去，其结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不会有显著的改变，而且由于新科技因素的不断介入，使之有可能发展成更为极端的形态。
当代，“技术正在变成全球性的力量。它开始染指于人类历史的根基，而且正在向人类历史注入极不稳定的因素。”（注：E ·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而非简单的因果与决定的关系，当今世界技术愈益强大之际，国际政治关系亦深受其影响，二者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应引起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