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信仰的国际政治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理论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种理解人类社会实践的工具，国际政治理论已经成为学者们理解国际政治的必 要分析框架。众多的文章或者书籍总体上来说不外乎是试图证明或者推翻一个理论(或 其中的某几个论点)，支持或反驳以某一个理论为基础的外交思想。
然而，真正的国际政治理论家和他们发展的理论并没有对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对外政策 产生过直接或重大的影响。惟一值得安慰的是，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一直是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即便如此，也必须承认国家领导人心目中的 “现实主义”和学者心目中的现实主义在许多地方是不完全一致的：至少，领导人心目 中的“现实主义”要粗糙得多。
此外，即便在国际政治理论发源地的美国，国际政治理论家对国家政策的影响也远远 低于他们向来不以为然的国别或地区问题专家。研究国际政治理论的学者发展出的一些 极具洞察力的理论甚至始终未能进入决策者们的头脑。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著名的“ 安全困境”和“战略阻吓”理论。美国的安全战略几乎从不考虑美国的一些安全政策会 削弱其它国家的安全，美国也一直在寻求摆脱基于“战略阻吓”的安全。
不得不承认，国际问题学者热烈讨论的许多理论问题，在决策者面前变成了没人理睬 的白纸黑字。大多数决策者根本就对来自学者的评头品足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国际政治 更多的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这种观点在那些曾是学者(但不是理论家)的外交活动 家(如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的心目中甚至更为突出——在他们的眼里，学者们只配做历 史学家，而根本没有资格做指手划脚的理论家。
面对这样的反差和随之而来的失落感，关注国际政治理论的学者的反应大体上分为两 种。一种观点以新现实主义的奠基人肯尼思·沃尔兹(Waltz)为代表，认为国际政治理 论学者无须关心理论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因为“国际政治不是外交政策”。(注：Kenneth N.Waltz,“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Security Studies,Vol.6(1996),pp.54—57.)但总体说来，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并不多。这首先是 因为，人类从本能上都是实用主义者，总是希望发展出来的知识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 地认识世界，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世界。所以，大多数人认为国际政治理论 应该关心国家的对外政策。其次是因为，即便是新现实主义这样的国际政治理论，也至 少涉及国家外交政策的起因及其结果，因此不可避免的需要讨论国家的外交政策。
大多数学者(包括Waltz的众多学生和批评者)都认为国际政治理论学者不仅不应该逃避 现实，反而应该更加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他们认为发展能够解释和评判国家对外政 策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不仅不会损害，反而会促进国际政治理论本身的发展，因此不会 出现Waltz所担心的国际政治理论丧失其理论的美感和独立的问题。
显然，第二种观点要比Waltz的态度更加积极，这种态度似乎也更容易推动国际政治作 为一门学科的发展。于是乎，以上两种观点的争辩似乎将以后一种观点的胜利告终。但 是，关注理论的学者却并不能因此而欢呼庆贺。他们仍要面对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国 际政治理论到底应该在当今国际政治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或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本文提出这样一个假说：在决策者的心目中，存在着类似于不同国际政治理论的国际 政治观，它对于决策者来说类似于一种信仰。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提出，国际政治 理论在当今国际政治事务中最重要的作用，或者说学者们发展更加完善的国际政治理论 的重要目标之一，应该是帮助决策者们理顺他们用于理解国际政治的思想体系(即他们 的国际政治观)，而不应该是试图使理论成为决策的直接依据。理顺国际政治观能够使 决策者意识到他们各自的国际政治观存在的缺陷，从而有意识地避免因国际政治观内在 的缺陷而导致政策失误。此外，通过理解国际政治理论中的内在逻辑，决策者能够更好 地了解其它国家的决策者因不同的国际政治观而具有的政策倾向，从而能够在缺乏完备 信息的情况下，预测对方的本能反应和政策的基本态度。
