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荣华富贵难”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荣论文,华富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共患难容易，共荣华富贵难”，指的是这样一种历史现象，即一个阶级，一个政治集团，一个政党，在强敌威胁面前，在艰难险阻面前，在灾患祸害面前，相濡以沫，团结奋斗，齐心协力地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特别是在事业草创阶段，他们荜路蓝缕，艰苦拼搏，显示出患难与共的强大凝聚力和顽强生命力。然而，当着强敌俯首，威胁解除，艰险过去，云开雾散的时候，却往往停滞了，骄傲了，涣散了，不能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了，不愿意励精图治，继续前进了，结果，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那么，就一个阶级，一个政治集团，一个政党来说，“共荣华富贵难”难在哪儿呢？
一曰骄傲。在“共患难”阶段，稍有不慎，就可能遭到失败，因而，上上下下无不夙兴夜寐，虑事唯恐不周，行动唯恐失误，在那种艰难困苦的环境压力下，是不容易出现盲目乐观，忘乎所以的现象的。与之相反，“共患难”阶段过去之后，由于胜利，往往容易产生陶醉于过去的成就和辉煌的情绪，以为天下到手，从此不再需要艰苦奋斗了，剩下的只是享乐太平了。以至或被失败了的敌人重整旗鼓，卷土重来，或被新的敌人乘机而入，轻易击败。历史上这种因胜而骄，因骄而败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最典型的莫过于李自成进北京了。十七世纪中叶，明末农民起义军经过多年的奋战，终于使大明王朝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消耗殆尽，及至当李自成挥军出陕，进逼北京之时，明军已是全线披靡，不堪一击了，起义军遂以摧枯拉朽，急风暴雨之势，很快占领了北京。然而这一巨大的胜利，却使起义军首领们过分陶醉了，他们纷纷然、昏昏然，全不以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为意，待到虎视眈眈的清军长驱入关时，才仓促迎战，结果一败再败，不可收拾。对此，半个世纪前，郭沫若同志在其所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有着生动的叙述和深刻的分析。毛泽东同志看了郭文之后，曾指示全党要“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我们说“共荣华富贵难”，胜而不骄是其一难。
二曰腐败。木必先腐而后风折之。一个夺取了政权，很有生气的政治力量，之所以会走上衰败的道路，十分重要的原因，乃是自身的腐败。患难时，千难万险，千辛万苦，无所畏惧，甘之如饴；一旦胜利到手，就追求起穷奢极欲的物质生活来，于是贪污索贿，巧取豪夺者有之，挥霍无度，享乐无时者有之，完全失去了曾经有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历史上因腐败而功败垂成，丢掉胜利的政治集团，实在为数不少。比如，秦末陈胜吴广起义，起义失败的原因固然很多，但陈胜在“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的大好形势下，耽于富贵，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原因。据《史记》记载，与陈胜一起庸耕过的农民，当看到其所居住的豪华宫殿时，曾惊叹“涉之为王沈沈者”。在那种战火纷飞、军情紧急的情况下，陈胜的生活居然如此奢华，这不能不对农民军的斗志，造成严重的腐蚀和影响。李自成起义军的失败，也同上层集团弥漫的严重腐败气氛分不开。夺取北京后，丞相牛金星为首的文官，整天“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大将刘宗敏则忙于追赃，抢掠财物。上行下效，于是几十万士兵都在城内吃喝玩乐，这怎么能不军心涣散，一触即溃！“共荣华富贵难”，“富贵不能淫”是其又一难。
三曰内讧。内讧往往是骄傲和腐败的伴生物，它常常不是发生在形势严峻的危难之时，而是发生在一些胜利即将到来之时或已经取得之后，太平天国的天京事变就是这样。正当太平军攻势凌厉，频频得手，清军处处被动，捉襟见肘，整个战场形势十分有利于太平天国的时候，洪秀全和杨秀清争夺领导权的矛盾却开始尖锐和激化了。于是出现了韦昌辉诛杀杨秀清和二万多久经考验的太平军将士的暴行，石达开又除掉了韦昌辉，洪秀全又逼走了石达开。从而造成太平天国元气大伤，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丧失了一鼓作气推翻清王朝的最好时机。“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内部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自我消耗，自相残杀，是导致太平天国失败的最重要原因。“共荣华富贵难”，在胜利面前，在“荣华富贵”面前，一个阶级，一个政治集团，一个政党能不能防止内耗内乱，保持高度的团结统一，也是其一难。
要之，“荣华富贵”难现象的根本表现，就是脱离人民。而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则任何政治力量和政权形式，都是不能长久的。“荣华富贵难”的严重危害就在这里。
“共患难容易，共荣华富贵难”现象的产生，是同一个阶级，一个政治集团，一个政党社会地位的变化相联系的。可以说，由被统治被压迫的地位转变为执政的地位，并且对这种转变所带来的种种复杂的影响缺乏应有的认识，是导致“共荣华富贵难”的根本原因。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个阶级或一个政治集团掌握了政权，也就意味着他们具有了对生产资料及大量社会财富的占有权和支配权，这样，在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之中就产生出一个对既得物质利益的分配问题。于是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就逐渐突出起来，尖锐起来，而且进一步出现其内部互相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激烈斗争。历史上许多“共荣华富贵难”现象的出现，都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
