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腐败演变的中近期趋势与战略应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腐败论文,近期论文,趋势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160（2010）02－0013－07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坚决反对腐败，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深入分析现阶段中国腐败生成的原因，科学预测中国腐败演变的趋势，是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新成效的基础性工作。本文使用的“中近期”概念，特指2010－2020年。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腐败生成和发展的深层原因
1.对外开放条件下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入
讨论现阶段中国社会发生的一切问题都不可忽视国际条件的影响。就外因而言，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入无疑是促成改革开放以来腐败生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的深层把握，需要上升到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的高度。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共产主义是一种全球性的存在。这种全球性的规定反映在当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必须以占有资本主义肯定性文明成果作为这些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由此，对外开放应该被认为是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必然性选择。强调这一点并不是否认坚持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基本方针，因为当俄国等一系列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并没有按照马克思的设想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包围和进攻，维护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已经成为获取上述成果的根本前提。20世纪社会主义历史实践已经证明，对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来说，只有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在世界交往和竞争中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来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使命。由此，这一方针也成为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须遵循的一般原则。需要强调的是，对外开放在获得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对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挑战。换言之，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方针就必然遭遇西方资本主义思想观念侵入的问题。可以认为，在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条件下，对外开放的两重性必然伴随开放的全部历程。
强调外因并不意味着对内因的忽视，私有观念的潜存也构成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腐败生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过“两个决裂”的重要思想。他们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0世纪社会主义历史实践业已证明，“两个决裂”并不是一个同时发生的现象。历史的事实是，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剥削制度历史的国家而言，铲除私有制要比消除私有观念容易得多。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可以和剥削制度分离而单独存在下来，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之后依然残存在一些人的头脑之中，仍然以一种顽强的惯性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毛泽东对此有过明确的阐述，“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消灭了旧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还会长期存在，阶级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1]即使新中国消灭了剥削制度，但剥削阶级意识形态也不可能随即从根本上消除，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并长期不懈地开展思想教育，但长达千年的“官本位”、“裙带风”和等级观念等封建思想观念只是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而已。
内因和外因并不是分离而是内在结合发生作用的。当中国打开国门实行开放政策时，西方资本主义思想观念的进入使得封建私有观念获得了一种复萌的机遇，两种私有观念如此紧密的暗合，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腐败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思想土壤。对于这一点，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之初已经有了较充分的认识，在对外开放这个问题上始终坚持了辩证分析的态度。1985年9月，陈云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发表的书面讲话中指出： “对外开放政策要坚持”，但“一说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有些党政军机关、党政军干部和干部子女，就蜂拥经商。……钻政策的空子，买空卖空，倒买倒卖，行贿受贿……”[2]邓小平1992年初在南方谈话中也指出： “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江泽民同志1995年1月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指出： “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文化影响必然会乘机而入，同我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剥削阶级腐朽思想文化影响相结合，滋长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腐朽生活方式等消极现象，对人们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产生冲击，也会腐蚀我们的干部和党员队伍，甚至毁掉一些意志薄弱者。”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也进一步阐明了这一因素的影响：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一些消极腐朽思想观念对一些党员、干部产生了影响，他们的理想信念动摇，而我们的思想教育工作还存在着不深入、不扎实的问题，这是导致腐败现象的深层原因之一。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不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处于社会转型之中。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这种社会转型，其根本目的在于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为此，必须努力建构起与尽快发展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一套新的体制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其中核心部分。当然，这种社会转型并不仅仅反映为经济体制的转变问题，也包括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变革。邓小平对此说得很明确：“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3]被邓小平称为“第二次革命”的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促成中国社会从一个物质匮乏的国家迅速转变为一个物质丰裕的国家的同时，腐败作为社会转型的一个副产品也随之生成并蔓延开来。
