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在中国转型发展中的使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使命论文,国有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新中国成立几十年特别是近30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国有经济一直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在应对全球化产业转型与升级以及中国自身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历史阶段，国有经济义不容辞地必须承担起应有的作用。国资国企究竟应在创新与转型发展中承担怎样的角色？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近年来，不少国企在创新发展中不断探索，取得了可喜的好成绩，但与此同时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围绕国资国企转型创新情况所做的调研，汇集各方面反映的问题较为突出的有：
第一，国资国企的体制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国资国企支撑创新的投资体制机制不够健全，如何对创新能力和绩效进行科学考核、评估和审计？怎样处理企业短期机会投资与长期战略发展的关系？如何对政府财政出资的创新项目和平台建设开展绩效评估？
第二，主导和推动创新的主体往往不是对行业领域具有前瞻性战略眼光和判断力、敢冒风险和具有执著素质的真正的企业家及其优秀的管理团队。风险投资最终常由政府官员作决策，投资效率缺乏客观评价。政府掌控的钱太多与其掌控的市场信息太少形成强烈反差。创新和支柱产业建设主要依靠政府推动，没有充分发挥企业的积极性。
第三，政府相应的各类公共服务制度供给短缺。对基础科学研究和公共技术开发要素的有效投入不足，导致经济转型缺乏根基，难以有效推进产业化；创新者的成果未能真正受到保护，专利法执行难；在关税、基金投资等方面，也需要政府更有效的支持。
第四，缺乏有益于创新转型的文化及其氛围。包括企业文化和社会价值观。企业中崇尚和谐中庸、不敢冒险创新的文化与缺乏对技术和制度创新充分激励的体制机制相辅相成。社会上对探索多元化的技术发展方式和路径缺乏宽容，以及工作浮躁、急于求成的考核评价都是当前经济转型发展的不利因素。
技术创新的本质是通过科技与产业知识的联合来创造财富，因而，科研和经济构成了创新的共同主体。要使技术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需要形成政府、产业、科研、教育和资本在市场中的协同能力。为此，需要理顺创新发展中的一些体制机制问题。
一、把握国资与国企的不同功能定位
随着我国大多数国有企业的产权多元化改革，今后，国有经济发展将更着眼于强化国有资本的运营，更好地发挥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寻求解决的国资国企发展问题，事实上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是活力问题；另一个是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活力问题，是指国有企业的活力问题。即国企是否能够在市场经济中具有独立生存和竞争能力。解决的方式主要是产权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和市场化。要达到的目标定位应当是绝大部分国有企业通过参控股、改制上市等，完成商业化运营的转型，使其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而担负公共(益)性服务的国有企业成为准市场主体。
第二个问题，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问题，是指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问题。一是有效地掌控国资安全运营，防止其失控和流失；二是通过发展强盛国有经济，促进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和竞争力的提升；三是以国资市场运营为杠杆，带动其他经济共同发展，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市场体制完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问题解决的方式是提升国资运营主体，即授权国有控股(集团)公司作为国有资本独立掌控运营的市场主体，给予其真正的市场独立、公平的经营环境，同时健全完善与其相适应的政府和社会对其资本运营的制衡与监控体制。
从国资国企改革与发展情况看，国企的改革随着产权合资、多元化、改制上市和重组，其活力问题已得到了显著改善，具体表现在一般国企的市场竞争机制正伴随着优胜劣汰的市场体系而逐步建立起来，特别是一部分上市公司，在严格监管的环境下，市场竞争机制发育、发展趋势良好；而国资运营，即承担着运营责任的国资集团公司、国有控股管理公司等，则由于“强政府”和政企难以分离的惯性思维与运行方式的影响而尚未解决“三力”问题。一方面，其商业化独立经营的体制机制不健全，另一方面，作为出资者的政府与社会公众对国资运营的考核、监管不够科学与到位。致使近年来，相当部分国资国企在转变发展方式上未能够发挥应有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的作用。
