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香港经济发展的策略性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策略性论文,香港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回归后香港经济发展的轨迹 在香港内部泡沫经济破灭的同时，是外部竞争的加剧。中国内地的经济日趋对外开放，上 海、深圳、广州等城市的竞争力日趋提高。上海国际大都会的雏型初现，1999年上海《财富 》论坛的效应相当强，突然将新上海的现象展现在世界面前，香港猛然发现来自上海的竞争 不再遥不可及；2001年10月份召开的APEC非正式首脑会议进一步展示了上海的吸引力。在这 个过程中，大量台商和跨国公司大举进入长江三角洲地区，香港、乃至整个珠江三角洲都发 现自己的竞争力在流逝。
就是在珠江三角洲内部，香港也面临新的竞争。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已经超过40%，高 科技发展初具规模并已将香港远远抛在后面。同样，广州借九运会之机大大改善了道路等基 础设施，并将番禺等地并入广州市区统一规划，广州提出要在南沙建立物流中心和深水港 （而且准备与新加坡合作共同发展），其压力似乎更让北上的港人感到窒息。
可以说，在中国即将成功加入WTO和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后，中国成为全球制造和生 产基地的大局已定。在中国走向世界、拥抱全球化之际，原来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的亚洲四 小龙大都面临困境，从汉城到台北、从香港到新加坡都面临边缘化的危险，它们必须在全球 化和与中国大陆的分工中寻找新的定位。
事实上，在整个东亚都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的机会之时，香港确实有背靠祖国大陆的独特优 势，而且中央政府也倾向于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和WTO的框架下，尽可能照顾香港的利 益，特首的第五份施政报告中反复提到的开放内地到香港的旅游安排、开放内地专业人士到 香港工作，以至于两地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等，体现的正是中央政府对香港整体发展和港 人利益的高度关切。也正因为要进一步把握祖国内地的庞大商机，香港需要加速与珠江三角 洲充分整合，形成合力走向世界。但是，粤港一体化的直接和短期后果，却是粤港两地生产 要素价格的趋同，香港的工资和楼价有可能继续下滑，从而给本来已经不振的内部需求增加 新的压力。这种可能，令特区政府在推行一体化过程中举步蹒跚。不过，每个香港居民都知 道一体化的趋势不可避免，市场的力量难以抗拒，商家更深知自己发展的最大空间还是在深 圳河对岸，全社会的心理预期都是香港的要素价格还会下降，问题只是下降的幅度有多大， 以及如何承受这种冲击。现在看来，香港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这次冲击，否则香港经济将难 以再生。
其实，上述问题可以简单地通过汇率贬值来解决。然而，香港实行的是与美元挂钩的联系 汇率制度。应该说，联系汇率制度对于香港过去10多年的稳定繁荣功不可没。但在周边地区 货币大幅度贬值，香港成本过高、竞争力明显下降的条件下，1美元兑7.8港币似乎已属过高 。但是，调整多年不变的联系汇率却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动摇香港经济的根基。
香港经济面临的这些问题，都是长期与短期矛盾的统一体，特区政府在取舍过程中，其政 策往往因投鼠忌器而难以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美国“9.11事件”的突然爆发，对香港经济更 无异于雪上加霜。本来，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美国经济已经收缩，而且收缩的力道在 今年下半年进一步加速，已经给香港的进出口贸易、金融服务和整体经济增长带来了压力。 “9.11事件”及其后的阿富汗战争，给全球经济增添了不明朗性，美国经济的下滑已成定局，来 自美国的进口订单大幅度减少或延后执行，对香港的负面影响尤其巨大。从长远看，香港地 处美国全球化分工体系的节点之一，如果美国经济因为“9.11事件”而改变90年代以来的发 展轨迹（如美国加强和北美洲内部的生产协作、减少对于全球供应链的依赖），香港经济将面 临新的结构调整压力。