在有的学者看来，社会的急剧转型时期是腐败易于高发的时期，两者具有高度的正相关性并有利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P·亨廷顿就认为，对于后发国家而言，腐败、改革和现代化几乎是同义语。他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一定的腐化不失为一种打通现代化道路的润滑剂”。“对于维持一个政治体系来说，腐化和改革有异曲同工之妙。腐化本身可能会成为改革的替代物，而腐化和改革又可能会成为革命的替代物。腐化能起到缓解各集团要求改变政策的压力的作用，正如改革能起到减轻各阶级要求改变体制的压力的作用一样。”这一观点不仅明确提出了腐败的正效应说，而且还认可了改革与腐败发展的一致性。对于两者之所以出现一致性的原因，不能仅仅就社会转型的形式出发，更应该看到转型期制度调整的内容。换言之，社会转型并不必然地导致腐败，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一个典型说明。只有当社会转型的目标自身有着难以克服的缺陷，而新的控制系统不能迅即建立起来，由此出现体制裂缝时，才会导致腐败发生的必然性，社会转型与腐败的一致性也才能得以证明。因此，不能将两者的一致性绝对化、普遍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腐败的发展和蔓延表明中国在探索新的现代化道路过程中并没有成功地将改革与腐败剥离开来，说明了中国这一社会转型体制裂缝的客观存在。
对于这一社会转型所可能产生出来的导致腐败的体制漏洞，党中央在改革开放之初也有所觉察。1982年2月，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纪要中指出：“也由这几年在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同时，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一些必要的管理制度管理措施没有及时跟上，以致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国内的影响增多，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中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经济领域中的走私贩私、投机诈骗、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集体财产窃为己有等严重违法犯罪活动，已经比1952年‘三反’、‘五反’时严重得多。”2001年1月2日，时任中纪委书记的尉健行在中纪委四次全会上指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法制和管理制度还需要一个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空隙和漏洞，客观上给消极腐败现象产生与蔓延以可乘之机。”由于体制转型的漏洞导致腐败的典型案件不乏其例。1996年以来，全国有13个省交通厅（局）的26名厅局级干部因经济问题被查处，有的地方甚至连续几任出问题，根本原因就是投融资体制、招标投标制度、行政审批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等方面存在漏洞，使一些人进行形形色色腐败活动有机可乘。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人都普遍认识到这一因素之于腐败生成的重要性，但大量相关腐败现象的发生，仍然反映了我们党在体制变革的预设性安排上的不足。
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不完善
从根本上说，腐败是私有制的产物，这是马克思主义在腐败形成的根本原因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人多次强调这一论点。江泽民同志曾明确指出： “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古今中外许多社会都有。从本质上说，腐败现象是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产物。”[4]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来看，腐败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原始公有制社会，由于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也就没有私有观念，因而就没有以公权谋私利的腐败产生的土壤。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以后，由于出现了剩余产品、社会分工和私人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现象，便为占统治地位的个人或集团谋取私利创造了条件。基于此，私有制是腐败产生的经济根源。当然，在私有制社会，统治阶级也要反腐败，但是从根本上说他们反腐败维护的不是广大人民的利益，而是他们本阶级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利益，他们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彻底根除腐败。必须承认的是，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生产关系结构中还必须容留一定数量的私有经济，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剥削现象，这就构成腐败现象将长期存在的经济基础。
需要展开分析的是与私有制腐败论相对立的“公有制腐败论”。这种论点坚持认为公有制是腐败产生的根源。如有些学者就认为，在公有制条件下，国家资产“产权虚无”、“所有者缺位”，因而无人去关心公有财产。而只有在私有制下，对财产的侵犯才会受到所有者强有力的抗争。所以，如果生产资料变成私有财产，那么“以私权谋私利”就是名正言顺的，而“以公权谋私利”的腐败行为就会大大减少。因此，大力推进私有化改革，大规模地在公开市场上出售国有中小企业，大力发展个体与私营企业是消除腐败现象的最重要措施。这种观点，完全颠倒了腐败和反腐败与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腐败同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根本不相容的。因为公有制促使全社会所有人掌握生存资料，全社会的劳动所得能够为所有人共建共享，它消灭了阶级差别、抑制了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保证全体劳动者的共同富裕，因此公有制不仅不产生腐败，而且为遏制腐败乃至最终消除腐败奠定了经济基础。尽管受历史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在公有制的制度实践中存在着一定缺陷，但无论如何生拉硬扯，也不能构成公有制是腐败之源的论据。