有了执政的地位，也就意味着一个阶级，一个集团，一个政党所处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历史反复证明艰苦的环境能够激励人们团结奋斗，齐心协力去克服困难，从而增强团体的凝聚力、战斗力；险恶的环境能够迫使人们同仇敌忾，背水一战，发挥出异乎寻常的主观性，从而化险为夷，创造奇迹，产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效果。相反，和平的安逸的环境，却往往使人们斗志涣散，锐气消减，内部的矛盾和磨擦加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古人才说：“忧劳可以兴国，逸豫足以亡身”。唐代的政治家、文学家柳宗元，曾写过一篇《敌戒》，是专门阐述“敌存灭祸，敌去召过”的道理的。他指出，世人“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敌人的存在，危胁着我方的安全，固然是件坏事；但敌人的存在，又能引起我方的高度警惕，从而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又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柳宗元举例说：“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施施乃亡。晋败楚鄢，范文为患；厉之不周，举国造怨”。战国时期，秦在与东方六国的周旋对抗中，国力不断增强，及至翦灭了六国之后，却怀玺未暖，就在踌躇满志中灭亡了。晋在鄢陵与楚交战，当时有一位远见的晋国大夫范文子主张不要击败楚军，原因是三个与晋为敌的强国都已被征服，现在只剩下一个楚国了，应该留着他，让自己经常保持警惕，而不至于由于外患的消失，滋生内敌。晋厉公没有听从范文子的意见，结果打败楚国后，由于政事腐败，很快引起了全国的不满。可见，和平的安逸的环境，确实是形成“共荣华富贵难”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
从斗争的血与火中走上执政地位的阶级或政治集团，所面对的是如何“守成”这一不同于“打天下”那样的特殊的历史课题，不能深刻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阶段变化带来的对执政者的特殊要求，并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则“共荣华富贵难”也就不奇怪了。创业和守成，对于一个阶级，一个政治集团，一个政党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创业维艰，守成更不易。《贞观政要》曾记载了房玄龄与魏征在唐太宗面前的一次争论，主题就是创业与守成哪个更难的问题，头脑清醒的唐太宗最后总结说，创业已经过去，今后更需要注意的是守成问题。根据这一旨意，魏征写下了《谏太宗十思疏》的著名奏折，分析了历代统治集团“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的原因，指出“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他提醒最高统治者不要因得志而忘乎所以，失去人心，否则是会导致政权倾覆的。这里，囿于其阶级的局限性，魏征还不可能看出封建统治阶级在守成阶段的必然变化，但是，他确实看到了统治集团中所产生的“共荣华富贵难”现象与守成的某些因果联系。
“共患难容易，共荣华富贵难”现象在我国历史上反复发生，还同我国长期的专制主义政治统治有关。我国自秦汉以来，专制政治和官僚政治延续了两千多年。这一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家国同构，下级官员只对上级官员负责，所有官员都对君主一人负责，而丝毫不对人民负责，也不可能存在完备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这种毫无民主性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传统，必然要生产出、豢养出一批又一批暴戾恣睢、为所欲为的贪官污吏来，从而在统治集团中形成“上下交争利”、“共荣华富贵难”的局面。
总结历史上“共患难容易，共荣华富贵难”这一现象的经验教训，能够给我们以什么启示呢？
启示之一，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决不能脱离人民群众，决不能停止自己的前进步伐。要走出“共荣华富贵难”的历史怪圈，最重要的是永远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前进的真正动力；同时也是我们的坚强靠山和力量源泉，只要我们时刻把“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一切行动的准绳，不允许执政党有任何挥霍享乐的特权存在，就不会出现沉迷于荣华富贵而不能自拔的现象。要走出“共荣华富贵难”的历史怪圈，就要始终跟上时代的前进步伐。江河奔流，不舍昼夜，才能永远澎湃生命的活力。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也只有继续保持过去革命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拼命精神，真正树立起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不断革命、不断前进的思想，才能永远开拓进取，从一个目标奔向另一个目标，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走到底。也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才不会为荣华富贵所羁绊，为已经取得的成就所陶醉，从而造成停滞和腐败。
