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方法对于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意义论文,理论论文,企业管理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766（2005）02-0004-08
管理是一种实践的艺术，而每门社会科学往往只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或侧面揭示了现实世界的真理，所以，不同门类的社会科学都只能为管理实践提供一个视角，社会学也不例外。社会学不同于经济学，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经济现象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之中的，个人与组织行为受结构制约。社会学的这一看法，既代表着一种对现实的解释，也代表着一种构建现实的策略。把这种方法引入到管理理论研究中，可以为管理理论提供新的洞见，而在管理实践中运用这种方法，则可以提高管理的效能与效率，扩大管理的策略空间。
一、社会学的方法论
方法论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从其一是看问题的一个角度，如制度经济学就是一个看待经济现象的一个角度。另一个就是技术性的，如时间序列分析，实验经济学方法等。经济学可以视为一种研究方法，经济学强调个人，以个人的行为为分析的出发点，强调个人效用的最大化。社会学的流派众多，每人流派都有自己的视角，但从整体上来说，社会学最具特色的一面就是强调社会的相互作用，强调社会结构对个人行为的影响，经济学假定了理性的个人，社会学则假定了嵌入性。过去强调的是“强嵌入”假定，现在开始转向“弱嵌入”假定。
嵌入性的思想在社会学中古已有之，但嵌入性这个概念却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实体主义经济学提出来的。在那个时期，人类学界发生了实体经济学与形式经济学的争论。争论由波兰艺（Karl Polanyi）发起和领导。波兰艺把人们使用经济这个词的两种意义作了区分，一种是实体的意义（Substantive Meaning），另一种是形式的意义（Formal Meaning），由此，经济学被区分为实体经济学与形式经济学。
实体主义批评形式经济学假定所有的经济形式都具有共同的内核，忽略了对经济至关重要的因素的历史相对性，如果形式主义所关心的这些因素的存在和具体的社会和历史条件相联系，那么显而易见的是适用于这些因素存在的经济分析方法就不能用来分析这些因素不存在的经济，如形式经济学必须借助价格形成的市场进行分析，而事实上很多经济形态并不存在所谓的价格。波兰艺区分3种主要的关系形式，即互惠、再分配与交换，前两者中就不能说存在所谓市场价格。再如经济行动者理性概念也不是所有经济形式都必须具备的因素。实体主义对形式主义的批判是建立在嵌入性命题的基础之上的，嵌入性是实体主义者著作的核心。无论是波兰艺、霍普金斯（Hopkins，T.K.），还是后来的德尔敦（Dalton，G.）、布哈南（Bohannan，P.）和沙林斯（Sahlins，M.）等都强调，没有必要的经济过程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概念，就不可能有合理的经济理论。实体主义强调，经济过程在社会中的被制度化和经济过程嵌于社会关系之中。所以，对于实体主义学者来说，他们必须致力于经济过程嵌入性的机制研究。
在实体主义看来，嵌入性是不可避免的，它是保证经济秩序所必需的。形式经济学建立在理性行动的逻辑之上。这里的理性既不是工具，也不是指目的，而是指工具对于目的的实现是否合理。形式经济学把资源视为稀缺，为了满足需求，行动者必须进行选择。所以，经济行动是一个选择过程。形式经济学把这个选择过程同市场联系起来，所有的商品与服务都从市场上购买，在市场上每一种商品或服务都有自己的价格，所有的收入都来自商品和服务的出售，通过引入市场与价格，形式经济学的需求满足问题就转化为稀缺资源在不同用途间进行分配的问题，转化成求解最大化的问题。
经济的实体主义概念建立在经验基础上，实体经济简单地说就是人与环境的互动的制度化过程（Instituted Process）。这里的“过程”是指位置的变动与比例的变动（Appropriate Movement），位置的变动包括如生产、运输等，比例变动包括商品的易手和处置（Disposition）。经济过程的制度化就是上有一体化和稳定特征的过程，它生产出完成一定功能的结构。过程的一体化（Unity）和稳定却是建立在这种变动之间的相依赖和变动的循环的基础之上的，而社会背景（Social background）是支持各种变动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和循环（Recurrence）的力量。所以，人类的经济嵌于制度之中，包括经济的非经济的制度。非经济制度至关重要，宗教、政府对于经济的结构与功能的实施和货币制度、工具等一样重要。（注：参见Karl Polanyi，1992，The Economy as lnstituted Process，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Mark Granovetter及Richard Swedberg（Eds），PP.29～50，Westview Press.）