其实，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实行大规模私有化，只会招致更大规模的腐败。苏联改革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俄罗斯的腐败之所以远远超过苏联时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私有化。有国外学者在分析苏联改革变质的原因时提出了“改革尝试导致了一个倾向于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社会集团和阶级联盟的形成”的观点。他指出，这个“亲资本主义”联盟中就有“已经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转而确信“向资本主义过渡使他们不仅能管理生产资料而且能拥有生产资料、并且可以公开积聚巨额个人财富”的高级官员。我国理论界将之总结为权利转换论，认为在“体制转型”过程中，把持重要岗位的企业经理和政府官员能通过非正式渠道，利用其有利位置，在过渡期的种种模糊和混乱中，将自己对国家财产的管理权在很大程度上变成所有权。他们利用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在私有化过程中，大获其利，其机会要比其他阶层多得多。[5]在私有化过程中，俄罗斯不仅迅速形成了一个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官员寡头阶层，而且使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极度膨胀，并广泛渗入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至今难以遏制。据时任俄罗斯总检察长乌斯季诺夫在2004年初估计，俄80％以上的官员有腐败行为。2004年1月12日，普京在反腐败工作会议上指出，俄的腐败现象不仅是行贿受贿问题，俄的腐败阶层实际上已经组成一个个黑社会，不仅官员腐败，各行各业都有腐败现象。[6]
二、中国腐败演变的中近期趋势
经过党和人民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明显成效。当前之所以出现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是与这一努力分不开的。如何正确预测未来一段时期我国腐败演变的趋势，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现实课题。在确认我国反腐败斗争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应该清醒地看到，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腐败状况将依然处于高发的态势，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这是综合分析各种影响腐败因素基础上的一个基本判断。
从国际条件看，西方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对处于开放环境下中国的影响在持续并加深。当前的国际环境虽然总体上对我国发展有利，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以来一直处于低潮之中却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客观事实。这个重大历史条件对我国的影响是全方位和深远的。显然，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而言，不仅将长期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科技占优势的压力，而且还将长期面对西方各种敌对势力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进行渗透的压力。西方资本主导的全球化不仅对一个国家发展的自主性构成破坏性影响，推动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同质化，而且也会对我们国家的性质和每一名共产党员理想信仰的坚定性产生侵蚀。应该承认，经过30年的对外开放，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基本上不存在抵御西方发达国家政治思想文化影响的显形屏障。随着资本对全球统治的加深，社会主义国家维护自身属性的压力在增添，共产主义的信仰危机也在加深。现实主义的态度虽然使得我们在考虑国际关系时将国家利益作为首要原则，但应该看到，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两者之间并不是分离的关系而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国家利益之间的博弈就往往交织着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当前西方金融危机虽然使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暂时的困境，但资强劳弱的态势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相较资本主义的弱势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显然，这种国际环境对于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执政60年的大党和老党来说，始终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和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确实存在着很多不利因素，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形势。这种状况从宏观上会对我国腐败状况的发展构成正面影响。
从国内条件看，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有两个具有现实合理性的因素：一是私有经济获得长期存在的合理性，二是市场获得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当我们党主动作出这样的制度选择时，着眼点主要在于尽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30年经济的快速增长达成了这一目标。但我们不能在对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沾沾自喜的时候，忘记了这样的制度选择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对如何有效抑制私有经济的弊端以及如何使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化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表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的过程并不一帆风顺。日本《选择》周刊2009年6月号一篇题为“中国须抑制贪婪的市场主义”的文章认为，市场主义巨大成就的一个后果就是把社会主义进一步逼入了死角。共同富裕、社会福利、保护弱势群体等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被抛到了脑后。中国已经成为了可以与美国比肩的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这种认为社会主义已渐式微的论点虽然带有某种意识形态的偏见，但所反映的事实并非完全的虚构。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成为当务之急时，我们还要关注以下两个课题。第一，私有经济和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不断显露，逐渐深化对党员干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影响，虽然我们党开始高度重视和不断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但共产主义信仰在许多党员干部心中已经大大淡化。当社会主义人生观和价值观仅仅被作为“嘴上说的”、“笔下写的”意义上存在时，自私自利、贪图享受的思想观念实际上已经相当程度地深入人心，成为反映社会精神面貌的主要方面。第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人民群众对党的监督以及党内监督的双重乏力已经为腐败现象的蔓延和发展所证实。当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不能对党员干部腐败产生实质性威慑时，一系列民主形式的体现也只能具有形式上的意义而已。