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宇[1]2017年在《文化转向视域下的莫言小说英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正如欧洲叁大汉学家之首的荷兰着名汉学家施舟人所说,“中国文化意义重大,不能被中国人独享”,中国文学也是这样,应该让世界读者共同分享。纵观20世纪至21世纪初,中国现当代文学并不逊色于其他国家的同时代作品。虽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上并未占据强有力的位置。究其原因,这种现状的形成不在于文学本身,而是异质文化和语言障碍造成的。自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其作品英译者葛浩文的翻译在国内翻译界引起巨大波澜。从汉语到域外语言,莫言小说通过翻译的渠道跨越了文化的边界,翻译的过程也就变成了异质文化之间进行交流的过程。虽然葛浩文被誉为“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其翻译观也像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样,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争议。鉴于国内传统翻译界和比较文学视域下新兴的译介学在观念上存在很大差异,对于葛浩文的翻译,翻译界和比较文学界各抒己见,众说纷纭,难以形成定论,也正是这种差异造成了国内部分学者对葛氏翻译甚为极端的负面评价。但正是由于葛浩文长期以来对莫言小说不断翻译和推介才使其作品受到西方国家文学界的持续关注,使中国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走了出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文化翻译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翻译的评价标准,更新中国翻译界的翻译理念也就具有了时代意义。1972年詹姆斯·霍姆斯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叁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宣读了一篇题为“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学的名与实》)的论文。“翻译研究”这一术语由此得来。这篇文章也为翻译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本的学科框架,被认为是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奠基之作。自翻译学的学科地位得以确立以来,在全球化语境下,随着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兴起与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翻译研究的多元系统理论逐渐取代了传统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派。1990年,文化学派翻译研究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在他们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culture:asourcebook)一书中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此后,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逐渐进入中心地位。相比之下,中国翻译研究和学科建设尽管比较滞后,近些年,在西方翻译研究的影响下,也已经进入良性的发展阶段。中国译介学的建立与传统翻译理论虽然产生了观念上的冲突,但在21世纪初,通过西方的文化翻译与中国译介学的结合,中国翻译研究也已经基本实现了文化转向。译介学最初是在比较文学视域下从媒介学中分支出来,目前则主要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对文学翻译进行研究。国际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代表人物:苏珊·巴斯奈特、安德烈·勒菲弗尔、劳伦斯·韦努蒂以及中国译介学的创始人谢天振的学术着作极大地推动了国际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通过分析这些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由西向东发展的脉络得到充分显现,这对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空间,并占据重要位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国文学外译取得成功的典范,莫言小说在域外传播的过程中,从国外批评家从政治层面的批判到对文本特色的赞扬的转变,表明中国文学已经在世界文学中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莫言的代表作《红高粱家族》(1987)和《檀香刑》(2008),各具特色,分别代表了莫言早期和近年创作的最高水准,两本书出版的时间跨度长达21年,但其英译本在西方读者中均引起了很大反响。