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为之[1]2000年在《奥斯曼帝国后期的军事与政治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军事变革导致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典型例证。本文旨在研究奥斯曼帝国后期军事与政治关系演变的历程和它对土耳其社会发展的影响，揭示其历史演进的不同阶段军事与政治相互影响，彼此作用的发展趋势，进而审视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军事封建国家，军事在国家生活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按历史发展顺序研究了17、18世纪、塞里姆三世、马哈茂德二世、坦其马特直到凯末尔时期的军事与政治，指出土耳其现代化进程萌动发轫于军事改革，军人参政、军事改革是奥斯曼后期历史的重要内含，其影响超越军事本身，启动了土耳其社会其它领域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进程。军事改革深入发展激励政治现代化的实现，促使政治体制向现代意义发展。 奥斯曼帝国军事与政治现代化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军事又是影响政治的关键因素。军事力量的消长促使财政、行政、社会等方面的政革，促进世俗教育发展。进步军人成为实践西方化政治的先驱，成为变更旧制度，创立新体制，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建立土耳其共和国的中坚立量。再者，内外战争亦波及政坛，影响土耳其政治、社会的走向，战争使各种政治势力跌荡起伏，消解组合，促使帝国历史发展衍进。 奥斯曼帝国的军事与政治相互激荡并促进土耳其民主体制、经济形态、道德观念、社会生活的全面发展，使世俗主义、民族主义、共和主义和国家主义日渐深入人心。
甄华杰[2]2016年在《现代土耳其社会分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土耳其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实现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社会阶层的分化和重组进一步加速。受此影响,社会结构和阶层关系由传统的一元结构的权力-依附关系,转变为现代的多元结构的利益互动关系,在各阶层的互动中,身份认同得以建立。贫富差距、地区发展差距、城乡发展差距、教俗关系、民族关系是土耳其阶层矛盾和冲突的主要源头,土耳其政府针对性地建立冲突管理机制,完善阶层流动机制。随着经济发展、制度完善、社会中间阶层的壮大,公民社会团体在土耳其大量出现,这些组织是政府社会职能的有效补充,推动土耳其社会朝着中间化和自治化的方向发展。本文在总结国内外社会分层理论和相关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采取纵向的历史分析与横向的专题研究相结合的方式,综合运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对土耳其的社会分层结构沿革、阶层互动和身份建构问题进行综合论述。在时间范围上,主要以凯末尔时期为论述重点,同时出于论述逻辑完整性考虑,奥斯曼帝国时期和多党制早期也是本文的研究范围。在本文的研究论述中,试图将较为分散的前人研究成果、观点和材料加以整合,在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中,按照既定的分析模式,多层次和多角度的分析土耳其社会分层的历史、特点和影响,并最终得出自己的认识。本文论述共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首先说明了本文的选题初衷,其次,阐述国内外学界有关土耳其社会分层的研究概况,本文的研究方法和框架,主要内容和创新之处。最后,总结和分析了本文论述涉及的各种社会分层理论和相关的学术概念。第一章从历史的维度,根据土耳其历史的阶段性特征,分析了现代土耳其社会分层的渊源和流变,并对不同时期的社会分层特征和阶层构成进行静态的类型学分析。第二章从土耳其社会阶层互动的视角出发,通过专题研究的方式揭示土耳其社会分层结构的内在运行机制。在专题的选择上,选取互动效果较为明显的社会冲突问题为研究案例,分别是阶级矛盾、城乡发展问题、教俗矛盾和民族关系问题。在具体研究中,着重从阶层矛盾的形成、演变和冲突管理三个层次展开分析。第三章从结构主义视角出发,通过对土耳其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等社会意识形态进行专题研究,论述身份由交往差异中产生,最终内化为阶层认同的过程。结论部分首先对本文分析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从共性和个性的角度,分析土耳其社会分层在运行机制和发展趋势方面独特性。