实体主义还探讨了嵌入性程度的变异。在霍普金斯看来，经济过程嵌入其中的社会安排只是不同层次的社会系统的组成单位，对于不同层次的社会系统来说，这个组成单位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如一种经济行动只是经济角色的一部分，经济角色只是组织的一部分，组织又是一个更大的结构的一部分。所以，在不同的层次上，经济与非经济的整合程度有所不同，嵌入性的意义也有所不同。从霍普金斯的分析看，经济过程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包括下述几种意义：
第一种是以非经济角色从事经济行动，这种形式的嵌入性程度最高，是最大化的嵌入水平。这个水平的嵌入性，其特点是经济行动与非经济考虑完全整合在一起，实际的经济行动依角色的形式进行组织，依这种角色定义的行动的基本价值并不首先指向经济过程。非经济通过角色标准介入经济行动的组织。只能由具有某种宗教信仰的成员才能生产某种特殊的工艺品就是一个这方面的例子。
第二种以非经济组织从事经济活动，从事经济活动的角色是经济角色，但经济角色只是非经济角色的构成部分，这种意义上的嵌入，是一种较低程度的嵌入。非经济因素在经济角色结构化组织层次介入。如按政治角色进行生产组织。
第三种就是非经济因素在经济组织的层次上介入。在这个层次上，非经济因素作为一种结构背景存在，对经济组织的行为起到修正作用。
第四种就是以经济组织从事经济活动，但经济组织与非经济组织一起介入共同的价值系统。这种水平的嵌入性是相对去嵌性（Relative Disembeddedness）。在这个水平，经济组织以经济为导向，非经济因素介入极少，只在下述意义上经济与非经济因素才被整合：它们介入了共同的价值系统，定义角色的要素。（注：参见Alan Jenkins，1977，Substantivism as a Comparative Theory of Economic Fprms，Sociological Theories if the Economy，Barry Hindess（Eds），pp.66～91，The Macmillan Press Limited.）
1985年美国的新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1985），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的文章，再次提出嵌入性问题，并从嵌入的角度出发对交易成本经济学提出了批评。后来他在《经济社会学的解释性问题》的文章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格兰洛维特提出的嵌入性概念是一种弱嵌入性（Weak Embeddedness）概念。
对待经济与社会关系存在两种对立的立场。一种立场就是社会关系对理性的、自利的行为影响极小，就是零嵌入性立场。另一种立场就是强嵌入立场，主张经济行动与经济制度完全受社会关系的宰制，不得不独立运作。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在处理原始社会、非市场社会时，通常采取强嵌入性立场，对待市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往往采取零嵌入立场，认为随着原社会、非市场社会走向市场社会，经济具有了自主性，经济行动开始脱离社会关系的影响，进入零嵌入时期。格兰诺维特对上述两者都不同意，他提出了不同于强嵌入性与零嵌入性的弱嵌入性概念。弱嵌入性概念不同于以上两者，一方面它承认经济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另一方面它还承认经济过程的自主性。所以，弱嵌入性实际上就是部分嵌入性。从弱嵌入性立场来看，一个社会向现代的转型，并没有改变嵌入性水平。原始的、非市场社会的经济嵌入社会关系的水平比起持强嵌入性立场的学者要低，现代社会经济对社会关系的嵌入水平比起持零嵌入立场的学者要高。这正是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概念与波兰艺的嵌入性概念的不同之处。
弱嵌入性概念一方面指出了结构对行动者的制约，另一方面不把行动者当成结构的奴隶，既非原子主义立场，也非结构主义的立场，它给结构与行动者都留下了作用的空间。对待个人与结构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社会化不足与过度社会化的对立。霍布斯（Thomas Hobbes）曾提出过一个难题。他在谈论人的自然本性时，认为作为一个自然的生物，在人类的天性中能发现3种造成争斗的原因，第一是竞争，第二是猜疑，第三是荣誉。第一种原因使人为了求利，第二种原因使人求安全，第三种原因则使人为了求名誉而进行侵犯。在第一种情形下，人们使用暴力去奴役他人及其妻子儿女与牲畜。在第二种情形下则是为了保全这一切。在第三种情形下，则是由于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如一言一笑、一点意见上的分歧，以及任何其他直接对他们本人的蔑视，产生直接对他们的亲友、民族、职业或名誉的藐视。根据这一切，霍布斯让我们看出，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时，人们便处于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注：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4页。）