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研发国际化与中国世界制造中心成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跨国公司论文,中国论文,化与论文,国际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浪潮的深入发展，跨国公司研发（R&D ）活动国际化趋势日益增强。跨国公司研发活动国际化是技术国际化的主要内容和推动技术创新全球化的最重要的角色。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 ）经历着结构快速升级的过程，其中从制造业转移向研发机构和地区运营总部扩展，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成为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随着中国作为全球重要制造基地地位的逐渐形成和加强，向中国转移研发能力，已成为众多跨国公司的共识。中国正处在世界制造基地向世界制造中心转变的过程中，应抓住机遇，最大可能的发挥跨国公司研发国际化给中国技术进步带来的积极作用，提升中国制造业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实现向世界制造中心升级。
一、跨国公司研发活动的国际化趋势日益增强
全球研发开支在过去的十年中迅速增长，2002年约达6770亿美元，而跨国公司是全球研发的驱动者。保守的估计，跨国公司占全球研发开支的近半数，占工商研发开支（估计为4500亿美元）三分之二强。事实上，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的研发支出高于许多国家的研发支出。2003年，研发支出超过50亿美元的跨国公司有六家（福特汽车、辉瑞制药、戴姆勒—克莱斯勒、西门子、丰田和通用汽车），而发展中经济体中，研发总支出接近或超过50亿美元的只有巴西、中国、韩国和中国台湾。
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在海外设立大型实验室明显呈加快趋势，其目的在于充分整合全球的技术创新资源，开拓全球市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东南欧及独联体国家，跨国公司的研发活动日趋以全球市场为目标，并努力与跨国公司的核心创新结合为一体。总的来看，跨国公司研发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分散化；二是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明显增长；三是跨国公司研发战略联盟大量增加；四是研发人员本土化倾向。
2005年9月，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在其发布的《2005 世界投资报告》中指出，在研发国际化过程中，跨国公司的研发活动在发展中东道国的增长非常迅速，越来越被引起重视。在研发国际化扩大的过程中，外国子公司在许多东道国的研发活动中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数据表明，在1993—2002年期间，全世界外国子公司的研发支出从大约300亿美元上升到了670亿美元。其中外国子公司在发展中世界工商研发中的份额从1996年的2％上升到2002年的18％。在2003年，外国子公司占爱尔兰、匈牙利和新加坡全部工商研发的半数以上。研发联盟数量的上升、专利报批活动的增加等其他指标也同样表明，研发活动加大了在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化力度。联合国贸发会议在2004—2005年期间对世界研发活动支出最大的公司所作的调查显示，所调查的跨国公司有50％以上已经在中国、印度或新加坡开展研发活动；作了答复的公司中把中国作为未来研发拓展目的地的数目最多，接着是美国和印度。种种迹象表明，跨国公司研发有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
从理论上说，研发活动进入发展中国家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跨国公司不断扩大在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可以预期一些调整适应型的研发活动会随之跟进；第二，研发活动是服务活动的一种形式，与其他服务一样，具有“分解性”，可以把其中某些部分放在能够以最高效率实施的地方开展。大体来看，决定研发活动向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因素有以下两种：首先，竞争的不断强化、发达国家研发成本的上升和科技人力的短缺以及研发活动复杂性的不断提高，增强了研发国际化的必要性；其次，制造过程正在向全球化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有着庞大和迅速扩张的市场，这些因素提高了这些国家作为新地点的吸引力。
跨国公司研发活动在向发展中东道国转移过程中，中国逐渐成为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活动的重要支点。在进入中国市场过程中，跨国公司随着在华企业的增加，在华业务迅速膨胀，根据其对中国市场潜力的判断、对中国研发环境的分析以及对经营和研发全球化的综合考虑，它们开始在中国建立专门的研发机构。1993年，摩托罗拉公司就在中国设立了第一个外资研发实验室。1994年，北方电讯投资成立北京邮电大学—北方电信研究开发中心。1995年，贝尔实验室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同年，IBM中国研究中心也随之成立。1996年起，知名跨国公司掀起了在华独资建立R&D机构的热潮，相继在华建立研究院、研究中心、技术开发中心、实验室，或宣布大型R&D投资计划。而微软中国研究院和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的成立，则将这一热潮推向了顶点。由此，中国已经成为跨国公司R&D海外基地，其研发重心也从贴近本地市场向基础性技术创新转变。联合国贸发会议在《2005世界投资报告》中指出，目前中国的国外研发单位数目约为七百个左右。由此，中国已经成为跨国公司研发海外基地，其研发重心也从贴近本地市场向基础性技术创新转变。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研发海外基地，弥补了中国研发投入的不足，同时也带来了世界先进技术，有利于培养出高水平的科研人才，引进了先进的研发经营管理经验，使中国有机会参与和分享全球研发活动及其成果，更新和提升技术层次。