王三义[3]2005年在《工业文明的挑战与中东近代经济的转型（1809-1938）》文中认为中东和东方其它地区一样,在近代遇到了来自西欧的工业文明的挑战。由于中东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历史文化因素,决定了中东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路径。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的130多年,是中东历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现代中东社会许多问题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当时作为政治实体的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已经衰弱不堪,而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力十分强劲,中东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异常激烈,以至于出现文化撞击、经济裂变和政治震荡。中东的政治精英们面对内忧外患和被动挨打的局面,锐意推行改革,旨在富国强兵,赶上欧洲。改革掀开了中东现代化的序幕,但宏大的改革目标和计划并未完全实现;西方列强的经济渗透和政治控制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增大,中东到20世纪初期仍未摆脱困境,而近代的这次撞击、裂变和震荡持续一百多年,余波延续到20世纪后期。从分析奥斯曼帝国和波斯19世纪以来的社会经济着眼,进而探讨工业文明冲击下中东社会经济的转型问题,是揭示中东现代化特殊道路的关键,是剖析中东社会落后原因的根本途径。 本文研究的重点:一是考察中东民族国家的经济改革与现代化的起点,分析其现代化进程中某些经济问题的根源。二是研究中东地区的整体经济特征与中东内部的经济差异及不平衡性;既做宏观研究,又做具体分析。三是探讨19世纪中东经济在不同层面上的变化:“西化”改革前后中东经济的变化;沦为半殖民地前后中东经济的变化,尤其1809至1938年阿拉伯行省经济状况,这是国内目前无人涉猎的研究领域。四是对近代经济转型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在近代不同国家近代化的各类模式中,研究中东近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关于中东近代经济及其转型所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本文的主要观点可阐述如下:其一,近代中东社会经济的转型从19世纪初期经济领域的改革开始,改革是走向现代化的努力,传统经济模式被打开缺口,既有内力的作用,也有外力的作用。尽管“挑战——应战”模式有其缺陷,已经受到批评,但中东现代化的启动和社会经济的转型分明是遇到工业文明挑战之后的应变。没有工业文明的冲击,中东改革和现代化的起步会更晚,社会经济的转型可能会更慢。其二,19世纪改革者追求的是综合目标——国家富裕强大,并天真地认为,只要建立西式工业就会变成工业强国;认为一旦实现了经济增长,就会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急功近利的追求,认识上的偏差,过高的期望值,是落后国家的改革者的通病:从途径来说,试图在不触及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引进“器物文明”实现强国的目的,结果可想而知。不过,改革者在具体部门推行的改革、采取的措施都有不同程度的效果或作用,仅经济领域而言,改革的作用和影响是不能低估的。其三,中东
陈利宽[4]2017年在《青年土耳其党及其执政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借鉴政党学和军事政治学方面的理论成果,对青年土耳其党及其执政实践进行了深入研究。正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首先探讨了青年奥斯曼党的宪政实践及其对青年土耳其党的影响,然后对青年土耳其党从“地下”走向奥斯曼帝国政治舞台中心再退出历史舞台的历程进行了分析。青年奥斯曼党进行了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宪政实践,其新民族观、国家观和宪政观念对青年土耳其党的建立、发展及其政治理念的形成影响明显。第二章对青年土耳其党的意识形态、不同时期该党的组织模式、政党特征和不同时期政治发展特点进行了分析。青年土耳其党是中东地区出现较早的民族主义政党,它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一党制政党制度。奥斯曼帝国落后的政治经济基础造成该党难以形成一个成熟的现代政党,帝国面临的复杂内外环境、青年土耳其党对军官的高度依赖使军人干政在这一时期的出现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第三章主要探讨青年土耳其党不同时期经济政策的思想来源、主要内容和对奥斯曼帝国经济的影响。青年土耳其党前期实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后期实行国家主义经济政策。这种转变是青年土耳其党在帝国政治权力增强的一个表现,也是奥斯曼帝国面临的国内外困境和危机激发的结果。社会主义学者的经济思想对青年土耳其党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特殊的环境也为国家主义经济政策的实行创造了契机。