霍布斯描述的这种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人们通常把它称之为“霍布斯难境”。在这种难境中，格兰洛伍特认为霍布斯所持有的关于人的观念是一种“社会化不足”（Undersocialization）的观念。（注：Mark，Granovetter，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edness，in AJS Volume 91 Number3，November 1985.p483.）此时，社会不可能获得秩序。
在提出这个难境的同时，霍布斯还提出了解决方案。在他看来，作为一个自然人，他们有倾向和平的激情，这种激情出自对死亡的恐惧，对舒适生活所必需的事物的欲望，以及通过自己的勤劳取得这一切的希望。于是出于人的理性，人们相互间同意订立契约，放弃个人的自然权力，把它托付给一个人或一个组织，这个人或集体能把大家的意识化为一个人的意识，能把大家的人格化为一个人的人格，大家服从他的判断，服从他的人格。通过这种形式社会就产生了秩序。格兰洛维特把在这种秩序之下的人称之为“过度社会化”。过度社会化的人会自然而然地达成某种秩序。
上述两种立场同样存在于经济学之中。主流经济学家长期以来把社会因素排除在外，从这种立场始于李嘉图，到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革命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种立场实际就是社会化不足的立场。另一种立场重视社会因素影响的研究，把社会因素的影响看成是行动者机械的自动地遵循习惯、规则，而不管行动是否理性。这种立场与上面所讲的过度社会化概念接近。
但无论是社会化不足还是过度社会化，格兰诺维特认为都是原子主义。社会化不足忽视社会因素对个人的影响，其原子化的特征自不必言，过度社会化的观点表面上看起来强调社会因素对个人的影响，但是由于过度社会化概念强调社会因素被个人内化，强调社会因素完全内化为个人头脑与身体之中，到头来社会关系只起到边缘作用。过度社会化的结果同样是不见了社会因素。格兰洛维特的嵌入性概念既反对社会化不足的概念，也反对过度社会化的概念。他指出行动者既不可能脱离社会背景采取行动、做出决策，也不可能是规则的奴隶，变成社会的编码，相反行动者在具体的动态的社会关系制度中追求目标的实现。所以，弱嵌入性概念，并不完全否定社会化不足，也不完全否定过度社会化，而是主张两者的相互支持，主张个体与结构二者之间的融合、互动。（注：Mark，Granovetter，1985，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edness，in AJS Volume 91 Number3，November，PP487.）个体自我并没有完全汩没于种种关系之中，相反，个体有广阔的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自主地行动。个体的行动或多或少地受固定的身份和责任规定之外，有相当的自由决定是否同他人发生人为的关系。自我乃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实体，他能够为自己，为他人构造角色，在建构个人关系网时享有行动的自由。（注：金耀基：《中国社会与文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10页。）
二、社会学方法在企业管理理论研究中的应用
社会学方法对于企业管理来说，并非一个全新的领域，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和分析管理问题，在企业管理理论中已有很长的历史，关于这个方面的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管理学中的人际关系学派、组织行为学派和社会协作学派。这三个学派都运用了社会学的方法分析人的行为和组织的行为。
人际关系学派是最早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管理的管理学理论，它产生的依据是霍桑试验，其基本要点有3个：第一个要点是，职工是社会人。梅奥等人反对当时流行的古典管理理论关于职工只是追求高工资的“经济人”的假设，提出职工是“社会人”，必须从社会系统的角度来对待之。他们依据霍桑试验的成果指出，职工不是单纯追求金钱收入，还有一种社会方面、心理方面的要求。这就是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安全感、归宿感和受人尊重等。因此，必须从社会、心理方面鼓励工人提高生产率而不能单纯从技术条件着眼。第二个要点是，企业中除了“正式组织”外，还存在着“非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相互依存，对生产率的提高有很大的影响。第三个要点是，新的领导能力在于提高职工的满足度。企业管理人员要同时具有技术——经济的技能和人际关系的技能。
