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20-30年代上海社会整合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试论论文,机制论文,年代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社会总是有一定的社会整合机制。社会整合机制既是维系社会秩序的保障体系，又是一定历史时期中各种社会阶层地位、力量、关系与要求的反映，尤其在转型社会中呈现出多元剧变的特征。20-30年代上海社会整合机制的变化表现得十分典型，本文对此略加探索，以求方家匡正。
一
社会整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整合是通过两个层次实现的，一是社会中心体即国家政府进行的政治整合；二是地方民间的整合，也即狭义的社会整合。政治整合的目的与功能主要是确保民族国家的主权，通过行政法律手段与政府的威望，实施宏观调控、行政控制与管理，建立与维护社会秩序，调节与理顺各种社会关系，回答与处理各社会成员、群体、阶级与政党提出的问题与要求，避免社会失范，使之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社会整合则主要是以民间的、非行政的手段在地方社区层次、行业领域中发挥作用，根据各社会成员、群体与集团的利益，向社会中心体提出要求，由此开展自己的行动，使承担不同功能的角色、组织、制度在社会活动中建立起互相和谐与配合的关系。这是两套不同层面不同功能的整合系统，亟需配合互补，但由于两者的出发点与利益角度不同，两者关系并非始终和谐完美，一旦失调，将导致社会发展的迟滞。
中国传统社会整合机制的突出特点是政治整合力较强而社会整合力较弱，两个层次间缺乏完善有力的组织形式与联结纽带，主要依赖于长期以来形成的“绅士—地主”集团这种介乎官民之间而代表双方利益的中间阶层维系之，因此，这种呈强势的政治整合力实际上是以分散的社会整合力为前提的，社会整合力缺乏正常的意见表达与自我实现的渠道，往往以暴乱、战争的极端方式表现出来。这样的整合体系一方面赋予社会以灵活性与稳固性，使之绵延千年之久，另一方面也造成一个致命的弱点，即整合的层次较低，国家无法代表与反映全部民意，无法控制整个社会，上下相间，官民相阂，一旦遭到外来侵略时难以将全民族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整体作出反应，孙中山痛心疾首的“一盘散沙”现象就是其必然结果。近代以降，随社会转型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已难以对不断出现的社会分化与社会要求进行整合了。
20—30年代的上海面临着两种挑战：
第一，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与持续解组。近现代中国社会演变是结构平衡与失衡的矛盾统一体，社会结构由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平衡有序到失衡无序，又过渡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平衡有序，表现为，及至1927年新的社会结构全息体建立后，各成分要素大致定位，社会秩序相对平衡稳定。但社会转型在许多层面上仍未完成，各要素间因利益关系而发生的矛盾冲突使社会内部失衡无序状态始终存在，导致结构持久激烈的分化。社会结构的分化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社会异质性的增加，即要素（如个人、家庭、组织、群体、阶层及其社会位置）质的变化与类的增加，新的社会阶级、阶层与群体已成为一股独立的社会力量，在不同的社会层面上直接参与了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成为上海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直接参加者与推动者；二是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即要素间差距的扩大与关系的演变。正是这种不平等，使得社会关系失衡，社会分化形成某种必然规律。两者都有助于削弱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而增加社会独立自主的比重。这种自由空间的出现和度的不断延伸，正是结构分化的最重要特质，也是最重要的后果。社会解组一般指的是因社会转型而使旧的价值规范、人际关系、社会生活以及语言风俗等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受到破坏并日趋衰亡，导致民众丧失了对社会的向心力与内聚力。〔1〕上海原有整合模式存在的前提条件基本消失， 社会整合基本处于失衡状态。从晚清到1927年，上海各种社会运动、政治运动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程度之激烈，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传统的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社会制度高度重合的总体性社会结构已经瓦解，国家对资源的控制明显处于弱化状态，政治整合能力大为下降，在一定时期和某些区域甚至到了不复存在的地步。