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到须依靠资本运营的市场主体带动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阶段。由于我们在此方面的自觉不足，致使创新转型多年来难以有效地推进。相应的，国资国企的改革与发展也已到了需要从整体上，按照市场原则重组国资运营层，即国有资本控股企业层面的重要阶段。必须看到，在改革开放的一定历史时期，在市场经济尚不成熟的发展阶段，部分地方政府一定程度上担当了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市场主体角色，行使了重组、运营国资、推动国企上市等重要职能。这是由于原有的计划体制并不存在资本运营机制，没有投资公司这一市场经济发展中产权运营的主角。要达到的目标定位应当是，须健全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一整套国资分层次、按类别独立运营与严格监管的制度体系。
不可否认，当改革开放发展到需要国资流动并带动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而市场又缺乏相应的中介机构及其运行机制等制度供给时，具有资源配置权利和能力的政府部门即担当起了这一重要角色，并确实很好地发挥了国有资产优化重组与流动的不可替代作用。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对国有存量资本进行产权重组，引入外部投资者实现产权多元和创造条件推动国企上市等方式和过程；对增量资本努力构建市场化的经济实体来实施资源配置及运营，以此顺利实现国有经济的发展战略，获得了显著成绩。
随着市场化深入发展，当外资、私人民营经济的发展达到相当程度和比重，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与完善，第三方——社会中介组织的专业性和独立性日益突显。政府，作为对社会各类阶层均负有公共服务和管理责任者，不应再仅仅为体制内的国企服务和着想，也不能再扮演无论是台前还是台后的市场主体角色，而应当面向全社会，致力于创建优化的制度公共生态环境，着眼于平等对待、公平服务于各类所有制市场主体。因而，需要强化授权运营国有资本的主体——国有控股企业的定位及责任。
二、明确创新发展的核心与骨干力量
中国的创新转型需要营造使企业想做主体的制度环境。许多企业，特别是私人民营企业在实践中认定的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是与政府关系的纽带的强弱。这种判断必将导致企业将最重要的要素配置在与此有关的方面，而非人们理性地认为的技术开拓与创新。这正是社会中知识界与企业界尚无法形成共识的问题所在。立足于我们的国情及其发展轨迹，不难发现，长期以来，政府及其组织资源是中国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私人企业不同，中国的不少私人民营企业一直在呼吁政府对其投资，或是要求政府出资的(国有)银行向其放贷。在相当一个时期，当私人民营的投资机构或私人银行尚未发达起来之时，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资源及其配置的功能仍将是十分强盛的。因此，创新与转型实质上是政府职能转型和公共资源及其配置方式的创新转型。
在此环境下企业应如何发挥好主体作用？这是目前创新转型能否成功的十分重要的问题，搞清楚并正确地加以引领，对于顺利推进创新转型具有关键意义。
回顾发展历程，中国政府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始终处于主导和核心地位。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了后的60年，还是改革开放后的30年，各级政府在发展计划制定、组织实施和带动各类主体运营方面，都担当着非常突出的主角。这已形成了中国长期发展的路径依赖，成为人们的一种惯性思维方式和行为定势。然而，创新转型要求改变和扭转这一发展模式，其核心内容是必须改变政府直接投资为特征的粗放型的微观经济运营方式，推动企业或私人来担当市场发展的主角，而政府要提供支撑的公平环境。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从部分农村体制外开始的改革在此方面曾有过较好的尝试；90年代后，体制内老国企逐步推进的要素市场化①改革也取得了一定成果。现在，面对发展目标，我们有几种选择，一种是完全推翻过去政府为主的发展路径，重新培育体制外新生的市场主体力量，包括民资和外资来进行我们国家及各地区的创新转型发展；第二种，是延续原先的政府主导和主体的发展路径，各级政府继续通过投资配置资源，直接组织推进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创新转型；第三种，是逐步改变和淡化政府直接掌控和配置资源的行政性运营及行为方式，探索既能让各方沿着原已熟悉的基本路径发展，以减少组织成本，又能渐进地改变和优化发展轨迹，达到创新转型的目标。
第三种选择是比较可行和符合国情的推进路径。问题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
首先，需要有替代原先政府进行资源整合及其配置功能，又代表公共权益的市场主体；其次，这一主体应能传承我们原有的发展路径、组织优势和公共资源配置的导向功能；再是，它应具有独立参与市场公平竞争，并承担市场责任与风险的特性。从我国现有的发展实践来看，经授权运营国资的国有控股企业或投资公司应当是能够胜任这一角色的主体。一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部分企业已在市场中成长起来，有能力承担通过国有资本的市场化投资，推动各类企业主体实现创新转型发展的路径。二是有能力搭建平台，探索和引领将经济结构、经济发展与技术结构、技术发展进行有效整合。
