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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亚模式的校正与前景
80年代至90年初，东亚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以持续的经济增长、适度的通货膨胀、外向型的发展战略，吸引了众多的投资，亚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的地区，被称作“亚洲奇迹”。众多的实业家和学者预言21世纪是“亚太世纪”，世界经济中心将向亚太转移。但是，这次东亚危机爆发后立即有人预言这是“亚洲奇迹”的破灭，是“亚洲的灾难和崩溃”。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亚洲金融危机是两种经济模式交锋的产物，一边是美国的全球自由化经济模式，一边是发源于日本的亚洲成长模式。”（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专栏作家W.Pfaff ）“金融危机不啻宣告了日韩经济模式的总清算与总破产。”（臧声远，台湾《远见》，1998）显然，这是一种与实际相悖的过于轻率的预言。
众所周知，各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国内外条件，决定了它在特定的历史阶段采取的最佳政策。东亚模式确实是不同于欧美的又一种现代化发展模式。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上，东亚模式都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这些国家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实现了经济起飞和赶超，这不仅是市场机制实现的经济过程，更主要是政府强力主导市场经济实现的政治过程。政府依据本国的国情，积极影响和干预对资源的配置、决策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则，安排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框架，重视普及教育、培养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并以强制手段加以实施。这种独特的发展模式将政治上的集权统制与经济上的资本自由化相结合，溶合了东方儒家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强调民主、自由，更注重团体、纪律。这种极权主义与市场原则的结合，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保障了这些国家多年来出口导向经济的飞速发展，显著提高了人均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取得了经济起飞阶段的突出成就。
但是，迅猛增长的经济也掩盖了东亚一些国家经济管理体制中若干潜伏的隐患，在国际资本全球化、世界市场一体化和金融国际化的新形势下未能及时调整相应的经济社会政策。一是未能及时调整吸收外资的规模和结构。对外开放中过分依赖外资流入，特别是流入经济泡沫泛滥的房地产业和证券业，初期高的资本回报率一旦降低，大量资金外逃，银行和民间企业便背负起巨额的以短期外债为主的债务负担。相比而言，台湾和新加坡的外债额少，在危机中的损害就轻。二是政府未能及时调整对经济的影响和干预的程度。政府在成功地将本国经济推上起飞之后，未能及时主动地从应由市场调节的一般竞争性领域中退出，相反，一些国家官营经济愈渐强化，由此滋生出官僚的腐败，政府、企业、银行或财团的结合，压抑了市场机制对经济结构的调节作用。再加之东亚一些国家政局不稳，官场丑闻迭出，更抑阻了改善政府决策机制，适时调整经济结构的需要。而经济社会模式一旦不能随经济社会形势变动而自动调整，势必趋向凝固与僵化。例如印尼的金融危机迅速演化为全面的政治、社会危机。
东亚这些国家的经济在危机中遭到了重创，近两年内出现经济萎缩是不可避免的，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会降低，但是，绝不能以此断言东亚模式已经破产，更不能漠视东亚各国和地区的民众坚持依据自身国情，挽救损失，谋求新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信念。例如，在对东亚受害国的援助问题上，不少人尖锐地批评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图利用求助国的通货危机，强制要求实行该组织在其它地区采取的那套带有固定程式的经济社会制度和结构改革方案，而不管这种改革是缓解还是加剧该国目前的经济和社会困难。典型例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年底企望韩国实施的紧缩宏观经济政策和关闭银行的方案，不但未能缓解经济困境，相反将有复苏前景的一大批企业推向破产边缘，进而加深了韩国和亚洲的金融危机。不仅韩国，就连泰国的一批学者也要求政府抵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套导致经济停滞的改革对策。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一个普适于东亚各国的振兴方案。
应当说东亚这些国家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未变：各国多年发展已经具备了较为厚实的基础，强政府导向市场化、外向型发展、重视与普及教育、较高素质的劳动力等等。当务之急是制度整合，摒弃有害弊端。东亚各国除日本外，现已着手调整产业结构，着力大幅度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注重利用新技术发展多样性、互补性产品和服务，逐步实现从单纯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主导型，或者将二者紧密结合起来。可以说，没有国内市场的繁荣将不会重现昔日经济繁荣之路。当然对于象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几乎没有国内市场可言，如果不大力提高制造品技术，突破依赖电子工业的单一格局，开拓多元化的优势产业，即使现有的基础强劲也肯定会面临衰弱的命运。同时，有关国家也提出了改革政治体制的任务，要求限制政府官僚对经济的影响作用，破除大型产业与金融集团的垄断，建立和健全一系列法律制度和金融监管制度等。
香港受到了危机的影响，但是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稳健的金融监管，特别是有中央政府和内地金融机构的有力支持，可以度过这场危机。同时香港也从危机中汲取了教训，积极调整产业结构，重点发展高新技术的制造产业，大力抑制过热的房地产业。世人皆认为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不会受到动摇。
目前，危机的余波虽时有发作，但风潮已基本平息下来，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货币与美元的的汇率已基本稳定，并在起伏中逐步攀升；印尼政局动荡导致金融局势仍然不稳。但是，日本经济走势进一步趋向衰退以及日元贬值，又一次挫伤了东亚各国的复兴，只是在中国提供稳定币值的强力支持和美国对日元的干预下，情况才渐趋好转。可以预测，经过三年左右的努力，泰国、印尼、韩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将显著提高投资、还债和出口能力，摆脱危机的泥淖和漩涡，实现经济的复苏与振兴。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等认为东亚可望在两三年之内摆脱危机，沃尔芬森甚至预言新的亚洲经济奇迹有可能在两三年内实现。应当说这是颇有见地的观点。
总之，“东亚奇迹”依然存在，“东亚模式”并未过时。危机使这种发展模式从强力阵痛中得到了锤炼与校正。这次金融危机既是亚洲也是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一面警示牌、经济螺旋式上升进程中的一段弯折、一段饱含风险与辛酸的插曲。
