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与文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体论文,礼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前言 研究“中国文学”①，对于所谓“文体”(或称“文类”)，应如何认定，始终是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因为“文体”分类的标准，历来宽窄不一，有的只分为极少的类别，有的分成一百多类，差异性很大，这当然牵涉到分类目的的不同、社会的演变、文学观念的差异等等因素。②因而要谈论“文体”，必须注意分类的目的性和时代的差异性。本文拟讨论的范畴，是中国文学中因“礼仪”而产生的文体。此种文体产生的原因都是为了某种具体礼仪而作，且成为该礼仪进行过程中的一部分。笔者对于此种文体的发展的观察，拟贯穿整个中国文学史，因此文中揭举例证时尽量照顾到时代的分布，不一定以最早出现的例证为限。笔者将先讨论历来具代表性的文体分类法，从而指出因礼仪而产生的文体众多是中国文学的特色之一，然后讨论此种现象的深层因素，最后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观察，说明此种文体的发展和其他文体的异同。本文所要探讨的几项议题，部分曾在笔者以往的论文中因论证的需要分别提出过，或详或略，但不连贯，缺乏完整的逻辑架构。本文尝试将这些相关的论点串连起来，成为较完整的论述。读者察之。 二 中国文学中的文体分类法 将中国文学粗略地分成韵文与散文，或分成诗与文，固无不可，但这通常是针对初学者编纂读物或教科书而发的，其中大多还会再分类，譬如将韵文再分成诗、词、曲之类。宋代真德秀的《文章正宗》分成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类，固然简要，但明代吴讷便批评说：“天下之文，诚无出此四者，可谓备且精矣；然众体互出，学者卒难考见，岂非精之中犹有未精者耶？”③换句话说，四类中的任何一类，其中的选文都是“众体互出”，体制上有明显的差异，但真氏并不想去处理，所以吴讷有“犹有未精”的批评。 认真讨论或处理文体问题，起于汉末，盛于南朝。如曹丕《典论·论文》云：“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此说已经点出了不同属性的文体有不同美学特质的意识，但没有再作进一步的分类与说明。晋朝李充《翰林论》原有五十四卷，已佚，今存者出于辑佚，仅有书、议、赞、表、驳、论、奏、赋、诗、诰、诫等十一体，且各仅存寥寥数句而已。挚虞《文章流别》原有三十卷，其议论之部分今存者亦出于辑佚，别称《文章流别论》，仅存颂、赋、诗、七、箴、铭、诔、哀辞等八体而已。以上三种，对文体的分类和说明，或语焉不详，或残缺不完，现今颇难据以讨论。 南朝则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任昉《文章缘起》、昭明太子《文选》等俱为完书，但其写作目的各有不同。刘、钟之书，主要为文学评论之作。《诗品》仅论五言诗，可以排除在本论文所欲讨论者之外。《文心雕龙》宗经但不论经，其余文章则均分体论列，因而有《史传》、《诸子》等篇。任昉之书，标举文体之源而已。《文选》则依文体选文，兼寓分体和评论两种目的，但周、孔、子、史之书基本上不收，必须要具备“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条件才能获选，其所呈现的文学观念，与《文心雕龙》有所不同。 《文选》选文的体例，据昭明太子《序》，乃将“远自周室，迄于圣代”的文章分成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共三十七体，“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我们有理由相信，昭明太子的分类，应比李充、挚虞的项目为多。