香港目前面临的政策困境
国际经济形势的逆转和东亚地区国际分工形势的改变，特别是中国沿海地区的崛起，给香 港未来路向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方面的原因，以及长期以来信奉“积极 不干预”的市场至上策略，香港的总体经济政策却无法在短期内做出相应调整。
第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基本落实，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未能落到实处。回归以 后，中央坚守“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则，基本不干预香港内部事务，赢得 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但上述原则的后半部分难以落实。长期以来，香港并不是真正由现 在这批香港领导人（包括主要高级公务员）管治的，而是由伦敦作出重大决策。伦敦有长期的 研究和管治香港的队伍，并与香港各级公务员保持密切的互动（如原来公务员要向伦敦方面 汇报工作，每天回答各种询问往往需要大量时间），同时通过各种政治安排在香港编织了一 张严密的网，对香港进行有效管治。回归之后，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北京没有继续对香港 保持长期而细致的研究，香港的公务员更无定期汇报制度，中央无法及时了解香港发展的最 新动态，主管香港事务的官员缺乏专业性和对香港工作的切身经验（这种经验，往往需要在 香港生活多年以上并能融入香港社会才能体会到），当然无从、也不必要给予香港政策性建 议。反过来看，缺乏自上而下的命令后，公务员在短期内也不会天然具备港人治港的实际能 力（香港政府内部缺乏政策研究机构，主管政策的高级公务员往往从行政系列出身，缺乏相 应的理论和知识基础，香港绝大部分教授又都是相信市场万能的纯学术型学者，其他一些民 间智囊机构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基本不具备政策研究、特别是战略研究的能力）。 因此，从实际情况看，从“英人治港”到“港人治港”有相当大的距离。当然，如果香港的 经济环境不发生重大逆转，中央政府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方针可以在不断摸索中完 善，但现在这种宽松的环境已经不复存在了。
第二，香港的总体经济政策缺乏调整的灵活性。上述方针与香港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基于两 个假设，第一是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趋势基本不变；第二是香港与内地在经济方面 的落差长期存在，数十年内内地的经济无法赶上香港，香港对内地具有示范作用。金融风暴 以后，上述两个假设基本不存在，香港的经济发展出现重大逆转，不采取断然措施难以恢复 民众的信心和经济增长的轨迹。从速度上看，上海的发展已经将香港抛在后面（上海已经不 再将香港定位为自己的竞争对手）。但直到近期为止，我们对总体形势的认识依然没有摆脱 上述假设，因而无法从根本上改变香港的经济政策发展路向。“9.11事件”后，香港经济再 受 重创，失业率快速上升，香港社会出现了一股悲观情绪，蔓延到从政府到商界、从公务员到 普通职员、从知识分子到中产阶级和中低收入人士的各个阶层，造成投资和消费信心低迷， 进一步强化了香港经济的下挫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惟有对香港的经济政策作出重大调整， 才能将市民从信心下降的恶性循环中带出来。
第三，依靠中央实施特殊的优惠政策，也缺乏制度性的安排。随着美国经济的收缩，全球 经济陷入不景气状况，“9.11事件”更加重了这种萧条效应。但与此同时，中国内地经济几 乎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唯一绿洲，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安全的地区之一。从理论上看， 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可以给香港带来新的机遇，部分香港人士也希望中央政府能够在关键 时刻对香港经济施以援手，令香港未来的发展能够“背靠祖国，面向世界”。