帝国经济重心的转移和经济的民族化深刻地影响着帝国的转型。第四章从宗教改革、世俗教育改革和发展、妇女地位等方面探讨青年土耳其党在社会领域进行的世俗化改革和其影响。奥斯曼帝国在社会和教育领域中的世俗化改革是一个逐渐推进、走向深入的过程。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改革带来的是世俗势力的增强。青年土耳其时期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世俗势力和宗教势力对比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世俗力量超过了宗教力量。青年土耳其党在社会和教育领域推行了帝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世俗化改革,为凯末尔时期的世俗化改革铺平了道路。第五章主要分析青年土耳其党执政时期由奥斯曼主义向奥斯曼穆斯林民族主义的转变,探究土耳其民族主义在青年土耳其时期的发展情况,对青年土耳其党时期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政策进行了分析。青年土耳其党的民族政策经历了由奥斯曼主义向奥斯曼穆斯林民族主义转变的过程。奥斯曼穆斯林民族主义是巴尔干战争之后到一战结束、帝国民族抵抗运动时期、民族解放运动前期的最具影响力的民族主义思潮。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这两种思潮在青年土耳其党时期主要被作为一种政治工具而使用,在国内影响力有限。土耳其民族主义在帝国内部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文化、教育方面。泛突厥主义思潮对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启发和资源。青年土耳其党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的标准是少数民族对帝国的忠诚度。奥斯曼帝国的最终失败不能完全归结于其民族政策。脆弱的民族结构、虚弱的国力和复杂的国际环境共同造成奥斯曼帝国的衰亡。第六章探讨了 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以前青年土耳其党不同派别的外交理念,从争取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支持与追求独立、安全困境与结盟战略两方面对该党上台后不同时期外交政策进行了分析。青年土耳其党将向西方国家寻求经济援助,追求国家的独立以及寻求和大国结盟保障国家安全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这些目标之间存在诸多矛盾之处是由奥斯曼帝国的弱势决定的。1917年十月革命后,奥斯曼帝国出兵高加索的原因寻求建立本国和俄国之间的缓冲区而非推广泛突厥主义政策。第七章对分析青年土耳其党对土耳其民族的历史贡献。该章对青年土耳其党在民族抵抗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分析,主要从青年土耳其党在一战结束前的准备工作、停战协定后的组织工作、公开政治活动和青年土耳其军官的工作四方面进行分析,重新认识一战结束到土耳其共和国建国初期的历史。本章还探究了青年土耳其党对凯末尔改革的影响。结论部分是对青年土耳其党的历史评价。认为青年土耳其党的失败在于它没有能够将奥斯曼帝国改造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帝国崩溃。但是其努力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它在一战后土耳其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深刻影响到后来的凯末尔改革。青年土耳其党的执政实践给后世留下的经验教训包括三点:第一,任何国家的发展都要在文明交往的过程中充分学习外来文明的先进和有益成果;第二,发展中国家要时刻警惕西方国家借助民族问题干涉其内政;第三,国家现代化的完成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和国际环境。青年土耳其党执政失败造成中东地缘政治版图的碎片化,成为当代中东地区政治发展困境的重要根源。从历史长时段来看,青年土耳其党退出历史舞台标志着中东最近一个统一时期的结束和分裂时期的开始。中东地区统一与分裂阶段的交错是其历史发展的常态,未来的中东不可能重复近百年的惨淡轨迹,必将以某种方式实现统一或联合。