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开始强化教育、制度和监督并重的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可谓抓住了要害。但显然，上述几个方面的状况在较短时期内很难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正是基于对这些因素变化趋势的总体性分析，可以得出中近期我国腐败将依然处于高发的态势，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的基本结论。概括而言，现阶段我国腐败以下几个特征将进一步强化：第一，隐蔽性。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尽管我们党在反腐败过程中不断提升反腐败斗争的水平，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腐败的隐蔽性却逐步增强。第二，广泛性。和隐蔽性并不矛盾的是，腐败的广泛性越来越充分地显露，主要表现在腐败已经成为一些地方一些公共服务领域维持运行的基本手段，成为人们见惯不惊的日常现象。第三，集团化。30年改革开放之后，腐败官员群体已经逐渐向既得利益集团形成的方向发展。作为党内的一个毒瘤，该集团对党的先进性越来越严重地构成威胁。
反腐败斗争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关系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领导人反复强调这一点。邓小平在八九政治风波之后对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谈话中指出：“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3]江泽民同志1993年8月21日在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胡锦涛同志在2005年1月11日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为人民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反腐倡廉、拒腐防变，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轻视不得、放松不得。如果不能坚持不懈地做好反腐倡廉、拒腐防变工作，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这是总结我们党长期实践的重要结论，也是我们观察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失去政权甚至分崩离析得到的深刻启示”。事实业已证明，腐败是腐蚀剂，它消磨党的意志，瓦解党的队伍，削弱党的战斗力，破坏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的执政基础最容易因腐败而削弱，党的执政能力最容易因腐败而降低，党的执政地位最容易因腐败而动摇。对于广大党员干部而言，不仅需要站在维护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高度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意义，也需要站在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高度深化对反腐败斗争特殊意义的认识。因为，在苏联解体之后，作为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其生死存亡的意义已经与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三、中近期中国反腐败的战略对策
面向未来，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1985年10月23日，在回答外国客人提出的采取什么办法解决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问题时，邓小平指出：“这些问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解决，也不可能靠几个人讲几句话就见效。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有能力逐步克服并最终消除这些消极现象。”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指出：“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基于这一结论，执政党的首要任务是持续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在此基础上，有以下几个方面深层工作需要持之以恒地进行。
1.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从源头上抑制腐败创造条件
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科学发展观虽然是从明确发展的社会主义原则着眼的，但落脚点放在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上。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同时也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首先必须坚持和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并不断探索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实践形式，这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性任务和重要着力点之一。公有制的制高点位置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属性的一个基础性表达，也是抑制腐败的基础性制度保障。邓小平指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3]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就会走向资本主义。”[7]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反腐败的动力，来自认识到自身利益并为之奋斗的亿万群众，而集中体现着人民群众整体利益的正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8]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不是像一些经济学者所主张的市场化改革。在国外许多学者看来，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市场化是减少因政府过多介入经济活动而产生的各种寻租机会的根本途径。之所以如此，在于一些经济学家很自觉地将贫富差距拉大的罪魁祸首指向了政府官员的腐败。他们认为，当前贫富悬殊是腐败、用权力换取收入，即权力寻租造成的。政府对稀缺资源的配置权力过大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权力过大，是市场发育缓慢、腐败难以消除的最重要原因。在他们看来，应当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进一步铲除寻租的土壤，既推进平等又促进效率的提高。集中到一点，权力过度干预经济才是腐败之源，市场化改革才是遏制腐败的基本途径。[9]当我们对这一主张保持警惕时，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现阶段资本和劳动的矛盾关系，为劳动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这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进一步思考的课题。中国人民大学郑功成教授在2005年5月出版的《书摘》中著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解决我国资金短缺的局面并促使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我们对投资者给予了多方面的保护，这种保护迅速提升了资本所有者的地位，而劳动者的地位却在不同程度地下降，在全球性的强资本弱劳工格局背景下，我国的劳动关系在近二十年尤其是近十年间发生了重大变化，劳动关系已经处于不和谐状态，劳资之间的冲突正在日益显性化。”事实上，我们看到了在全球资本和国内资本共同作用下越来越强化的不平等。应该注意到，大量腐败现象诞生于政府对资本的特殊性保护之下，因此，只有坚定地站在劳动的立场上，才能避免被资本绑架，沦为资本附庸的可能。