确实，中央政府也在考虑如何帮助香港经济的发展。北京市市长刘琪宣布给予香港在京投 资企业以内资企业待遇，朱镕基总理在东南亚访问时指出香港和内地是“自己人 ”， 香港特首也表示要和内地不同省市建立新的合作关系。但人们很快认识到，上述优惠政策基 本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它们都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最惠国待遇原则相违背。在WTO架构下，香 港和内地是两个独立的关税区之间的关系，内地给予香港企业的一切政策，都必须同样给予 其他141个WTO成员。因此，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内地基本无法提供给香港超越其它外资的 待遇（如北京市政府就不得不收回了曾经承诺给香港在京投资企业以内资企业待遇的政策， 指出这种政策将面向所有外资企业）。实际上，在WTO的法律框架下，内地各个省市加深与香 港的经济整合，都面临给其他国家和地区外资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基本不可行。
实事求是地看，未来的香港经济，很可能会与其他三条小龙一起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而进 一步相对衰落，至少香港与上海、北京、以至广州和深圳的差距都会大大缩小。但中央对香 港的扶持，第一受制于WTO的法律框架，第二受制于“一国两制”的政治安排，香港和内地 的资金、人员无法实现自由流动，从而令香港无法真正享受到内地经济增长的好处。
解决香港经济问题的政策建议
从现在的情况看，中央必须在短期对香港的经济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并以此为开端，重构 中央与香港特区关系的基本经济框架，切实保证“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贯彻和香港的长期 稳定繁荣。笔者建议，可以在北京设立相应的民间和半官方机构，专职研究一国两制的推行 和香港的管制问题。在这些研究机构中，可由专业人才和对香港有切身体会人士长期跟踪香 港的政治经济发展，对各种政策作出模拟，使中央可以直接掌握香港发展的第一手动态资料 ，并主动与香港未来的经济政策选择做出配合。而且，该机构还要与香港内部的研究机构结 合起来，认真探讨解决香港经济问题的各种方案，不要简单排除任何的解决方法，更不要因 为这种方法目前阶段不合适就放弃了长期的研究和政策准备。笔者认为，下面几个领域是值 得重点研究的：
第一，在中国加入WTO之后，重塑香港与内地的政策框架。在“一国两制”的政治原则下， 必须对内地与香港的经济联系做出新的制度性安排。目前看来，在内地与香港之间，以两个 独立关税区的名义签署自由贸易协议是比较可行的方法。这种自由贸易协议，有别于欧洲经 济共同体等从关税减免出发的传统自由贸易协议，而是仿照新加坡与日本、新加坡与美国、 韩国与日本自由贸易协议谈判的模式，从投资协议和行业性开放（如电子商务等行业）做起。 一旦两地建构了自由贸易协议，内地对香港的扶持政策就可以取得合法性，回避其他国家最 惠国待遇的要求，而且这种扶持政策还将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可松可紧又不失国际规范。当 然，从中央角度考虑，从中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战略出发，中国也可以与东盟、韩国等周边地 区建构类似的自由贸易协议。在刚刚结束的东盟10国和中、日、韩首脑会议上，中国政府提 出了未来10年内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战略构想，得到了东盟的积极回应，该构想也可以 说是近年来中国外交政策非常漂亮的一个大手笔。