因而,通过文化翻译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作品在英译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具有强烈的时代迫切性。莫言小说英语翻译家葛浩文是中国现当代小说英译的奠基人,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从事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翻译实践与研究,成绩斐然,为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做了巨大的贡献。他从对中国现代作家萧红作品的译介为开端,开启了中国文学英译之路,在此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并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翻译观。葛浩文在翻译莫言作品时不但保持了一致的翻译风格,而且还撰写了很多评论性文章,通过整理这些文章将他的主要翻译观点予以总结,可以归结为:忠实原则、读者意识和创造性叛逆。对葛浩文翻译观的梳理可以为中国文学外译带来新的启迪。在当前中外文学交流不平衡的状态下,对葛浩文的文学翻译实践进行研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意义重大。以葛浩文对莫言小说的翻译为个案,从文化翻译的角度出发,探讨其文学翻译的特点、翻译策略与技巧和在文学系统外部的影响下其译作封面的文化因素能够充分论证小说文类在翻译中的再创造空间,进而解决中国文学到底应该如何“走出去”的问题。显然,只有译作具有符合译入语读者的语言习惯和阅读喜好的母语表达,才能够真正被译入语读者有接受。在全球化时代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世界文学的概念已经从歌德所做的定义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国文学只有进入到美国学者大卫·达姆罗什为世界文学重新定义的“自由阅读与流通”的概念中才能够真正“走出去”,才能在“世界文学空间”中真正实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中国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已经受到了“华语语系文学”所带来的巨大冲击。通过分析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现状,来厘清中国文学翻译的未来发展问题,可以帮助中国学者摆脱以语言转换为主导的传统翻译观的思想局限。建立对于中国文学外国译者的鼓励机制,通过增加翻译奖项的颁发、增进国外译者与中国作家、学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完善针对外国译者开展的项目资金和培训等方式,可以使更多热爱中国文学的外国译者积极地投入到中国文学的译介中,使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发扬光大,完成中国文化与文学的伟大复兴。
曾文雄[2]2010年在《翻译的文化参与》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翻译研究实质上就是文化互动的研究,并出现了多种研究途径,但它们普遍强调翻译的文化层面及翻译语境在其中的作用,且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本论文试图将翻译研究这两个普遍层面结合起来,基于翻译认知语境的互文顺应视角,从语言层面、文化层面、认知层面和社会层面分析翻译的文化因子及其与翻译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了和合文化思想及中西翻译的文化资本与文化融合策略,进而开展文化翻译理论的建构。论文首先阐明了选题的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对翻译的文化和文化翻译这两个概念进行了界定。继而,对本文议题的核心概念“翻译认知语境”及“互文顺应视角”进行了解释,综述翻译研究的认知语境途径所取得的成果及其存在的不足,指出应将翻译的文化层面和语境层面结合起来开展研究,并从翻译认知语境的互文顺应视角出发考察翻译的文化现象。落实在具体的理论框架上,建构了互文顺应与选择的文化翻译模式。这个模式由主体间、客体间及主客体间的互文关系层组成,突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以及翻译伦理在其中的功能。文化翻译正是交际者在这些互文关系的基础上作出顺应性翻译选择的结果。同时,论文综合语言、文化和语境等层面,辩证重构翻译认知语境视角的维度,旨在从多元的互文间性与“和合”文化观的综合视角考察翻译的文化现象,包括翻译的文化、语言、策略及素材等层面上的翻译选择。在互文顺应的文化翻译模式中,翻译言内认知语境的视角倾向于从微观层面出发,考察语篇层面上的文化因子及其与篇外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互文关系,对语篇的意义、意图及意识形态等元素进行阐释,并实施互文顺应性的建构,继而探索从词义再到句子以至语篇层面的文化现象及其互文顺应再现的一些规律；最后探究文本间的文化认知距离与翻译视角转换与选择的关系。