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经济合作与我国的参与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合作论文,亚太论文,战略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 要 进入80年代亚太经济合作的态势日益加强，这对本地区乃至世界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阐述了亚太经济合作的进程及动因，分析了这一合作的现实基础。并就我国的参与战略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亚太地区 亚太经济合作及其组织 中国对外经贸关系 参与战略
一、亚太经济合作的进程及动因
亚太地区是一个地缘政治和经济概念，主要是指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包括亚洲东部的日本、朝鲜、韩国、独联体的一部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东盟6国和太平洋东岸的美国、加拿大。
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60年代中期。1965年，日本一桥大学的教授小岛清最先提出建立“太平洋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当时正值日本进入战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个建议的目的是为日本经济保持高速发展创造条件，确立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核心地位。此后，相继出现了不少类似的建议方案。但因为处在“冷战”时期，国际环境复杂，这些建议并未受到重视。
60年代末期，产生了两个民间性机构。1967年，由太平洋地区工商人士组建了“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PBEC）。1968年，以学术界人士为主建立了“太平洋贸易与发展会议”（PAFTAI）。这两个机构的诞生，为多方合作提供了论坛。整个70年代，受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各国对经济合作反应冷淡。
1980年，“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ECC）正式成立。这次会议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是亚太地区各国探索区域合作的半官方论坛。其宗旨是在伙伴关系、公平、尊重的基础上，加强经济合作，充分发挥太平洋地区的潜力。在80年代，这一组织就许多实质性问题进行了多次广泛协商和讨论。1986年，中国正式加入该组织。到80年代末，其成员国已经发展到19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了环太平洋的除中美洲地区之外的几乎所有国家。
1989年12月，首届“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在堪培拉召开。美、日、加、澳、新、韩和东盟6国的外交、 经济或贸易部长举行了首届“亚太经济合作部长会议”，讨论了亚太地区未来经济发展、经济合作与反对贸易保护等问题。由上述12国组建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作为政府之间协商合作的专门机构。这标志着亚太经济合作进入了官方阶段。
亚太经济合作在80年代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快的发展，主要原因是：
第一，亚太地区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为加强经济合作提供了内在动力。
进入80年代，亚太地区进入了普遍持续高速发展时期。以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为首的“亚洲四小龙”率先步入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东盟主要国家紧随其后取得了长足进展，到80年末增长速度已赶上并超来了“四小”。其中马来西亚和泰国已开始向亚洲第五、第六个新兴工业化国家迈进。日本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连续10年以平均高于美国和西欧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令其盟友大惊失色。中国更以年平均9 %的速度，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一改贫穷落后的面貌，象腾飞的“巨龙”大踏步向前迈进。亚太地区的高速增长与世界经济的缓慢发展形成鲜明对照，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亚太世纪”即将来临。
这一变化使这一地区出现了新的经济问题。一方面，基于类似或接近的发展环境，共同的经济利益，形成了许多共同的发展课题。诸如利用外资，消化西方文明成果，解决发展与环境问题，改造产业结构等方面，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交流经验、协商讨论，以至采取共同行动。这为加强合作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旧有的南北矛盾由于经济条件的改善得以缓解，但是经济格局发生了变化，引发了新的冲突和摩擦。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经贸关系变化最大。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得以改善，在与亚太国家的外贸中，美国的赤字大幅度上升，对日赤字尤为突出。于是，美国取消了对“四小”的普惠制，采取报复性关税政策限制日本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在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上设置障，以此来改善美国的不利处境。为了缓解矛盾，美国曾试图与亚太其它国家签订放宽进口限制、减少贸易壁垒的双边协定。但大多数国家拒绝接受这种受制于人的协定，更倾向于建立一个以多边发展为核心的协调机制。可见，加强经济合作已成为解决新的冲突与摩擦问题的最佳途径。两方面的情况表明，进行区域经济合作是亚太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要求。