王妍慧[5]2013年在《近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形成研究（1798-1918）》文中研究说明阿拉伯民族主义是带动阿拉伯世界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因素,它从形成开始就对中东乃至世界局势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力求在历史与现实、部分与整体、比较与辩证分析相结合的基础上,以阿拉伯世界为主体,以西欧政治思想的影响为视角,在“文明自觉论”的指导下分析近代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形成。全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构成。绪论主要阐述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思路及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特色。正文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阐明阿拉伯—伊斯兰传统政治思想。它包括伊斯兰教的政治参与和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政府机构两部分。阿拉伯—伊斯兰传统政治学说的核心内容是哈里发制度的演变。伊斯兰政府所享有的权力建立在人民和国家的权力属于真主等原则的基础之上。清真寺、天课和瓦克夫管理部门是伊斯兰国家重要的宗教机构。第二章论述近代西欧政治思想的发展。以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为代表的法国政治民族主义提出以三权分立、开明专制、社会契约等原则处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以赫尔德、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为代表的德国文化民族主义则强调民族语言、民族精神、民主主义对德国统一的促进作用。第三章梳理阿拉伯民族意识觉醒的进程。奥斯曼帝国统治后期,阿拉伯世界语言文学衰落、经济发展受阻、伊斯兰信仰衰退。近代西欧的军事扩张、经济殖民和文化渗透在给阿拉伯世界造成深重灾难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自由平等观念。阿拉伯世界发起的改革和文化与宗教复兴运动是阿拉伯民族意识觉醒的具体表现。第四章分析近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建构过程中的三种政治认同：第一,以阿富汗尼和阿卜杜为代表的伊斯兰现代主义,在实践中把反抗殖民主义诉诸于以伊斯兰教为纽带的穆斯林民族团结。第二,以地方或国家认同为基础的埃及民族主义,其代表人物塔赫塔维通过世俗意义上的祖国和民族的概念来激发埃及人的爱国主义思想,祖国党民族主义领导了埃及近代史上规模巨大的反抗外国侵略的奥拉比运动。第三,泛阿拉伯主义,其内涵是：阿拉伯人是一个统一整体,埃及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第五章探讨近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形成过程中的具体问题。阿拉伯民族概念经历了从“伊斯兰乌玛”到“阿拉伯语化的人群”这样一个演变的过程。阿拉伯世界复兴主义运动的本质是缩小乌玛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其现代化则是乌玛面临欧洲文明挑战的一种应对方式。在阿拉伯民族主义建构中,基督徒知识分子等精英阶层起先锋作用。阿拉伯民族主义依靠文化认同、语言认同和伊斯兰信仰认同获得了政治合法性。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近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形成的基础是阿拉伯—伊斯兰传统政治思想；第二,近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形成的外源是法国政治民族主义和德国文化民族主义；第三,近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反抗委任统治和殖民侵略的斗争中从文化民族主义向政治民族主义转变；第四,近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形成初期的目标在于阿拉伯地区的统一与强盛。
孙兴杰[6]2011年在《帝国·霸权·区域：权力边界与东方问题的演进》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东方问题,自19世纪以来一直是欧洲国际关系中难解的热点问题,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看是东方问题的延伸。一个世纪之后,东方问题的遗产依然存留于当代国际关系之中,成为诸多热点问题的历史根源。东方问题绵延数百年,关于东方问题的论述夹杂着不同的偏见与谬误,审视与理解东方问题不仅有助于理解当代国际关系,也有助于编纂相对客观全面的国际关系史。本文以帝国、霸权与区域三个核心概念总揽东方问题几百年的演进,以国家能力贯通权力边界的变迁,力求实现理论与历史的融合。第1章帝国:概念与类型帝国,不仅是长期存在于世界历史上的组织形式,也构成了前现代国际秩序的主要图景,几十个帝国的兴衰构成了人类历史几千年的协奏曲,因此,还原帝国真实的面目对于构建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显得尤为重要。帝国情结既是人们认知世界历史演进的视角,也容易成为学术研究的盲区,拨开帝国情结的迷雾,本文将帝国界定为一种具有多重权力边界属性的人类组织形态。农业帝国、游牧帝国与殖民帝国构成了帝国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的图谱,三种帝国构成了帝国的主要形态,辨识与认知三种帝国形态才能真正把握帝国的内涵与本质。