但与《文心雕龙》的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含对问、七、连珠)、谐、讔、史传、诸子、论、说、诏策(含策、制、诏、戒、教、命)、檄、移、封、章、表、奏(又称疏)、启(又称封事)、议、对(含对策、射策)、书记(含谱、籍、簿、录、方、术、占、试、律、令、法、制、符、契、券、疏、关、刺、解、牒、状、列、辞、谚)等相比，则较少，但如扣除昭明太子不认同的部分，二书差异不大，只是所用文体名称并不全同。 任昉《文章缘起》，将文体分为八十四类，又比《文选》、《文心雕龙》多出一倍有余。其卷首题辞云“聊以新好事者之目云尔”，显示其分类较当时一般的认知来得新颖而且多样。为何如此？试看他的分类：三言诗、四言诗、五言诗、六言诗、七言诗、九言诗、赋、歌、离骚、诏、策文、表、让表、上书、书、对贤良策、上疏、启、奏记、笺、谢恩、令、奏、驳、论、议、反骚、弹文、荐、教、封事、白事、移书、铭、箴、封禅书、赞、颂、序、引、志录、记、碑、碣、诰、誓、露布、檄、明文、乐府、对问、传、上章、解嘲、训、辞、旨、劝进、喻难、诫、吊文、告、传赞、谒文、祈文、祝文、行状、哀策、哀颂、墓志、诔、悲文、祭文、哀词、挽词、七发、离合诗、连珠、篇、歌诗、遗命、图、势、约，共八十四类。显然，任昉的分类之所以较多，乃是将某些文体进行再分类，如《文选》中，诗只是一类，任昉则将诗依每句字数多寡分为六类，另又分出歌诗和离合诗，将骚分成骚和反骚，将碑文分成碑和碣，将表分成表、让表、劝进，另外又将前人曾用为篇名的如白事、明文、篇、图、势、约等等也全收入，因而数目达八十四类之多，并非在《文选》之外实质上又增加那么多体制明显不同的文体。 明代依文体选文的专书，著名的有吴讷《文章辨体》，共五十九类文体，徐师曾《文体明辨》，共一百二十七类文体。此两书的编辑体例与《文选》不同的是各体均有“序说”，故有删除选文而保留“序说”的单行本，称《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文章辨体》分五十余体，《文体明辨》则多达一百余体，其情况一如《文选》与《文心雕龙》之于《文章缘起》。《文章辨体》比起《文选》，多出十余体，则是因为社会的演变使然(详下文)。 清代著名的文选，以姚鼐《古文辞类纂》为最。姚书也是依体选文，却只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十三类。原因之一是此书讲究的是“古文的写法”，因而诗词之类不收入；原因之二是姚鼐分类宽松，只重视某一大类的文体的主要写作技巧，而不刻意去分别细目，譬如碑志类，《文章辨体》与《文体明辨》名义多至六七种，而姚鼐只分为一类，吴、徐之书重视不同体制的大小差异，姚书则重视大类别的写作技巧，因而其《古文辞类纂·序》称：“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神、理、气、味，主要指写作技巧，格、律、声、色，主要指文章体制，于此可见姚书编纂的宗旨偏向写作技巧。 综上所述，可见中国文学的文体分类，历来都在变动中。原因之一是，越到后代，因政治制度、礼仪、社会形态、语言等有所变迁，所以新体制越来越多，譬如魏晋以后出现墓志铭，盛唐以后出现词，元朝有曲之类。原因之二是，学者对于文体，关心的角度不同而有差异，有如上述。时至近代，学者的分类依旧分歧，这只要观察各种《中国文学史》所论述的文体类别多寡不同，便知梗概。整体而言，研究文体的学者，并不认为有加以统一的必要。 三 因礼仪而产生的文体众多是中国文学的特色之一 不论文体应该如何分类，笔者要指出：因礼仪而产生的文体，比起其他语言的文学来得特别多，乃是中国文学的特色之一。单纯的看这个命题，将立刻让人产生中国文学的某些文体其应用性很别强的联想。不错，上揭命题和联想，正是本文想要表达的内容。虽然笔者也认为：因政治制度及官僚体系的复杂性而产生的文体也特别多，应用性很强，也是中国文学的特色之一。这个命题，也很容易被察觉和了解，不过，此非本文所拟讨论的范围。在进入主要论述之前，先定义本文所谓“礼仪”。由于历史上华夏人士曾将所谓“礼”做过无限扩张，若用最广义的“礼”来看文体，则除了二十世纪某些文人所谓“纯文学”之外，大部分的文体都是因“礼”而产生的。