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方式——关于中国的模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模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方法
仔细考察增长经济学现有的主要模型，不难发现它们并不适合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哈罗德—多马模型以短期为背景，考察保持宏观经济充分就业的经济增长条件；索洛模型以长期为背景，考察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率。显然，从这些角度考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是不适合的。发展中国家远未达到充分就业，发展中国家也远未达到长期的均衡增长率。对于我们所关心的问题而言，哈罗德——多马模型的短期太短，而索洛模型的长期太长。上述两个模型对成熟经济经济增长的考察同样是不充分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带有浓厚的规范气息；而索洛模型的长期似乎永远不会到来。
使得增长经济学不能充分说明现实的主要原因在于：无论是成熟经济还是发展中经济在经济增长的同时都经历着经济发展，亦即经济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结构性的变化。起初微不足道的结构变化将在经济增长的进程中积累，最终将影响乃至改变经济增长的进程。一国每个特定阶段的经济增长总是有其动力源泉，即主导部门。主导部门的增长通过连锁效应和乘数效应波及到其他部门，在这个过程中主导部门的技术特性和一国的分配模式起着关键的作用，这些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一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在经济增长的进程中，一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为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在决定与其相应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经济增长也在缓慢地改变着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经过一定时期的积累，现存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将被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所代替。在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下经济增长的方式与路径和原结构下的显著不同。所以，增长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在于找到并归纳出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及其演进的一般路径。对经济增长的描述及其趋势的预测只有在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不变的情形下才是可靠的，因此随着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变化，我们描述及预测经济增长的模型也必须作出相应的变化。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有发达国家的历史作为参照系，预测其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变迁的一般路径是可能的。但是，每个国家特定时期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受历史背景、该国制度及资源禀赋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尽管这种方法具有普遍性，然而与不同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所对应的各个模型本身仍是就事论事的。
为了在方法论上贯彻上述思想，我们必须找到合适的工具。这需要我们在同一个模型中引入增长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所惯用的方法。为了比较数学化地考察问题，我们必须引入总合生产函数；为了考虑结构性因素，我们又不能直接借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总合生产函数。解决上述两难问题的办法是按照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将新古典的总合生产函数分解；在部门内，应用总合生产函数，每个部门总合生产函数的形式以及移动取决于该部门的性质；在部门之间，应用结构性的关系式。这样，我们便能考察经济如何通过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而增长，并能预测经济增长的趋势。下面，我们应用上述方法分析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先确定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然后预测在此动力结构下的经济增长趋势。
二、模型
1.假设
在作出假设之前，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现实和新古典增长经济学的假设之间的一些主要不符是有益的。在中国的增长现实中，劳动力的增长是内生于经济增长模型的，并且技术进步通常内含于资本积累。这两个条件使得新古典增长经济学中反复出现的y—k图并不适合于描述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劳动力剩余的情况下，劳动力并不构成资本积累的约束。这样，即使是并不内含技术进步的资本积累也不会导致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这种情况表现在传统的y—k图中便为经济将固定于y—k线上的一个点。在资本积累内含技术进步的情况下，y和k将同时变大（新资本往往具有更高的资本—劳动比）。这样，在内含技术进步的情况下，我们仍能得出类似于传统的y—k图的y—k线，只不过两条曲线具有不同的经济含义：在新的y—k线中包含着技术进步，而传统的y—k线并不包含技术进步，技术进步通过该线的上移得到体现。新的y—k线上的每一点都对应着一个资本的技术水平分布，而传统的y—k线上的每一点只对应着一个资本—劳动比。