以上研究均基于实例分析与描写。结果发现,翻译语篇的各个层面不同程度地折射出各民族的语言与文化等特征,语篇的互文顺应性构建的背后隐藏着一定的社会文化因素,并与外部社会文化语境紧密相关,这有助于把握翻译背后的文化本质及其运作的一些规律,以及翻译交际者在文化交往的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翻译言外认知语境的互文顺应视角倾向于从宏观的层面出发分析翻译的社会文化性以及翻译与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互动选择关系,并以文化语境、心理语境、社交语境和多维动态语境作为研究的视角。从文化语境出发,以梁启超和周氏兄弟的翻译为例,考察译者与文化语境之间的互文关系,探索翻译素材与文化翻译策略选择背后的动机。从心理语境出发,分析交际者尤其是译者的文化心理与文化建构的互文性,从认知和社会文化心理的层面分析翻译素材、翻译策略、文化取向与审美取向等翻译选择的动因。从社交语境出发,通过译例从交际、心理及文化等多维层面分析社交文化的翻译。同时,分析文化全球化环境下的文化认同及文化改造,提出以和合文化原则处理翻译的文化融合。结果表明,翻译不仅要注意语言层面上的文化因子,而且要注重其社会文化性；互文顺应视角促使文化翻译及民族间的文化交往走向和谐的基础与保证。研究者大力呼吁关注翻译中的多元文化、文化异质、文化资本运作以及文化间的文化融合等问题。论文以中西翻译的文化融合与文化资本的操作为出发点,首先探索从中国佛经翻译到近现代翻译活动中体现的文化翻译策略、文化资本及其操作形式,解释这些翻译操作的动机及影响,进而在这些层面开展中西比较研究，发掘具有特色的文化翻译观以及处理翻译“它者”存在的出路。接着,论文分析了中西译学的哲学理论及翻译中的“和合”思想,提出以“和合”文化观作为和合文化翻译学构建的哲学基础。论文指出,互文顺应视角是实现“和合”文化翻译及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关键途径,可以升华至和合文化翻译学框架的建构,成为文化翻译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最后,论文指出,翻译认知语境的互文顺应视角凸显了翻译的文化精神及其人文性与社会性；基于这个视角而建立的和合文化翻译学能够指导翻译这个媒介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实施文化传播与文化融合。结语部分概述了本研究的主要观点与价值、存在的不足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江治刚[3]2017年在《规范冲突、翻译实践与规范的本地社会化》文中提出本文以社会学“行为-结构”的互动关系为分析框架,从国际政治的语际性、国际规范传播的跨文化性和翻译实践的文化融合性叁个方面出发,追踪了翻译实践参与国际规范传播的过程,分析并检验了规范冲突背景下翻译实践参与国际规范传播的过程机制。首先,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提出了本文的研究问题,即在原有规范与外来国际规范在文化上存在结构性冲突的背景下,外来的新国际规范实现国内传播要经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针对研究问题,从规范传播研究的发展历程、翻译研究的范式更迭与规范传播的翻译视角这叁个方面所做的文献综述表明:一方面,第叁阶段的规范传播研究需要更加关注规范竞争、本地化机制和规范意义的变化与接收过程;另一方面,无论就翻译研究自身发展的诉求而言,还是就将翻译实践应用于国际规范传播的实证研究而言,翻译实践都是介入国际规范传播过程的一种有效机制。本研究将翻译与实践并置,旨在强调翻译活动是译者行为体与社会文化结构之间发生互动与互构关系的桥梁与中介力量,是译者行为主动性与目的性的集中体现:一方面,翻译实践是囿于特定社会文化结构下的一种有目的的跨语言、跨文化交际行为;另一方面,翻译实践中的译者行为体有主体性与目的性,具有施动能力,借助翻译实践,能够促成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动。其次,具体论证过程主要从以下各个方面展开。第一,阐明了国际政治研究与翻译研究结合的理论契机,即两个学科相继发生了“社会学转向”,都进入了社会文化的研究领域,为在社会学背景下进行文化结构与译者行为体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性。第二,论述了翻译实践参与国际规范传播的理据,即本文的叁个前提假定:国际政治的语际性、国际规范传播的跨文化性和翻译实践的文化融合性。以此为基础,提出了翻译实践参与国际规范传播的理论模型。第叁,追踪了翻译实践参与国际规范传播的过程。以时间为主线,分四个阶段追踪了主权规范以国际法译介为依托在华传播的过程。第四,分析了翻译实践参与国际规范传播的过程机制,也是对本文研究假设的检验。结论部分总结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分析了本研究的不足,并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本研究发现,在近代中西方国际秩序观在文化层面存在结构性冲突从而造成外来新规范与本土原有规范文化不匹配的情势下,为了重新界定身份以融入西方以主权平等为基础的国际体系,由翻译实践参与的主权规范在华传播是一个外来新规范实现本地社会化的过程。其中,以移植源语文化为目的的异化翻译策略促成了外来国际规范的社会化;以顺应译语文化为目的的归化翻译策略促成了外来国际规范的本地化。因此,翻译实践参与的国际规范传播是一个新规范实现本地社会化的过程,一个从规范冲突到规范融合的过程。究其原因,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社会交际行为,翻译实践是重塑行为体身份的重要手段,也是行为体改造现有文化结构的重要手段。