中国在东亚危机影响导致出口商品受挫，国内市场疲软的形势下，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这是中国人民对于东亚甚至世界金融形势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我们对东亚各国人民摆脱目前困境，重展亚太地区经济雄姿满怀信念。中国大陆和香港将加强与台湾两岸三地之间、与东亚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与合作，毫无疑问，中国将在重新崛起的亚洲经济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二、深刻的警示
东亚金融危机是20世纪后半叶历次金融风潮中冲击力最大、蔓延最广、损害最甚的一次，是90年代以来亚洲地区乃至世界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引起了我国从中央政府到金融界、企业界及学术界的强烈震动，人们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广泛研讨、认真思索、深刻反省、吸取教训。
对这场危机态势的判断、反思并尽力防范和减少损失，直接影响我国金融及宏观经济发展决策。这是因为，一方面，这场危机发生在与中国经济文化背景相似的亚洲邻国，同我国经济联系密切。危机爆发之时，正逢中国企业改革的关键时期，危机加重了企业亏损和失业增加，对中国金融形势及宏观经济态势带来的负面影响决不可低估。另一方面，东南亚各国有经济增长的骄人业绩，中国也着力采取了大致相似的经济发展战略，但同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也遇到了重复建设与盲目投资导致的产品积压、房地产过热、政府指令信贷和金融监管不力造成银行坏帐、政企不分及腐败等等相似的问题，因而从东亚危机中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产生和增强了“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这对于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及长期性的制度建设，无疑是相当宝贵的经验。
中国之所以未被这场危机卷入，相反仍然保持经济社会稳定，保持适度经济增长和低通胀的发展态势，决非国际上某些人所说的是“侥幸躲过”。现在回过头来看，1993年中期开始的以治理金融秩序为重点的宏观调控的确是及时而重要的，它清除了不少投资热浪中泛起的房地产开发和股票等泡沫经济成分，有效地控制了货币供应量，银行体制改革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外贸出口增幅加大，外资引进规模和结构得到进一步改善。
对比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国目前至少具备二个规避金融危机的重要环节：一是中国在1993年以来经常帐户有盈余，外汇储备厚实，现已达1400亿美元，并且谨慎地控制外资额度，外资直接投资比例高，短期负债额少，偿债信誉良好；二是中国尚未实行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人民币系非兑换货币，外汇资本不能轻易流动，这种谨慎而渐进的举措，避免了在金融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贸然开放资本市场而铸成大错，虽趋向保守，推迟了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衔接，却也可谓“祸兮福所倚”。因此我们说中国并非“侥幸躲过”东亚金融危机，主要指的是近几年宏观调控的进步与相对保守的金融对外开放相组合的格局，使国际金融投机资本集团望而却步。
但是，这并非说中国金融经济体系不存在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恰恰相反，第一，中国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存在数额不小的坏帐及呆帐资产，这种低资本充足率与高不良资产比例，与东亚金融危机席卷的一些国家相同，而且，我国国有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大部分为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所拖欠，这些企业的资产经营状况仍继续处于恶化之中，从这种意义上讲，形势更为严峻；第二，金融市场的基础条件（如执行及清算系统、信用服务、利率和汇率机制、内部监控机制、信用评级以及金融法律等）尚不具备或不健全，市场运作不规范，特别是资本市场不时发生过度投机和金融机构的违规操作行为；第三，国内金融与国际金融的互动性已经增强，但是金融业尚缺乏与国际惯例相适应的一整套金融监管制度和相应的法律，更缺乏一支通晓国际金融业务、善于规避金融风险的高素质的专业人员队伍。总之，无论是体制性还是信用经营性因素，都孕育和诱发着高风险隐患。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障经济能够持续、健康发展，引起了举国上下特别是金融界的高度关注。明确以风险防范为中心的金融监管，以监管立行、兴行，这是确保金融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为此已经提出并逐步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诸如：加强金融内部管理，健全与规范金融机构自身行为；规范银企之间的产权关系，硬化银行债权约束；建立与健全金融预警系统；进一步优化利用外资结构，维持充足的外汇储备，保持汇率的稳定性和灵活机动性；完善金融立法，依法控制金融风险等。总之，这些均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带共同性的经验，我国采取了符合自身情况的作法。同时，在金融市场全球化、电子化发展的条件下，需要与其它国家建立国际间金融安全防范机制，相互合作、联手动作、共同抵御国际金融炒家的狙击。
中国要建立起抵御金融危机的根本之策在于加快发展经济、提高经济实力，这才是硬道理。为此：
第一，要深化包括金融体制在内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完成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的任务，壮大企业自身生命力和活力；
第二，既要适当兼顾劳动密集产业及产品，更要加大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投入，提高出口竞争力；
第三，加快国有商业银行企业化经营步伐，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基础性条件；
第四，积极而谨慎地推进与国际金融资本的对接，首先完善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其次在企业改革、银行改革及金融市场基础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的条件下，实施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逐步实现国际金融市场化（并非放松管制的“金融自由化”）；
第五，要加快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换，戒除政企不分的弊端，既充分发挥政府导向市场经济规范发展的重要作用，又消除政府对企业经营的干预。
目前，在人民币不能贬值、外贸出口受挫、失业率上升、国内市场进一步疲软的严峻形势下，当务之急是尽力扩大国内投资、消费需求，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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