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台政策调整中的美国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美国论文,因素论文,对台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先后三次调整对台政策。在导致对台政策调整的众多因素中，美国的亚太战略及对台政策变更无疑是重要的因素之一。美国为有效实施亚太战略，极力对日本施加影响，力图将日本的对台、对华政策纳入美国的亚太战略框架；而日本由于在安全等问题上有求于美国，加之自己也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发挥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国际作用，也始终把从总体上保持日美“战略一致”，加强日美基轴关系，视作处理对华及对台关系的指导性方针。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因素对日本调整对台政策起着决定性作用。本文试图立足于这一视角，分析日本对台政策几次变更中美国因素的重大影响。
一
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确立了以遏制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为核心的独霸全球的进攻型扩张战略。为实施这一战略，美国政府除在欧洲实施大西洋联盟政策之外，也在亚太地区极力构筑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远东防线。早在二战结束之初，美国政府就提出了占领日本的最终目标：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建立一个支持美国目标的政府。（注：琼斯、博顿和皮尔恩：《国际事务概览1942—1946年的远东》，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734页。）中国革命的胜利、 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冷战格局在亚太地区的最终形成促使美国加紧扶植日本，力图“使日本在今后对付可能在远东发生的新的极权主义的威胁方面，充分起到强有力的、稳定的防波堤作用”。（注：周斌：《战后日本的崛起》，人民日报出版社，1984年，第19页。）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从其构筑远东的遏制战略出发，对新中国采取了孤立、遏制、封锁的政策，并视台湾为美国遏制共产主义锁链的重要一环。美国政府认为，如果失去台湾，就会“在以朝鲜和印支半岛为支点，并穿过日本、福摩萨和菲律宾的沿海岛屿链上，造成一个严重的缺口”。（注：袁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26—267页。）为此，他们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公然以军事方式介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国解放台湾，企图达到长期分裂中国的目的。
从日本方面来看，战后日本一片废墟、满目疮痍，美军的占领使日本几乎丧失了国家的独立与主权，日本与亚洲甚至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战争状态尚未解除。面对国内的严酷现实以及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由美国一手扶植起来的日本统治集团为“最好地保障日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求得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重返国际社会，不得不选择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并“把它作为顺应世界形势和日本需要的惟一方针”。（注：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亚洲的未来》中译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1月，第175页。）
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美国于1951年9月8日签订了盟国对日媾和条约，并同日本签订含有“维护远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和日本免受外来武装进攻之安全”条款（即为“远东条款”）的日美安全条约。在确定日美安全关系并将日本绑在自己的亚太战略战车上之后，美国政府采取高压手段迫使日本选择与积极反共并深得美国赏识的蒋介石集团媾和。同年12月24日，在杜勒斯的操纵下，日本政府抛出了敌视新中国、发展与台湾关系的“吉田书简”，“吉田书简”以1950年2 月中苏两国签订的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中含有防止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条款为由，确立了敌视新中国的基本政策，准备承认已被中国人民唾弃的蒋介石集团。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约》生效当天， 日本与台湾当局签订“日台条约”，同时提出了条约的适用范围，即：“中华民国现在及将来要统治的区域”。（注：吉沢清次郎监修“日本外交史”第28卷、鹿岛研究出版会、1975年、204页。）至此，美国不仅促成了日台建交， 促使日本公然支持蒋介石集团的反攻大陆政策，而且使“日台条约”与日美安全条约及此后签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相互衔接、相互补充，成为在远东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美国远东太平洋防务体系的重要一环。
60年代，日本在大力发展与台经济、政治关系的同时，还通过与美国签订新日美安全条约，进一步将台湾纳入其防卫范围。1960年2 月26日，日本首相岸信介在众院安全条约特别委员会上提出了日本政府的“统一见解”，即：“远东条款”的适用范围“大体是菲律宾以北和日本及其周围地区，韩国及中华民国统治下的地区也包括在内”。（注：朝日新闻社“安保问题用语：资料集”、1968年、96页。）岸信介甚至扬言，中国人民如果解放台湾，根据“远东条款”，日本“不能无动于衷”。（注：《人民日报》1960年5月10日。）1969年11月21日， 访美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与美国总统尼克松共同发表联合声明，再次公然宣称：“维持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日本安全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因素。”