第二，新的社会结构的重建和寻求新的整合机制。及至1927年，随南京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建立，这种重建无论在形式上或内涵上都基本完成与基本定型。新的社会结构一旦建立，社会全息元各要素即运作其间，而被日益纳入一个新的“共同框架”之中。但新的社会结构的建立并不意味着社会分化的中止，20—30年代的上海，被纳入现代社会结构框架中的各社会群体、阶级、阶层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出现了新的分化，其相互作用与联系的加强以及利益的差异，往往集中表现在社会关系的失衡上，无论是行业内部的商业竞争、文化学术界的学术争论等各种非对抗性关系，还是劳资对立、知识阶层的反抗、国共间的斗争这种种对抗性关系，以及社会、经济领域间的各种内部与相互间的关系都反映了这一基本事实。社会结构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结构，社会分化表明社会关系的失衡失调，这一时期上海各种失衡的社会关系亟需调整与理顺，新的利益群体、集团、成员的地位、关系，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利益导向与各种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都需在新的基础上予以合乎时代理性与社会法律的规范与整合，从而以不同的程度与方式对社会及中心体形成了冲击与挑战，迫切呼唤着全新的社会整合体系与机制的出现。
从社会政治学角度来审视，1927—1937年这10年上海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是寻求与建立新的社会综合整合机制的双重过程。“四·一二”政变后建立的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依靠现代强权与法理，不遗余力地扩充与强化其政治整合机制，力图将其整合触角伸入社会一切层面之中。同时，一个各要素相对独立的新的多元社会结构已经形成，公共领域与自由空间的扩大，使得社会成为与国家平行的提供资源与机会的独立源泉，不断改变着人口的社会地位与空间配置，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中间组织，作为自我秩序形成、自我能量集聚、控制与阐发的现代社会形式，已演为一种现代社会有序化的保障机制与重要的整合力量。因此，这10年的基本特点可归结为行政整合力的强化与契约性的民间社会整合力的趋升，两种整合机制之间有互补与配合，也有矛盾与斗争，在上海社会现代化进程中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从而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种新颖独特的上海社会整合模式体系。
二
政治整合机制及其力度，也就是政府这一社会中心体对社会分化带来的社会问题调控能力与处理能力。严格地说，1927年前的上海政治整合机制极为薄弱，这固然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松绑条件，然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迫切需要新的整合机制，“正像工业化和都市化必然扩大不同群体和阶级间的冲突范围一样，政治参与的扩大也会把许多具有潜在利益冲突的新群体卷入政治舞台。”〔2 〕从而使利益冲突集中化白热化，对社会中心体的代表提出各种要求，不断冲击着政府的政治制度，影响到其政治象征、塑造与定型，以及政策的抉择与执行。因此，“随着现代化而产生的关键问题，乃是形成中的新社会结构处理这种持续变迁问题的能力。换言之，也就是持续发展的问题，即形成一种能够容纳持续变迁的问题与要求的制度结构”，正是在这一点上，“构成现代化的中心课题与挑战”。〔3 〕大革命后建立的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上海政权即面临着这种挑战，怎样强化容纳持续变迁的能力和回答各社会群体的询问以及处理、调控各种矛盾的能力，努力增加各社会群体间的联系与对政府的依赖程度，使社会变迁造成的各种冲突、抗拒行为成为社会发展的正面动力，而不致逸出新的制度框架与轨道之外成为负面效应，以危及现存社会的稳定与存在。这就成为强化政治整合力的出发点与实际运行的指导思想。