人际关系学说创建以后，在企业和其他组织的管理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方面研究大量出现，特别是第二次大战以后，许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同管理学家一起积极进行研究，并从各个方面丰富了人际关系学说，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运用社会学视角研究分析企业管理的理论，如组织行为学派、社会系统学派等，这些理论研究的内容与人际关系学派有所不同，但都秉承了人际关系学派的基本理念。（注：孙耀君：《西方管理思想史》，PP849～852，1987年版。由于这结流派国内已较为熟悉，所以，这里不详述。）
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兴起了一个新流派，就是网络分析学派，这个学派不仅能真实地体现社会学的基本假定，而且还发展了一系列的分析工具与技巧，企业管理研究中的网络分析学派正在形成与发展之中。（注：管理学中的网络分析学派是笔者对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与理念进行管理分析与操作的一个称谓，既有的管理学思想研究中并无此流派的介绍，但网络分析的思想正在进行管理理论与操作中却是无可怀疑的事实。）
网络分析的源流可以追溯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的社会人类学。英国的结构功能主义以网络描述社会结构，但结构功能主义的真正兴趣在于文化如何规定人的行为。这种规范分析（Normative Analysis）对有界群体（Bounded Group）内的研究是有效的，但不能研究跨群体的各种关系。为了研究这种跨界关系（Cross Cutting Ties），20世纪50年代，一些人类学家如拉达尔（S.F.Nadel）、伯尼斯（J.A.Barnes）开始系统地发展网络概念。他们把网络定义为联系跨界、跨社会的社会成员的一种关系。特别是二战后一些人类学家在研究移民问题时发现需要网络分析工具。他们发现，这些移民不但在城市中形成了强力的支持关系，而且和他们的家乡保持着强烈的联系。网络跨越了部落、居住和工作场所的界限。1954年，伯尼斯用“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去分析挪威一个渔村的跨亲缘和阶级的关系。在此研究中，网络概念不但使他精确地描述了村庄的结构，而且在解释诸如获得工作和政治行为上比规范概念（Normative Concept）更为有用。不久后，波特（Elizabeth Bott）第一次发展出网络结构的明确测量工具——结（Knit），现在称为密度（Density），从而引起了社会科学家的广泛注意。
很多美国的社会学家在英国的人类学家研究关怀从质的研究转到网络形式的时候就开始关心诸如网络中的关系形式是否影响社会制度的运行。美国的社会学家深受齐美尔（G.Simmel）的影响。他的著作二战后被译成英文，只是美国的学者更加关心从他著作中引伸出来的如社会的规模和关系交互作用的形式是如何制约人的行为和影响二元交换（Dyadic Exchange）的。这种研究多少受到了当时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结构功能主义的鼓舞。英国人类学家著作的传播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社会学界中结构分析兴趣的增长，不但研究范围扩大了，而且大量地增加了定量分析的内容。早期的社会计量学家以网络图代表小群体间的人际关系，并把数学中的图论引入社会关系的研究中。但这种方法只适用于极少量如二人、三人等关系的研究，一旦研究的人数超过十几人，图形中的点和线就会变得十分复杂，从而失去了简明性的优势。结果是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社会学家开始运用矩阵研究社会网络。矩阵的引入不但为研究社会中更多成员间的关系提供了可能，而且有利于研究中计算机的应用。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网络分析的国际网络”得以形成，“社会网络”杂志成立，网络分析日益成为社会学中有影响力的领域。网络分析已经日益成熟，一批分析网络的模型和软件开始建立起来，为直接分析结构提供了技术工具，为模式化社会结构和直接研究社会结构提供了可能，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结构分析方法得以最后形成。（注：S.D.Berkowitz，1988，Afterword：Toward a Formal Structure Sociology，in Barry Wellman，S.D.Berkowitz（eds）Social Structur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487～489.）目前网络分析在西方社会学界已经很有势力，从事网络分析的一批社会学家，已经十分积极地对一系列重要的经济现象展开了研究。美国的网络分析大师哈里·怀特还积极推动从事网络分析的学者进入商学院，越来越多的网络分析专家开始进入商学院，运用网络分析工具从事企业管理的研究，其影响也日益广泛，出现了一批将网络分析应用于企业管理的著作，如伯特（R.Burt）的《走向结构行动理论》、《结构洞》，贝克（Wayne Baker）的《巧妙地建立社会网络》、《社会资本致胜》等。