第二，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发展趋势构成了推动亚太经济合作的外在动力。
战后国际分工体系发生了根本变化，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速度加快，国际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见于此，地缘相邻的一些国家源于共同的经济发展特点，相似的经济问题，或在国际事务中持有相同的观点或立场，通过协议的形式，确立相互的经济合作关系，形成了区域经济集团。这种组织，使其内部的资本、资源、人才和技术的流动扩大，给成员国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集团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主体，内部实行互惠，降低或取消关税，对外协调立场，采取一致行动。既保护了成员国的利益，也增强了国际竞争能力和地位。正是这种优越性，促进了区域经济集团的不断产生，并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新趋势。其中欧共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是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集团组织。欧共体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额的20.4%，贸易额占到36.4%。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9%，贸易额比欧共体高出25%。其地位和作用就显而易见，各成员国从中受益匪浅。
与世界经济发展的这一趋势相比，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的亚太地区，则处于各自为阵的分散状态，各国的优势难以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发挥，制约了地区经济的发展。虽然有东盟、太平洋岛国集团等一些组织，但地域狭窄，力量弱小，不能适应发展需要。在这种形势下，亚太各国共同意识到了区域合作的重要性。尤其是作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的日本，虽然一直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员，但现在却被冷落，受到北美和西欧两个伙伴的夹击，经济处境极为不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由于英美分别组建了新的联盟，传统的合作关系受到冲击，需要寻求新的伙伴。亚太发展中国家长期处在殖民体系控制之下，现在仍然受到各种贸易歧视，面临着严峻的形势。这种巨大的压力感和危机感，成为一种外在的推动力，增强了亚太地区走向合作的愿望。
上述内因和外因，不仅推动亚太地区在80年代走上了经济合作的道路，而且也正是这两种因素的继续存在和发挥作用，促使亚太经济合作在90年代态势进一步加强。
1991年11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三次会议在汉城举行。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三方在达成谅解和一致意见后，共同加入该组织，使其真正代表了亚太经济发展的方向。1992年的曼谷会议，成立了以李光耀为首的“名人小组”。这对协调各方关系，推动合作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1993年11月的西雅图会议是一个新的起点。这次会议实现了各国首脑间的首次非正式会晤，通过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经济展望声明》。《声明》实质上是一个关于贸易和投资的框架宣言，提出了建立贸易自由化，加强经济合作的构想。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代表中国政府出席会议。1994年11月，第6 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在印尼的茂物举行。会议通过的《茂物宣言》，根据西雅图会议的精神，提出亚太工业化国家到2010年首先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发展中国家最迟到2020年实现这一目标。这一具体步骤和目标的出台，标志亚太经济合作迈上了新台阶。今年11月的东京会议，将就更加广泛的问题展开讨论，相信各国会在更多的问题上达成共识，使这一合作具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亚太经济合作的现实基础
亚太经济合作的进程，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从根本上说，合作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达到预期的目的，取决于建立这一合作机制所具备的现实基础。主要包括思想基础、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以及国际环境。
第一，从思想基础上看，加强合作的愿望是共同一致的，但动机各不相同，存在分歧。
日本是亚洲的经济大国，在亚太有着传统的利益，对经济合作雄心勃勃。先后提出建立“环太平洋联合体”、“东北亚经济圈”和“东亚经济圈”三种构想。其中尤以“东亚经济圈”影响最大。按照这一设想，以日本、东盟和亚洲“四小”为骨干，通过这10个国家在贸易、投资和货币上推行“三位一体”的合作，建立一个经济集团，与欧共体和北美相抗衡。在这一经济圈中，沿着“雁行发展模式”建立分工体系，即日本充当领头雁，“四小”居中，东盟居后，形成“多层次追踪模式”。这一方案提出不久即付诸行动，日本宣布对外开放市场，实行“资金回流”计划，提供20亿美元作为东盟——日本开发基金。这些举措具有较大吸引力，得到了积极响应。日本试图以此为基本框架安排更大范围的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模式，其目的是确保日本的核心地位和领导权。