这只要考察十三经中的《三礼》和后代诸如《大唐开元礼》之类的政书，礼的含盖面如此广泛，便能理解。但如从该角度去论述，对当代人士了解中国的文体，缺乏时代意义，因而本文不从该视野立论。礼学研究者，通常将礼分成吉、凶、军、宾、嘉五礼，或冠、昏、丧、祭、乡、射、朝、聘八者，八者分属吉、凶、宾、嘉四礼，其中独缺军礼，④当和儒家推崇和平有关。《仪礼》原称“礼经”，内容以冠、昏、丧、祭、乡、射、朝、聘为主。但从今日的眼光看，乡、射、朝、聘是区域性的公众事务和国家间的政务，属于公领域；而冠、婚(昏)、丧、祭是私人生命历程中会遭遇到的大事，属于私领域。本文所谓“礼仪”，指的是私领域。 在私领域的礼仪中，为了配合各该礼仪的性质、气氛或表达私人情感，历史上分别产生了各种相应的文体。下文依照冠、婚、丧、祭的顺序举出因该等礼仪而产生的文体(首次出现加“”号表示，同一文体的异名不加)，其后再附以因庆祝生日而新兴的文体，但均以重要者为限，以免过于琐碎。 (一)冠笄之礼 《士冠礼》见《仪礼》第一篇，《礼记·冠义》称“冠者，礼之始也”，乃是青年获得参与家庭事务和社会活动资格的第一步。士冠礼的诸多仪节中，有父亲延请宾客为冠者“取字”并口宣“字辞”以祝贺之的礼仪。女子则在许嫁时行笄礼并取字，《礼记·曲礼》：“女子许嫁，笄而字。”又《内则》：“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此一在“名”之外又取“字”的礼仪，为此后二三千年所继承，一直到近数十年才逐渐消失。究竟汉唐之间如何取字，文献极少记载，但既然大多数人都有字，则恳托尊长为之是可以想见的。到了宋朝初年，出现了“字说”的新文体，所谓字说，就是将为某一男女青年取字为某某的原由写成文章，此后直至清末，字说大量在文集中涌现。换言之，字说是因取字礼仪的需求而在宋初产生的新文体，并在此一需求消失后衰亡。 字说的别名，依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所举，有字序、字解、字辞、祝辞等，笔者曾指出还有字训、字箴、字赞、改字说等称。 字说有一个受其影响的支流，即“名说”。本来，古人在子生三月后，由父亲在接子礼首度见面时“命名”，见《礼记·内则》，但不以“名辞”祝之，也不说明命名的原由，因而名说在礼仪上缺少清楚的源头。东晋陶渊明曾有《命子诗》，唐代刘禹锡有《名子说》，但只是个别文人的发想，尚未形成一种文体。后来受到字说流行的影响，于是出现名说，《文体明辨序说》所载，还有名序的别称。笔者注意所及，尚有改名说。至于受到字说的影响而有别号说，便不足为奇了。⑤ (二)婚礼 《士昏礼》见《仪礼》第二篇，《礼记·昏义》称“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婚姻俗称“人生大事”，在汉人社会中，自古至今，大致依照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的次序进行。兹依六礼的顺序说明因婚礼而产生的文体。在古礼中，纳采是由男方请托友朋前往女家提亲，因为还有问名、归卜的程序，婚事尚未确定，自无文字为凭。至卜吉、纳吉之后，双方若有默契，仍待正式纳征以确定婚事。纳征，古人或称文定，今人通称订婚，但在古代，经过纳征，婚姻关系便算确定，而具有法律效益，和现今不同。⑥为了使男女双方更有凭据、更为安心，以上四个仪节，到后代便出现“通婚书”，对方则报以答书，见敦煌所出唐代《书仪》，如伯三九九号《今时礼书本》、伯二六四六号《张敖书仪》，⑦而为后世沿用，如苏轼为其长子苏迈作有《与迈求亲启》，为其次子苏迨作有《谢求婚启》，又有《答求婚启》、《下财启》之作，⑧皆属通婚书，简称婚书。 亲迎，在古代，男方在黄昏时悄悄前往女家将女方迎至家中，并无外人参加。依照《仪礼》、《礼记》二书所显现的古代婚礼，婚礼只有双方家人参加，并无贺客，婚礼的场合庄严肃穆，并不奏乐。晋朝以后，气氛逐渐改变，有贺客，有音乐，后来更受到周边民族的影响，在亲迎时故意百般阻挠新郎以取笑乐，新郎一行亦喧哗催促新娘上车，甚至新娘来到夫家后，仍有种种仪节，整个过程，场面热闹非凡。在此过程中，遂相应产生“障车文”、“下女夫词”、“催妆诗”、“却扇诗”种种名目的作品，为婚礼增添了许多欢乐的气氛。