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主政治而呐喊的文化斗士——纪念邹韬奋诞辰10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诞辰论文,斗士论文,民主政治论文,周年论文,韬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11月5日，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民主战士，著名的新闻记者、政论家邹韬奋诞辰100周年。邹韬奋很早就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九一八”事变以后，他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坚定地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竭力倡导民主政治，为促进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和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
30年代初期，邹韬奋毅然加入了宋庆龄等人于1932年12月发起建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担任了同盟临时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并积极参与同盟的各项活动。1933年1月7日，他在《生活》周刊上撰文，阐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宗旨是：“（一）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而奋斗，并愿首先致力于大多数无名与不为社会注意之狱囚；（二）予国内政治犯以法律及其他之援助，并调查监狱状况，刊布关于国内压迫民权之事实以唤起社会之公意；（三）协助为结社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诸民权努力之一切奋斗。”他特别强调，“民权之获得保障，决不是出于统治者的恩赐，乃全由民众努力奋斗争取得来的”。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白色恐怖下，做了大量细致、切实有效的工作，特别是营救了一些被国民党非法逮捕的共产党员、反蒋爱国民主人士，发挥了一个公开的、合法的群众团体所能发挥的最大作用。由于同盟敢于揭露国民党的残暴，矛头直接指向蒋介石及国民党的统治核心，坚持不懈地同他们的黑暗统治作斗争，因此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必须除之而后快。他派遣大批特务监视同盟成员的行动、破坏同盟的活动，把宋庆龄、邹韬奋等都列入了黑名单，并于1933年6月18日暗杀了同盟总干事杨杏佛。但宋庆龄、邹韬奋等人并没有被吓倒，而是更坚定地继续为民权保障忘我工作。6月20日，韬奋和宋庆龄、鲁迅等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杨杏佛的葬礼。他认为，杨杏佛“为保障民权努力，为保障民权运动而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就这一点说，他的死是值得永远纪念的”。他在7月8日出版的《生活》周刊上撰文指出：“世界上黑暗的国家，统治者对于革命的男女青年的摧残蹂躏”，“不但惨酷而已，而且还要用极卑鄙恶劣的手段，造作种种蜚语，横加侮辱，以自掩饰其罪恶。这种手段当然是极端笨拙愚蠢的，因为略明事理及知道事实的人决不会受其欺骗；在统治者自身，徒然暴露其心慌意乱，倒行逆施，增加大众的愤怒和痛恨罢了”。“俄国革命便由统治者在这样压迫青年自掘坟墓中酝酿起来”。
二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对抗日表现了一定的积极性。但是，它执行的是一条片面抗战路线，即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单纯由政府和军队包办抗战，拒绝一切有利于抗战的社会改革，不给人民以抗战所必需的民主权利，反对抗日战争成为人民大众的抗战，从而导致了正面战场的大溃败。对此，邹韬奋是有深刻认识的。他尖锐地指出：“目前抗战形势的不能好转最大的症结还是在仅有军事上动员，而实在没有做到全民族的整个抗战，也就是说对于民众运动仍然是未有彻底的解放。因此他呼吁，要取得抗战的胜利，“非彻底开放民众运动不可”！他还撰写了《反映民意与抗战前途》等文，深刻批判了那种“以为民主与抗战是不相容的”谬论，全面阐述了民主政治与抗日战争的关系。
在1938年7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上，邹韬奋“怀着一腔热诚与希望”，接连提出了3个提案。第一个是“调整民众团体以发挥民力案”。这是他根据当时民众运动所遭受的厄运而提出来的，反映了当时民众运动的迫切要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关于“调整现有的民众团体”，主张“只要在事实上不违反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纲领，确有群众基础及救国工作表现的民众团体，政府都应该准许他们立案，承认他们合法的地位”。第二个是“具体规定检查书报标准并统一执行案”。这个提案反映了当时文化界的迫切要求。第三个是“改善青年训练以解除青年苦闷而培植救国干部案”，反映了当时多数青年迫切的要求。
经过激烈讨论之后，他的这三个提案都通过了。但这只是废纸一张，于社会实际毫无作用。距国民参政会闭幕只有20多天，国民党政府就公布了《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和《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反而加强了对抗日言论的限制。8月，国民党当局又公开勒令解散了3个颇有影响的青年组织，完全和国民参政会所通过的提案背道而驰。针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邹韬奋在《全民抗战》上接连发表了《论审查书报原稿的严重性》和《再论审查书报原稿的严重性》等文，对国民党政府压制言论自由表示严重抗议。当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召开时，邹韬奋又提出了“撤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以充分反映舆论及保障出版自由”一案。他费了几天功夫奔走接洽，得到70多位参政员的联署。经过大会激烈的辩论，这项提案终于获得通过。
三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在1939年1月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上，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在前方制造了一系列反共军事磨擦，在后方加紧对共产党及民主力量的压迫。抗战时期人民争得的一些自由权利又被剥夺了。因此，在1939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4次会议上，经过邹韬奋等许多参政员的努力，掀起了“一个晴天霹雳的宪政运动，通过了请政府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法案”。在讨论关于抗日各党派的合法保障问题时，各派参政员进行了异常激烈的争论。邹韬奋尖锐地指出：“我有一个诚恳的要求，要求今夜在这里相聚讨论的各党派的领袖们，忽忘正在此时有着无数的无辜青年正在牢狱里在集中营里宛转呻吟哀号着呵！”他禁不住提出严厉的质问：“我今夜张眼四望，明明看见在座的确有各党派的许多领袖被允许开口共产党，闭口青年党，似乎是允许党派公开存在似的，但同时何以又有许多青年仅仅因党派嫌疑，甚至仅仅因被人陷害，随便被戴上一项不相干的帽子，就身陷囹圄，呼吁无门。敢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承认有党派就老实承认有党派，要消灭一切党派就明说要消灭一切党派，否则尽这样扭扭捏捏，真是误尽苍生！”
这次大会以后，邹韬奋为起草宪法草案，举行宪政座谈会，推动最大多数的民众参加宪政运动，作了大量的工作。
1941年初，由于国民党坚持独裁、分裂和妥协的方针，卑鄙制造了血腥的“皖南事变”，国内“政治上的逆流更有急转直下之势”。韬奋对此感到极大的义愤。他先后发表了《揭穿妨害民主的几种论调》、《一党专政与以党治国》等文章，驳斥那些“藉口‘国家至上’来剥夺人民的一切民主自由，把‘散漫无政府状态’加罪于民主政治，或公开宣称中国已‘成为真正民主政治之国家’，已有了‘充分的彻底的民主精神’”等谬论，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国家和资产阶级蛮横专政的法西斯国家的本质不同。他还和茅盾等9人联合发表了《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对“拥护团结，坚持抗战，力争进步”的文化团体和“同情于进步光明，不满于倒退腐化”的爱国青年横加迫害的大量事实，提出了“坚持抗战国策”；“团结须更具诚意”；“民主政治须即实施”等“改革政治的最低限度”的九项主张。他们坚信，“凭着中国民族得天独厚的潜势力与抗战以来已有的进步，必然能够渡过此最艰苦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