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以后汉族服装的突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族论文,突变论文,服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时代，也给汉族服装开辟了新时代。于是，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首先，沿循了几千年的服装等级制度被废除了。[1]总统、部长、议员可以穿西服；老板和教授可以穿长袍，学生也可以穿长袍。以服装辨身分，分等级的历史至此终于结束了。其次，满式官服顶带被废弃，“民国光复，世界共和，一切前清官爵命服及袍褂、补服、翎顶、朝珠，一概束之高阁。”[2]延续了几千年的烦琐的服装典章礼制被废除了。第三，外来服装可以公开穿戴了，不仅行业制服可以随便穿，西服和学生装不再是违法悖俗的，相反，西式服装的地位却在不断提高，原先属于正统的传统服装的地位开始降低。总之，辛亥革命带来了汉族服装的巨大和深远的变化。也许，这在当时还不明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意义越来越明显。很多服装史研究者都把辛亥革命看作是20世纪汉族服装演变的分水岭。我同意这个判断。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限期剪辫的命令中，阐述了废除满俗服饰的理由。他说：
满虏窃国，易于冠裳，强行编发之制，悉从腥膻之俗。……今者满廷已复，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易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3]
涤除旧俗，首先是剪去象征清政治统治的长辫，其次就是不再穿满式官服。接着，政府制订了民国的第一批“服制条例”。1912年1月，政府颁布了检查官、推事、律师服制。同年7月，颁布了男女礼服和常服服制。同年10月，颁布了陆军服制。1913年3月，颁布了地方行政官、领事官、外交官服制。1915年，颂布了航空人员服制。1918年，颁布了海军、警察服制。
1912年7月参议院公布了服制。报纸对此作了报道，介绍说：服制把服装分为三大类，“（一）西式礼服，（二）公服，（三）常服。礼服纯仿美制。公服专以中国货料，仿西式制用。常服略仿中国古制，稍为变通，惟身长及胫，以便著靴。礼服，公服均著革靴。常服则革靴、缎靴任其着用。妇女服制，亦甚简单。”[4]
服制的规定是，男子礼服分为大礼服、常礼服二种。大礼服用本国丝织品，色用黑。常礼服分为二种，甲种和乙种（见图1）。裤为西式（见图2）。女子礼服上衣下裙式（见图3）。
图1 男式服制
图2 裤制
图3 女式服制
制定新服制的理由是，“民国新建，亟应规定服制，以期整齐划一。今世界各国，趋用西式，自以从同为宜。然使竟用西式，于习惯上一时尚未易通行。……故定新式礼服外，旧式褂袍亦得暂行适用。”[5]也就是说，从民国的开始阶段，就形成了中式和西式服装并行的局面。
这个条例以西式服装为标准，对传统的改变程度非常大。而且以礼服、制服、公服为主，主要涉及军官、文官、外交官、司法官、铁路职员、海关职员、警察、邮政职员、船员等，涉及常服的内容比较少，因此，不容易得到收入不高的普通民众的接受，对全社会影响不大。但是，在上层社会影响很明显，西服成为一种流行的“官服”，正式的交际服装。另一部分原因在于，“革命巨子，多从海外归来，草冠革履，呢服羽衣，已成惯常；喜用外货，亦不足异。无如政界中人，互相效法，以为不非此不能侧身新人物之列。”“其少有优裕者亦必备西服数套，以示维新。”[6]
从图片册《共和国的追求与挫折——辛亥革命》看，辛亥以后，政界和商界人物大都是西服革履。据图片资料，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17省代表参加选举。与会者40余人，六成代表穿长袍马褂，四成代表穿西服。过了几个月召开的第二次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有条件地选举袁世凯为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会后，蔡元培率领迎袁专使团到北京，1912年2月18日，他们和欢迎者一起合影。11位非军人中，8人穿西服。同年3月25日，内阁总理唐绍仪赴南京接收临时政府，孙中山率总统职员和唐绍仪合影。照片上40余人，只有少数人穿传统服装，绝大多数穿西服。
唐绍仪内阁组成后，他与内阁成员合影。照片上10人，除军人外，均穿西服。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和同僚合影，参加者的衣着情况和图4差不多，即多数人穿西服。
至于军服，它作为一种制服，决定了凡军人必须穿着，没有例外。其式样和现在的军服没有什么大区别，可以说，式样上几乎完全一样。
当然，这些图片资料不能证明平民社会的变化。可以肯定，平民社会的服装变化没有上层社会来得快，来得大。相比之下，大城市比小城市变化大，城市比农村变化大，上层社会比平民社会变化大，留过洋的比没有出过国的变化大，受教育高的比受教育低的变化大。现在，我没有办法把这种变化的幅度量化地总结出来，只能进行大体的判断。然而，尽管大多数人民仍然没有改变或放弃自己的服装习惯，辛亥以后，汉族社会开始允许西式服装（主要是西服）和汉族传统服装同时存在。设身处地去想，对于那些肯定不愿改变多年形成的习惯的人来说，可能没有变化；可是对于原来那些已经剪去辫子，改穿西服的新派人物来说，现在可以不再戴假辫子，不再穿长衫，可以大胆穿自己喜欢穿的衣服。这变化的确是非常清楚，非常必要，非常有意义的。
至此，中式服装和西式服装及把西装加以改造的日本式服装都成为汉族人民的可能选择。辛亥后人们的穿着情况变得比以前丰富和杂乱了，过去那种整齐划一的局面不复存在了。于是，“西装东装，汉装满装，应有尽有，庞杂至不可言状。”[7]“有剪了头发穿件长衫戴顶洋帽的，也有秃着头穿洋装的。”[8]
中式男装主要是长袍和长衫，外套马褂或马甲。这和过去没有什么不同。中式女装在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和过去相比，有一些变化。这时，从流行穿袄裤转为流行穿袄裙，即上穿偏襟袄，下穿长裙。上衣变短变瘦，领子变高。