作者首先将从三个方面来试图证明这一假说。首先，不同的国际政治理论实质上是建 立在对国际政治的不同基本假设上，因此这些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不同 的国际政治观。其次，通过对几个典型国际政治人物的思想的简单研究，证明在决策者 们的头脑里确实存在着一些关于国际政治的基本思想体系，而且这些思想体系和当今主 要的三种国际政治理论相对应。最后，从几个方面证明决策者们的国际政治观确实类似 于一种信仰。
在此基础上探讨这些不同理论或者国际政治观之间的差异，特别是哪一种国际政治观 更加适合我们所处的时代。最后将讨论这里提出的观点意味着留给学者们的任务是什么 。
一、信仰和理论
不同的国际政治理论的基础假设，是对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中国家如何寻求安 全，以及国家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才能获得安全的不同假设。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们基于 不同的假设，发展出了如今国际政治中的几个主要理论。这些理论实质上是学者们理解 国际政治的思维体系。
按研究对象的不同，国际政治理论又可以被划分成为三个层面：新主义(neo-classic) 研究国际结构水平的问题；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则研究国家水平上的具体政策， 但同时考虑到国际结构对国家政策的影响；政治心理学派中的一个分支则研究决策者的 个人因素对政策的影响。按照Waltz的说法，新主义是第三印象，新古典主义是第二印 象，而研究决策者个人的影响则是第一印象。(注：Kenneth N.Waltz,“State and the Wa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这三个层面上的研究不是相互冲 突，而是相互补充的。
比如，现实主义就可以划分为新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两个层面。以Waltz为奠基 人的新现实主义的研究对象，是国际结构的变迁及国家在不同国际结构下的大的行为准 则。新古典现实主义则不满足于只知道国家在不同国际结构下的一些大的行为准则，而 是试图了解国家在具体外交问题上的政策及其成因，从而试图预测不同国家的外交安全 政策。
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先对对国际政治实践有实质性影响的三个主要国际政治理论作 一个简单的概述。这三个理论是：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1.三大主要国际关系理论
在过去，现实主义被看作是一个单一的理论体系。但是，现实主义实质上是一个多元 的阵营，其中最主要的区分就是进攻性和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对峙。之所以要将现实主义 划分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两大阵营，是因为这两大阵营在许多关于国际 政治的基本假设上是无法调和的。这两大阵营的区别简单地说就是：防御性现实主义承 认安全困境的广泛存在，而进攻性现实主义则否认安全困境的存在。在安全困境是否存 在这一基本假设上的分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在关于 国家应该如何寻求安全这一核心问题上的分道扬镳。
显然，无论在新现实主义者还是后古典现实主义者中，都会有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 性现实主义的区分。但与新主义和后古典主义之间的互补关系不同，进攻性现实主义和 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几乎是水火不相容的关系，尽管在相当一段时间，新现实主义者和 后古典现实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似乎比其防御性和进攻性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还要激烈。
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安全是稀缺资源，国家安全保障的“自救”(self-help) 手段最终只能是武力和同盟。他们认为，国家之间根本不存在安全困境。因此，国家可 以也应该不顾其它国家的安全，而应该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安全利益。进攻性现实主 义者对国家之间达成安全的稳定合作持怀疑态度，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所有国家之间 的合作都是脆弱的。他们还认为，国家的扩张性是本能的：只要一个国家有足够的力量 扩张，又没有外界限制，它就会扩张。因此，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安全只有在“霸权 稳定”下才会存在。他们对多边合作组织基本上持完全否定态度，认为这些组织只是权 力政治中大国操纵国际事务的工具，对国际安全的影响微乎其微，绝没有新自由主义者 所说的那种自我生命力。(注：John Mearsheimer,“The False Promise of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3(Winter 1994/ 95),pp.5—49.)