假设1：中国经济分为三个部门：农业部门，国有企业部门（SOE）以及非国有企业部门（NON—SOE）。它们生产不同的产品，采用不同的技术，因此需用不同的总合生产函数进行描述。
假设2：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其基本特征符合费—兰尼斯模型[①a]。
假设3：非国有企业部门只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该部门所需劳动力由吸收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而得；该部门的资本劳动比始终不变；该部门没有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完全由非熟练劳动力的学习效应引致，该效应呈递减趋势，并最终将枯竭。
假设4：国有企业部门在新投资中内含着技术进步；该部门的劳动力需要一定的技能，他们只能由学校教育和专门的训练提供；新投资为固定要素比例型，而且边际资本劳动比不断上升；由于国有企业部门产权不明晰，新投资中所内含的技术进步往往不能被充分利用。结果，随着k值的增大，新技术复杂程度的提高，国有企业部门的y—k线必然下凹，这样，新投资内含的技术进步将完全被国有企业内部管理无效率的增长所抵消，从而导致增长的停止。
2.模型
图1描述了非国有企业部门的增长，其中纵轴表示人均产量和工资。图的左半部分为费—兰尼斯模型，右半部分为该部门的人均总合生产函数，横轴为资本—劳动比。y[，1]曲线为初始的人均产量线，L[，1]′my[，1t]为干中学效应枯竭后人均产量的收敛线。随着时间的推移，y[，1]线渐渐上移到L[，1]′my[，1t]线。k[，1][*]为不变的资本劳动比。在农业部门存在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工人的工资为w[，1+b]，资本所得为（y[，1t]－w[，1]－b）L[，1t]（其中L[，1t]表示t时期该部门的就业量）。
图1
如图1所示：资本的收益率大于其边际贡献（过y[，1]点的切线斜率小于y[，1]w[，1]斜率）。在下一期，该部门的投资额将为z（y[，1t]－w[，1]－b）L[，1t]，它将多雇佣（y[，1t]－w[，1]－b）L[，1t]z／k[，1][*]的劳动力。该部门增长的动力结构如下：资本利润的一部分用于投资，新投资以不变的比例雇佣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资本总额和就业劳动力以同比例增加，直到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全部吸收完为止，或者需求约束中止了这种模型的增长。在该模式中，资本的增长率K[，1gt]为（y[，1t]－w[，1]－b）z／k[，1][*]（下标g代表增长率）。
图2
图2描述了国有企业部门的增长。随着资本的积累，k[，2]值越来越大，资本的收益率日益小于银行利息，造成亏损。假设该部门的人均总合生产函数为y[，2t]＝f（k[，2t]，1），并且每年的亏损均由年底所取得的银行贷款弥补。这样，在第t年，所需抵补的亏损为K[，2t]f[，]（k[，2t]，1）－iI[，2t]。该部门在第t年末可取得的银行贷款为非国有企业部门积累额的一部分以及劳动力收入的储蓄部分，即为：
由于国有企业部门的投资主要来源于非国有企业部门的积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国有企业部门的投资为派生投资），因此，在起初时L[，1gt]＞K[，2gt]，从而K[，2gt]呈增长态势；随后，当L[，1gt]不断增长并最终收敛于某一位置时，K[，2gt]最终将赶上L[，1gt]，此时K[，2gt]将停止增长，并保持在一个均衡位置上。然而，随着L[，1gt]和K[，2gt]之间的差额的缩小，（3）式中第一项的正作用渐渐与后三项的负作用持平，经济达到均衡状态，第四项的作用变为零。但第二、三项继续减小，这将导致K[，2gt]转而下降。由K[，2gt]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我们可以推出其产出增长率Y[，2gt]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即Y[，2gt]也呈先增后减的趋势。
现在将三部门的产出加总，得到总的经济增长率
Y[，gt]＝[d（Y[，0t]+Y[，1t]+Y[，2t]）／dt]／（Y[，0t]+Y[，1t]+Y[，2t]）
＝[dY[，1t]／dt+dY[，2t]／dt]／（Y[，0t]+Y[，1t]+Y[，2t]） （6）
（其中Y[，0t]为农业部门总产出，并假设它不变）。在（6）式中，第一项不断增长但有个极限；第二项先增后减。所以，Y[，gt]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可由图3表示。
图3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两部门（假设农业部门总产出不变，从而只考虑国有工业部门和非国有工业部门）的增长动力结构及相互间分配关系不变的情况下，中国的高经济增长率不可能持续。
3.外生变量
现在我们来研究两个外生变量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率变化的影响。Z值的增加将导致Y[，1gt]的增长。此时国有企业部门的所得投资份额将下降，但由于国有企业部门的投资效率小于非国有企业部门，Y[，gt]将增大。另一方面，随着Y[，1gt]的增大，L[，1gt]也将增大，这将抵消一部分由（1－z）变小而导致的K[，2gt]递减的趋势。但国有企业部门的投资率仍将下降。所以，由Z值的上升所引起的经济增长路径的变动可由图4表示。
图4
随着Z值从Z[，1]增大到Z[，2]，经济增长路径将从P[，z1]上移到P[，z2]，极限线将上移，拐点t[，n]将推迟到来，但经济增长路径最终仍将收敛在一起。同理，由Z值的变小而引起的经济增长路径的变动正好和Z值上升的情况相反。
S值的突然变大将导致国有企业部门增长的加速，而非国有企业部门并没有受影响，所以在短期内Y[，gt]将增大。但随着国有企业部门增长的加速，该部门边际收益递减的作用也将增大，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拐点t[，n]将提前到来。所以，由S值的突然变大而引起的经济增长路径的变动可由图5表示。
图5