20—30年代上海华租两界的政治格局已具备了形成现代政治整合机制的条件与对社会生活进行干预、调控的整合能力。
经过几十年积累，本质上与中国传统政权制度完全不同的两租界市政机关工部局、公董局已趋于完善，都具有三权分立及咨询、决策、执行这样数套与租界内现代经济和现代社会发展方向大致吻合的机构体系，已将社会的方方面面诸如市场经济、环境卫生，文教体育、科学技术以及有关人的一切生老病死都涵盖于内。〔4 〕这种体制一定程度上已具备了容纳社会变迁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功能，具有现代意义上协调社会关系、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作为一种畸形的人文政治现象，它给上海城市发展造成多元失衡格局，但对华界政权，却具有一种示范与竞争效应。
1927年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是截止1949年止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强盛的现代政权，标志着中国社会中政治整合力的强化，同年成立的上海特别市政府也意味着经长期失控后上海新的整合机制中一种强有力的政治整合力的出现，及至抗战爆发，已形成控制上海社会生活的最为强大的整合力量。
首先，依据统治需要与社会发展需求建立与完善机构制订法规。新的市政府按照新的城市社会模式，设置了财政、工务、公安、卫生、公用、教育、土地、农工商、公益局及秘书处等九局一处及一些直属机构。20—30年代市政府运作范围及处理事项大致为：（1）市财政；（2）公安、消防、防灾；（3）土地分配使用；（4）港务与船政；（5） 公产管理及处分；（6）市内公私建筑；（7）户口调查与统计；（8）市民生计、 民食统计及农工商之提倡与保护；（9）教育与社会风纪；（10）公益慈善；（11）交通、电话、自来水、煤气及其他公用事业之经营与取缔；（12）街道、沟渠、堤岸、桥梁建筑及其他土木工程；（13）公共卫生及公共娱乐；（14）中央政府委办及特许处理事项；（15）其他法令所赋予事项。〔5 〕并根据需要而不断制订法律完善机构及其运用机制，这10年中市府各局颁布的法令法规达数百种之多。这一切均说明一个一定程度上能够容纳社会变迁的社会中心体在上海已渐次形成。
其次，强化统治。国民党政权是在镇压国民革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消灭反对势力、清除共产党是其首要任务，上海是革命中心地，也是清共的重点，国民党在上海的军警特务依据行政及非行政手段，实施白色恐怖、革命转入低潮。为进一步强化统治， 特设淞沪卫戍司令部， 1933年由市长吴铁城亲兼，另设凌驾一切之上的市党部，党政军警齐全，事权合一。表明上海行政整合力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强化。
第三，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社会矛盾。这一中心体已具有处理“共同框架”内不同群体、集团的冲突与矛盾的能力。无论是对于知识分子还是与黑社会的对抗都显示出“拉”与“压”两方面的整合手段，尤其在处理作为上海社会与经济发展中的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劳资关系问题上表现得格外典型。1928—1937年劳资冲突共发生3672次，〔6 〕已成为危及其统治秩序的重要因素。为此，国民党上海当局投入了大量精力，运用现代法理行政整合手段予以协调处理。张仲礼归纳了三种手段：（1）宣扬劳资合作的理论；（2）颁布一系列调节劳资关系的法令法规；（3）设立专职处理劳资问题的机构。〔7〕并辅以高压手段，力图减少劳资纠纷。虽然及至1937年仍未能彻底解决，但行政整合力加强，整个上海的劳资纠纷基本被纳入这一框架中，1928—1937年调处的2569件劳资纠纷案中，因政府及其有关机关调解、仲裁、处分等方式解决的已占86.64%，〔8〕这表明政治整合力的有效度与社会承认度。
恩格斯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后才能维持下去”。〔9 〕无论是高压还是缓颊，两者都体现了其“社会职能”——政治整合的主旨。国民党在上海统治的这10年，是不断强化政治整合机制的10年，对于稳定其在上海的统治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