李梦娟[4]2018年在《文化翻译视阈下贵州苗族特色饮食文化对外传播汉译英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贵州苗族因其居住的多山地理因素,多雨潮湿的自然环境,不断迁徙,遭受战乱,长期缺盐等社会背景,饮食文化呈现出一定特征,主要表现在酸辣二味的味道偏好,日常食材的选择,食物及饮品的加工方法,菜肴的烹饪方法,饮食器具的制作及使用等方面。做好贵州苗族饮食文化外译对于促进中国文化对外多元传播,加强各国饮食文化交流,提供饮食创新机会,拉动当地经济发展等方面意义重大,是中国文化外译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翻译是翻译研究视角和翻译过程文化信息处理方式的结合。在实际的翻译中,文化翻译涉及源语文本与目标语文本的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语言层面主要关注语音、语法、词汇、语义、意义等内容,文化层面主要关注意识形态、民族历史、传统、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方面。在翻译理论研究中主要是对译者角色、翻译策略、可译性、可接受性以及传播渠道等问题的探讨。总的来说,对于文化翻译,语言是落脚点,文化是重点阐释内容,传播文化是目标,促进多元文化融合是最终目的。本文旨在呈现文化翻译内涵,以文化翻译为视角,探讨翻译原则、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结合贵州苗族饮食文化特征进行菜肴及简介英译实践,并归纳贵州苗族饮食文化英译模式。翻译原则主要包括:1.源语和译语信息客观、准确、完整;2.英译时注意语言简洁;3.英译时突出贵州苗族特色饮食文化特征;4.增加可译性限度,增大可接受性程度,缩短可接受性周期。5.对于损失的信息,缺少的文化信息进行补偿。翻译策略主要包括:1.归化异化相结合;2.借鉴语言学派相关翻译理论及翻译方法;3.采取相应的补偿机制,保证信息的准确和完整性。翻译方法主要包括:直译、直译+加注、释义、意译、音译(拼音)、增词、减词、省略、分译、合译等。在少数民族饮食文化英译时还应注意的几点是:1.中国各民族分布特点主要是具有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在译前信息收集整理时,应将少数民族饮食文化的一般性特征和聚居区及杂居区个别性特征结合,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2.对于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应注意从共时和历时两个方面把握,了解背后形成的历史原因,对饮食习惯、饮食习俗形成的原因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在英译时注意阐释成因,让目标语读者消除疑惑,增加了解。3.饮食文化也是发展中的文化,应注意体现变化的部分,信息与时俱进,让目标语读者能了解现状,让目标语文本体现时代特点,吸引读者。
徐婉洁[5]2013年在《广西民族文化英译策略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行文化“走出去”战略,而翻译作为一种文化转播的重要途径,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广西聚集了众多的少数民族,民族文化异彩纷呈丰富而灿烂。本文选取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重点招标课题《广西特色文化发展研究》的成果《广西织绣文化》一书作为翻译文本分析材料。以广西民族文化英译策略为主要的研究问题,旨在通过翻译策略和技巧对原文进行翻译实践并采用实证分析法对《广西织绣文化》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总结出具体的翻译策略,解决问题并就该研究问题提出个人的建议和看法。论文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提出问题：广西民族文化英译策略探析,并说明研究的缘起和意义。第二章是任务描述及翻译过程的操作,其中包括文本的简述、译前准备、背景知识研究、原文本的分析和研究及原文本的平行文本分析研究。第叁章是解决问题,提出一些翻译策略与案例分析,其中探讨了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并且重点分析文化空缺的现象及其词汇空缺的翻译策略,其中包括音译法、注解法、图像分析法等甚至借助一些翻译工具等策略。最后是结语部分,笔者对翻译实践做出总结及存在的问题,最后笔者还对《广西织绣文化》的编着者提了一点小小的建议。