美国虽然在地缘和文化方面不占优势，但在亚太经济中有着重大的利益。从80年代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了亚太，其太平洋贸易已超过了大西洋贸易。对日本企图霸占亚太市场的构想，美国是不能容忍的。从80年代未开始，重新调整对亚太地区的经济政策，支持和参与亚太经济合作事宜，重视发展其经济强国的作用。在许多方面都采取了较为灵活的原则和策略，无论是日本提出的建立亚太经济共同体设想，还是签订较为松散的经济合作协定的主张，美国都表示支持。美国还利用其影响，竭力推动亚太经济合作加速发展。首届部长级会议和首次领导人非正式会晤都是美国在幕后努力活动的结果。
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都出于大体相同的原因，将对外关系的重点向亚太地区转移，加强与这一地区的经济贸易交流，积极倡导和参与合作。
“四小”和东盟鉴于历史的原因，在支持合作的同时，对美日怀有戒心，较为谨慎。为避免受制于人，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形成过程中就注重维护自身的利益。例如：在组织的构成上，在东盟的坚持下，最后形成“6+6”的格局，即东盟6国与美、日、加、韩、澳、新6国平分秋色。在每年举行的该组织会议地点问题上，也是东盟与其它6 国分为两方，轮流举办。在合作机制上，明确反对集团化，主张松散的协作。
中国政府对参与合作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赞成建立非政治、非军事化的地区合作组织；二，合作机制应该是开放性的，不以任何一个区内外的国家或集团为对立物；三，逐步推进，讲求实效，不赞成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仓促建立有形合作组织。这一立场贯彻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其出发点是维护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
以上表明，亚太地区绝大多数国家（地区）对加强相互间的经济合作抱有很大期望，从而形成了共同的思想基础。但必须承认，这一基础还较薄弱，由于各国在合作的具体问题上存在分歧，很容易引起长时间的争执不休，实质性问题得不到迅速和彻底的解决，进而制约合作的发展。
第二，从物质基础上看，亚太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依赖性，但也存在着大量的贸易摩擦。
亚太地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各国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大，各具优势和不足，在经济发展中互补性和依赖性都很强。日本拥有雄厚的资金和技术，但劳动力昂贵，自然资源匮乏。“四小”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技术、资本具有相对优势，但内部市场容量有限，缺乏劳动力。东盟、中国和印支各国，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丰富，但资本，技术和投备落后。这种可以相互取长补短的格局，既适合建立原料——半成品——成品的垂直型国际分工体系，也适合在同一层次的国家或不同层次国家的同一领域形成水平型的国际分工。两种分工形式并存的格局，对开展自成体系的亚太经济合作极为有利。事实上，以此为基础的东亚经济圈已局部形成并运作。东亚地区内部贸易到80年代末已超过了对美贸易，区内投资也十分活跃，1988年马来西亚的全部国外投资中，日本和“四小”占了70%。中国与“四小”之间的合作也反映了这一现实。
但是，由于亚太大多数国家为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经济结构，产品结构，市场竞争力较为接近，给合作带来不利影响。许多国家出口产品基本相同，又都面向欧美市场，互相之间竞争激烈，经济贸易冲突和摩擦频繁出现。特别是美日两个强国在亚太展开了全面的市场争夺战、投资战和货币战，抢夺领导权。给这一地区经济布局和结构造成重大影响，波及许多国家。有关分析家认为，亚太经济合作能否取得成效，主要取决于日美矛盾能否缓解和降级，这不无道理。
物质基础条件的成熟与否是亚太经济合作中的关键性因素，现实情况表明，合作的基本条件已经成熟，但较为严重的经济贸易摩擦限制了这一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变，短期内还难以形成包括亚太地区主要国家在内的，联系较为密切的经济合作实体。
第三，从社会条件和国际环境看，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国际形势稳定，外部环境良好。
亚太地区是国际社会的缩影。在社会制度方面，既有资本主义，也有社会主义，还有民族民主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既有世界最发达的工业国家，也有新兴工业国家，还有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在历史文化、宗教信仰、民族传统和习俗，消费结构等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同时还存在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如国家统一问题、边界划定问题、殖民地问题。这些因素给经济合作造成了很多障碍。
从整个地区的形势看，经济繁荣，政治稳定，为开展合作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周边国家的关系大为改善。中国与俄罗斯及其它独联体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经贸关系迅速发展。柬埔寨问题得到政治解决，越南开始对外开放，朝鲜半岛局势缓和。日本对二战给亚洲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和灾难表示反省，中国在南沙群岛问题上表现出现实态度。这一切对推动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具有积极作用，有助于开展经济合作。
显然，在亚太经济合作中，有利因素和制约因素同时并举，既具备了较为充分的合作基础，也存在许多障碍。这一现实基础，决定了亚太经济合作发展的基本走向：合作已成定局，但进程曲折、艰难，近期内还难以有实质性突破。要实现合作，必须求大同存小异，协调立场，减少经济摩擦，在尊重各国主权和利益平等的基础上共同谋求发展。
三、中国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的战略