⑨ (三)丧礼 丧礼是中国礼书着墨最多的礼仪，在十七篇的《仪礼》中占了四篇。由于最重的丧服丧期为斩衰三年，所以过程相当繁复。大致而言，其过程可用下表概括： 始死→复→沐浴饭含→小敛→大敛→停殡→成服→朝夕哭→朔月奠→荐新奠→卜日→卜葬→启殡→迁柩朝祖→柩车启行→葬→虞→卒哭→祔→小祥→大祥→禫 在这些过程中，除了因家人进行的仪节而产生的文体外，其君臣、亲戚、友朋、师生会来吊唁送葬，也因而产生了数种文体。兹依序举其重要者叙述如下。 复，即招魂。依《仪礼·士丧礼》，由人执死者之衣登上屋角，口呼死者之名，企盼将死者的灵魂招回而得以“复生”，故称复。战国时期，因此礼而有人创作“招魂”之文，楚辞《招魂》、《大招》即是。 在确定招魂无效而死亡之后，丧家需要告知君臣、亲属、友朋、师生等相关人士，谓之《讣》，后世称为讣闻，古人则为了向政府报备亡者的一生行事，于是而有“行状”，行状成为史馆编纂传记的根据之一。在东汉以后，行状也用以向文士请托为亡者撰写“神道碑文”的基本资料。⑩ 停殡之时，柩上插有铭旌，写有亡者之名，安葬时可随入圹中。曹操及晋朝曾四度下达禁碑令，世人遂将神道碑转置圹中，谓之“墓志铭”，铭旌即墓志铭在礼制上的依据。隋唐不再禁碑，因而往往一人同时兼有神道碑与墓志铭。(11) 亡者之君臣、亲属、友朋、师生等相关人士既接讣闻，即陆续前往丧居吊唁。于是君长对臣下遂有“诔”的书写。如《礼记·曾子问》：“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礼也。唯天子称天以诔之。诸侯相诔，非礼也。”诔与铭旌均为旗帜状，可供吊客共览。《文选·王仲宣诔》李善注：“郑司农《周礼注》曰：‘诔，谓积累生时德行。’”《仪礼·士丧礼》曰：“为铭，各以其物。”郑玄曰：“铭，明旌也，杂帛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不可别，故以其旌旗识之。”扬雄《元后诔》(代作)曰：“着德太常，注诸旒旍。” 停殡期间，丧家须安排安葬日期与葬地，并作送葬的准备。自启殡至柩车启行前往葬地，中间还有朝祖等多项仪式，此一过程时间很长，且政治地位越高时间越长，吊客多在此时前来，且有人提出“吊文”、“祭文”或“哀辞”吊文、祭文往往在现场诵读，哀辞则大多不在吊祭现场诵读。(12) 刘邦在位时，田横自杀，其徒属在柩车启行前往墓田途中吟唱哀歌，是为“挽歌”之祖。见晋人崔豹《古今注》：“《薤露》、《蒿里》，并丧歌也，出田横门人。……故有二章，……至孝武时，李延年乃分二章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亦呼为挽歌。”(13) (四)祭礼 古代祭祀的范围很广，包括天神、地祇、人鬼，不过，在封建时代及专制时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资格祭祀三者，《礼记·王制》：“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但任何人都可以祭拜祖先。本文所谓祭祀，与《仪礼》中的《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下篇为《有司彻》)相同，指祭祀自己的祖先而言。在《仪礼》中，祭祀过程中有祝嘏之辞的记载(属吉礼)，其后遂发展成“祭文”。而吊客在丧礼中的祭文如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属凶礼)，或文士在古人墓前的感念之辞如韩愈的《祭田横文》之类，也与家属的追远之辞同称“祭文”，然而吉凶不同。若以广义之祭礼言之，则如“上梁文”、“青词”等等与礼俗或宗教相关的文体，名目更多，此不赘述。 (五)庆生礼 古人本不庆祝生日，六朝末年民间渐有人为之，但被指为“无教之徒”不受认同。如北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篇》曰：“江南风俗，儿生一期，为置新衣，盥浴装饰。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刀尺缄缕，并加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贪廉智愚，名之为试儿。