西式男装主要包括西服和学生装。西式女装还没有被人们接受，只有局部的影响，比如，出现了仿照西式服装的对襟翻领女装。其领子显然是学习西式女服的结果。总的看来，女装的西化速度比男装慢得多。
图4 学生装和中山装
值得一提的是，辛亥以后，旅居越南的华侨黄隆生根据孙中山的授意主持设计了一种新式服装。由于孙中山授意设计，率先穿着，人们把它叫作“中山装”。设计者所取的原形是什么，现在有多种说法。有人说是日本少年团制服，而日本少年团的制服仿照欧洲的童子军制服；[9]有人说是日本铁路制服或广东便服。[10]有人说是根据流行于南洋华侨的“企领文装”为基样设计的。[11]据我看，最初的中山装实际上是学生装的变形。（见图4）
中山装后来有了变化。最初的中山装单立领，领子紧扣，对襟，上下衣袋为暗袋。穿起来显得精神严肃。中山装的式样最初有背缝，后背中腰有固定腰带，前门襟有6档纽扣。中山装后来改为无背缝，无腰带，立翻领，领口紧扣，4个衣袋，5档纽扣，袖口饰3粒装饰扣。它们都有说法：4个口袋意指礼、义、廉、耻，此为国之四维；6档纽扣意指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袖口3档纽扣指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12]
现代服装史研究界对中山装的评价非常高，大家都认为，中山装的设计和推广意义非凡，影响深远。代表性的意见是，“从服装发展角度说，中山装更是民族服装与西装的成功结合，为我国男装简化迈开了可喜的一步，并为男装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13]
不过，上面说到的服装，不论是西服，学生装，中山装，还是长袍马褂，以及上袄下裙（特指拖到脚面或拖地的长裙），都不是下层社会的劳动者的衣着。虽然民国已经成立，过去的服制已经作废，以服装“昭名分，辨等威”的传统已经过时，但是旧的服装等级制度还没有彻底结束。著名作家鲁迅在小说《孔乙己》里，描绘了他的故乡浙江绍兴的风俗。在酒店里，穿长衫的是上等人，坐着喝酒；穿短衣的是下等人，得站得喝酒。孔乙己的悲剧在于已经穷困潦倒，却不肯脱下表示读书人身分的长衫，加入普通劳动者的行列。所以，穿长衫还是穿短衣，是判断穿衣人的等级地位的形象标准。一般说来，由于贫困的原因，下层社会的劳动者，不可能追求服装的式样上的时髦和讲究，只能以护体蔽寒为唯一目的，简单的、便宜的、耐穿的衣服就是他们需要的衣服。男人上穿对襟短衣，下穿抿裆裤；女人上穿较长的偏襟衣袄，下穿裤子。冬夏春秋季节交替，服装也仅仅厚度有些变化，式样相同。衣服材料一般都是自家纺织的粗布或麻，制作比较简单。
如果说普通人民和服装变革保持着距离，是由于经济的和习惯的原因，那么，有些人坚持穿旧式服装，是由于思想和习惯的原因。除了孔乙己一样的人以外，还有更顽固的人。例如，张勋之类的顽固分子坚决抵制新式服装，保护旧式服装。再如，袁世凯称帝时马上根据明式官服设计所谓洪宪帝服和官服。所以，服装的变革肯定不是完全顺利的。
对这一时期服装发展的总的判断是，这是一个发生了巨大变革的阶段，但又是一个从旧式的传统服装向现代服装过渡的中间阶段。说它发生了巨大变革，因为汉族服装确实从等级化向平民化、从明清式样向世界通行式样、从社会作用向自然功能演变。说它仍处于过渡阶段，因为演变的幅度还有限，中间还出现了张勋、袁世凯复辟之类的事，还有不少顽固分子存在。
1915年，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揭开了新文化运动序幕，目的在于改变现状，更好地引进先进文明。作为运动的领导者，陈独秀在著名的《敬告青年》一文里，号召青年们“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他把西方看作学习的榜样，以摆脱旧思想旧文化的控制。他说：“（我国）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皙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近千载。”[14]新文化运动在当时只在少数知识分子中有影响，只有等到五四时期，它才成为改变中国社会的伟大运动。服装变革，也必定随之深得人心。
注释：
[1]在中国历史上，服装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表示穿着人的身分地位，有时规定得很细致，很具体，比如几品官穿什么颜色的官服，束什么颜色的带子。别的人一看就知道他大体上官阶如何，好像现在军队的肩章一样。
[2]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京兆》，引自张静如等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第29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
[3]《临时大总统关于限期剪辫致内务部令》，《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第32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
[4]《申报》1912年6月22日。
[5]《申报》1912年7月15日。
[6]《大公报》1912年6月1日。
[7]《大公报》1912年9月8日。
[8]《大公报》1912年6月27日。
[9]据《大汉和词典》，东京，大修馆书店1966年。
[10]黄士龙编《中国服饰史略》第236-237页，上海文化出版社1994年。
[11]黄能馥、陈娟娟编著《中国服装史》第385页，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年。另有人认为中山装就是学生装，因为孙中山喜欢穿它，所以叫“中山装”，和今天的中山装大不相同，见《中国历代服饰》第312页。《辞海》第1586页也说：中山装是“具有翻折式立领的西式上装。因孙中山先生喜爱穿而得名。由日本的学生装略加变化而成。辛亥革命后在我国流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
[12]此说见注10黄著第237页。
[13]此说见注10黄著第237页。
[14]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1号，1915年9月，引自《五四运动文选》第4页，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