启示之二，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时刻保持忧患意识。西汉有个政治家贾谊，在汉初国运正盛之时，写了一个《治安策》给皇帝，中心意思就是要他树立忧患意识，警惕那种“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的和平麻痹思想，这是很有见地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忧患意识，就必然要享乐太平，沉湎于声色犬马、轻歌曼舞、奢侈豪华的生活之中，导致腐化和败亡。因此，为保持执政党的生机和活力，就必须努力培养和牢固树立忧患意识。要对相对和平和安逸的环境保持清醒的认识，警惕其对党的艰苦奋斗精神的消极影响。要对党内骄傲情绪的滋长保持高度的警惕，及时开展反骄破满的思想斗争，防止胜利时重犯骄傲的错误。要对党内腐败现象的蔓延保持高度的警惕，坚决惩治各种腐败分子，决不能让腐败葬送了党的前程，葬送了社会主义的宏伟大业。要对党内的宗派行为保持高度的警惕，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任何搞小圈子，搞小宗派的行为，都是对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破坏，任其下去，就会危及党的生存和发展。只要全党上下，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具有这种牢固的忧患意识，党就会健康成长，坚不可摧。
启示之三，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大力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认为，实行民主政治，是防止共产党重蹈历史上一些政治力量善始而不克终的复辙的根本措施。民主建设，主要包括党内的民主建设和国家政权中的民主建设。党内民主建设，最重要的是要使民主集中制原则，真正在各级党组织中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从根本上克服个人说了算或少数人说了算的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使每个党员都在党组织的管理之下，监督之下，从制度上铲除各种腐败现象得以孳生和存在的条件，保持党组织的健康、纯洁。国家政权中的民主建设，主要是要健全法制，使各种监督、制约机制能够有效地运作，从而保证各级权力机关和公务人员，不会为权力所腐蚀，不能挟持权力以谋私，始终保持清廉、公正、高效的良好形象，一改几千年来各种非无产阶级政权藏污纳垢、腌脏龌龊的丑陋面目。总之，只有民主和法制健全了，监督和制约手段完善了，“共荣华富贵难”的问题才能得到釜底抽薪的解决。
启示之四，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还必须进一步重视清除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封建官僚制度所带来的政治文化遗毒。传统作为社会意识诸成分之一，是前代人社会信息的独特载体，它通过薪尽火传、前后相继的形式，对今人仍然具有重大影响，成为人们思想——行为范式的重要构造因素。中华民族不乏有优良的、虽历久而弥新的传统，但也有一些消极的不好的传统。前者需要我们承袭下来，发扬光大，以促进社会的进步，后者则需要我们付出艰辛的努力，坚决从它的巨大惯性作用下摆脱出来，不要让它束缚和阻挡了我们的前进。反映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官僚制度的政治文化就是这样一个极其有害的传统，至今它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毒害着我们。譬如官贵民贱，上智下愚，权大于法，唯上是从，以权谋私，官官相护，拉帮结派，奢侈腐化等等观念和行为，都可以从专制主义的政治文化中找到思想来源。因此，要防止“共荣华富贵难”现象的重演，就必须冲破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传统惰力，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把它的流毒和影响清除干净。
启示之五，对于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来说，还必须加强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切实经受住“荣华富贵”和“酒绿灯红”的考验。造成“共荣华富贵难”现象发生的终端原因，还有一个个体素质方面的问题。同样的环境，同样的条件，有的人就能做到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慎始敬终，有的人醉生梦死，欲壑难填，无所不为，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生价值观的不同。因此，我们还必须抓住世界观、人生观修养这一总开关，特别是要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叫响改造世界观的口号。在几千年的旧制度中，尽管一代一代的官僚集团，大都是由贪官禄蠹所组成，但也还存在某些“出淤泥而不染”的清官廉吏；今天，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干部，就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以对人民极端负责的态度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地做官，不为“荣华富贵”和“酒绿灯红”所俘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