这10年中，上海的民间契约性社会整合力在原有基础上得到趋升，契约性社会整合力指的是随资本主义发展与现代生活的丰富深入，市场经济中的契约性关系也为人们所认同并迅速进入到社会生活各领域中，成为现代社会中一支新的不可或缺的整合力量。即使国民党上海政权建立后，也并不能无孔不入地控制一切社会领域，不能完全协调解决每一种社会关系，这种力所不逮的状况就为契约性社会整合力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空间。
这一时期契约性社会整合至少在两方面起作用：
（一）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它作用于上海各阶层、群体、成员间的关系中，成为人人恪守的信条与自觉行动。在商业之都的上海，各种契约、合同、章程、担保、定金等建立信用关系的物化手段与商业形式，越来越衍化到社会生活与人际关系中，在新的社会共同体中，各阶级、群体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由契约关系确定的，这不仅“能够极大地增加它们之间的裂痕与冲突”，也使之“更加相互依赖和更加相互了解，……增加了其感受和强度。”〔10〕但契约本身的合理性时时受到询问与质疑，基于时代变化与社会的变迁，契约也需不断修改，这种修改往往需要以阶级动员、阶级斗争的方式才实现。但从这10年来看，劳资双方还有审时度势在契约性整合基础上把握“分寸感”、“关系度”的一面。我们试比较上海1918—1927年与1928—1935年两个时期罢工有效率的比例，前10年劳方“完全胜利”的比例仅下降了2.2%，后7年则下降了24.18%，这无疑与时代背景有关。前10 年“部分胜利”比例呈下降状，而后7年却从46.15%升至56.65%；“无形停顿或不明”也从 0.29%升至4.72%，〔11〕这固然与政治整合力强化有关，也与双方妥协退让相联系。20年代末法电工人罢工要求周日休息，以资方答应两周休息一天半而取得部分胜利，个别工人不满足，但大多数工人认为：“在不利的环境下，工人的行动应当适可而止。”遂复工。〔12〕1936年起市面转盛，罢工有效率也急遽上升，其原因在“资方鉴于营业呈转机，不欲扩大争议，影响业务，故多迅求解决。”〔13〕是年云飞出租汽车公司工人组织行业罢工，要求订立新的劳资契约，资方认为对己无大害，翌年元旦“劳资契约订立完成。”〔14〕双方在新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相互依存、相互妥协的新契约关系。全息体中全息元关系不可能始终处于失衡状态，一定程度上，泛对应关系又表现为一种泛平衡关系。社会整合力往往通过契约方式而在人们社会关系中自觉表现出来，成为现代社会中自发调节社会关系与相互利益的潜在的整合机制。
（二）建立在地方民间自愿基础上的社会中间组织日趋壮大完善，发挥着越来越大的整合作用。任何文明社会中都存在着中间组织，但只有在商品经济发达、社会公共领域形成与拓展的现代多元社会中才显示出其现代意义。大致可以从互益性、同类相聚性、民间性、非盈利性与组织化程度等五个理论与实践的维度去界定，有明显的群体边界。自愿、互助、互益、类聚是主要特点。〔15〕随社会发展与中国组织功能强化，“自愿性社团在那些结构已经变得规模宏大、因素众多、异质性强的社会中，似乎成为社会共同体整合的适当形式。”〔16〕其发展与社会功能增强也往往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与表征。
上海早期的社会组织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政治型。典型者如20世纪前后的强学会、不缠足会、光复会、同盟会、预备立宪公会以及民初的共和统一会，大同共济总会等，都带有明显的近代党团色彩。而闸北工程总局、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上海城自治公所作为市政自治组织具有临时政权性质。第二类是文化型。早期的东林党、几社、复社与后期的南社，都是在一定政治背景下的文人雅集的结社。第三类是经济型。以地缘、业缘复合的会馆、公所、行会为代表。这三类组织庞杂，性质不一，功能体系也较为紊乱。
及至20—30年代，上海社会组织出现了一个空前的变化。
第一，具有现代特征的新型社团组织迅猛增加，几乎覆盖了社会各层面各领域。崛起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发育所引起的社会分化。这不仅为社会组织现代化提供了条件，也形成与强化了人们新的群体观念的认同，人们开始强调群体范围内组织的价值，通过这种“类”组织而寻求共同的利益。及至抗战前，上海各类社团以每年上百个速度递增，如文化艺术科技类重要团体有215个，宗教界团体200个左右。最为发达的是职业团体，抗战前工会已达120个之多（不包括地方分会）， 商业手工业同业公会达236个，社会慈善团体也有175个，社会公益团体为115 个〔17〕。加上其他领域，上海这一时期的社会团体大约在1500—2000个左右，如以每个团体100—300人计（有些团体如工会、行业公会人数更多达1000—3000人），那么，至少有20—60万上海人参加了各类社会团体。1935年205万职业人口中，除去农业、党政军、士兵、家庭服务、 无业、佣工、杂业等项，在社会科层制机构的约80—100 万职业人口中，至少有40—60%的在职人口被纳入社团组织中，社团活动已成为上海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了。