以多重边界作为帝国属性的标识,寻找到历史上各种帝国特征的最大公约数,根据边界分布状态而将帝国分为时间性帝国与空间性帝国。前者生存于变动不居的时间之流中;而后者则存在于固定的空间之中,鲜有变化。第2章国家与国家能力国家能力的框架是重新认知帝国、国家、主权等概念的新视角。韦伯与马克思代表了两种大异其趣的国家理论,也是国际关系史研究中两种不同的学术路径,前者强调国家的自主性,而后者着意于国家的内部结构与功能。两种国家理论的融合能够提供一种更加综合的视角,国家能力理论试图弥合两者的认识鸿沟。国家或者帝国是不同权力网络组合而形成的组织,而国家能力则意指不同权力的组合与分布。本文提出一种理想化的国家能力结构,即一种“图钉式”的组合。不同的国家能力结构则指明了不同的国家构造,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国家能力结构迥然有别。国家能力的概念在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具有多重的优势,既揭开了主权理论的迷雾,又能够厘清国家形态的历史演变;在打通国内与国际的区隔的同时又能揭示国际关系史中大国兴衰之谜。当然,国家能力理论在应用于历史研究时,需要虑及时空的差别。国家能力的变迁往往意味着空间的划分与重塑,边界在此过程中发生剧烈的变化,因此,边界变迁是国家能力变动的核心指标。第3章从帝国到国家:多重边界到合一边界帝国是一种多重权力边界叠合的组织形态,随着国家能力的演变,帝国逐渐为主权国家所取代,主权国家最大的特征是权力边界合一,具有封闭性的边界。以罗马帝国为例,国家能力框架同样具有解释能力,罗马帝国依次经历了霸权、时间性帝国与空间性帝国三个阶段。主权国家是现代性的产物,但是国家构建的途径与历程却大异其趣。国家构建可以分为内源型与外源型两种类型。欧洲,尤其是西欧的内源型国家在一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逐渐形成的,其构建的逻辑可以概括为从分到合的经历。内源型国家的发展动力既来源于内部,如财政压力、技术创新、官僚制度的创建等,也来源于外部,军事技术的革新、战争的压力。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内源型国家实现了各种权力的整个,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领土)范围内各种权力边界的合一,从而形成了稳固的国家制度,即使受到各种危机的挑战,或者应对自如,或者在危机之后迅速重建。外源型国家是在现代性冲击下多元变迁的产物,各个地区在国际体系扩张的裹挟之下而建立了形式的主权,但是国家能力却有霄壤之别,外源型国家依照国家能力形成了色彩各异的光谱。具有较为久远国家传统的地区能够比较迅速地建立有效均衡的国家能力结构,进而有可能成为国际舞台上的强国与大国。建立在部落、血缘基础上的国家还需要经历漫长而痛苦的国家构建过程。第4章东方问题的内涵与分期东方问题内涵复杂而丰富,需要新的概念框架进行历史解读,本文以帝国、霸权、区域三个关键词解释东方问题的历史发展与演变。帝国与霸权既是国际关系的组织形态,也是国际关系演进的两种逻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两种形态与逻辑交互出现,并呈现出帝国向霸权转换的趋势。帝国既是一种组织单位,又是一种国际体系;霸权则是一种动态平衡的国际体系。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反映了国际关系演进的复杂性、多样性。战争的规模与烈度在帝国与霸权体系中具有不同的表现,依据规模与性质,本文将战争分为四种类型,即帝国生存战争、帝国维持战争、霸权轮替战争、霸权护持战争。区域作为帝国崩溃之后一种新的国际秩序的形式,而主权国家的建立则是帝国与区域的中介与纽带。学术界对东方问题的解读大抵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马克思恩格斯的解读,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撰写的时事评论留下了关于东方问题的深刻洞见。文明冲突论的观点将东方问题置于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长久的对峙背景之下,增加了东方问题的历史厚重感。地缘政治的视野则深刻地把握了大国围绕地缘战略要地展开的争夺。本文以帝国、霸权与区域对东方问题的历史进行分期,进而建立新的分析框架。第5章帝国、战争与边缘的形成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进入欧洲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启,在此后的几百年间,奥斯曼帝国、俄国与哈布斯堡帝国之间的战争与角逐塑造了巴尔干地区。巴尔干地区从奥斯曼帝国的边缘地带进而演变为三大帝国的边缘地带,各种权力的边界交叠于一体,造就了巴尔干独特的政治地理生态。三大帝国都经历了从时间性帝国向空间性帝国的转型,国家能力不断提升。三个帝国的转型存在着时间差,这种反差造成了三个帝国扩展的不同步性,战争的局势随着帝国国家能力的兴衰而变化。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帝国与俄国在巴尔干地区次第登台,三大帝国之间的战争与博弈最终使巴尔干地区成为三个帝国边缘的叠合,使之成为权力的破碎地带。