日本之所以将台湾纳入“远东条款”的适用范围绝非偶然，它与美国的亚太战略的实施密切相关。50年代末，美国政府极力唆使台湾当局反攻大陆，蓄意制造台湾地区国际危机，阴谋制造“两个中国”。但美国的军事冒险政策在国际上十分孤立。在难以找到“伙伴”的情况下，美国自然将目光专注于一味追随美国的岸信介政府，希望日本支持美国的对台政策，伙同美国介入台湾问题。而日本当时不仅在安全上委身于美国，还希望美国同意修改1951年《日美安全条约》中的不平等条款，扩大自身的自主权。而且，60年代后，中美矛盾因印度支那问题进一步激化，美国希望日本协调与美立场共同遏制中国。1962年12月，在华盛顿举行的日美贸易经济联合委员会会议上，美国总统肯尼迪以“强硬的语气谈到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威胁，希望日本同美国合作阻止共产主义入侵”。（注：〔日〕吉泽清次郎主编：《战后日美关系史》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0页。）以日美关系为其“外交基轴”并与美国有“共同责任”“维护远东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日本，不能不考虑美国的对华政策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可见，战后至1972年中日复交前，美国的亚太战略及对台政策为日本战后的对台、对华政策规定了明确的方向，即发展日台关系，加强日美安全关系，共同遏制中国等“共产主义势力在亚洲的扩张”。而日本所处的地位及其奉行的对美“一边倒”的对外战略决定着日本不得不依照美国的“安排”开展对台、对华外交，充当“帮助美国在日本领土以外进行侵略和扩张”的“打手”。（注：《人民日报》1960年5月10日。）
二
70年代后，国际形势出现重大变化。一方面，由于苏联奉行霸权主义扩张战略，中苏关系逐步转冷并走向破裂，名义上仍是同盟关系的中苏两国关系已经恶化到兵戎相见的地步；另一方面，美苏力量对比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苏联咄咄逼人的扩张面前，实力地位相对衰落的美国在推行全球战略时，日益显露出力不从心的窘态。为扭转战略上的颓势，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与苏联展开争夺，美国大幅度调整亚太战略，从敌视、遏制中国转为借重中国、抗衡苏联，以求确保亚太地区战略均势。为此，尼克松1972年2月访问中国，主动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 鉴于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核心问题，美国为达到联中抗苏的目的，被迫在台湾问题上作出了让步，开始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
被日本人视为“越顶外交”的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正常化对日本的政治、外交造成剧烈冲击，使日本政府一贯奉行的敌视中国、积极发展与台湾关系的对华政策走进死胡同。多年来，在野党乃至自民党的一些领导人、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广大国民都在敦促日本政府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而“自民党的领袖们总是拿美国作借口，说日本若靠拢中共势必危及日美关系”。尼克松的北京之行“打掉了这一借口”，“使日本人不得不实事求是地对待这个问题”。（注：亨利·欧文主编：《七十年代美国对外政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5年1月，第36 页。）而且日本政府也认识到，“美国在尼克松访问北平后，可能会很快承认中共”，“日本最好在承认中共一事上迅速采取行动，以确保其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利益，并且显示日本对尼克松秘密与北平打交道之前不通知日本的不快”。（注：沈剑虹：《使美八年纪要》，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8月，第100页。）1972年6月佐藤政权垮台后， 日本开始积极转变对华政策。
1972年7月5日，田中角荣当选自民党总裁。当晚，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由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已出现重大调整，“恢复日中邦交的时机已经成熟”。其后不久，外相大平正芳进一步指出，日本跟着美国脚步走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应该“采取负责的行动，独立作出决定”，“要下决心从事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工作”（注：马建离等主编：《海峡两岸关系四十年》，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2月，第168页。）。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首相应邀访华。29日，中日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 关于台湾问题，声明指出：“日本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波茨坦宣言第八条的立场”。（注：波茨坦宣言第八条即：开罗宣言的条款必须实施。开罗宣言规定，被日本帝国窃取的台湾、澎湖列岛等领土必须归还中国。）在联合声明发表的当天，大平正芳外相代表日本政府郑重宣布：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1952年4月签订的“日台条约”宣告结束。随后， 日本政府与蒋介石集团断绝了“外交关系”，各自撤回了“大使”。