第二，传统的民间社会组织此时也不断向现代社团嬗变。作为一种地缘性与业缘性复合组织，会馆公所具有典型的行会性〔18〕，它的出现与移民的两种基本需求有关：一是集群思乡、联谊互助，二是为求自保联络同行联手互援〔19〕，所谓的“事以培元为始，是必先立谊园，继创公所，而兴会馆。”〔20〕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发生了如马克思所说的“随历史的发展引起的行会制度的多种变化”，从业缘、地缘功能逐渐分离而向同业公会与同乡会转变。首先，突破传统的封闭的地缘性的同业公会资本主义业缘性与开放性大为增强。截止1936 年已达236个，40年代更达371个。〔21〕徐鼎新将其经济职能概括为6个方面：（1）开展调查研究，指导扶翼同业；（2）协调产业关系，制订统一规格标准，核定产品售价；（3）提倡商业道德，监督商品质量， 矫正营业弊端；（4）多渠道解决同业的原料取给；（5）沟通政府与本行业之间的联系；（6）调解同业纠纷与劳资争议。〔22〕即倡合作竞争、 分享利润的资本主义原则。其次，同乡会也已体现出适应现代社会与资本主义性质的主导面，无论是管理方式的法制化，运作程序的民主化，还是价值观念的现代化等各种取向，都表现出30年代上海的同乡会已具有明显的现代社团特征。
第三，这一时期上海各社会团体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愈来愈大的社会功能，有成为行政整合力外的另一种社会整合体系的倾向。现代社会中间组织一般具有满足成员发展的需要，提供社会交往与获取社会承认的新途径，维护成员利益与群体利益，调节内部利益与关系，形成群体形象，表达群体意愿与要求，建立与社会的各种联系渠道与信息网络，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活动、谋求公共利益与参政议政等内外两种整合功能〔23〕。
首先，新的社团组织显示出强大的社会功能。民初建立的市总商会对内始终具有制订条规、划一行动、保护商业利益、裁判商业讼案等功能，对外则积极介入社会运动，从清末立宪、国会请愿、辛亥革命到调和政争、反袁帝制、废督裁兵；从支持“六三”三罢、欢迎北伐到拥护国民党政权，都显示了参与社会的活跃个性。南京政权建立后，国民党的剥夺压迫使之从啧有烦言到不堪忍受，双方的蜜月迅速结束。1930年改组为市商会后，网络各商业同业公会，团体实力大为增强，尽管随国民党专制集权加强，国家方针大计已不容其置喙，但他们仍顽强地争取发言权，历次内政外交事务如裁厘改税，公债发行、围剿红军、整编军队、抗日救亡等，都发通电宣言表明立场，甚至不惜与政府抗争。1935年先后上书立法院与内政部，反对印花税与牙税等“病商”法规。〔24〕并积极筹措解决白银外流后引起的市面恐慌，改进商业秩序，提倡商业道德，设立商品陈列所，建立国货市场，提高商人的现代素养。虞和平认为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动力团体，商会在两个方面发挥了社会功能：一是促进了自身的现代化，二是促进了社会现代化——资本主义工业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整合化。〔25〕此外其他社团也具有这类保护同行利益、服务社会的功能，甚至最为松散的组织如同学会、俱乐部也多奉行这一原则，如1933年建立的上海留美同学会“以增进留美同学之友谊，以公正态度服务社会为宗旨”即然。〔26〕
其次，由传统组织演变而来的诸如同乡会之类的组织也已具有这类功能。1937年“八·一三”后，广东旅沪同乡团体已帮助了占旅沪粤人一半左右的5万人回乡避难。〔27〕这种服务的概念是全方位的， 包括就职、经济、纠纷等各方面。许多同乡会聘有专职律师，专为处理成员的法律问题与诉讼争端。〔28〕1933年法租界一越捕枪击华人，湖州同乡会发起召开全市各同乡团体代表大会，要求惩凶与赔偿，终获胜利。〔29〕不难看到，同乡会已扮演了某种意义上的权力机构与代言人的角色，由为同乡服务介入到社会事务中去，直接参与调整社会关系。1934年工部局电力工人罢工，总工会出面调停无效，宁波同乡会遂联络各同乡会出面与工部局交涉，要求尊重所代表的数十万纳税人意见，浦东同乡会还专设旅沪同乡会联合会，造成强大的社会压力。事后在安抚工人方面做了许多工作。〔30〕