在市场经济体系中，资本运营主体具有十分独特的核心地位与功能。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不断顺利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其体制中的一系列投资控股公司发挥着资本引擎的核心作用。市场经济是资本推动的经济，其中，有能力以市场规则来掌控资本，并推动其持续升值者就是资本经济体的实际主导者。当今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我们的国资国企必须勇于肩负起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资本掌控和运营主体的重要使命。要在进一步强化制度推进政企分离的环境下，构建开放型、公平竞争的企业平台，如北京中关村、浙江义乌小商品城，均是国资搭建开放型的平台，各类企业唱戏。还有更高层次的技术密集型高端技术创新与开发，需要国有控股企业建立共性技术开发平台。虽然与发达国家的市场化和技术创新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但无论怎样，这正是我们以市场化方式推进创新的有益尝试。
关于核心和骨干力量的双层作用，可以确立的是，第一层，创新转型的核心力量，应当是融合政、产、学、研、资等要素的综合平台及其支撑体系。第二层，创新转型的骨干力量，就是那些在合理的产权结构及其环境下，能够充分发挥其所能的优秀科技领军人物及其团队。如，国有的，北斗导航卫星；民营的，淘宝；外资和其他混合所有制等各类企业还有不少。能够担此重任的主导者应当是具有梦想、远见、创新与合作精神，勇于承担失败，视野独特和敏锐的真正的企业家。真正的企业家才可能做到“凭借一个新技术、新想法，就能获得投资开创事业，这在硅谷已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一定要在整个社会积极倡导珍重、保护和发挥好他们的作用的文化与环境，争取涌现更多的优秀科技创新领军人物及团队。
三、探索各类要素协同发展的新路径
党的十八大再一次明确了我国依照宪法，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顺应国情和绝大多数民意的发展要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延续性的必然选择。国资国企进一步的深化改革与发展，将随着越来越多市场化独立运营的多元产权主体的形成，探索不同类国资的市场实现方式及管理体制。企业所有制优化将得益于混合产权制度下，资本产权、技术产权及其他要素产权的市场化合理配置与组合。我们要顺应中国的国情和民意的发展，鼓励国有经济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在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实现要素产权资源的耦合，发挥综合协同效应。按照不同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索多层次、多维度、多元产权协同高效的综合创新发展模式。
在推动中国创新转型过程中，必须统一共识。一是要搭建好整合各类不同层次要素资源的公共平台，发挥对创新转型的带动作用；二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绝不能将国有与私人企业对立起来，要促成合作共赢发展；三是政府和社会须完善制度及其规制，一视同仁地尊重和鼓励各类所有制经济及其对发展的贡献。
考察我们已有的创新园区体制机制上的发展，对社会各类要素统筹的功能还有所欠缺。往往国有经济在创新园区和地区创新发展中没有很好地发挥资源整合平台与带动作用。国有创新基金没有以市场独立主体的方式运营。从以往发展看，我们较多地强调“产”“学”“研”结合，有所忽视“政”和“资”与其结合和服务的功能。“政”，即政府的资源，“资”，即投融资的资源，应当成为发展的内生要素。事实证明，发展较好的开发区，较好地融合了政、产、学、研、资各类资源。开发区的优势是好的领军人才及其团队，吸引他们的是好的环境与服务。而好的环境与服务与“政”“资”是密切相关的。这的“资”特指投资银行类专家的投融资。许多开发区之所以在发展中出现困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提供的推动国家和地区技术创新的灵活市场运营环境及其机制还是不足。比如，一个多年来存在的高新技术企业开发的制度机制中的瓶颈问题，即如何使高校和研究部门的专家既做好教学与理论研究，又能够用心、热心于新技术开发。在我国，这实际上涉及事业单位用人体制机制问题，是与决定其绩效考核的“官本位”有关的。鉴于技术创新风险较大，投入的成本不一定总有回报，而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学术地位及薪酬福利相对稳定，领军人才的评价仅在理论界认可等情况，不利于引导优秀的专家投身于国家和地区的创新型战略，如若长此以往，必会导致发展创新的科学技术资源配置不足，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开发水平不足，以致影响投融资银行家的判断，从而得不到金融资本的及时支持。
曾经有人将我国的“央企电动车联盟”与德国的“电动交通国家平台”作比较。②认为两者虽然初衷相似，但在发展理念及整合的要素资源范围上有很大的不同。由德国总理默克尔主持召集并成立的德国“电动交通国家平台”，参与人士为德国企业界、政界和学术界的精英。涉及开发的相关领域涵盖驱动技术工作组、电池技术组、基础设施建设组、标准化与认证组、材料与原材料、人员与培训组和政策条件等七个工作组的147位顶尖精英专家。平台的建立与运营强化了德国政界、企业界和学术界，从基础领域、开发研究至产业化及其标准等整个社会的合作、协调与变革。相比我们，仅仅是某一产业内部的研发与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德国“更强调建立一个大家共同认同的秩序来发展电动交通经济。平台的重心在于建立秩序和机制”，在理念与运营上要宽泛许多。