实际上，香港很早之前就提出过类似设想，但当时的条件似乎并不成熟。第一是当时中国 尚未加入WTO，过早在内地与香港之间形成自由贸易区会给中国入世谈判增加相当大的难度 ；第二，当时香港与内地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差甚大，香港对内地经济发展依然具有强大的示 范作用，一般认为香港不需要内地的支持就可以维持过去30年的长期发展趋势，内地也不需 要把很多优惠政策拱手让给香港。如今，这两个前提都改变了，香港如果不与内地建立新的 经 济联系制度，很可能会出现长期停滞现象；另外，既然中国已经决定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 ，就没有理由将属于“自己人”的香港排斥在外；而且，香港和内地的自由贸易协议，可以 让内地经济今后的对外开放继续以先开放给香港试点的方式进行，避免WTO制度下一次性全 部开放给所有其他成员的局面出现，对未来内地经济的开放起到缓冲的作用；最后，内地与 香港自由贸易的成功推行，还可以对台湾起到示范作用。
综上所述，现在应该是香港和北京切实考虑调整两地经济关系的时候了，未来内地与香港 的法律框架将是政治上“一国两制”，经济上“自由贸易协议”。也唯有如此，才能切实保 证香港的长期稳定繁荣。
第二，考虑香港经济“再工业化”的可行性。金融风暴之后，香港经济告别了过去30年的 高速增长和90年代的泡沫经济，也因此突然失去了方向。由于经济不再具备持久的扩张动力 ，香港经济今后的长期矛盾和主要矛盾可能是失业，特别是占香港近700万人中绝大部分的 未受大学教育的中低收入人士的工作问题。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之后，这批人无论如何都难 以在现行的工资水平下立足，也难以在以后的珠江三角洲找到满意的工作，目前香港的各种 经济调整方案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也是市民对香港没有信心的主要原因之一。
要解决大多数人的就业问题，必须考虑重新在香港推行工业发展的策略。80年代以后，香 港的工业北移，主要是劳工工资和土地价格两种要素价格同步上升造成的，而且两者的价格 与内地的落差极大。但是，现在香港与内地劳工的工资差距已大大缩小（如今年香港大学毕 业生的工资可能只有7000元左右，而北京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可以拿到4000元），香港工人的 工资已经下降到5000元以下，而深圳的工人连工资带福利超过3000元。香港工人的敬业精神 远远超过内地的打工仔，其效率相当于内地工业的1.5至2倍。从发展趋势看，香港的劳工工 资水平，还有下降的趋势。
另一方面，香港开办工业的其它成本（包括税收、其它管理费用、与政府的各种间接费用） 远远低于内地。据在内地开办工厂的香港企业家反映，他们的精力50%以上都要用来应付地 方政府，从而带来很高的管理成本。如果在香港重新开办工业，在管理方面的交易成本将可 以降低50%左右。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土地，香港的土地成本依然远远高于内地的水平。但是，如果特区政府 能够划出一片不适合其他用途的土地（如港深边境数十平方公里的管制区），以免收地租的方 式鼓励工业发展，一定可以吸引一大批在珠江三角洲投资的高增值产业回流，或者是整个加 工链条的高增值部分回流，它们将可以吸引大批香港劳工就业。
这种加工区，对中国的对外开放也将是一个巨大的帮助。例如，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 的纺织品出口很可能还受到其它国家的限制，特别是在2004年底全球取消纺织品和服装的配 额 之后，中国原产地的商品还会受到其它国家一个紧急过渡保障条款的限制，而在香港经过深 加工的纺织品则可以以香港为原产地进入国际市场，从而帮助内地在加入WTO之后开拓国际 市场。另外，以中国为原产地的出口商品还受到WTO其他成员另外一个为期12年的过渡条款 的保障，而最后工序放在香港，则可以将原产地改变为香港，避免上述条款的制约。
另外一个可以发展工业的地区是香港新机场附近的物流中心，可以设立巨型的临空型物流 加工工业区，同样，这里加工过的商品也可以以香港原产地出口。
最后，香港再工业化的主要目的还是分流香港的中低教育水准劳工。如果工业园区的计划 可行，未来可以在珠江三角洲港人聚居的地方设立类似的、由香港方面管理的、以港人就业 为 主的香港工业区，吸引香港中低收入阶层迁居珠江三角洲长期定居，并通过这种高效率 的香港工业园区带动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投资软环境的改善。唯有如此，香港才可以彻底解 决总体教育素质越来越低的状况，才有空间从内地引入新的技术移民，才有条件发展其它的 高增值产业，从根本上保障香港在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时代的长期稳定繁荣。