亲表聚集，因成宴会。自兹以后，二亲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饮食之事。无教之徒，虽已孤露，其日皆为供顿，酣畅声乐，不知有所感伤。梁孝元年少之时，每八月六日载诞之辰，尝设斋讲。自阮修容薨后，此事亦绝。”(14)自唐玄宗以生日为千秋节并诏普天同庆以后，庆生正式拉开序幕，而成为上下共通的礼仪，并衍生出以生日为主题的诗词。唐玄宗庆生之事，见王溥《唐会要》卷二十九、《旧唐书·玄宗本纪》。(15)至明代李东阳、李梦阳等人，贺客祝贺之语遂发展成“寿序”。(16) 四 因礼仪而产生的文体是否会受该礼仪的制约 为某一礼仪作文章，其内容与语气会受到该礼仪的性质的制约，是很自然的。譬如求婚启，既然请求女方家长同意求婚，自然会对女方的家风和该女子百般赞美。既然对死者有一份感情而作吊词或祭文，自然会提起往事并赞赏亡者的优点和特质。又如接受请托撰写神道碑文或墓志铭，自然会述及死者的名讳爵里事迹子息等资料，而对亡者的言行则隐恶扬善。其他的文体可以类推。此外，此种文章也会受到该礼仪的场合和气氛的制约。譬如祭文，通常在吊丧的公开场合诵读，使用韵文形式读来较易感动人心，平质的散文形式在那种场合和气氛中并不讨好，因而中国历代的祭文以韵文占绝对多数，散文极少。 由于这两种制约，此种文章很容易形成固定的形式和内容，因而不易提升其文学的高度。不过，以上两种情况，是从礼仪的角度去思考的。若从欣赏文学作品的角度去衡量历代作品，便不尽然了。以《文选》为例，第三十三卷收了《招魂》一首，第五十六卷以下，收了诔八首、哀三首、碑文四首、(17)墓志一首、行状一首、吊文二首、祭文三首，总计二十三首，在诗以外的文体中，文体类别和篇数都占了相当比例。而《文心雕龙》也对诔、碑、哀、吊进行了讨论，《文章辨体》和《文体明辨》约略相同，只是异称较多，《古文辞类纂》在十三类中，碑志与哀祭占了两类。可见以文学成就的角度来衡量，即使此种文体容易形成固定的形式与内容，古今文学评论家仍然认为其中不乏杰作而加以采择。 为何此种文体也能获得可观的文学成就？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有大文豪突破固定的形式与内容。兹以韩愈为例加以检讨。汉末六朝的神道碑文或墓志铭，通常“称美而不称恶”，(18)但是韩愈援用《春秋》褒贬的笔法去评价墓主，并引入各种写作技巧，更新使用的语言，获得很大的成就，而受到其后古文家的学习与效仿。(19)又如祭文，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摆脱韵文的格局，用散文写作，虽然对后代祭文的写作影响不大，但从文学上看，却是创新之作，而受到袁枚《祭妹文》的模仿。(20)值得注意的是，本节上两段所举出的例证，都与丧礼、祭礼有关，而冠礼、婚礼及庆生礼产生的文章，尽管饶富趣味或具有民俗研究的价值，却缺乏文学上的较大成就，这就说明了需要或容许表达深刻感情的文章，才可能突破礼仪的制约，而发展成很好的文学作品。但是另一种制约是无法突破的。即该文体既因某礼仪而产生，则该礼仪衰亡之时，该文体亦必随之衰亡，于此可见该种文体的应用性极强。前文已指出，二十世纪后半叶出生的人，因受西力东渐的影响，通常不取字，于是字说此一文体便几乎成了绝响。其他因礼仪而产生的文体的兴衰消亡，道理同此。 分析至此，笔者认为应该思考两个问题。其一是，大多数因礼仪而创作的文体，容易形成固定的形式与内容，想要彰显文学趣味与价值而达到明显的成就颇为困难，但仍然产生种类众多的文体及文章，其深层的因素何在？其二是，此种文体与该礼仪的兴衰消亡同步的现象，对讨论文体演变有什么启示？以下分两节予以探讨。 五 因礼仪而创作文章的深层因素 汉人社会，为何会因礼仪而产生众多文体并创作大量文章？是很值得思考的课题。笔者认为这和汉族对“名分”以及彼此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的执着很有关系。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确认及再确认彼此的名分和亲疏远近，正是汉族礼仪的重心。