张正瑶[6]2010年在《文化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文中研究表明翻译不仅涉及语言问题,也涉及文化问题;翻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字面意义的转换,而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文化的多样性给跨文化翻译带来诸多困难。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面临着传达源语文化、克服源语和目的语之间文化障碍等棘手问题。文化因素影响和制约了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翻译不仅要克服语言障碍,更要跨越文化鸿沟。在翻译实践中,如何对其中所涉及的文化因素进行处理,一直以来颇有争议。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差异常常要求助于翻译策略来解决,即归化(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使译文完全合乎目的语规范,要求译文完全摆脱原文形式的约束,把一切不和译文读者口味的异样表达法统统改变成地道的译语表达法)及异化(以源语文化为归宿,把读者引向原作,使读者对原作的修辞手法有较直接的认识,因此把原文形象、原语结构搬进译文,只把它的外壳转换成译语形式)策略,由于二者对源语文化的态度存在差异并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孰轻孰重的争议已持续多年。归化和异化作为两种主要的翻译策略是翻译研究和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试图从文化翻译的角度,在语言、社会、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方面上对文化翻译中的障碍进行分析,探究影响翻译策略的文化因素及其形成的原因,着重探讨国内外有代表性的翻译策略说,重点为鲁迅、奈达、韦努蒂的翻译观,通过对其的分析和比较,结合实例阐述归化异化两种策略在文化翻译中的应用,从而有利于译者在翻译中准确的把握翻译的基调,树立一个整体的翻译观,促进翻译事业更好的发展。
王惠萍[7]2014年在《后殖民视域下的戴乃迭文化身份与译介活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以皮姆的译者为中心的翻译史研究模式作为基础。皮姆认为翻译史的相关研究环节是以译者开始和结束的，从而将翻译史的研究中心转移到了译者主体身上。译者的主体性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到其文化身份的影响。本论文采用后殖民翻译理论的视角。依照罗宾逊对“后殖民”第叁阶段的定义，“后殖民”是二十世纪末我们对于政治和文化权力关系的看法，时间跨度为所有的人类历史。后殖民翻译理论对于文化身份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个层面：（1）译者的文化身份是如何影响其译介活动的；（2）译者的译介活动是如何塑造本土以及异域的文化身份的。这两个层面是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本论文的研究目标包括：（1）揭示译者文化身份对其译介活动的影响。戴乃迭的文化身份具有特殊性，既融合了东西方不同的民族文化身份，又受到其女性文化身份的影响，从而对其译介活动产生错综复杂的影响；（2）展现译者译介活动对民族文化身份的塑造作用。本研究考察戴乃迭在译介中国文学时的社会历史语境，及其译介作品的海外接受情况，以探讨戴乃迭的译介活动对构建中国民族形象的作用；（3）剖析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的权力因素，并给出相关建议。本研究借助对戴乃迭这一译者及其他相关译者的考察，以揭示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这个阶段的对外译介情况，及制约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种种权力因素，并希望给出相关的建议和看法。本论文的研究方法为定量与定性研究的结合运用。一方面，本论文采用语料库实证分析方法，对《边城》四个英译本翻译语料库进行检索，给出文本分析数据，由此展示戴乃迭独具特色的翻译风格；另一方面，本研究采用例证、综合分析和归纳总结法，结合不同译本中具体的翻译实例，从微观层面对不同译本进行比较，并分析对比不同译本形成过程中的权力因素，最后归纳出制约译者译介活动的因素和译者文化身份的特点。在研究的时间维度方面，本论文同时运用历时与共时研究方法。一方面，本论文采用历时研究，具体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形成于不同历史时期的《边城》四个英译本的比较，其二是戴乃迭译介生涯不同时期的代表译作比较；另一方面，本论文采用共时研究，对形成于同一时期的《沉重的翅膀》的戴乃迭译本与葛浩文译本进行比较。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后殖民视角考察了权力因素对译者文化身份的影响，以及译者文化身份的特点，具体为：其一，从宏观角度看，戴乃迭具备双重民族文化身份。在翻译活动中主要体现为杂合性、协商性和流动性的特点。（1）杂合性。戴乃迭的双重民族文化身份使她既能充分理解原作的精神，在翻译时尽力传递原作的风味，同时又能关注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2）协商性。戴乃迭的翻译策略受制于翻译活动所处的特定时代，处于各种权力因素的影响之下，其特定的文化身份是特定时期和语境下种种矛盾和冲突协商的产物。（3）流动性。戴乃迭的翻译策略随着其文化身份的流动而出现变化，其后期灵活变通的翻译方法是为了实现文化的顺利沟通而采取的有效策略。其二，从微观角度看，戴乃迭又具备女性文化身份。在译介新时期女性作家的作品时，戴乃迭充分关注了中国女性生活中面临的种种历史和现实问题，翻译时在尊重原文内容和精神的基础上，采取相对温和的变通手段，以提升译文的女性主体意识，强化作品的女性主义色彩。