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认为，安全并非像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认为的那样稀缺。防御性现实 主义者还认为，国家缺乏安全感并不一定是因为其它国家在执行扩张政策，而更多的是 因为国家之间存在的安全困境；而国家之间爆发冲突在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安全困境的螺 旋上升。因此，国家要追求安全就必须试图缓解安全困境(但无法消除)。防御性现实主 义者认为，国家除了武力和联盟之外，确实可以通过安全合作来追求安全，并强调安全 合作是国家自救的一个必要手段。(注：Glaser,“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不否认新自由主义者提倡的多边合作 机制给国家带来安全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并不认为多边合作机制是国家安全的必需之物 。他们认为，只要各国政府，特别是大国采取的是防御性现实主义政策，国家之间就有 可能获得共同安全。
新自由主义(又称制度主义)的理论基本上是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发源而来的。 因此，对解决安全领域的问题似乎总显得有些水土不服。新自由主义对安全的基本立场 可以归纳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除了要在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寻求安全合作之 外，还可以通过建立多边安全合作组织来寻求安全。这些多边合作组织一旦成立，就会 成为约束国家行为的“自主角色”，而不再以某些国家的意志为转移。这样，即使在促 成这些多边组织成立的霸权国家衰落之后，这些组织仍然能够维持国家间的合作并提供 安全。随着多边合作组织，特别是多边安全合作组织的日益广泛，新自由主义似乎也获 得了更多的支持。
这三大理论像是三个中医为国际政治把脉一样，因为判断的不同，为国家如何寻求安 全开出了不同的药方。但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三种学派也有可能采取基本一致的立 场。比如美国的三种人士基本上都会在诸如人权和西藏问题上对中国采取类似的立场， 即要求中国改善人权，强化对西藏文化的保护等。但不同的人士的出发点有本质的区别 ：新自由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将人权和西藏问题更多地看成是中国成为一个“文明国 家”的必备条件，而进攻性现实主义则将人权和西藏问题看成是遏制中国的手段。出发 点不同又会导致手段的不同：新自由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更能够接受通过对话解决分 歧，而进攻性现实主义则更倾向于采取某种制裁或打压措施。
总的说来，基于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是温和的，而基于进攻性现实主 义的政策则是强硬的。当然，现实中不同人士的思想或是国家的政策，往往是不同理念 的混合体。
2.决策者的思维体系和理论的对应
通过简略考察几位当代有代表性的外交活动家的思想体系，可证明他们的行为和言论 可以被归结如上述三种对国际政治的基本理论，即决策者对国家关系的不同的基本理解 。也就是说，决策者心目中不同的国际政治观，基本上可以和以上三种理论相对应。
(1)布什的进攻性现实主义
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前，布什表现的是一个典型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布什在 上台初期的一系列举动表明，他在追求他认为的美国自身利益时，根本不会顾及其它国 家的利益。这种态度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一个主要标志(即否认安全困境的存在)。更具 体地说，布什在寻求美国安全上，只相信美国的军力和联盟，对安全合作和国际组织毫 无兴趣。这一点还充分体现在“9·11”恐怖袭击之前(特别是中美撞机事件之前)布什 对中国的政策中：他只相信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联盟体系，而对通过安全 合作来缓解紧张、消除一部分双方的疑虑根本不考虑。
布什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政策更体现在其对导弹防御系统的态度上。为了达到绝对安全 的目的，不惜推翻目前大国间存在的稳定的核阻吓，使进攻重新压倒防御，从而使安全 困境恶化。这种因为不承认安全困境的存在而不接受安全的相对性，从而追求绝对安全 的行为，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另一标志。
(2)邓小平的防御性现实主义
早在1980年，邓小平通过冷静分析逐渐意识到，在两个超级大国都拥有相互摧毁能力 后，世界大战已经变得不大可能，并“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 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因此，中国应该改变过去那种“时刻 准备打仗”的安全观，“放胆地一心一意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注：邓 小平的这一判断在1985年左右已经形成了，其中以1985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为标 志。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26—129页，人民出版社，1993。)