2.完善监督和制约的体制机制，保障和发扬人民群众的监督权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方面不可谓不尽心尽力，但发人深省的是，一方面，一些单位“一把手”往往独断专行，所谓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都流于形式；另一方面，许多腐败现象正是通过一系列民主程序堂而皇之地实现的。如果监督和制约最终形同虚设，只能说明民主制度化并不完全是抑制腐败的灵丹妙药。制约和监督之所以乏力，监督效果无从谈起，主要在于监督成本过高。可以想象，一个普通干部发现自己上司存在腐败现象，能洁身自好已属难得，更不论谈监督和举报了。而弥漫四处的消极政治表明部分党员干部缺乏对人民群众负责的基本精神，极大地伤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监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从理论上说，广大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广大党政干部则应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腐败现象表明，公仆异化为了主人，并用不劳而获的手段占有了主人的劳动成果。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最大的忧虑莫过于党内形成特殊利益集团。联系到苏联因为特权阶层形成，党脱离群众而最终失去执政地位的教训，当前中国共产党内更要防止官僚集权或少数专制逐步形成这样的特权阶层或既得利益集团。发扬人民群众的监督制约作用，对于防止党内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完善保障和发扬人民群众监督权利的体制机制，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反腐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如果不从这一点上有所突破，那么，反腐败依然很难寻到良方。一些单位监督不到位的主要原因在于担心打击报复。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一个革命的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就要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毛泽东历来强调，这种状况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的各级领导，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10]这一段话为官员接受人民群众监督提供了方法论依据。只有进一步探索保障人民群众在行使监督权利的同时又能有效保护自我的体制机制，才能进一步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反腐主动性，最大程度地减少国家和人民财产的损失。
3.加强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筑牢党员干部的思想防线
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超越和扬弃，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我们却经常看到一种被倒置了现象。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引领相当多数人们的旗帜。对于这种消费文化的泛滥所导致的结果，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尔库塞早已进行了形象的说明： “他们在他们所消费的商品中识别出自身，在他们的汽车、高保真音响设备、错层式房屋、厨房设备中找到自己的灵魂。”[11]事实即是如此，资本主义价值观在促进人的异化的作用方面无与伦比。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当人们的欲望、嗜好、价值观经不起资本主义制造的匮乏和不公的蚕食，在不知不觉间被收编入资本主义的逻辑中，迷失于对‘美国生活方式’的追求，成为物质至上、物欲横流的社会的生产者和玩物；当社会进步以量化的国民收入和金钱交易为首要指标，当社会生活各个层面被置于经济至上的权威之下，那么，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文化必然相形见绌，被视为落后低劣。”[12]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潮泛滥，导致社会道德风尚下降、官员生活作风糜烂。社会的不良风气也造成了“26岁现象”和“59岁现象”并举，凸显社会理想信念淡化后，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被严重扭曲的恶果。
如果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我们不得不作出的颇具悲壮意味的选择时，那么，文化的能动作用也就必然性地纳入我们的视野并必须给予特别重要的说明。因为面对这种选择，只有更大程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确保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由此，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理想信念的特殊价值进一步凸显，其意义在于提升自我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净化自身的灵魂。毛泽东曾有过一句在今天听来仍然振聋发聩的一句话：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强调要更加高扬理想信念的旗帜：“现在中国提出‘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3]胡锦涛同志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从主观上说，放松世界观的改造，背弃理想信念，思想蜕化变质，是一些人堕落为腐败分子的根本原因。”[13]
新世纪新阶段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预防腐败的工作，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并注重廉政文化的建设。这应被视为一个重大的积极步骤。文化功能的发挥虽然具有滞后性，但从文化建设入手，是从源头上消除腐败现象发生的长远之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核心应该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重塑，廉政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和传播，将共产主义的信仰价值真正融入广大党员干部的灵魂深处。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价值，美国学者L.J.宾克莱这样肯定性地指出：“基督教指出人能够如何从罪恶中得救，马克思也给人指出了从异化中得救的道路。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和在这个历史时代的末期的一个无阶级社会的出现人才能得救。在那个社会里，创造性的工作将代替异化了的劳动；在那个社会里，大家将在一个亲如兄弟的社区内自由地发展他们的聪明才智。在共产主义最后阶段，人将返璞归真，与自己、与伙伴、与自然完全一致。那种认为马克思最关心的是工人吃得好，领丰厚的工资，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娱乐的想法，是把马克思的思想庸俗化了。”[14]因此，只有从获取终极意义的追求中提升思想道德水平，才是消除腐败的治本之策。
收稿日期：2009－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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