在“远东条款”的适用范围问题上，日本的立场也发生了从涵盖台湾到直接否认该条款的现实意义，从而间接地将台湾从“远东条款”的适用范围中“剔除”的转变。1972年11月2日第70 届国会众院预算委员会上，社会党议员石桥政嗣就日美安全条约中“远东条款”的适用范围向首相田中提出质询，田中回答：“围绕日美条约本身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变化，而且美中也已开始交流，事态发生了变化。我认为现在美中之间的气氛非常好，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完全不会发生过去那样的台湾问题。应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重新评价日美安全条约。”（注：外务省“日中关系基本资料集”、霞山会、1970年第5号、5页。）中日友好条约签订和中美建交公报发表后的1978年12月20日，社会党议员土井多贺子在众院外交委员会上，再次就“远东条款”是否涵盖台湾向外务省提出质询。园田直外相回答说，因美中建交，“现实情况是今后围绕台湾地区的纷争，或者由美国行使武力的情况不可能出现了。所以，对日本与美国缔结的安全条约第六条的解释即远东范围虽包括台湾，但其必要性已经消失”。（注：第68回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议录第2 号、1978年12月20日、2—3页。）
从上面的材料中可以看出，美国为建立中美苏战略大三角格局而调整亚太战略以及对华政策，是日本对华、对台政策调整的重要国际背景和促动因素，出于配合美国借重中国、对抗苏联在远东地区扩张的战略需要，日本在处理对华关系时，也不得不在台湾问题作出一定程度上的让步。然而也应看到，日本此次对华、对台政策的调整力度明显大于美国，显示出日本试图努力开展自主外交的“独立形象”。
三
冷战结束后，中美联合对苏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开始下降。美国从建立由它领导的单极世界战略出发，把日益崛起的中国视为其潜在的竞争对手和实现这一战略的障碍。为有效地遏制和防范中国，美国积极调整对台政策，试图通过打台湾牌，牵制中国的统一和强大。早在90年代初，美国的对台政策就开始出现某种程度上的松动。布什执政后期，美国政府就曾作出向台湾出售总值达59亿美元的150架F—16战斗机的决定。1993年至1994年间，克林顿政府进行了“台湾政策审议”，并于1994年9 月对美国的台湾政策进行新的调整。（注：调整内容包括：允许美国“次内阁”级的经济、商务、技术等部门的部长级官员访台；同意台湾当局官员进入美国政府有关单位“洽谈公务”；允许台湾在美国的“北美事务协商委员会”升格为“台北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等。引自杨荣华主编：《九十年代两岸关系》，武汉出版社，1997年10月，第302页。 ）调整后的对台政策背弃了美方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一再承诺的“一个中国”的精神，主张提高与台湾当局接触的级别，推进与台“实质性”关系。基于这一立场，美国政府于1995年5月批准李登辉访美，从而导致中美关系遭受严重挫折。1997 年江泽民主席访美以及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华改善了中美关系，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动作有所收敛，克林顿还在上海宣布了对台“三不”政策。但此后不久，美国政府就派新任能源部长理查森访台，台湾当局的“国防部总长”也到华盛顿与美国国防部长科恩会谈讨论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此外，美国还积极调整对日政策，加强日美同盟关系，并将推动日美同盟地区化作为阻止中国进一步崛起的重要战略手段。
与此同时，冷战结束后，日本不断加快走向政治大国的步伐，努力确立其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大国地位。为此，日本政府逐步重视台湾在其亚太战略中的地位。一方面，它希望通过发展对台实质关系，增强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强在该地区的政治、安全地位；另一方面，它又企图通过介入台湾问题，对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造成掣肘，延缓乃至阻碍中国的统一进程，制约中国的进一步强大。部分亲台势力甚至极力主张台湾独立，图谋将台湾从中国领土上永远地分离出去。基于上述思想，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逐步从其长期遵循的“一个中国”、不与台湾发展官方关系的立场上后退，开始积极介入台湾问题。
美国的亚太战略及对台政策调整，为日本“反思”过去的对台政策，发展与台实质关系，干涉中国内政提供了契机。早在90年代初，日本国内的一些亲台势力就曾提出“建议”，要求政府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重新制定对台政策。美国正式调整对台政策后，日本政府开始进一步“反思”过去的对台政策。有些日本人还公开提出，日本对台政策既不要超越美国，又不要落后于美国，以保持日美中三角关系的平衡。1995年李登辉访美前后，日本《产经新闻》甚至载文鼓动日本国会从李登辉访美事件上“吸取教训”，对中国的反对要“断然拒绝”，并将同意李登辉访日作为“对日本作为亚洲领袖的考验”。（注：刘江永：《马关条约百年后的日台关系》，载《日本学刊》1995年第6期。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日台官方接触的级别不断提高，频率日益加快，并呈公开化发展趋势。1994年10月，日本政府无视中国的强烈反对，批准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借出席广岛亚运会之机访问日本。1996年3 月，针对我国在台湾海峡举行军事演习，日本政府多次向我国政府提出抗议，并以延缓第四次对华日元贷款相威胁，公然支持台湾的分裂主义行径。1998年4月，日本政府改变25年来不承认台湾护照的做法， 对所谓“中华民国护照”直接加盖入境许可证。（注：台湾《联合报》1998年5月1日。）