此外，邓小平还意识到中国过去的极左外交政策引起了中国许多周边国家的不安，导 致这些国家对中国采取防范的态度。这种认识事实上承认了“安全困境”的存在，而对 “安全困境”机制的认识是防御性现实主义最重要的标志。邓小平也正是通过意识到“ 安全困境”的机制所造成的结果，强调要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这样的精神指导下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大大改善，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了一个相当良好的国际环境。( 注：这方面的综述，见《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12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当然，邓小平的防御性现实主义更充分体现在他提出的“韬光养晦”的大方针上。 因为，“韬光养晦”实质上就是一种“自我克制”的政策。
(3)新自由主义的空白
在现实世界中，很难找到一位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外交活动家。美国是新自由 主义的发源地，但美国似乎更多地是依靠新自由主义的旗帜来掩盖其现实主义的动机。 克林顿的思想体系中似乎有一些新自由主义的色彩，至少在对多边组织的态度上是这样 。但是，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对待多边组织的态度更多地是从功利主义出发关心国 际组织能否推动美国的政策，却不愿接受组织的约束。其安全思想是以双边联盟为主， 而多边组织更多的是在地区格局内将美国的存在机制化。
3.作为信仰的理论
这一部分从三个方面证明，在决策者的心目中，不同国际政治理论的地位和作用的确 是类似于一种信仰。首先，决策者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在很多时候并不真的反映了国际形 势的所谓客观存在，更多地是反映基于不同思维体系的判断。不同的决策者因为其国际 政治观的差别，对同样的存在会形成截然不同的判断，并最终形成截然不同的政策倾向 。其次，决策者的国际政治观在他们真正控制决策时已经大体甚至完全形成。最后，通 过追溯不同理论的起源，本人试图证明这些国际政治观事实上是过去一些思想的延续。
(1)判断的主观性
首先，不同的决策者对同样的国际安全环境往往会有截然不同的判断。在这一点上， 不同思维体系的决策者对冷战后美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有相差甚远的判断，是一个极佳 的个案：对比克林顿基于防御性现实主义(也包括了一些新自由主义的色彩)的判断和布 什基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判断，以及他们由此而采取的不同政策等，可见政策之间的巨 大反差。
总体说来，克林顿对美国面临的世界是乐观和充满信心的。克林顿认为冷战后的世界 是一个美国可以扩张民主的世界。克林顿在其竞选期间提到的，更多的是美国面临的经 济挑战，而不提外交挑战。只是后来面对保守派越来越强大的压力，克林顿才开始强调 美国面对越来越多的威胁。但这种转变恐怕不代表他判断的真实变化。
相反，布什基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总体判断是，冷战后的世界是一个更危险的世界， 美国面临的威胁更加复杂和紧迫。这些威胁主要来自于传统安全意义上的威胁，如俄罗 斯的核武库、其它国家(主要是中国)的日益强盛以及“无赖国家”的大规模杀伤武器， 然后才是来自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因此，美国奉行的安全政策是追求对其它所 有国家的军事优势。
在对待中国的政策上克林顿和布什的反差更是明显。尽管也对中国有着严重的戒心， 克林顿却不认为中国一定会成为或已经是美国的敌人，因此愿意与中国发展一种建设性 的关系。这事实上是一种安全合作。
相比之下，布什则明确表示，中国不是，也不可能是美国的伙伴，而是对手。布什和 他的主要幕僚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国一定会成为现行国际秩序的挑战者甚至破坏者。因 此，中国必定会成为现行秩序维护者的美国的敌人。因此，在对待中国的政策上，布什 认为需要进一步加强克林顿的“接触”政策中防范中国的力度。这样一来，美国就必须 将更多的军事力量部署在亚太地区，同时进一步强化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同盟。这表现在 布什政府的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在多个场合下几乎都明确支持日本修改和平宪法，而国务 卿鲍威尔则暗示美国将在亚洲寻求将如今相对分散的盟国铸成一个更加紧密的同盟战线 。(注：Tom Plate,“Powell's Art of Diplomacy in Asia,”Strait Times,StraitTimes,Aug.,4,2001.)