二、跨国公司研发国际化对东道国技术发展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要求所有的企业必须具备提升或保持竞争力所需的技术和创新能力。我们知道，研发只是创新的来源之一，但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立生产出保持竞争力和持续增长所必需的全部知识。因此，各国都有接入国际创新网络的迫切意愿。与研发活动相关的外流外商直接投资和内流外商直接投资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途径。从东道国的角度看，研发国际化不仅为转让在其他地方开创的技术，而且也为技术开发进程本身打开了大门。这将帮助一些东道国加强自己的技术和创新能力。无疑，研发国际化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发展中东道国的技术进步。
研发国际化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机会：第一，可借以获得技术，生产高增值产品和服务，开发新的技能，也可以通过向本地公司和机构溢出的效应培养创新文化；第二，投入研发的外国直接投资能够帮助各国加强自身的创新体制，提升产业和技术，有利于它们发挥要求更高的职能，操作更先进的设备，生产更复杂的产品。必须明确的是，研发国际化对发展中东道国技术进步产生外溢影响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吸收能力。因为，一方面，国内企业和技术机构的技术能力是吸引研发活动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它也是获得研发活动外溢利益的必要条件。从研发的外部溢出效应来看，积极作用的大小取决于本地企业和机构在什么程度上能够通过接触来吸收和学习研发方法和技能。此外，研发活动类型和研发活动是否与生产活动相挂钩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跨国公司与东道发展中国家本地企业和研发机构之间的互动越多，本国的创新体制就越先进，东道经济体技术进步受到积极影响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跨国公司研发活动中，往往大量雇用东道国优秀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市场开拓人员。如果东道国有足够吸引力的政策和制度改进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将增强东道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为东道国储备和开发有质量的人力资源，加大东道国企业的竞争动力从而为东道国企业获取先进制造技术创造条件。高科将技术外溢在向外扩散的途径归纳为：第一，外资经济的出现，促进当地厂商技术效率和产品质量的提高；第二，外资企业将相关技术提供给东道国上游和下游企业；第三，外资企业培训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在将来可能进入当地企业；第四，外资企业带来的市场竞争压力，促使当地厂商使用新技术以提高效率①。一般地，技术外溢是附着在具体的载体（如人员、设备等）之上，通过载体的移动而实现的。从长期来看，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会通过对人员的培训而有助于人力资本的培养与增加劳动市场上技术人才的供给。对技术与管理人才的竞争以及人员的流动也将使他们成为技术外溢的载体。应当指出，外溢效果的大小是与当地企业之间的竞争强度直接关联的。
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对于带动东道国的研发活动，无疑具有或多或少的技术“溢出效应”。因为跨国公司在海外进行研发活动一开始就定位在比较高的水平，装备了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派去了高级技术专家。同时，也带去现代的管理经验，并通过其全球信息系统及时享用其研发总部的科技信息，这就有可能使在东道国的研发工作处于同一领域的前沿。具体来看，跨国公司研发国际化将给东道国带来的好处有：第一，跨国公司研发机构提供的国际水平的薪酬和尖端科研工作条件，可以吸引大量国际水平的科研人才进入东道国服务。同时吸收部分本土科研人才参与其研发活动，可以大大提高本土科研人才的水平。第二，研发机构人才的合理流动，以及跨国公司研发机构与本土科研机构的合作，将促进先进科研技术、信息的扩散。第三，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对本土企业和科研机构具有示范作用，有利于提高本土研发机构的管理水平和面向市场开发产品的能力。第四，同行业的本土公司可以从外资公司的基础研究所开发的新产品、新工艺中得益。值得注意的是，通常跨国公司中央实验室和其海外研发分支机构间，技术和知识是相互流动的，这种相互作用将使东道国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在长期中受益。
就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而言，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高等院校以及科研机构广泛的技术合作，将有助于中国增强技术创新能力。通过广泛而密切的合作，跨国公司与我国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建立合资研发中心的市场指向性，研发行为的经济效益性，增强了我国科研机构的市场观念，为生产与科研之间的产、学、研相结合起到引导作用，对当地科研人员了解所在领域的研究动向、存在的问题以及寻找解决问题的可能方法等将提供帮助，对当地科研机构的研发管理水平的提升也将起着积极作用。毫无疑问，跨国公司在中国开展研发或多或少将有助于增强我国技术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研发国际化也有可能给发展中东道国带来负面影响。比如说，外国直接投资接管东道国国内企业可能会使现有的研发活动萎缩；与跨国公司开展研发领域协作的当地企业和机构可能得不到公平的补偿；为了吸引与研发有关的外商直接投资而出现各国出台优惠政策的恶性竞争；以及跨国公司自身的不道德行为。此外，在跨国公司力图保留专有知识和东道国政府力求尽可能扩大溢出效应之间，两者可能发生冲突。从实际情况来看，迄今为止，外商直接投资在制造业中主要集中在技术含量较低的加工领域。