实际上，上述再工业化建议，利用的主要是香港闲置的土地资源，并不涉及到其他的财务 补贴，也不会影响香港其他产业，特别是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的继续发展，更不会 影响香港作为亚洲都会的功能，可以说是有利无害。
第三，加速推进粤港一体化的研究，而有关政策的推行则要慎重行事。有关粤港一体化和2 4小时通关问题，一直是今年上半年，特别是7-8月份香港政界和商界讨论的话题，特区政府 的高级官员在不同场合纷纷提及，而许多政党、商会、智囊机构和学者也以此为题目，举办 了多次研讨会和新闻发布会。
从实际效果看，现阶段粤港一体化的主要障碍是通关效率过低（如每天20万人过罗湖，平均 每人多等半个小时，则浪费10万个小时），而非具有极大心理意义的24小时通关。如果现在 勉强实现24小时通关，会对香港的楼价和工资造成进一步的压力，香港很可能在没有看到粤 港一体化的好处之前已经失血过多。因此，延长通关时间，但将24小时通关定位为长远目标 ，是非常实事求是的，也可以看作是特区政府朝决策谨慎化和科学化迈出的重要的一步。实 际上，原来持反对意见的主要是地产商，但随着他们在内地的部署完成（另一方面是香港的 房地产项目可能赚不了钱了），大部分房地产商很可能会支持粤港一体化，但受损失的则是 普 通市民，特别是那批即将处于负资产的业主，而房价进一步下降将会冲击到香港的金融体 系。因此，在全面推行粤港一体化导致香港的地价与工资与广东进一步接轨之前，必须先为 香港找到发展的方向，重新树立香港经济的信心。因此，粤港一体化是一项综合配套的发展 规划，绝对不能像现在许多人理解的那样，以为是简单的24小时通关的问题。
另一方面，这次讨论暴露了香港社会有关政策制订和形成过程中的问题。第一，香港各相 关利益团体很少切实研究粤港一体化的相关影响，即使在7-8月份的讨论高潮中，也见不到 太多真正有建设性的建议，见不到粤港一体化短期内对香港经济的负面影响，更不用说综合 评价粤港一体化的详细报告了。同时，政府的研究缺乏前瞻性。粤港一体化对香港经济的负 面影响，是每个中产阶级，特别是新界北区的居民都感觉得到。粤港一体化对香港的长短期 好处到底在哪里，大家也是模模糊糊。但政府高官在过去半年的表态，给人们的预期是政府 要加速推动，要让香港去全力开拓珠江三角洲这个新兴的市场，这种态度与各商会和那些相 信市场至上的学者的态度是高度一致的，也因此主导了整个讨论的方向。诚然，香港需要全 社会共同对某些重大问题进行讨论，但笔者认为，政府的相关研究一定要做在前面，而且要 做得比较周全，要能够有意识地主导讨论的方向。
上述决策过程实际上为未来的香港重大政策讨论提供了一些教训，问题是香港的各方面是 否吸收了这些教训。就算回归到粤港一体化的问题，这次也只是暂时避过了风头，有关24小 时通关对香港的好处以及负面影响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到一定时候还会再发酵。也因此， 特区政府以及中央、广东省政府以及其他各方利益团体应该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
第四，要切实研究香港联系汇率制度脱钩的步骤和相应的风险化解措施。当然，现在可能 不易实行脱钩，但从长远看，7.8港元兑1美元的汇率肯定过高，而且香港的相对竞争力还会 下降，这个汇率在未来只会更高、更不利于香港的竞争力。从政策制订者的角度看，从中央 的角度看，千万不要因为现在不能脱钩，就不做研究、不作脱钩的准备工作和部署（如主动 减少香港金融机构的美元负债、调整香港财政储备的资产结构，在北京或其他地区建立相应 的应急机制）。如果准备充分，一旦时机来临，就可以毫不犹豫地脱钩。否则，战机会稍纵 即逝。实际上，现在的国际形势对港币的联系汇率脱钩比较有利。与1998年不同，它既不会 对大陆造成影响，又可以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还不会对东南亚造成重大的影响。
香港经济已经进入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摆脱香港经济的危机，提振香港居民的信心，需 要全新的思维，更需要中央政府符合国际惯例的强大支援。惟有如此，才能保持香港的长期 繁荣和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