第6章霸权体系下的东方问题从帝国向霸权的转变既是帝国战争的结果,也是现代国际关系拓展与延伸的表现。17世纪以来,以西欧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不断扩张,最终将欧洲囊括其中。法国大革命及其拿破仑战争改变了国家的组织原则,民族主义成为最强劲有力的意识形态,这种思潮与组织形式冲击着传统帝国的边界。随着欧洲经济的持续发展,私人产权制度及其市场经济快速扩张,市场越来越承担着剩余价值转移的功能。面对现代性的冲击,奥斯曼帝国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是帝国的边缘地带频频陷落。民族主义传入、市场经济渗透、大国势力介入,奥斯曼帝国本身朝着国际体系的方向滑落,围绕东方问题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国际体系,东方问题从东南欧三个帝国之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转化为欧洲国际体系的稳定与调试的问题,这是既是东方问题在空间上的扩展,也是在内涵方面的丰富。19世纪前半期的埃及阿里帕夏的崛起是奥斯曼帝国面临的严峻俄挑战,推动东方问题向霸权方向转化,而克里米亚战争战争则挫败了俄国在东方问题上的优势地位,并且将奥斯曼帝国带入欧洲国际社会之中。当东方问题日益欧洲化时,欧洲国际体系对于东方问题的影响不断增强,二者之间的互动强度不断提高。第7章区域崛起与东方问题的终结民族主义缘起于欧洲,流布于全世界,不仅重塑了现代国家的权力结构,也架设了帝国与区域之间的桥梁。民族主义在巴尔干半岛的传播,撬动了既有的地缘政治板块,重组了社会政治空间。奥斯曼帝国势力在巴尔干半岛退潮,巴尔干民族国家勃兴,帝国边缘开始向区域国际体系转化。泛斯拉夫主义、泛希腊主义等思潮助推巴尔干联盟的建立,两次巴尔干战争预示着东方问题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巴尔干作为一个自我说明的区域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之上,整个20世纪巴尔干地区围绕构建稳定区域秩序而不断分合重组,这也是延续几百年的东方问题未决的遗产。
焦鹏程[7]2017年在《英国在伊拉克的委任统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伊拉克原隶属于奥斯曼帝国的行省,一战爆发后英国对伊拉克进行了军事占领。一战后,英国获得了在伊拉克的委任统治权,随之激发了伊拉克的民族独立运动,这迫使英国调整对伊策略以维护英国在伊拉克的统治。英国选立汉志国王侯赛因之子费萨尔为伊拉克国王,现代伊拉克王国诞生。但是,英国仍控制着伊拉克的军事、内政与外交,这影响了伊拉克的民族国家构建,也为伊拉克后来的政局混乱埋下了隐患。本论文主要分三个部分研究英国的委任统治对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阐述论文的选题依据、对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性梳理、论文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以及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第二部分是论文的正文部分,共三章。第一章主要解读英国对伊拉克实行委任统治的历史背景,英国通过经济渗透等方式从内部瓦解奥斯曼帝国,逐渐实行对伊拉克的政治占领,将其纳入英国的殖民体系。第二章主要探析英国委任统治影响下伊拉克王国变迁。英国委任统治的举措促使了伊拉克从“奥斯曼化”向“阿拉伯化”的转变,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与现代化进程同时推进。在伊拉克王国后期,军人的政治地位日益显著,揭开了伊拉克的军人干政帷幕。第三章主要透视英国的委任统治对伊拉克的现代政治建设、民主政治理念、国家版图的影响。英国的委任统治促进了伊拉克的行政机构、司法、法律以及议会政治的建设,使伊拉克的现代国家政治体制初具规模。英国的委任统治促进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伊拉克的渗透,刺激了伊拉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英国委任统治操控了伊拉克的疆域版图的划定,这给伊拉克未来的边界纠纷埋下伏笔。第三部分为论文的结语部分,英国在伊拉克的委任统治是一战后英国调整全球殖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造成伊拉克的民族矛盾、教派冲突、军人政治、大国干预,也是现代中东地区战乱的历史根源。所以说,英国以国家利益指导下的委任统治给伊拉克的发展带来巨大的障碍,最终影响了伊拉克的民族国家构建和现代化进程。