在全球生产体系中，发达国家把产品制造和装配等低增值部分放在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自己则控制着新产品、新工艺和新装备的开发设计及产品营销等高增值环节，并通过知识产权保护以确保其新产品、新工艺和新装备的开发设计等方面的领导地位，从而保证其高额利润。不仅如此，发达国家还通过将中低端制造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强化后者的技术依赖性，从而获得实际的控制权。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生物技术、新材料和新能源技术领域，美国早已确立了领先优势。美国利用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技术创新优势完成了制造业中心与科技中心的相对分离，开始了以科技中心控制制造业中心的新时代。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信息产业制造中心，东亚地区的信息产业在技术、生产及市场等方面对美国有着明显的依赖性。在实际运行中，全球科技中心对制造业中心的控制，主要通过跨国公司内部分工、扶持委托加工制造中心、强化低端产品对高端产品的依赖、核心技术对生产性技术的控制以及市场需求等方式来实现②。
目前，从工业化进程来看，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瓶颈和隐患。从国际竞争来看，先进技术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根本体现，而事实上，先进技术、特别是先进的战略高技术几乎是不可能从国外引进的。因此，提高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已经刻不容缓。而中国要想真正成长为世界制造中心，必须提高自主技术创新能力。
三、自主技术创新能力与中国世界制造中心成长
总体来看，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基本情况是自主技术创新能力仍然比较薄弱。中国制造业没有掌握大部分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及其装备、生产工艺、零部件依赖进口，管理水平和学习能力较低，有国际竞争力的自有品牌很少。大部分先进技术依赖从国外引进，自主创新的技术极少，缺乏消化吸收及创新的资金和人才，基本停留在仿制、实现国产化的低层次阶段。据统计，光纤制造装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的85％，大型成套石油化工装备的80％，轿车工业装备、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由进口产品占领，主要机械产品的技术来源57％依赖于国外进口。
自主创新能力差与中国研发投资比重偏低有直接的关系。1990—2004年，中国研发费占GDP的比重在0.7％—1.5％之间，而1997年日本、美国和德国的上述比重分别为3.08％、2.54％和2.3％。从企业研究开发费占销售额的比重看，1998 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为1.28％，2000年为1.49％，最高的2002年为1.73％，2004年为1.49％。如果包括几乎不进行研发的中小企业，则上述比重就更低了。由于研究开发投资不足，尽管中国在引进技术方面投入不少，但在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方面却花费极少，无法有效地掌握先进技术。1997年中国技术引进额为236.5亿美元，而消化吸收方面的支出仅为13.6亿美元，只相当于前者的5.8％；2000年这一比例上升至7.4％，2004年为15.2％。一方面，由于存在着较为显著的技术势差，引进的先进技术无法发挥应有的效能；另一方面，引进技术无法成为自主创新的起点，因而强化了对国外先进技术的依赖，不利于国内产业技术进步。
有学者认为，一国最具竞争能力的产业和技术结构是由其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持续的技术进步并不是通过科研投资或人力资本积累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厂商在选择产业和技术结构时向发达经济学习来实现的③。但是，单纯被动地迎接外商直接投资而没有本地企业技术创新系统的支撑是无法从根本上提升整体制造业竞争力的；而单纯地指望外资企业的技术扩散效应也是不切实际的。应当承认，改革开放以来，引进国外技术一直是中国提高技术与产业水平的重要途径，也确实收到了明显的成效。但随着国际产业和产品的竞争越来越成为技术的竞争，以及中国产业升级对先进技术需求的快速增长，如果不加强自主创新，继续依靠大量引进国外技术来提高产业水平，不仅将要付出更加巨大的成本，而且还将会丧失竞争的先机。因此，提高中国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已经刻不容缓。
在全球经济的巨大变革中，制造业生产能力的重要性已是第二位的，而具有对迅速变化的环境作出综合反应的能力则显得越来越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创新已成为新产品、新技术、全球化的发动机。爱特莱阐述了研发与全球制造业的关系，发现市场份额的增长与制造业的敏捷程度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而敏捷程度又与研发强度具有明显的相关性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创新对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日益明显。20世纪末以来，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并始终牢牢占领世界主要市场的制高点，正是缘于美国持续的知识创新能力。分析美国的情况，我们发现，美国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升级来源于持续的技术创新。20世纪70年代，受第三次浪潮冲击，美国一度把制造业视为夕阳产业；80年代初期，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升至60％，大批大型工业企业破产；到了80年代末，美国对信息时代的制造业作用有了新的认识，意识到信息革命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制造业的衰退，从而开始大力推动先进制造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为其90年代的持续经济扩张打下了基础。因此，专家认为，技术创新是美国新经济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⑤。
