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道路：马克思晚年探索的主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晚年论文,道路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的整理出版，人们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以外，可以看到马克思又一理论形象。这就是：马克思晚年的研究兴趣发生了明显的变动，由西方转到东方，由资本主义社会转到古代社会，并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东方社会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即勿需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直接由古老的村社制度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尽管马克思晚年未能将克勤克俭 研究成果写成像《资本论》那样的巨著出版，但其大量的读书笔记和几封重要的书信及书信草稿，却包含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尤其对于我们今天来反观百年东方社会的发展之路，意义更为深远。
一
马克思对东方道路问题的研究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了，其主要观点集中表述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和结果》等几篇文章中。在当时，他认为，以公有制为特征和以村社为基础的东方社会结构必将在资本主义洪流的冲击下解体，从而整个世界都将纳入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对此，马克思从如下几个方面作了理论阐述。
（一）在古代世界交往不多的情况下，各民族可以自行发展，世界历史所呈现的是多样化的图景，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各国交往的增多，历史巨人势必打破各民族的界限，并将各民族带到一个总的发展秩序之中。因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页）
那么，当各民族产生广泛的交往，世界历史朝着一体化的道路上发展时，究竟是什么力量在其中起支配作用？而一体化的世界历史又将沿着什么样的道路发展呢？马克思的回答是：西方资产阶级由于用它那冷酷的物质力量“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那么它也就有力量用自己的文明体系来规范其他各民族的文明，从而“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二）世界历史之所以将沿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秩序而发展，首先是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代表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同时体现了世界历史的必然性规律。因为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相对于任何古老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都是一种新兴的文明制度。虽然“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特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但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它又具有“非常革命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页）
（三）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一体化之所以可能，原因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顺应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要求，从而“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另一方面是东方古老社会形态的落后性、封闭性极大地阻碍了其自身的发展，因而必将在新的生产方式的冲击下分崩离析。也就是说，一旦世界历史进入一体化的行程，任何古老的民族都将免不了要受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支配，同时挽救不了其古老形态被资本主义吞噬的命运。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考察，主要以印度为主。他认为，印度由于村社制度和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根深蒂固，不可能自行与世界历史的大潮合流。只有通过资本主义血与火的洗礼，印度社会才可能获得新生。所以他对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暴行，一方面从道义上予以谴责，另一方面又肯定其历史的进步意义。因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所以他说：“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么说来，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8页）
二
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刚一爆发，马克思就确信，这次革命必将引起新的经济危机，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这次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并没有失去信心。1849年夏，他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分析了法国的政治形势，认为在那里“可以期望革命即将复兴”，同时指出英国也可能产生“预料不到的后果”。当中国出现太平天国革命时，马克思认为，“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发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页）七十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再度爆发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同时也给马克思带来了革命的希望。他认为，“这是资产阶级世界的寿命的不祥之兆”。
那么，在资本主义气数已尽的形势下，由谁来担当起把它送进坟墓的历史使命呢？在马克思看来，当然是西欧无产阶级。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本身就造就了它的掘墓人，也只有在大工业生产之下的无产阶级才具有足够的力量来承担这副历史重担。又因为，西欧既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又是它最繁荣的地区，而且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尖锐对立，也主要体现在这里。因之，资本主义社会的衰老与灭亡也必然首先从这里开始。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预言过，无产阶级革命一定是“法国人发出信号，开火，德国人解决战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46页）而西欧以外的东方各民族，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较晚，无产阶级队伍尚在幼稚阶段，所以也只有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并在西欧无产阶级的援助下进行革命。