克林顿和布什不同的国际政治观更是直接导致了他们在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上的不 同态度。克林顿对NMD一直没有太多的热情，他对NMD的有限支持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源于 国内政治的需要，而并不代表他本人真的多喜欢NMD。相反，布什对NMD的态度是极其坚 决的，似乎没有NMD美国就无法安宁一日。布什不仅没有因为“9·11”而意识到美国面 临的威胁不是来自导弹，因而导弹防御系统并不必要；相反，基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布 什政府反而以“9·11”为理由，加快NMD的发展。事实上，布什在“9·11”后发表的 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就宣布“自从美国9月11日遭到恐怖袭击后，美国比过去任何时候 更感到发展导弹防御系统的必要性。”(注：“President Holds Prime Time NewsConference,”Oct.,13,2001,on web at:www.whitehouse.gov)最终，布什不顾国内和 国际的反对，单方面退出了反导条约。这与基于接近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参议院外交委员 会拜登的认识(认为NMD并不能保护美国)是大相径庭的。
其次，一些国家的安全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发生更迭， 因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发生了变化，或者是同一个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发生了巨变 (后一种可能性较小但也确实存在，比如基辛格从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变成一个进攻 性的，然后又回到防御性现实主义)。尽管我们承认这些信仰的改变需要一些客观存在 的国际形势基础，但是，不是每一个领导人的形势判断都会发生大转变的事实，表明这 种转变更多的是基于一种个人的信仰转变，而不是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
戈尔巴乔夫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戈尔巴乔夫正确地意识到世界已经 不大可能爆发核大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因此，在核武库达到一定数量后，任何追求绝 对数量的军备竞赛只能是浪费资源。但是，他对苏联面临的国际环境的判断，仍更多地 基于防御性现实主义对和平的相对乐观态度。毕竟，戈尔巴乔夫当时面对的国际形势， 是里根政府正在大搞军备扩张，积极推进星球大战计划。而当时的许多苏联领导人并不 认为来自美国的威胁或压力有任何缓和。因此，戈尔巴乔夫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不是源于 国际格局的任何大变化，而是源于他本人的不同国家安全观。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苏联 当时所处的困境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他作出的决定。
因此，不同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们的国际政治观，而这些 不同的国际政治观基本上是与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相对应的。
(2)国际政治观的早熟和持久影响力
另一个证据是，大多数决策者的国际政治观在他们人生的早期就已经形成，而且这种 早就形成的国际政治观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
比如，戈尔巴乔夫在他掌权之前就已经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政策决定(比如改善中 苏关系、促成苏日和谈、结束在阿富汗的战争等)。这表明，早在掌权之前，戈尔巴乔 夫的总体国际事务观就已经形成。当然也不否认戈尔巴乔夫通过他周围的“新思维者” 获得了对“安全困境”的认识。但是，即便是在这一点上，戈尔巴乔夫能够接受“安全 困境”理念的基础也恐怕是因为，他已经是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者。
海湾战争中，在美国是否应该直捣巴格达从而推翻萨达姆这一问题上，鲍威尔和时任 国防部助理部长的沃夫维茨(Wol-fowitz)存在巨大分歧：鲍威尔作为一个防御性现实主 义者，不愿卷入新的占领行动；而沃夫维茨则认为美国应该做它的力量允许做的事情。 这种分歧如今显然延续到了布什政府：在这次美国“9·11”事件后打击恐怖活动的计 划中，鲍威尔希望维持有限目标的战略，而沃夫维茨则希望借机推翻萨达姆。
这表明，许多时候，决策者的国际政治观一旦形成就将对他们的政策倾向产生长远的 影响。正因为如此，在“9·11”事件对美国的领导人、精英和民众造成巨大的心理冲 击之后，尽管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发生了一定的转变，但这种态度转变是不是长期和彻 底的，还有待观察。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如果有什么样的事件能改变一个人的国际政 治观的话，类似于“9·11”恐怖袭击的带有巨大冲击波的事件肯定属于此类。