贺莺[8]2015年在《高阶思维取向型翻译教学模式研究》文中认为结合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高水平翻译人才的迫切需要,考虑到翻译作为新兴专业急需加强课程与教学建设的需求,基于国内翻译专业教学模式综合系统性研究缺乏的现状,本论文选择翻译专业教学模式研究这一国内翻译教学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论文从对翻译观的研究出发,结合翻译的社会属性和认知属性,将翻译定义为一个兼具文本性、文化性、社会性的心理过程,以语言为载体、以知识为内涵、以体验为路径,通过译者思维与文本、文化、社会等多重外部环境的交互,实现人类知识的迁移与共享。基于这一认识,指出翻译思维能力是译者超越现有静态知识和经验,实现内部知识与外部环境交互,形成认知框架,继而对源语文本世界加以表征的必备条件,在辨识翻译问题、界定问题性质、选择翻译策略、评价翻译产品、构建认知模型等诸多过程之中发挥主体作用。研究认为,翻译思维具有反复性、交互性、不规则性、多元性、不确定性、自我调节性和意义建构性,属于典型的高阶思维。在教学设计中关注译者的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决策性思维等高阶思维能力的发展,围绕复杂翻译问题求解,结合文化、社会、文本环境与思维之间的交互作用设计翻译专业教学模式,以高阶思维培养整合过往翻译教学范式的优点,对于提高教学绩效,实现译者深度学习、个人发展、终身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构建以高阶思维能力培养为取向的翻译教学模式,契合国际高等教育的发展理念,符合翻译学科本质规律,符合翻译学习的规律,有助于实现翻译教学模式研究由离散性向集成性的转变,是端正学科人才培养的发展方向、提高翻译学科地位的有益探索。高阶思维取向型翻译教学模式研究基于归纳和演绎两种路径,采取实践-理论-实践的研究范式,围绕经验抽象-概念研究-理论建模-案例分析的进路,从教学模式本体的不同维度出发,构建翻译教学的实践模式,包括理论基础、目标指向、实现条件、操作程序、效果评价五个维度。就理念构建而言,高阶思维取向型翻译教学模式是一种与翻译学科知识紧密结合的融入式思维教学模式,以解决复杂情境下劣构的翻译问题和任务为路径,以培养译者问题解决能力、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决策性思维等高阶思维能力为目标,关注译者自我发展能力、元认知能力的培养,旨在促进学习者形成适应现实翻译情境需要的译者素养。就程序设计而言,高阶思维取向型翻译教学模式是围绕“学习者-教师-社会组织”叁元主体,体现“认知-社会”二维过程,集成探究、反思两个学习理念,兼具认知学徒制和实践共同体特征,蕴含多种教学方法的递归型教学模式。模式具有元认知策略前景化、思维过程外显化、学习过程情境化的特征,遵循反思原则、反馈富集原则和递归原则,强调高阶思维发展过程中翻译学习者的主体建构性,关注学习者与外部社会环境的交互推动作用。模式强调对于设计原则的整体性把握,遵循理性与感性(体验)、结构性与重构性、稳定性与动态性相结合的原则,鼓励在具体课程操作环境中的继承性创新。就评价设计而言,高阶思维取向型翻译教学模式的特点是：1)过程与结果统一的发展性评价；2)思维技能与思维倾向、知识理解与思维品质统一的整体性评价；3)围绕翻译问题解决的思维表现性评价。评价模式与教学流程中的多元反馈机制对接,以多元主体协商为特征,围绕思维质量、交互质量、知识质量、产品质量、发展质量开展综合评价。本研究认为,翻译问题产生的源泉是双语理解与表达过程中的歧义性、非对称性和干扰性,高阶思维在消解以上矛盾、解决翻译问题的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因而是翻译教育的关键问题。鉴于译者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超越语对差异,具有高度共性,本教学模式对于不同语对(如汉英、汉日、汉法)的翻译专业本科高年级、研究生课程教学具有普遍的适用价值。本研究具有跨学科研究的性质,综合思维科学、翻译学的相关研究成果,结合认知领域对翻译高阶思维运行机制的探索,对翻译过程中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决策性思维的核心属性和内涵进行具体界定,并据此提出翻译高阶思维的教育目标指向和主要发展路径。在系统梳理、评价现有翻译教学模式的基础之上,在后现代教育哲学、人本主义教育哲学框架内,基于认知科学以及翻译学理论的前沿成果,对高阶思维取向型翻译教学模式的目标指向、实施条件、操作程序、评价体系进行精细化建模、可视化表征。所设计的模式较为充分地汲取了学科研究成果和教育理念,结合行动研究,形成了较为坚实的理论支撑和良好的实践基础,与以往的同类研究相比,更具理论的系统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更能体现翻译学习的内在规律和基本特点,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填补国内翻译教学模式研究领域的空白。