随着S值从S[，1]增大到S[，2]，经济增长路径将由P[，s1]移到P[，s2]，短期内经济增长率将上升，但经济增长率的下降速度将加快。同理，由S值的突然变小而引起的经济增长路径的变动正好和S值突然变大的情况相反。所以，在前述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下，储蓄率的上升非但不能导致经济增长率的永久性增加，而且它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累积性效果也不一定为正。相反，它只会加速经济增长率下降这种趋势的到来。
三、模型的扩展和修正
第二部分的模型是以现存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不变为前提的，但经济自行调整的能力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甚至突破现存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同时为了说明长期的趋势，第二部分模型的假设是抽象的。这两个因素不可避免地导致模型的结构不怎么符合短期内的增长记录以及事实上的经济增长长期路径。在以下的部分中，我们将引进比第二部分的模型更接近于现实的假设。
1.经济的自行调整
上文中所提到的Z值的大小不可避免地受到存量增长的影响，而存量的增长又与投资的可分性相关。一般而言，中等技术产品部门的投资不可分性较大，而劳动密集型部门的投资不可分性较小。再加上中等技术产品部门的投资内含有技术进步这个因素，一个非国有企业若能有足够的资金克服投资不可分性以生产中等技术产品，那么该企业投资的收益率将很高。所以，若有可能，非国有企业将努力从事中等技术产品的生产。起初，非国有企业部门的平均规模较小，在内源融资的约束下，它们不能克服中等技术产品部门的投资不可分性，而且对它们而言克服劳动密集型部门的投资不可分性也较为困难。因此，为了投资于劳动密集型部门，它们必须进行较长时间的货币积累，这表现为Z值在起初时较小。随着非国有企业部门的增长，其企业的平均规模亦不断增长，它们将能越来越容易地克服劳动密集型部门的投资不可分性，表现为投资于该部门所必须进行的货币积累的时间缩短。但此时，它们的平均规模还不足以克服中等技术产品部门的投资不可分性，绝大部分企业仍投资于劳动密集型部门，这样的结果便是Z值的变大。随着非国有企业部门的进一步增长，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有望能克服中等技术产品部门的投资不可分性。这样，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倾向投资于中等技术产品部门。但为此它们必须进行较长时间的货币积累，这表现为Z值转而降低。然而随着非国有企业部门的进一步增长，它们将能越来越容易地克服中等技术产品部门的投资不可分性，Z值又会转而变大。[①b]
另外，为吸收剩余劳动力所必须付出的努力将随着该时间的推移而变大。中国的剩余劳动力并不是同质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显著的差异，如有些分布在交通发达的东部，而另一些则分布在交通不怎么方便的西部。这使得吸收剩余劳动力的成本形成了一个梯度。在经济增长的初期阶段，总是吸收成本低的剩余劳动力先被吸收，随着剩余劳动力存量的减少，吸收剩余劳动力所必须付出的成本将逐渐或不连续地增长（这取决于一国经济的结构性特征）。这意味着劳动密集型部门的投资收益率将随着剩余劳动力存量的减少而逐渐或不连续地降低。这一变化一方面将影响Z值的大小，因为它会改变该部门和中等技术产品部门投资收益率的相对值，驱使非国有企业转向投资于中等技术产品部门；另一方面它将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路径。
最后，非国有企业部门受内源融资约束的程度将随着部门的增长而减轻。只要非国有企业部门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制度将会演进，以便为其提供资金；非国有企业相互间信用及黑市金融市场将会发展；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会干预。三者的结合将使非国有企业部门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内源融资约束。这表现为Z值的增大，以及它们将能从居民个人储蓄中取得一部分资金以进行投资。
根据上述更为现实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缺乏国有企业改革及金融改革的情况下，制度的演进将会为非国有企业进入中等技术产品部门创造条件，从而使得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长期内可持续，至少其下降趋势将变得平稳。另外，由于Z值随着非国有企业平均规模的增大而自然波动，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路径将变得比较曲折，时常会出现一些并非经济周期性的波动。剩余劳动力的非同质性已向那种对劳动密集型部门平稳增长的乐观预测敲响了警钟。我们认为特别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是：或许远在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以前，该部门将丧失国际竞争力从而提前失去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或许该部门的增长将呈周期性的波动，而周期的形式和长短主要取决于一些结构性障碍以及对这些障碍的克服。
2.过度需求下的增长
前述的模型始终没有考虑需求的作用。事实上中国经济在增长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社会主义国家需求过度的通病，这导致实际的产出增长率有可能被夸大（相对于潜在产出而言）。
在软预算约束下，国有企业对投资有过度需求。国家为了保护国有企业的地位，经济以财政赤字或发放货币的形式为其提供资金。这导致国有企业部门的实际投资率高于前面模型中所描述的，其后果必然是经济的通货膨胀，但它又不能改变经济增长率在长期内的变化路径。在短期内经济增长率将提高，但在长期内经济增长率转而往下的拐点则可能提前到来。