(3)理论的起源和信仰
我们之所以说在决策者的头脑里存在着和国际政治理论大致对应的国际政治的基本思 想体系，还是因为，如今主要理论的萌芽在过去就存在，而并非现代学者的独创。而且 ，这些思维体系的萌芽也绝非是西方文明的特产。悠久和多元的思想起源意味着，尽管 这些不同的国际政治观在过去不具备系统性和“完备性”，但是不可否认，作为不同的 思维体系，这些不同的国际政治观或者说国际政治理论的原型，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从 另一个方面表明，国际政治理论的确类似于一种信仰。那些创造思想和理论的人们尽管 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但他们面对的，基本上都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从而形 成了对国际政治有着差别巨大的基本理解。这使我们不得不认为，这些不同的国际政治 观绝非纯粹是对客观世界的客观认识，而是有许多主观的因素存在。这些主观的因素如 果叠加成为一个思维体系，就形成了一些类似于信仰的东西。
二、国际政治理论的用途
经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就很容易发现，如果国家的决策者对于这些国际政治理论有一 个大体的了解，会对他们的决策质量有很大的帮助。这是因为，这些国际政治理论能够 起到至少以下三个方面的作用。
1.构筑认知地图
国际政治理论最容易为决策者和学者所接受的用途是，它们可以被用于分析一个领导 人的基于本能的政策取向，或者说，用于了解一个决策者真正确信的是什么。这意味着 国际政治理论能够被用来为领导人勾画一个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以及由此而来 的“原初行为准则”(primary operational code)。
在现实世界里，尽管领导人的决策会受到诸多因素的约束，以至于在很多时候最终政 策会与其本能反应有很大差别，但能够了解领导人的国际政治观及其本能反应，仍是极 有意义的。
首先，决策者对事件的第一反应更可能代表了他的真实想法，而之后的任何改口都是 试图掩盖其真实的意图。最近的典型例子是以色列总理沙龙抱怨“美国在对阿拉伯世界 实行绥靖政策”，警告美国不得为了打击恐怖活动而向以色列施加压力。(注：“
Sharon Invokes Munich in Warning US on'Appeasement',”New York Times,Oct.,5,2001.)这表明沙龙的本能反应是，他认为与巴勒斯坦的任何妥协都是灾难。因此，在沙 龙的任期内，除非美国施加巨大的压力，以巴冲突获得解决的可能性甚微。又比如，布 什上台伊始就称中国不是伙伴，而是竞争对手。这种态度充分体现在中美撞机事件发生 后布什发表的极强硬的讲话中。尽管不久后布什就采取了相对稳健的策略来试图化解矛 盾，但他对中国的本能态度已表露无遗。再比如，在“9·11”后布什将反恐怖斗争称 为新的“远征”，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认为反恐目的是为了证明西方文明优越于伊斯 兰文化，都表明西方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对其它文明的歧视。
了解领导人的“原初行为准则”更可以用来预测领导人的决策倾向，如果运用得当， 可以避免因为对对方决策倾向的判断失误而导致自身的政策失误；反之，则可能因为错 误地估计对方的决策倾向，造成领导人不愿看到的结果。
2.帮助决策者们理顺他们的国际政治观
国际政治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用途，乃是帮助决策者们理顺他们的国际政治观。
决策者一般很少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仔细推敲他们的国际政治观中存在的不同程度 的缺陷。也就是说，决策者们对国际政治的解读往往是“粗糙”的。而国际政治的学者 们通过多年的研究，对不同的国际政治理论都作了相当的补充和修正，使得这些理论更 加系统，逻辑上也更加完备。如果决策者能够意识到自己所信仰的国际政治观作为一个 体系是有缺陷的，有意识地利用更加严谨的理论体系去弥补其中的缺陷，将有利于他们 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政策失误。这也许是众多国际政治学者发展这些理论的原初目的。
但是，即便决策者对国际政治有着清晰的理解，由于受到各方面的限制，他们也不大 可能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坚持自己的理解。当然，这一点在某些时候并非坏事，比如当决 策者执行的是进攻性现实主义政策的时候。
3.警惕认知滞后
与第二点紧密相关的是，如果决策者意识到他们的国际政治的稳定性和缺陷，就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以过分固执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世界。