吕海军[8]2016年在《伊朗民族主义思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族主义思潮是伊朗近现代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政治思潮。从文明交往自觉的历史观念出发,以伊朗民族主义思潮的演变历程为认知路径,可以洞察伊朗历史表象背后的本质性内容和规律性特征。伊朗民族主义思潮是伊朗文明与外部文明以及伊朗文明内部诸要素交往互动和交往自觉的产物。围绕不同的时代主题,伊朗民族主义思潮经历了民族觉醒、民族独立、民族自强和民族重塑四个发展阶段。19世纪后半期以来,面对内忧外患,伊朗的进步知识分子开始思考应对困境的方案,伊朗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西化知识分子主张向西方学习,推行社会改革,形成了现代主义改革思想。宗教知识分子主张通过复兴伊斯兰教,实现民族复兴,形成了伊斯兰复兴思想。前者的代表人物是马尔库姆汗,后者的代表人物是阿富汗尼。立宪革命结束之后,对国家独立和社会稳定的渴求成为伊朗人最重要的政治诉求,王权民族主义逐渐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潮,代表人物是礼萨汗。在礼萨汗的引领下,伊朗建立了巴列维王朝,进行了民族国家构建和现代化改革。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的军事占领,使这一过程暂时中断。二战结束,盟军撤离之后,全面推动现代化,实现民族自强成为伊朗的时代主题。在争论与竞争之中,自由民族族主义和王权民族主义思潮相继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潮,前者的代表人物是摩萨台,后者的代表人物是巴列维国王。20世纪70年代,反思外来模式的弊端,重塑民族精神,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伊朗的时代主题。伊斯兰民族主义思潮随之兴起,为伊朗提供了一条伊斯兰式的民族复兴之路,其代表人物是霍梅尼。在伊朗民族主义思潮的演变过程中存在三个基本变量：伊朗(波斯)性、伊斯兰性和现代性。三者的不同分化组合形成了三类主要的民族主义思潮：王权民族主义、伊斯兰民族主义和自由民族主义。伊朗(波斯)性以伊朗的传统历史文化为核心,构想出一个伟大的祖国和强大的民族,以图唤醒伊朗的民族意识,激励伊朗人为实现民族独立和强大而奋斗,与之对应的是王权民族主义思潮。伊斯兰性强调从伊斯兰教中寻找发展的动力,通过宗教复兴实现民族复兴,反对西方化和世俗化,主张回归伊斯兰传统,以伊斯兰的方式应对各种挑战,与之对应的是伊斯兰民族主义思潮。现代性主张引进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推行西方式的现代化改革,使国家获得新生,民族获得复兴,与之对应的是自由民族主义思潮。伊朗(波斯)性、伊斯兰性和现代性既矛盾冲突,又和谐统一。近代以来的伊朗历史表明,每当处于良性互动状态时,伊朗就会焕发出的活力；一旦三者处于恶性互动状态时,国家就会陷入困境。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斯兰性的过度张扬在很大程度上使三者趋于恶性互动状态。因此,寻找三者的交融点,使它们保持良性互动是未来伊朗民族主义者努力的方向。
赵广成[9]2010年在《从合作到冲突：国际关系的退化机制分析》文中提出国际关系是跨越国界的人类关系的总和,是行为体之间进行有意识互动的结果。它既然是在行为体的互动中形成的,就会在互动中持续不断地发生变化。行为体互动关系的变化可能有两种方向:向前的进化和向后的退化。在国际关系中,进化和退化指的是什么,又是如何发生的呢?这正是本文的研究问题。为了尽可能少受价值判断的影响,本文去掉了进化和退化的道德含义,仅仅根据在合作与冲突之间的变化趋势进行界定。具体而言,由冲突向合作的转换是进化,而由合作向冲突的转换是退化。国际关系理论对进化的研究比较充分,退化则是一个尚待开发的盲区。本文在借鉴一些间接相关成果的基础上,采取国际关系的社会本体论立场,用理性主义的方法研究一个建构主义的问题。本文认为,国际关系以“体系”的方式存在着,体系包括单元、过程和结构三个维度。过程是行为体之间的有意识互动,结构本质是互动中形成的一种规范。由于国际关系的进化和退化属于结构的变化,变化的动因必然来自单元和过程两个方面,源于行为体本身的变化引起的互动方式的改变。本文跨越结构和过程、体系和单元两个层次,提出了一个链条式的国际关系进化/退化机制分析框架。这一变化机制包括三个环节:身份吻合度→有效支持度→时间维度。具体而言,国际关系的互动方向取决于行为体的态度,行为体互动的态度取决于其新旧身份的吻合度;在行为体新旧身份不完全吻合的情况下,国际关系进化或退化取决其在行为体中的有效支持度;而要形成真正的进化或退化,需要在时间维度上经历一个长期的演化。由于身份不吻合的现象广泛存在,进化和退化的关键是有效支持度,而支持事实上是政治参与问题。政治体系中的“参与”类似于经济体系中的“就业”,参与体系并从中获益者会认同体系中的行为规范。因此,要想推动国际关系走向进化,必须将尽可能多的行为体纳入体系中,以此提高国际关系结构的有效支持度,并将这种支持度长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当结构的有效支持度不高,或者难以长期在高位运行时,国际关系将不可避免地走向退化。伊朗和土耳其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相背而行,为本文提出的国际关系退化和进化机制提供了佐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伊朗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土耳其处境极为相似,它们都是历史上强大帝国的残留部分,都有根深蒂固的君主专制传统,都深受伊斯兰教的影响,都与东西方列强长期为敌,也都处于深刻的内忧外患中。