企业创新与转型应当是能够集聚各类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系统工程。国企与民企均应在此系统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需要构建开放型的涵盖各类资源要素的科研创新体系。
中国国资国企在开发技术密集型的国家高端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如载人航天工程、嫦娥工程、油田高效勘探开发技术、列车制造技术、电网特高压核心技术、电信TD—LTE—A技术、新一代宽带无线技术研发、深海钻井等均取得重大进展。三峡工程、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奥运场馆等的建设，也说明了国资国企已成为我国科技创新与推进发展的中坚力量。
在国家和地区建设中，国资国企与其他类型企业，共同为发展做出了贡献。一个时期以来，各地区都已建有大批省、市级，甚至国家级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创意产业园区，这些园区的开发和运营方主要是地方国资国企，甚至是地方政府自身，园区中的企业绝大部分是私人民企或外企。如深圳的科技工业园、北京的中关村、上海的漕河泾和张江高科技园区、天津的滨海新区等，这些园区在推进地方经济发展中均起了积极作用。又如，许多地区大量的城市建设项目，承担其工程的团队，既有国企，也有民企，各方通过协同合作，使建设工程得以圆满完成。今后，随着国企产权多元化，在国家和地区创新转型与发展中，此种发展模式将越来越多样化，并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在此，值得关注和强调的是，企业发展中的所有制产权优化，应充分尊重市场发展规律和企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国有资本的产权优化转移与国企自身增强竞争力的发展战略实际上不是一回事，必须按照市场规律和从实际发展需要出发，而不是从某些人的主观愿望出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的美好生活要靠人民自己创造，他们才是最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如何来满足自身生活与发展需要的主体。
真正有创新能力和开拓精神的领军人物及其团队的创新成果正在逐步成长和强壮。实际上，中国不乏创新的精英及其团队，也不缺创新产品，而是人们没有真正“发现”。中国科学院院士邬贺铨认为，“在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带动下，中国已步入‘大数据’时代”。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网络搜寻美食、出行查找交通路线，网上购物和进行社交等，信息技术带动了人们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交往行为习惯的变迁。当今的中国，移动互联网已占到全球互联网流动量的10%，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数据中心”。③中国技术创新的影响不仅在国内，国外同样有中国新兴技术产品的地位。“如果你在全球手机销量榜的前十位中发现了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品牌，更何况它是来自国内，是你心中的山寨手机，你会作何感想？在英国，它很长时间排在销量榜的第二名，死死压住三星，英国人管这款手机叫G—Five，中国人称其为基伍，你在国内的通信专柜里看不见它，只有在出国旅行时才会发现中国山寨机在海外活得很滋润。”“2010年，中国山寨手机整体出货量达到1.75亿部，被国内粉丝消化的仅有2500万部，剩下的全部销往海外，也是在这一年，基伍登上了全球销量榜前十。”④
我们的创新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宽广的胸怀，能够容纳各种来自底层社会、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创新尝试；是否足以对具有潜在市场前景的某些特殊技术及其对此极有兴趣的个人钻研者引起关注与需要的支持。这应当成为国有创新投资主体带动其他资本运营的重要内容。新一轮的市场化改革要形成共识，努力实施开放性的、体制内外各类企业不同所有制在资本、技术等要素产权方面的新优化格局和联动共赢发展。
①指大量老国企的“企业人”变为“社会人”；企业改变了以往政府直接投资的发展方式，演变为实施资本产权投资市场多元化、土地置换、引进外资和吸纳城郊地区的员工等。
②秦玉学(德国华人汽车工程师协会秘书长)：《“道”、“术”有别，比较央企联盟与德国“电动交通国家平台”》，http://qyxauto.blog.sohu.com/158256362.html,2010-08-19。
③新华网，2012年12月24日。
④张晓华：《山寨机挺进亚非拉》载《国寿生活》，2012年第6期。
标签：国资论文; 国有经济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经济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平台经济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企业创新论文; 要素市场论文; 社会资源论文; 产权保护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社会资本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