为了考察由于过度需求而引起的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被夸大到何种程度，我们需要引进带有时间因素的模型。在这里我们基本上采用索洛提出的一个模型[①c]。在模型中，资本被假设为是异质的，并且新资本总是比旧的资本存量具有更高的生产率。这样，在每个时点上已有的资本存量中，资本形成了年龄从小到大的一个分布。由于年龄越大的资本生产效率越低，相应地便存在生产效率从小到大的一个分布。资本的经济生命期是一个变量，它受储蓄率和劳动力增长率的影响。一方面，新增资本的存在将降低对大龄资本所生产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新增资本将优先雇佣合适劳动力，从而新增资本将把一部分大龄资本驱逐出有经济生命的资本存量。这样，储蓄率越高，新增资本的增长率便越高，大龄资本便被驱逐越快，资本的经济生命期便越短。而合适劳动力增长率的变大将减小大龄资本被驱逐的压力，因此它们仍能以较便宜的价格雇佣到合适的劳动力，所以资本的经济生命期将变长。
中国特有的经济条件使得市场经济条件下新旧资本替代的机制变形。首先新增资本的效率不如纯市场经济中高。造成这种情况的第一个原因在于采用内含技术进步资本的往往是产权不明晰的国有企业；第二个原因在于这些新增资本往往缺乏合适劳动力的供给。这使得它们所吸收的需求不如在纯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从而留给大龄资本的需求也比纯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大龄资本被驱逐的速度便减慢。其次，中国过剩的劳动力为大龄资本的运作创造了条件。一方面新增资本很难得到相适应的较高层次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大龄资本很容易雇佣到和其相适应的普通劳动力。这些因素一方面造成了新增资本的生产效率和大龄资本的生产效率之差较纯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小，另一方面延长了资本的经济生命期。根据上述的讨论，中国实际的资本经济生命期和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经济生命期的比较可由图6表示。
图6a中的K[，a]线表示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年龄及其生产效率之间的对应关系；图6b中的K[，b]线表示中国实际的资本年龄及其生产效率之间的对应关系。E[，a]＞E[，b]；K[，a]线比K[，b]线陡峭。K线和两个轴所围成的面积便代表总的产出量。假设两种情况下的资本年龄分布相同，即高效资本总是优先投入生产；并假设总产出由总需求决定。这样，在两者的总需求均为固定值的情况下，我们可导出两种情况下资本的经济生命期。在图6a中资本经济生命期为t[，a]，在图6b中资本经济生命期为t[，b]，两个阴影部分面积相等。但由于E[，a]＞E[，b]，K[，a]线的斜率大于K[，b]线的斜率，所以t[，a]＜t[，b]。另由于中国有过度需求，t[，b]被进一步延长到t[，c]。结果，由于t[，c]＞t[，a]，中国现阶段的平均生产效率将不如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平均生产效率高（其它条件相同）。另一方面，由于同样原因而引起的GNP的高速增长则并没有内含多少TFP的提高，这种增长基本上是由投入的增长来维持的，因而这种增长在机制上是被扭曲的，经济增长率则无疑被这种扭曲的增长机制夸大了。在经济向纯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资本经济生命期的缩短以及过度需求的消除将会导致经济的负增长。
四、结论
现在国内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讨论方兴未衰。流行的观点是依据经济增长中TFP增长贡献的比例（以下简称TFP比例）将经济增长方式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并认为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本文认为最终决定一国经济增长能否持续的乃是一国的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TFP比例只是一个结果，我们并不能从现阶段的TFP比例预测以后时期的TFP比例，从而也就无法根据它预测一国经济增长能否持续。同时，我们也无法以TFP比例的绝对值为标准将经济增长方式区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因为TFP比例明显地受一国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当一国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时，TFP比例较小；当一国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为技术密集型产业时，TFP比例较大。事实上，随着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TFP比例将沿着一条自然路径变化。起始时，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为劳动密集型产业，TFP比例较低；随着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TFP比例将升高；最后，当一国逐渐成为发达国家，技术进步的成本升高、速度放慢，TFP比例将呈下降趋势。
因此，使中国经济增长变得可持续的关键在于改变现存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而不是人为地去提高TFP比例。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进行一些政策上的变革。有两种政策是可行的，一是进行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这样中等技术产品部门投资的内含技术进步便能顺利地转化成生产率的提高；二是取消非国有企业的内源融资约束，使得它们能顺利地进入中等技术产品部门。
注释：
①a该模型详见Perkins et.al,Economics of Development,Third Edition,W.W.Norton&Company,P53-56.
①b关于投资不可分性和货币积累的关系详见：[美]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1－17页。
①c关于该模型详见：[美]索洛，《经济增长论文集》，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版，第4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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