世界制造中心是指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在其科技力量的支撑下，有一大批企业和众多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主要地位，其一系列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主要份额，但不一定具有唯一性和处于垄断地位，是世界制造中心、营销中心和研发中心的统一，以本土的研究和开发力量为主，即制造中心首先源于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在制造业的整个环节都具有竞争优势。世界制造业中心是制造业发展成熟阶段的表现形式。毫无疑问，世界制造中心，其核心应是技术，其依托应是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已形成较为发达的制造产业存量基础，较强的技术吸纳能力，相当比例的制造业已深入国际产业分工价值链的重要环节，并且已形成日益增强的区域创新基础和技术变革力量，持续增长和结构升级的市场需求，构成了不断升级的区位竞争优势。当前，中国制造业仍处于国际分工的低附加值环节，具有世界制造基地的基本特征。随着众多大型跨国公司研发向中国的转移，中国有机会成为其海外研发的重要节点，在自主创新的牵引下，向世界制造中心升级。
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东亚新兴经济体在迅速发展过程中，在技术能力长期积累基础上产生的技术变革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内在机制是从模仿到创新的技术战略实现过程。由于科技水平的限制，在可预期的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很难产生原发性的技术革命。而在当今的全球生产体系中，世界制造中心与科技中心已分离，通过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布局而以新的方式融合，这就要求世界制造中心必须具备强大的技术吸纳能力，在制造技术上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中国的高端制造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尚有明显差距，由于技术引进对技术受体的专业素质、技术环境的要求较高，因而促进整体企业技术进步的效率较低。尽管当前中国制造业的整体优势主要体现在要素禀赋层面，但越来越多的像海尔、华为等为代表的中国制造自主品牌的国际竞争力持续增强，制造业的技术含量日益增强。随着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日益增加和区域创新系统的成长和日益完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已成为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的热土。这在客观上使中国加入动态的全球技术进步过程，成为中国积累技术变革力量和实现制造技术跨越的重要途径⑥。
尽管中国绝大多数制造业的行业集中度非常低，产业组织结构高度分散，但在沿海地区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制造产业集聚态势，具备了较为发达的制造产业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及技术吸纳能力，已基本构建了相对稳定且低成本的资源获取渠道。应该指出，就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外资研发机构的溢出效应尚不明显。有研究表明，从苏州的情况看，外资研发活动与本地合作的不到1％⑦。外资研发机构人员较稳定，少量的人员流动也局限于外资企业之间，很少流向国内企业。溢出效应不明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跨国公司自身战略的原因，也有中国政策、体制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溢出渠道不畅，还有本地企业、研发机构接受辐射能力不足的原因。
因此，在跨国公司加速在中国建立研发基地的同时，我们必须采取政策措施，营造鼓励自主创新的微观基础，提高我们的吸收能力。要积极鼓励本土企业加大研发投资，提高整体研发能力；鼓励本土企业加强科技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培养，提高研发人员的素质和能力。充分利用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溢出效应，具体来看，要加强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鼓励并规范研发人员的合理流动；二是加强本地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合作；三是鼓励跨国公司研发机构与本地科研机构在基础技术、技术信息等方面的交流以及建立联合研发机构；四是完善技术交易市场，便于研发成果扩散。同时，必须做好政策协调工作。那些正成为跨国公司知识网络中比较重要节点的发展中国家的最重要经验之一就是做好了政策协调。亚洲新兴经济体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它们成功的采取了目标明确的以加强能够促进创新和知识流入总体框架的政策。这些国家都积极地争取从海外吸引技术、专门知识、人力资本，并对人力资源进行战略性投资，为研发活动进行基础设施开发投资，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专项活动的总体战略当中使用了业绩要求和鼓励措施，并战略性地实施了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注释：
① Kokko(1994):Technology Market Characteristics,Spillover,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43.1994.
② 唐杰、 蔡增正：《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性质及经济发展特征》，载《南开经济研究》，2002(6)。
③ 林毅夫、李永军：《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http://jlin.ccer.edu.cn.
④ Ettlie,J.E.1998.R&D and Global Manufacturing Performance.Management Science.V44N1.Jan:1—11.
⑤ 参见《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01）》，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⑥ 胡景岩：《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技术战略》，载《国际经济合作》，2002(4)。
⑦ 隆国强：《最大限度发挥溢出效应》，载《国际贸易》，2004(12)。