中国作为亚太地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无论从政治还是从经济方面考虑，都应成为亚太经济合作中的重要角色。中国与该地区国家有着广泛的经贸关系。中国目前主要的贸易伙伴港、澳、台、美、日、韩、新等都集中在亚太地区，中国约有60%～70%的出口和50%左右的进口是在该地区实现的，来自海外的直接投资也主要来自亚太，特别是东亚地区。中国经济的发展，无论是现在和未来，都离不开与亚太地区的经贸合作。而中国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充裕的劳动力，在不少领域科学技术的领先地位，国民经济的综合实力，特别是巨大的市场潜力，对亚太经济合作也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和意义。
中国政府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和其它一些场合，对参与亚太经济合作表示了积极的态度。但由于受国内外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一个完整而详尽的参与战略尚在酝酿和探索之中。根据亚太经济合作的现实基础和发展前景，结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特点，我国参与这一合作的战略大体上可以分为近期战略和长远战略两个部分。
从近期战略考虑，应以推进次区域经济合作为起点，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地区）的经贸关系，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
由于亚太经济合作中的主要障碍在近期内难以消除，实现合作还为时过早。我们对此不能期望过高。从现阶段国内经济状况看，虽然改革开放后取得了很大发展，生产力总体水平还处于低级阶段，而且全国发展不平衡，一个全国统一的亚太经济合作战略很不现实。但是推进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已经具备了较为成熟的条件。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发展与周边国家（地区）的经济合作关系，加强贸易往来，实现局部的合作已成为可能和现实。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全方位的开放格局，为推进次区域经济合作创造了良好的内外部条件。目前正在形成中的这类机制有：华南经济圈、华人经济圈、东北亚经济圈，将中国东南沿海、东部、东北部纳入了这一体系。随着与独联体国家，与西南边境国家关系正常化，经济贸易往来正在增加，经济合作也日益加强，中国北部、西部、大西南、大西北也参与了新的国际分工网络。一个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对外经济合作格局已经初露端倪。在整个亚太经济合作机制尚未形成之前，中国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大力推进上述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早日实现。
抓住机遇积极实施这一战略，既可以避免发达地区落入整个亚太地区发展雁行结构的后排，也可使不发达的中西部，特别是内陆边境落后地区获得更多对外经济合作的机遇。而且，次区域合作减少了产业结构相似而出现的竞争，形成了较好的互补合作关系，减少和避免了目前存在的贸易冲突和摩擦。其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通过这种合作，取长补短，不仅利用了周边国家（地区）的优势，也发挥了我国的优势，从而带动我国经济的全面发展，增强了经济实力。我国在东南沿海设立经济特区，正是出于这种合作的考虑，实践证明，这一战略决策是英明的。
从长远战略考虑，当以优化产业结构为核心，注重开拓多元化的国际市场，掌握合作中的主动权。
亚太经济合作，从根本上说，是以各国在生产要素方面的特点和优势来确定国际分工体系，在此基础上形成合作关系。显然，居于主导和有利地位的是生产力发达、产业结构合理、产品具有优势的国家。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在亚太地区还是相对落后的，产业结构虽已实现了从原料型初级产品为主向制成品为主的转变，但是还是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少，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为此，必须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我国在微电子技术、光电通讯、生物工程、新兴材料、精密仪表等尖端领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优势和竞争能力。利用现有科研基础和力量，也完全可以消化国外高难技术，发展新兴产业，开发新产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可以大大改善我国的经济处境，在合作和中发挥重大作用，从中获益。
与此同时，还应该看到，由于各国在合作中的动机和目的不同，未来的机制无论如何完善，都难以摆脱大国的控制和支配。依中国的实力，无法扭转这一局面。为避免依赖和受制于这一合作，中国在积极参与和坚持实行开放性合作的同时，应保持一定的谨慎态度，积极开拓多元化的国际市场。除了继续加强与传统的西欧、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经贸关系外，积极开拓独联体和东欧市场，发挥我国轻纺产品对这一地区的出口潜力，扩大对非洲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在西亚、中东为我国的工业品、日用消费品、工程建筑和劳务出口打开渠道。这样，既可以降低亚太经济合作中各种矛盾和冲突将对我国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也可以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为实现我国2010年的远景目标创造条件，从而牢牢掌握在合作中的主动权。
在参与合作的过程中，要妥善处理远近两个战略的辩证关系。近期以实现近期战略为主，同时创造条件，为实现长远战略目标作准备。急于求成，依赖合作，对正在增长中的中国经济都是有害而无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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