世界观的存在意味着任何人要改变自己对一些事物的既定看法是困难的。也就是说， 人类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滞后(cognitive delay)”。国际政治中的社会心理学派 已经充分证明，领导人在很多时候如同固执的学者，总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排斥任何与 自己的观点相矛盾的证据。他们不愿意接受与自己相左的观点，或者至少对这些观点不 够重视。这是一种认知排除和滞后，或者说是一种“认知惯性”。
但是，因为国际政治的时间性，决策者往往不仅需要改变他们对事物的认识，而且需 要在一定的时间内作出改变。也就是说，决策者不仅需要最终改变既定认识，而且他们 改变的速度也是极其重要的。在某些时候，改变的速度甚至更加重要，因为机会的时间 窗口可能是很小的，如果改变的速度太慢，即使最终作出改变也不能挽回损失。
不幸的是，因为领导人的这种认知改变事实上意味着是要挑战其对国际事务的整体世 界观，因此，除非是一些冲击力极大的事件，一般说来改变是十分困难的。比如，二战 前张伯伦对希特勒的判断就一直比许多人乐观，这使得希特勒在德国还不具备挑战当时 的国际秩序时，能够逐渐积蓄力量以达到他的罪恶目的。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冷战即将结束时，进攻性现实主义思想使里根在相当长一段时 间里对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持有深刻的怀疑。这种怀疑使本可以更早结束的冷战又 不必要地延续了一段时间。
三、结语
1.决策者的困境——理论和现实的差距
在大多数时候，国家领导人显然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参透不同国际政治理论对国际政治 作出的复杂、有时甚至是极其不确定的理解。他们不可能像学者那样去理解各种国际政 治理论之间的区别，以及不同理论的优势和缺陷，更谈不上仔细考察不同理论的假设、 逻辑推理之间是否存在逻辑的必然性。甚至，一些学者出身的决策者同样会对一些问题 产生错误的判断(比如基辛格对核阻吓问题曾有的错误判断)。
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领导人在他们真正掌握国家安全政策的决策权之前，就基本上 形成了对国际政治的一些基本看法，或者说“国际政治观”。这种“国际政治观”是领 导人对国际政治的既定信仰，它因领导人的生长环境、教育背景、政治经历等方面的不 同而不同。对国际政治的既定信仰类似于国际政治学者对国际政治作出的基本假设。它 起的作用也大体相当：领导人和学者都会以这些基础假设为出发点，来理解他们需要面 对的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
如果决策者们对国际政治的理解更多的是基于类似于信仰的国际政治的话，我们就容 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些信仰和世界上其它许多的信仰一样，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 陷。其中，逻辑的不连贯性和相互矛盾更会远远超出理论框架中存在的问题。但问题的 关键是，大多数决策者最初并不会意识到他们的信仰体系中存在着缺陷，也不会花太多 的时间去完善他们的信仰体系。那如何避免由此而来的一些问题呢?
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形势，决策者们需要做的事大概有两方面。首先，决策者们 必须对三个主流的国际政治理论有一些基本的了解。这对他们理解自己和其它国家的政 策倾向有极大的帮助。
其次，决策者特别要警惕他们头脑中存在的认知滞后，尽管因为人类心理活动的规律 ，认知滞后的存在是无可厚非的。要消除或尽量避免这样的认知滞后带来的问题，决策 者本人必须接受，甚至鼓励不同观点的存在。决策者身边必须有一些敢于与他本人的意 见相左的人士，这些人士具有特殊的价值：帮助决策者尽快地改变一些固有的思想。因 此作为决策者的领导人在挑选幕僚的时候，必须注意纳入一些整体国际政治观不同的人 士，尽管这一点从感情上来说是难以做到的。
最后，决策者必须保证他的周围始终有一些思想活跃的人士。这些人士的作用乃是能 够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一些不同的问题，同时从不同的角度思考一些相同的问题 ，以帮助决策者避免受一些固有思维的限制。
2.留给学者们的任务
决策者们并不会(也不一定应该)接受国际政治理论作为决策的直接依据，各种国际政 治理论事实上都是基于假设的。面对这样的现实，研究国际政治理论的学者们需要做些 什么呢?
首先，研究国际政治理论的学者们不仅应该坚持自己喜爱的理论，而且还应该承认他 们的理论同样存在缺陷，需要加以完善。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向决策者们提供更加客观 的分析框架。
其次，学者本身需要更多的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是要将自己所欣赏的 理论直接作为国家政策的依据。学者们需要做的是，通过研究不同国家的政策，找出这 些政策背后的基本国际政治观。学者们可以探讨不同政策及其背后的国际政治观的好坏 ，对作为分析框架的理论作出进一步的完善。
因此，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不见得非要求理论去决定外交政策，而是要求理论能够为 制定政策提供分析框架，同时为政策批评提供理论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