更为重要的是,两国政府都强力贯彻现代化战略,对内推进国家的世俗化和西方化,对外奉行亲西方和美国的外交政策。两国新旧身份的吻合度都非常低,成功与失败的关键是有效支持度的差异。巴列维王朝的两代君主大力推动国家的现代化,激活了长期处于沉睡状态的社会群体及其参政意识。但他们实行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把政治参与视为对政权的威胁而不是潜在支持,因而把官僚体系以外的其他群体都推向了政权的对立面。二战期间和之后,美国和伊朗形成了“朋友”关系。伊美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峰值,60年代初开始随着国王政权的衰落而退化。70年代中期以后,长期封闭的伊朗政治体系被迫打开,各政治团体顿时活跃起来,在一年多时间里就摧垮了巴列维政权,也导致伊美关系由“朋友”向“敌人”急剧退化。与伊朗的礼萨·汗改革一样,凯末尔主义也遭到了国内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但他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改革的后盾,又通过民主化和政治参与为改革凝聚支持,使改革在不断取得成果的基础上顺利前进,也使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凯末尔去世时留下了“政治遗嘱”,土耳其军队一向扮演着凯末尔主义最终捍卫者的角色,这种“文官治国、军队监国”体制使土西关系获得了强大的有效支持力量。历届土耳其政府大都按既定方针办,否则就要冒被军事政变推翻的危险。
李茜[10]2016年在《约旦现代化进程研究》文中提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约旦仍属半游牧国家,经济基础薄弱,形式单一,以发展农牧业为主。约旦社会以部落为基本组织形式,部落长老是实际统治者。该地区缺乏专门的政治制度,依靠部落习惯法实行统治,每个村镇的法律各不相同,法律、军事制度、军事法、部落习惯法、专制和伊斯兰教协商制度(舒拉)共存。1861年坦齐马特改革后,奥斯曼帝国开始变革图强,走上发展现代化之路。约旦作为奥斯曼帝国版图的一部分,也卷入现代化浪潮中。20世纪初,该地区出现现代化萌芽。1921年英国对外约旦实行委任统治后,阿卜杜拉组建了具有“顾问委员会”性质的第一届政府,标志着约旦现代化开启。此后,外约旦临时政府又组建了临时内阁、政府安全部队,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在阿卜杜拉国王的带领下于1946年获得独立。根据罗荣渠的理论,约旦按意识形态划分属于混合型现代化,既不同于资本主义模式,也不同于社会主义模式,是在本国历史文化基础上对上述两种发展形式的综合。混合型模式是尚在发展中的不成熟的现代化模式,其特点是几种生产方式结合,奉行自由经济制度,由政府实施计划和调节。根据布莱克的理论,约旦属于第六范型,该范型的国家经历过殖民主义。殖民经历对现代化既有促进作用,又有阻碍作用,其发展模式倾向于从更现代的社会照搬现代观念和体制。同样,这类国家在最初阶段往往依靠殖民国家为其提供政治内聚力,即使独立后其政治结构、领土划定和其他方面仍残存殖民国家的政治权威。如按现代化起源划分,约旦属于外源型现代化国家,又称外诱性现代化或外诱变迁,其内部创新居于次要地位。外约旦属于低度发展国家,现代化发展水平较低,传统结构受殖民主义破坏呈畸形化。在殖民主义的影响下,外约旦社会受到外部冲击而引起内部思想和政治变革,进而推动经济变革,形成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二元结构。但外源型现代化并非完全受制于外部条件,其发展战略可分为自主的即非联系型发展战略,非自主的即外向型联系发展战略,或两种战略交替使用。约旦充分利用外部条件,结合自身特点,走的是非联系型发展战略与外向型联系发展战略相结合的道路。这种非联系型发展战略与外向型联系发展战略相结合的外源型现代化,在政治现代化方面体现得更加彻底。
参考文献：
[1]. 奥斯曼帝国后期的军事与政治关系研究[D]. 樊为之. 西北大学. 2000
[2]. 现代土耳其社会分层研究[D]. 甄华杰. 西北大学. 2016
[3]. 工业文明的挑战与中东近代经济的转型（1809-1938）[D]. 王三义. 西北大学. 2005
[4]. 青年土耳其党及其执政实践研究[D]. 陈利宽. 西北大学. 2017
[5]. 近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形成研究（1798-1918）[D]. 王妍慧. 西北大学. 2013
[6]. 帝国·霸权·区域：权力边界与东方问题的演进[D]. 孙兴杰. 吉林大学. 2011
[7]. 英国在伊拉克的委任统治研究[D]. 焦鹏程. 辽宁大学. 2017
[8]. 伊朗民族主义思潮研究[D]. 吕海军. 西北大学. 2016
[9]. 从合作到冲突：国际关系的退化机制分析[D]. 赵广成. 外交学院. 2010
[10]. 约旦现代化进程研究[D]. 李茜. 西北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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