吴丹[9]2015年在《鄂伦春英雄史诗的跨文化翻译策略探究——以摩苏昆《鹿的传说》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介绍了跨文化翻译中归化与异化策略基本概念,对译本的影响,以及两者在翻译实践中的有机结合,并对摩苏昆作品《鹿的传说》英译本进行分析,力图在保留民族文化和满足读者需要中找到融合点。在忠实于原着同时,尽可能发挥翻译的跨文化交际功能,弘扬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的文化魅力。
景治强[10]2017年在《《叁国演义》文化负载词的维吾尔语翻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新疆翻译事业和文学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汉文古籍文献或古典名着被翻译为维吾尔文。这对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促进两个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无疑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翻译现代作品尚且不是容易的事情,翻译古典文学名着就更困难了,它牵涉到理解和表达的许多非同一般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本研究选取《叁国演义》维译本作为研究对象,从描述翻译学、文化翻译学等理论视角出发,对《叁国演义》中具有深厚文化内涵和丰富社会功能的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等不同类型的文化负载词的维吾尔语翻译情况进行研究。本研究探讨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这些文化因素的操作和处理方式,观察了文化信息在翻译转换过程中是否有缺失、变异、增添等现象的出现,归纳出译本所选取的文化翻译原则、策略和具体方法,分析了汉语与维吾尔语之间文化负载词产生的原因以及影响译者翻译活动的一些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旨在促进民族间文化交流及跨文化交际的设想和建议,建立较为完善的文学翻译模式,以期能够为新疆地区的翻译教学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本研究共分为五章。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研究对象、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等内容。第二章,文化、语言与翻译。主要介绍文化、语言和翻译之间复杂的关系,强调文化因素在翻译中的突出地位,以及翻译作为重要媒介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重要性。第叁章,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第一节,物质类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第二节,社会类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第叁节,生态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第四节,语言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第五节,宗教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第四章,影响文化负载词翻译的因素。第五章,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与方法。综合分析译者在处理文化负载词时的指导思想、翻译策略及具体操作的方法。
参考文献：
[1]. 文化转向视域下的莫言小说英译研究[D]. 孙宇. 吉林大学. 2017
[2]. 翻译的文化参与[D]. 曾文雄.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3]. 规范冲突、翻译实践与规范的本地社会化[D]. 江治刚. 外交学院. 2017
[4]. 文化翻译视阈下贵州苗族特色饮食文化对外传播汉译英研究[D]. 李梦娟. 贵州民族大学. 2018
[5]. 广西民族文化英译策略探析[D]. 徐婉洁. 广西师范大学. 2013
[6]. 文化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D]. 张正瑶. 哈尔滨理工大学. 2010
[7]. 后殖民视域下的戴乃迭文化身份与译介活动研究[D]. 王惠萍.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
[8]. 高阶思维取向型翻译教学模式研究[D]. 贺莺. 陕西师范大学. 2015
[9]. 鄂伦春英雄史诗的跨文化翻译策略探究——以摩苏昆《鹿的传说》为例[J]. 吴丹.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0]. 《叁国演义》文化负载词的维吾尔语翻译研究[D]. 景治强. 新疆师范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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