这里所谓的名分，指此人与他人的关系为何而言，譬如夫妇、父子、君臣、长幼、师生、朋友，便是汉族社会最在意的名分。《孟子·滕文公》：“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通称五伦，师生则比照父子。这名分通常透过彼此的称谓、行礼时的相对位置和动作以及丧服丧期来确认与再确认。因而当一个人要向另一个人表达其关系特别亲近时，便需要使用语言或文字，而形诸文字比使用语更能突显和流传。魏晋以来各家文集中为礼仪而作的文章特别多，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汉人对于名分，还追溯亡者。“慎终追远”一语，大部分的注解家认为即指丧礼与祭礼，乃是最受重视的礼仪，因而也最需要去表达彼此的名分和亲疏远近。在这二礼中，允许表达彼此之间的私人感情，这可以说明此种文体中最受重视也最有文学成就的，为什么是碑志文与哀祭文而不是其他文体。 六 文体递变说的检讨 因礼仪而产生的文体，基本上会受到该礼仪的制约。虽然大文豪可以予以突破，而获得很高的文学成就，但若该礼仪在社会上衰微或消亡，则该种文体也会随之衰微与消亡。由此吾人便会联想到某些文体递变说的适用性问题。 笔者曾在研究字说的相关论文《冠笄之礼的演变及其与字说兴衰的关系——兼论文体兴衰的原因》(21)中讨论过文体递变说，主要是反省王国维先生的下列说法： 四言敞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22) 在该文中，笔者经参酌若干古今学者的意见并经过较长篇幅的探讨后，获得结论，指出王先生“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乃因“通行既久，难出新意”之说有待修正。兹不重复论证过程，而将大意浓缩如下： 古人所谓“文体”，在概念上颇为模糊。辞、赋、诗、词等谓之文体，连珠、策问、碑文、祭文等也称文体。笔者认为应将前者称为“艺术性载体”，后者称为“应用性载体”，二者的演变不能等量齐观。即使艺术性载体，和“通行既久，难出新意”也不一定有关。而应用性载体的兴衰，和“通行既久，难出新意”更是无关，而是由社会环境的变迁来决定的。 该文仅以字说为例加以申论，本文扩大检讨范围，结论仍然相同，各文体兴衰消亡的原因并不是“通行既久，难出新意”。譬如碑志文与哀祭文，韩愈、欧阳修等古文家仍能在“通行既久”后“迭出新意”；至于衰亡，则因当今葬礼已大幅度简化而不认为碑志文有何功能，故衰亡乃是社会变迁造成的。综合言之，王先生的观点，不一定适用于艺术性载体，但一定不适用于应用性载体。 七 结论 中国文学中，有不少因礼仪而产生的文体。此种文体的类别众多，是中国文学的特色之一。此种文体既因礼仪而产生，则会受到该礼仪的性质和气氛的制约，容易形成固定的形式与内容，不易彰显文学趣味；但若有大文豪突破固定形式与内容，亦能创造出杰出作品。唯一旦该礼仪在社会上衰亡，其相应产生之文体亦必随之衰亡。 笔者认为：汉族为礼仪而书写文章的深层因素，与名分及彼此关系的亲疏远近的确认与再确认有关；此种文体之中，碑志文、哀祭文的文学成就最大，则与丧、祭二礼允许表达私人感情的亲疏远近有关。 再者，本文主张应将文体分为艺术性载体和应用性载体两类，本文所论的文体，与相关礼仪之兴衰消亡同步，应用性极强，属应用性载体，不适用于王国维先生在“通行既久，难出新意”的概念下提出的文体递变说。 注释： ①“中国文学”一词，更精确的用语，应是“汉语文学”，因为近世以前，韩、越、日等亦以汉语创作大量与中国文体相同或近似的文学作品；而在中国境内，也有用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文学作品。 ②譬如将文章分成文、笔两类，且不愿承认笔一类的作品具有足够的文学趣味。详参[梁]刘勰：《文心雕龙·总术篇》，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等。 ③[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凡例》，台北：大安出版社1998年版。 ④一般学者都认为《仪礼》中“军礼独阙”，语出[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前集》卷9，台北：新兴书局1969年版。以《仪礼》《乡射礼》和《大射仪》属于军礼，是清代经今文学家邵懿辰《礼经通论》(收入《皇清经解续编》)的主张，笔者不甚以为然。 ⑤本小段的详细例证与说明，参拙文：《冠笄之礼的演变及其与字说兴衰的关系——兼论文体兴衰的原因》，原载叶国良、李隆献、彭美玲合著：《汉族成年礼及其相关问题研究》(台北：大安出版社2004年版)，又收入拙著：《古典文学的诸面向》(台北：大安出版社2010年版)。 ⑥参见唐代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卷13《户婚中·许嫁女报婚书》：“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若更许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台北：新文出版公司1986年版。 ⑦另参吕敦华：《唐代婚姻礼俗研究》，台北：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叶国良指导，1995年。 ⑧[宋]苏轼：《苏东坡全集·续集》卷10，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5年版。 ⑨参拙文：《从婚丧礼俗中的异族文化成分论礼俗之融合与转化》，收入拙著：《礼学研究的诸面向》，新竹：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⑩[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行状者，门生故旧状死者行业于史官，或求铭志于作者之辞也。《文章缘起》云始自汉丞相仓曹傅干作《杨原伯行状》，然徒有其名而亡其辞。” (11)参拙文：《韩愈冢墓碑志文与前人之异同及其对后世之影响》，收入拙著：《石学蠡探》，台北：大安出版社1989年版。 (12)参拙文：《唐宋哀祭文的发展》，原载《台大中文学报》第18期，2003年6月，收入拙著：《古典文学的诸面向》，台北：大安出版社2010年版。 (13)[晋]崔豹：《古今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14)[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篇》，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5)另参王翠君：《唐宋庆生礼俗研究》，台中：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叶国良指导，1998年。 (16)清人陈康祺《郎潜纪闻》卷7：“寿序谀词，自前明归震川始入文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按：归有光年辈虽较王世贞、李攀龙早一二十年。但李东阳《怀麓堂集》、李梦阳《空同集》、何景明《大复集》亦见寿序，较归有光又早五十余年至二十余年。 (17)《文选》收入碑文五首。但第五十九卷《头陁寺碑文》不属于墓碑，兹不计入。 (18)此借用《礼记·祭统》语，但《祭统》语乃指子孙对其先祖的态度而言。 (19)参拙文：《韩愈冢墓碑志文前人之异同及其对后世之影响》。 (20)参拙文：《唐宋哀祭文的发展》 (21)拙文：《冠笄之礼的演变及其与字说兴衰的关系——兼论文体兴衰的原因》 (22)王国维：《人间词话》，收入《王观堂先生全集》第13册，台北：文华出版公司1968年版。标签：古代礼仪论文; 文体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文体明辨论文; 文心雕龙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仪礼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