毫无疑问，20—30年代上海市场发育引起的社会分化与利益分化，使政治整合力再也不能独霸天下，新型社会整合力应运而生，在新的社会空间与公共领域中迅速壮大，从而形成两种性质的整合机制。
四
现代社会的发展除了需要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外，还需要政治整合力与社会民间整合力的共生互动与协调互补，以达到现存条件下的最佳整合情境与最佳整合效果。然而，如何保障两者正常有机的互补，达到平衡与和谐，却需要现代化的高度发展与社会制度的高度完善，在双轨俱存的共生环境下，多元互动与单向依存，往往在结构变迁与新的权力分布中，出现两种整合机制的失衡甚至摩擦冲突。这10年中，社会民间整合力在艰难困苦环境中努力发挥自我作用，政府当局则在有限开放民主的同时，强化政治整合力，实行专制统治，从而削弱了宏观整合力，两者关系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局面。
首先，现代化动力群的壮大与现代经济的发展，使民间整合力以其强大的社会功能在广泛的社会政治事务中发挥作用。这与市民现代意识的群体觉醒有关。“地方为国家之基本，自治乃宪政之阶梯，故善为国者，必实行地方自治，使人民致力于本地方之公共事业，从而增进其处理公务之能力，而后乃能参与国事，监督政府，跻国家于宪政之林，致全民于自由之域”。〔31〕正是在对这种理论的普遍认同下，他们从同乡同业出发，走向社会参与国家大事，形成前所未有的普遍的市民意识与现代社会公共领域，而利益保护与表达功能的强化，必然冲破内部事务的局限而进入政治渠道，造成一种新的权力分配与制衡关系。1931—1932年，蒋介石复出与下野，日军首次侵沪，国民政府出现了统治危机，上海地方势力出面成立市民地方维持会，从援军到维持秩序、融通金融、调节工商业与市面运转，〔32〕发挥了重要作用，表现出相当的独立性，并形成了自己的政治主张。1931年11月，蔡元培倡开国难会议以检讨国策，然国民党取消政治改革的议题，史量才领导66名上海代表予以抵制，通电全国，要求保证参与国是与批评政府的权力，保证言论、新闻、集会自由，在2个月内建立民选的监察院，8个月内颁布民主宪法。〔33〕这是一种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社会中间组织要求参政的政治宣言，公开表达了分享政权的欲望。鉴于上海各类社会组织的能量与影响，国民政府不得不考虑其参政要求。1932年9 月正式认可这一市民组织成立，宋子文在会上祝词道：“现在，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重组为上海地方协会。它现在的任务更为艰巨，它必须就国家防御、财政和工业这样的问题，进行长期的准备和具体的计划。我极为赞赏诸位的精神”〔34〕。国防、财政与工业计划纯属政府事务，这种许诺固然有着外患的背景，但也显示了政府在这一时期对民间整合力的认识程度。是年10月，由史量才任主席的上海临时市参议会成立，由各社会重要领域、组织、行业领袖组成的议员们，对市府各项政策措施乃至市政管理诸如道路建筑、房租物价、健康法规、年度预算、市政债券和政府税收等一一作了审查。〔35〕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与民间整合机制，已达到并深深地渗入了政治层面之中。而30年代上海社会各界的抗日救亡与开放民主的要求，已汇成一股势不可当的时代潮流，无论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左翼作家联盟还是各界救国会及其他组织的宗旨与行动，都反映了其介入社会、抗衡政治整合力与代表民众意愿的努力与能量。
其次，尽管如此，在双轨制的整合格局中，民间整合力往往受政治整合力压迫遏制而难以充分发挥其功能。在这一时期复杂的社会环境与动荡的时代背景下，由于各自代表的利益不同以及缺乏必要协调机制与完善的民主制度，使得整合出现不对位、不同步甚至摩擦冲突的现象，往往是以有着强权支撑的政治整合力量压倒还显稚嫩的民间整合力量，使后者发生萎缩与弱化。30年代上海民间整合力一度达于盛势，然受到政府当局的严重打击与压制，从上海地方力量的领袖史量才、杨杏佛接连被暗杀，宋庆龄、鲁迅受到监视与警告，到救国会“七君子”的被捕与抗日民主运动受到镇压，都显示了在政治整合力压制下，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间组织昔日辉煌的参政历史一页已翻过去。外向渠道被堵塞，社会意愿无法正常表达，当内应力蓄积到一定程度，便爆发出连绵不断的社会抗拒运动，不仅危及社会秩序与政府统治，也阻碍了上海现代化进程。