网络分析法，为企业管理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很有特色的视角，根维尔曼（Barry Wellman）的研究，这种方法包括5大基本特征：
1.结构化的社会关系较社会成员的特点是社会学解释更有力的源头
社会学研究中存在一种把社会结构和过程化约为个体行为者特性集合的理论取向。罗纳德·伯特把它称为原子社会学。这种社会学分析个体的特性，然后把具有相同特性的个人划入同一个类型。这种方法尽管目的是要研究社会结构，但由于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特点，使它忽视社会结构和个人间的关系，引起了一系列问题：
（1）把每个社会成员看成结构上相互独立的单位，不存在模式化的联系。相反，个人同个人之间的联系是一系列的随机联系（Random Linkages）；
（2）分析集中在个人所具有的特性上，把结构现象如社会阶级当作了个人品质；
（3）许多分析家比较品质的总体类型的相关性和分布，如建立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同投票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
（4）分析者相信类型间的联系是真实的，而不是一种假集合。他们相信，寓于同类型的个体会以相似的方式行动；
（5）把跨群体、跨类型的联系当作一种边际联系；
（6）把分析者推向把个体行为作为受规范指导的现象处理；
（7）规范的解释导致分析者去探讨类别成员间的共同的、被预定的行为。
结构分析不同，它认为，应该研究社会关系而不是个人的品质。社会成员应根据他们联系方式的不同而分为不同的类别，个人应通过相同的结构化位置（structural location）组成群体，而不是靠相同的类别化成员性（equivalent categorical memberships）的方式组成群体。
2.规则源于社会关系结构体系中的位置（Location）
主流社会学家把个人当作被动地以和他内化的规则相适应的方式行动的个体。这种处理方式使分析者关心个人行为的总体动机，最终是心理的而不是社会学的特性。他们把社会整合当作一种规则状态。如杜尔凯姆就十分注重集体意识，把原始社会作为一种享有共同价值的社会。
结构分析不同。它把动机的解释留给心理学。它最先追求的不是解释关于人们应该如何做的规则，而是力图解释人们或集体实际如何行动的规则。他们把规则当作结构位置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3.社会结构决定二人关系的运作
在研究社会关系时，很多学者把二人关系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而不关心网络中其它关系的特点和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适应的。结构分析则认为，只有在结构的背景下才能理解二人关系。社会的结构特性决定了二人关系运作的形貌，绝大多数个人是在社会结构创造的框架中选择伙伴的，如亲缘群体、工作场所、邻里等。一旦发生关系，社会结构同时影响各种资源在特定关系中的配置。因此，个人不但没有完全自由地选择伙伴关系，而且关系的维持也跟二人关系附之于上的社会结构有关。二人关系只是作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才是有意义的。
4.世界是由网络组成的，而不是由群体组成的
结构分析并不排斥对群体的研究，但它并不假定分析应从把社会划成数个群体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开始，它也不假定联系紧密的群体是大范围体系联结的基础。结构分析从网络开始，但它既可以分析没有形成群体的网络，同时也可以分析组成群体的各种网络，具有较大的选择余地和较大范围的适应性。
5.用结构分析代替和补充了个体方法
网络分析对于社会学理论的最重要贡献就是用结构方法替代和补充个体方法。主流的社会学家广泛采用的统计方法把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处理。方法论上从个体主义到结构分析的转化提出了发展新的关系分析方法要求。分析的单位被重新定义一个关系而不是个人。（注：Barry Wellman：Structure Analysis：from Method and Metaphor to Theory and Substance，in Barry Wellman and S.D.Berkowitz（eds），Social Structur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40～47。）
网络分析法是社会学方法的最典型的实现形式，在管理理论研究中，运用网络分析法，将为管理理论引进一些新的元素，补充新的要素，从而有助于管理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三、社会学方法的导入与管理的策略空间
把社会学方法引入管理理论研究会得出用其它的方法得不出的结论，从而为管理学理论的大厦增加新的洞见。把社会学方法引入到管理实践中，由于在它一定意义上反映了社会现实，所以，对于提高管理的效率和效力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从管理者被动地适应现实的角度得出的结论，但社会现实与自然现实不同，它包含了人的能动性，至少部分是可以能动地被构建的。从社会现实是能动地被构建这个角度分析，把社会学方法导入管理之中，代表的是一种构建现实的策略。从把社会学方法导入管理代表的是一种管理策略选择角度来说，社会学方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它具有扩展管理策略空间的作用。