在军事防卫领域，1995年2月， 美国推出了《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战略报告》，提出加强美日同盟关系，对付该地区诸如新霸权力量崛起、领土纠纷等地区“不安定因素”，确保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为积极配合美国的东亚战略，主动分担在该地区的安全防务责任，日本政府自1995年6月始，先后10次召开安保会议， 讨论防卫政策的调整问题，并于同年11月内阁会议上通过了《新防卫大纲》。（注：防卫厅编“平成8年防卫白书”、313—320页。 ）《新防卫大纲》强调了日美安保体制“在确保周边地域的和平与稳定，构筑安全环境方面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以及在“周边地域”发生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产生重大影响的事态时“要圆满有效地运用日美安全保障体系”。这一条款实际上是“日方对美国提出的在亚太地区（特别是在朝鲜、台湾问题上）采取‘共同军事对应’的回答”。（注：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国际政治”第115号、1997年5月、134页。）1996年4月，日美签署了《日美安全联合宣言》。为使宣言的精神具体化，1997年9 月日美发表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这个“新指针”在设定“日本周边事态”的概念和运用范围时采取模糊战略，提出“周边事态不是地理的，而是着眼于事态性质的概念”。尽管日本政府尽力回避回答“周边事态”的适用范围是否包括台湾，并用所谓概念的“性质”进行搪塞，却难以掩盖其在台湾问题上的真实企图。日本政府多位阁员在解释“周边事态”的范围时援引《日美安全条约》中“远东条款”，明确地将台湾纳入其中。也就是说，日本政府所认定的“周边事态”实际上就是指“在朝鲜和台湾海峡发生的事态”。（注：“日本经济新闻”、1997年6月9日。）
今年4月27日， 日本众院审议通过政府提出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法案的通过表明，在涉及包括台湾在内的亚太问题上，日美已实现了“步调一致”。今后，日本很可能援引“周边事态法”，对美军阻碍、干扰我国统一的行动进行支援，充当美军的“帮凶”。对此，日本政治评论家本泽二郎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国会通过包括“周边事态法”在内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是要把“国民的生命和财产献给美国”。（注：《人民日报》1999年4月28日。）
此外，日本还决定从今年起参加美国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 ）的研制和开发。虽然日本政府多次表示日本参加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研制开发与台湾没有关系，但由于美国政府已声明将根据《与台湾关系法》向台湾提供日美共同研究的成果，因而“日本客观上参与了美国对台湾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政策”。（注：〔日〕柴田哲雄：《关于日本参加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几点看法》，《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5期。 ）而且，日本始终回避对“周边事态”的范围与日本TMD 系统的应用范围是否一致作出解释，这有可能为日本任意扩大军事行动范围，将台湾纳入TMD的防御范围埋下祸根。
四
在回顾、分析战后以来日本对台政策的调整历程之后，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启示和结论：
首先，日本的对台政策是随美国的亚太战略及对台政策的变更而变更的。70年代以前，美国将台湾、日本纳入自己的远东战略，日本为确保日美基轴关系，被动选择了亲台反华政策；70年代中美关系大门打开后，日本迅速有力地调整了对华政策，断绝了与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90年代以来，美国奉行以防范和遏制为主要内涵的对华“接触”政策，日本又借机介入台湾问题，积极推进与台实质性关系。可以说，美国的亚太战略及对台政策是日本制定、实施对台政策的重要国际背景，对日本调整对台政策起着决定性作用。当前，由于美国已将中国视为其在21世纪的主要竞争对手，因而可以肯定，美国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不会放弃它一贯奉行的“以台制华”战略。尽管美国最近针对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再次申明了“一个中国”的立场，但我们在对此表示欢迎的同时应该冷静地看到：美国这次“迅速表态”是在中美关系因中国驻南使馆被炸、“考克斯报告”出笼而处于困难的背景下作出的。况且，美国从来就没有认真信守自己多次作出的郑重承诺。而日本近来不仅加固了日美同盟关系，而且在阻止中国崛起方面与美国拥有共同利益。这就决定了美国因素今后仍将成为影响日本对台政策的重要因素。台湾问题作为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的首要干扰因素和不稳定因素将长期存在下去。
其次，70年代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日本虽然在总体上尽力保持与美“战略一致”，但在调整对华、对台政策时，已开始逐步丢掉被动适应的色彩，而是从其国家利益出发，自主地决定调整的时机与幅度，从而使日本的对台政策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独立性。当前，日本已将争当政治大国，确立在亚洲地区的主导地位看作事关国家根本利益的战略目标。随着其国际经济、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日本今后将更多地从这一目标出发自主地选择对华及对台政策。这也决定了日本不大可能放弃它手中的“台湾牌”，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的地位将会更加突出。
基于上述两点启示，我们应该：（1 ）在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前提下，以灵活、务实的精神，妥善对待中美关系中的矛盾，高度重视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尽可能避免中美关系的恶化，以尽量减少美国因素的负面影响，防止美国及日本对台政策的进一步发展。（2 ）在不承诺放弃武力的前提下，坚定地贯彻“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针，积极创造条件，营建两岸政治对话的氛围，推动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从根本上打掉美日手中的“台湾牌”，使中国在未来的国际格局中占据有利的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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