综上所述，20—30年代上海随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政治整合力与社会民间整合力均得到了强化与发展，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独特的社会整合体系，为上海社会发展与生活进步提供了现代活力与自由空间。然而动荡的局势、复杂的背景以及缺乏完备的协调机制与民主制度，使两者关系出现了严重的失衡，理性与民主既有过充分表现，最终又受到专制与独裁的打压，两种整合机制协调发展、平衡互补的理想局面终于未能出现，这一切，正折射出转型社会的不成熟特征。
注释：
〔1〕张葆华主编：《社会学》，台湾三民书局1985年版，第123页。
〔2〕〔3〕〔以〕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6、49页。
〔4〕《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0—184页；《上海法租界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150页。
〔5〕《上海特别市市政法规汇编》初集。 转引自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46—661页。
〔6〕《国际劳工通讯》第6卷，第6期。
〔7〕前引张仲礼书，第824—825页。
〔8〕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编制：《上海劳工统计（1930—1937 ）》，上海1938年出版。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3页。
〔10〕前引艾森斯塔德书，第23页。
〔11〕上海市社会局编：《近十五年来上海之罢工停业（1918—1932）》，中华书局1935年版；《上海市年鉴》1935年（下），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30页。
〔12〕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5页。
〔13〕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编：《上海劳工统计（1930—1937）》，1938年上海版，第4页。
〔14〕前引朱邦兴书，第478页。
〔15〕王颖、折晓叶、孙炳耀等著：《社会中间层——改革与中间的社团组织》，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页。
〔16〕〔美〕N·斯梅尔瑟著：《经济社会学》， 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78页。
〔17〕《上海市年鉴》1936年（下），1937年（下）。 中华书局1936年、1937年版。
〔18〕〔22〕徐鼎新：《旧上海的工商会馆、公所、同业公会的历史考察》，《上海研究论丛》第5辑，第79页。
〔19〕乐正：《近代上海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9页。
〔20〕《楚北会馆征文录序》，载清国商业习惯及金融事情》，上海东亚图文书院版，第52页。
〔21〕《上海市年鉴》1936年（下），中华书局1936年版， 第274页。
〔23〕前引王颖、柳晓叶、孙炳耀书，第85—126页。
〔24〕《上海市年鉴》1936年（下），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33—35页。
〔25〕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9页。
〔26〕《上海留美同学会章程及细则》，1933，上海。
〔27〕方印朝：《广东旅沪同乡会工作追记》，《大成》第45卷，（1937年8月）第26—27页。
〔28〕《浦东同乡会年报》，1933年。
〔29〕《湖社第十三届社员大会特刊》。1937年：《宁波旅沪同乡会第八届征求纪念刊》，1933年；〈江宁公县旅沪同乡会会刊〉，1935年。
〔30〕《申报》，1932年1月29日。
〔31〕《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报告书》，第一部分，1932年印。
〔32〕沈云龙著：《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6—347页。
〔33〕《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报告书》，第一部分。
〔34〕《上海市年鉴》1935年（上），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5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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