管理的内涵十分丰富，每个人、每个学派对管理都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实现人与人、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合作，无疑是管理的最重要的任务，运用社会学方法进行管理，其中心内容就是要建立跨“域”的联系，在不同域之间协调其策略。由于有了跨域协调的可能性，参与人的决策空间随之扩大，以前因缺乏这种关联而不可能产生的新制度现在则有可能出现。（注：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页。）在管理中引入社会学的方法可以实现无它就难以实现的合作。
假定有行动者集合A[，i]，其行动的空间分为经济空间与社会空间。经济空间为实现经济动机的空间，社会空间为实现经济动机的空间，他们之间的关系由此区分为两种形式，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社会关系是为了实现非经济动机的关系，是一种发生于社会空间的博奕，经济关系是为了实现经济动机而建立的关系，为发生于经济空间中的博奕。在这两种关系中，经济过程就嵌入于社会背景之中，我们把它简称为嵌入性，对于A[，i]和A[，j]来说，我们称之为相互间存在嵌入性。并把这种嵌入性为关系性嵌入。
从博奕的角度如何描述这种嵌入呢？
假定只有两个行动者A[，i]和A[，j]，他们进行博奕时有两种选择，合作或欺骗，他们在社会空间中一次性博奕的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C、D分别代表合作与欺骗。在社会空间内一次性同时移动的博奕用S表示，无限次重复博奕用S[∞]表示。A[，i]和A[，j]在经济空间内进行博奕，每个行动者同样存在两种行动选择，合作（C）与欺骗（D），一次博奕的支付矩阵如表2所示。如果不存在嵌入性，博奕次数为确定的有限次，根据逆推法，和都会选择欺骗。
表1 社会空间的一次性博奕支付矩阵
表2 经济空间的一次博奕支付矩阵
考虑每一局中人知道博奕将重复一固定次数的情况，考虑局中人给予最后一轮实施之前的推理。在此时，每个人都在认为他们在进行一次性博奕。由于在最后一次移动后没有没有下一次，双方都将选择背叛。
现在考虑最后一次之前的移动。这里，似乎使每一局中人重视合作，以便能在最后的博奕中进行合作。但是，当最后一次博奕来临时，局中人将选择背叛。因此，双方都相信其他局中人将在最后移动中背叛，现在的合作并不能改变最后一次博奕双方的选择。同样的逻辑也知用于倒数第二次，第三次…，所以，根据逆推法，在知道固定重复次数的重复囚徒困境中，每一回合的纳什均衡将是背叛。
假定每个行动者对对手的行动历史完全了解，有完全信息，A[，i]和A[，j]在经济空间中的博奕就不仅仅取决于此类博奕中的支付矩阵，而且还取决于双方在社会空间中的博奕支付矩阵。假定社会空间中的博奕为重复的无限次博奕，在这个博奕中的战略为一函数序列，它表明每一局中人在一特定阶段是否合作或背叛，是作为此阶段之前博奕历史的函数。重复博奕中的赢得是每一阶段赢得的折现和。从表1看，社会空间的博奕，如果双方选择合作，每一方在T时刻获得赢利
，他的赢得在无限次重复博奕中就是
这里，r为折现值。局中人在社会空间中的博奕采取合作策略的条件是：
如果社会空间中的博奕与经济空间中博奕没有联系，也就是不存在嵌入性，社会空间中的博奕不会影响经济空间中的博奕。如果存在嵌入性，两者就会相互影响。假定社会空间中的博奕先移动，此时经济空间内局中人的策略选择将如何呢？假定是一次性博奕，如果不存在嵌入性，此时，局中人都将选择背叛，引进嵌入性，合作完全有可能变为纳什均衡，只要下列条件满足：
四、结语
社会学方法从嵌入性的角度分析个人行为和组织的运作。它和经济学相比，是从社会结构的背景下来关注经济议题的和企业管理的，这个角度是否比经济学的方法更为正确呢或者说比经济学方法更为有效呢？不能一概而论。如我们可以设想，存在经济与社会两个领域，从逻辑上说，两者存在多种关系，一种就是完全分立，各不相关；一种就是完全重叠，还有一种就是部分重叠，两者的关系可以表示为一种连续谱。很显然，完全重叠时，以社会学为分析和操作的出发点没有问题，完全分立时，这个出发点就应让位于经济学，部分重叠时，这个出发点和经济学的出发点一样存在着局限性。由于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对现实的抽象，都或多或少地忽略了现实中的一些未必不重要的因素，因而与现实相比，难免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但重要的是必须记住，那些没有包括进来的东西至少可能同包括进来的东西一样重要。运用社会学方法进行管理，通过构建跨域之间的联结可以拓展管理的策略空间，但这种策略的运用并非有百利而无一害，它会增加变革的难度，使局部改革变得极其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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