然而，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世界历史并没有按照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发展。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政权挑战的第一次尝试，但却不免失败。整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虽有发生，但并未导致其经济体系的崩溃。相反，在这一时期里，资产阶级得以迅速发展，新兴的工业部门得以建立。而且，各国资产阶级政府为了巩固其统治，通过议会、普选权和收买工人等途径，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资关系。对于巴黎公社的失败，马克思的心情是沉痛的。他开始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并非脆弱，也并非马上就会寿终正寝。尤其是七十年代的经济危机没有危及到资产阶级的统治，更使他觉得困惑不解。1881年，他终于意识到，在他的有生之年，资本主义是不会灭亡的了，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将会成为一条漫长的道路。
三
然而就在这时候，东方各国掀起了革命的浪潮，尤其是俄国所潜伏的社会危机显示了深厚的革命潜力和诱人的前景。
1861年，俄国实行了自上而下的社会革命，废除了农奴制。然而农奴制的废除非但没有解决俄国的社会问题，反而使国内的阶级矛盾更趋尖锐。一方面，沙皇政府与人民的矛盾愈演愈烈；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传入，使国内的阶级矛盾更加复杂化。短短的十几年里，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弊端在俄国的领土上迅速蔓延开来。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俄国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展开了有关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讨论。特别是《资本论》俄文版公开发表，俄国一些自称为“马克思的学生”的人依据《资本论》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俄国的前途所在。与这种观点相反，另一些人认为俄国应当保留传统的村社制度，并使其不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从而在村社制度的基础上过渡到共产主义。当时，这两种意见都被提到马克思的面前，需要他从理论上作出系统的解答。
俄国是一个亚细亚社会形态的国家，其与资本主义文明确立之前的西欧，最明显的区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之前，西欧的村社制度已经解体，其社会变革是一种私有制取代另一种私有制。而俄国大地上广布着古老的村社，私有制并未得到充分的发展。这样，摆在马克思面前并需要他从理论上予以解答的，就不仅仅是资本主义能否在俄国的发展问题，而是关联着如何看待整个世界历史进程，尤其是如何看待东方各民族的发展道路问题。
四
马克思这一理论成果，集中表述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社的信和1881年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复信草稿中。首先，他一再强调，他的《资本论》在分析资本主义起源时，把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并没有作为世界历史的普遍规律来看待。在西欧，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私有制形式转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但是，既然俄国从来没有成为俄国农民的私有财产，那么这种理论上的概括怎样才可以应用到俄国农民身上去呢”？如果不可以的话，那么俄国又具备什么样的特殊条件可以免于村社遭到瓦解的命运呢？马克思说：
“我的回答是：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至少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俄国不是脱离现实世界孤立生存的；同时，它也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1页）
五
1881年，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致信马克思，急切希望他对俄国前途发表系统的看法，并要求马克思同意她发表他的回信。马克思接信后不久就着手给对方写回信，并先后写了几个复信草稿。最发人深思的是，马克思的复信草稿初稿写了八千余字（以中文计），二稿写了三千字，三稿写了将近四千字，而最后写成的正式复信却只有短短的六百多字，而且还在信中嘱咐查苏利奇不宜将其公开发表。
马克思当时对东方社会如何跨越或有无跨越资本主义社会这道“卡夫丁峡谷”的问题，尽管有了一些粗线条的设想，但并非完备和系统。马克思是一位严谨的思想家，只要他的理论研究尚处在仍需探索的阶段，他是不会轻易地把它写成正式作品的，更不会轻易地拿出去发表。在他看来，“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7页）那么，在马克思当时看来，究竟是哪些问题仍需继续探索呢？
只要将他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和复信草稿细加对照，我们就可隐约地发现，马克思当时虽有诸多困惑，但最主要的则是在如何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上，没有找到坚实的理论基点。
我们知道，马克思早年所创立的唯物史观，最基本的原理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表述的世界历史理论和在五十年代对东方社会的看法，也主要是基于这一原理的。而现在的俄国尚处在古老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社会经济形态主要是以村社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如果通过人为的因素，使其跨过资本主义这一历史环节，那么又如何处理好它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呢？再进一步说，如果这一关系得不到很好的处理，那么“跨越”又如何可能呢？
正是面对这一理论困惑，马克思在其生命最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研究兴趣又再度发生转移，即从对人类学的研究转到对历史学的研究，从对东方社会的研究转到对西方社会的研究，而且最主要的是研究古代西方的政治史。他不顾病痛的折磨，写下了180万字的读书笔记。只是我们从这些读书笔记里，很难确定他在告别人世间的时候，是否有了成熟和系统的答案。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他晚年艰辛的理论探索，不论是人类学研究还是历史学研究，始终是围绕着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这一主题而思考的。可以说，马克思过早地离开人间，对东方各民族来说，损失尤为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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